「关键词」拉丁美洲/贫富分化/社会冲突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这个阶段也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过程中要突出统筹兼顾的思想，实现五个方面的统筹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研究，考察这些国家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所提供的某些经验教训。
拉丁美洲有30多个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历长短不一。其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等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于1870年前后初步启动，迄今已130多年。部分拉美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大体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到2000年，整个拉丁美洲人均GDP 已超过3800美元（按199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当然，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例如，阿根廷为7300美元，海地只有356美元（注：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de America Latinayel Caribe ，2001.pp.200～201.）。但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的贫富分化还在扩大，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对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做出回答。下面，我们着重考察一下拉美国家最近50多年的发展过程。
一、1950～1980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1950～1980年的30年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拉美地区经济保持5.3％的平均增长率，地区GDP 在195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倍。尽管同期拉美人口增长也处于历史高峰期，但地区人均GDP 仍增长了1倍多。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却日益尖锐，集中表现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具有久远的历史，不过，一方面没有更早的、具有可比性的统计资料；另一方面，拉美地区在60、70年代因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冲突，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表1中的10国不仅涵盖了拉美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口的90％左右，而且包含了地区内大、中、小三类经济规模和上、中、下三个发展层次的国家，是具有代表性的。拉美经济委员会也指出：“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和经济政策方向的改变通常会对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产生影响。严重的衰退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某些特定政策，可以在10％的高收入家庭与金字塔的其余部分之间带来高于总收入30％的收入转移。不过，获取上述表格中的基本数据的年份是相关国家相对景气的年份，因此可以认为，表中所做的估计基本反映了70年代初期正常的分配结构。”（注：CEAP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 ňos 80，pp.73～74.Santiagode Chile，1979.）
资料来源：拉美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关于拉美收入分配的衡量与分析课题组。转引自拉美经济委员会：《跨入80年代的拉丁美洲》，西文版第72页。
说明：人均GDP 按197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从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来看，这10个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巴西和洪都拉斯。尽管这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在同一个档次，但收入分配集中的程度是近似的。巴西10％最高收入家庭获得总收入的近59％，而40％的低收入家庭只获得5.6％，前者的平均收入是后者平均收入的43倍。洪都拉斯可以看作是拉美低收入国家的代表，10％最高收入家庭占有总收入的52％，40％低收入家庭只占有6.6％，前者的平均收入为后者的32倍。第二类是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巴拿马。这4国的基尼系数在0.57～0.61之间，其实，这些国家收入分配集中的程度与洪都拉斯相比差别不大，例如，以10％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与40％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秘鲁为32倍，哥伦比亚为31倍，和洪都拉斯在同一水平上。第三类是阿根廷、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委内瑞拉，其基尼系数在0.44～0.50之间；10％最高收入家庭与40％低收入家庭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分别为13～15倍。尽管这4国中有3国属于当时拉美人均GDP 最高的国家，但其中哥斯达黎加人均GDP 只有684美元，比第二类中的墨西哥、巴拿马都低。这说明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均GDP 水平的高低。
表2的数据所说明的主要问题是，当时拉美国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增长，而是增长的部分分配得不合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述5国中60％低收入阶层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为25％（巴西），最低的为18％（秘鲁），即40％高收入阶层所占份额都在75％以上。在表2所考察的10年中，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60％低收入阶层从国民收入增长中得到的份额并不很高（分别为24％和34％），但其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巴西、墨西哥和秘鲁60％低收入阶层从国民收入增长中仅得到16％～18％，其收入增长率低于或等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这个统计资料说明：第一，60％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快慢取决于国家所实行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就比较快。第二，即便收入分配政策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短期内也改变不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格局。如果收入分配政策于低收入阶层不利，收入分配不公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在上述10年终结时，5国中60％低收入阶层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10年前变化不大，或者比10年前更低。
资料来源：Montek S.Ahluwalia ，Nicholas G Cartery Hollis B.Chenery，Growth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1979年9月，表4，第322页。
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拉美各国政府深受当时流行的发展理论的影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60年代期间，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进而认为，经济增长既是必需的，也足以解决包括就业与贫困等社会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到70年代末期人们才发现，高增长率可以与就业形势恶化及贫困并存。”（注：Louis Emmerij ，Fl desarrollo económicoy social en los umbrales del siglo XXI，p.5.BID Washington，D.C，1998.）上述思想在拉美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普遍存在的“重增长，轻分配”或“先增长，后分配”的观念。具体地说，当时有4种观点在拉美是比较流行的：①“滴漏机制”（Trickle-down Mechanism）和“溢出”（Spilover）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对于通过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富人会把收入中的较高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穷人会将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支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储蓄率就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收入就越会通过市场机制“滴漏”在低收入阶层身上。②增长与公平的“不相容性”。这种观点认为，增长与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相容性，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不公正会在强大的发展动力中逐步消除。意思是说，强劲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发展，而实现发展并不要求进行社会变革。③“蛋糕”论。以巴西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为代表的一批人强调，首先必须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分配。④“积累优先”论。这种观点以另一位巴西经济学家S.西蒙森为代表，认为要想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就得接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为基本目标，就会影响积累和增长潜力。
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拉美国家公共与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原则是，在企业年度“经营总剩余”（super ávit bruto de explotación ，即不含劳动报酬的要素成本增加值）中，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积累两项通常占40％左右，投入分配部分占60％左右，有些国家投入分配的部分不到50％。但是，拉美国家的投资率却并不高，普遍比亚洲国家要低得多。问题就在于，高收入阶层并不热心于扩大生产投资，而是热衷于高消费，或称“模仿性”消费（模仿发达国家消费），因而出现社会上层的高消费与社会下层消费不足并存的局面。于是，社会就出现所谓“期望的革命”（revolución delas aspiraciones）与“失望的革命”（revolución de las frustraciones）相对立，即高收入阶层并不满足于现状，还期望获得更多；低收入阶层更对现状不满，对发展的结局感到失望（注：CEPA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 ňos 80，p.91，1979.）。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政府依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如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以求克服进口替代工业化所受到的国内市场制约；实施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相结合的方针，以扩大制成品出口，等等。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实际上已面临结构性危机，但各国政府依然没有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而是不约而同地走上“负债增长”的道路，结果酿成了后来的危机。可见，拉美国家当时是竭尽全力保持经济增长，这也是拉美经济能够保持30年的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当20世纪60、70年代巴西、墨西哥等国出现“经济奇迹”的时候，国内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与激烈程度。
二、1981～2000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1981年以来的20多年间，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大逆转，80年代持续衰退，90年代继续低迷。1980～1990年，拉美地区（根据23国的统计）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1.2％，其中阿根廷、萨尔瓦多、海地、尼加拉瓜、秘鲁、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7国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为－0.9％，其中只有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和牙买加5个中、小国家是正增长（注：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 érica Latina y elCaribe，1995，pp.71～72.）。1991～2000年，拉美地区（根据31国的统计）GDP 年均增长率为3.3％，其中海地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 年均增长率为1.5％，其中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委内瑞拉和牙买加5国为负增长（注：CEPAL ，Balance preliminary de laseconomias de Am 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pp.85～86.）。毫无疑问，拉美国家这20年的经历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深刻教训。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拉美国家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偏差，那么，最近20年来连经济增长这个前提条件也几乎不存在，更何谈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问题只能进一步恶化。
我们从上面的表3中至少能得到两个信息。第一，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这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的中、低收入阶层。第二，除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只有单一年份的数据而无法作前后比较外，在其余15国中，最明显的是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收入比重的变化。其中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乌拉圭7国，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其中多数国家降幅极小，只有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5.4和1.8个百分点。在其余8国中，与80年代初相比，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其中6国的增幅都相当大，按增加百分点的多少依次为：委内瑞拉11.0，墨西哥9.0，巴拿马8.2，巴西5.2，阿根廷4.9，哥斯达黎加3.6.
最新版（2002～2003）的《拉丁美洲社会状况》所做的描述也与上述统计相吻合。“在1990～1997年期间，收入集中指数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凝固性，其中某些国家还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趋势，只有乌拉圭和洪都拉斯是收入分配有明显好转的国家，基尼系数降低了0.05点。1997～2002年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进行过数据分析的14国中，有9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原状或进一步恶化，其中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最大的有阿根廷（11.3％）、厄瓜多尔（9.4％）和哥斯达黎加（8.4％），而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基尼系数则分别下降了4.6％和6.7％。因此，新的数据再次说明，拉美国家的收入集中程度具有居高不下的巨大刚性。”（注：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 érica Latina ，2002～2003，P12.）
拉美国家80年代深受债务危机的困扰。在国际债权人俱乐部的压力下，拉美债务国尽全力扩大出口，压缩进口，通过牺牲经济增长、争取外贸盈余的办法偿还债务，即所谓“衰退性调整”。在广大中下社会阶层深受紧缩政策、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私人企业欠下的债务通过“债务国家化”机制变成了国家债务。9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进入结构改革阶段，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主流政策。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强调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就连私人市场的拥护者们也不相信，这些政策会在某个时候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这些政策首先就没能保障一种公平的收入分配。华盛顿共识的各项政策的根本问题之一，就在于观察事物的视野狭窄；他们集中于关注经济效率，指望其他社会问题在某个另外的时刻去解决。他们在追求其狭隘的经济目标方面失败了。不仅如此，他们在其有限的使命上失败的同时，还加剧了其他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注：Joseph E.Stiglitz，El rumbo de las reformas.Hacia una nueva agenda para America Latina，Revista de la CEPAL ，No 80，p.25.）
三、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
社会贫富分化是拉美国家的一种长期历史现象，但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才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拉美国家社会贫困状况比较完整的统计资料出现于70年代初。当时，阿根廷等10国的贫困线和赤贫线标准以委内瑞拉为最高，洪都拉斯为最低，其余国家均在这二者之间。按1970年进口平均汇率计算，委内瑞拉的贫困线（即年人均预算）为252美元，赤贫线为130美元；洪都拉斯分别为142和77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委内瑞拉分别为287和147美元；洪都拉斯分别为162和87美元。
资料来源：Oscar Altimir ，La dimension de la pobreza en América Latina ，p.63CEPAL ，1979.
这个统计资料涵盖了拉美地区全部7个大、中型国家，以及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乌拉圭3个小国。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全部包括在内，而发展水平处于地区内最低层次的国家只选取了洪都拉斯。因此，从反映整个地区的社会贫困状况来说，这个统计资料是具有代表性的。从时间背景来看，1970年前后是拉美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资料显示：①拉美地区贫困率相当高，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其中又有将近一半（19％）处于赤贫状态。②农村贫困状况比城市严重，62％的农村家庭处在贫困线以下。③就贫困程度而言，上述10国可以分为4个层次。巴西、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3国城市贫困家庭比例都超过1/3；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3国这一比例在20％～28％之间；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乌拉圭则在10％～15％之间；阿根廷只占5％。显然，如果就农村及全国范围贫困家庭所占比例来衡量，秘鲁也应列入贫困程度最高的拉美国家之列。
下面，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来跟踪一下拉美国家社会贫困状况的演变。1998年，拉美、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规划研究所公布了两个关于拉美地区社会贫困状况的统计资料。尽管这两份资料在统计范围和方式上有所变化，但其数据同样来自于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家庭调查，因此是具有可比性的。
表5的统计范围扩大到19国，但没有提供各国的数据，而只有地区的数据。从这个统计资料中可以得出3点看法：①70年代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有所减少。1980年和1970年前后相比，在全国范围内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比例由40％降为35％，城市由26％降为25％，农村由62％降为54％。赤贫家庭比例的下降幅度也大体相近。总体上看，农村贫困现象的减少幅度要大于城市。②80年代拉美地区社会贫困现象大幅反弹，各项相关数据基本上都退回到1970年前后的水平，这是80年代拉美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结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拉美城市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例高达36％，比1980年增加11个百分点，反映出城市社会贫困现象大幅度增加。③90年代头几年，拉美社会贫困现象再次出现小幅度减少，这与同期拉美经济转入恢复性增长分不开。
资料来源：拉美经济委员会根据家庭调查制表。引自拉美、加勒比经济与社会规划研究所：《关于发展与国家职责的思考》，西文版，第50页，1998年。
说明：贫困家庭中包括赤贫家庭。
表6提供的是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①1980年以来，拉美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包括在90年代头几年贫困家庭比例略有下降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也是继续上升的。②1980年时，拉美农村贫困人口（7300万）比城市多1000万左右，到1990年，城市贫困人口达到1.208亿，而农村贫困人口为7640万，只相当于城市的63％。或者说，在1980～1990年期间，城市贫困人口增加5790万，而农村只增加340万。这进一步说明，拉美的社会贫困现象由以往集中在农村转向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拉美各国政府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问题的敏感程度更高，保持社会稳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压力都空前加大。
2003年，拉美经济委员会又公布了1990～2003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的变动数据。尽管其中1990年的贫困人口数据与表6的数据不完全吻合，但差距不大，并不妨碍我们用来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贫困问题的演变趋势。
这个统计资料侧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贫困人口的变化。1997年以后的连续6年中，贫困人口数量仅在2000年一度有所减少。贫困人口的上升与同期经济的衰退几乎完全同步。到2003年，拉美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266亿，占总人口的44.4％，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在这个阶段，社会贫困状况空前恶化的国家是阿根廷。阿根廷经济自1998年起持续衰退，2001年更是爆发严重危机。1999～2002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贫困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翻了一番，由19.7％上升到41.5％，赤贫人口比例更增加3倍，由占总人口4.8％上升至18.6％。
综上所述，自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不论是在整个拉美地区还是在各个国家，社会贫困现象尽管在不同时候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解，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加剧的。毫无疑问，80年代的持续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非正常增长，是促使拉美地区社会贫困加剧的重要原因。但是，从拉美社会贫困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即便经济恢复正常增长，也只能对贫困现象起到缓解作用。没有国家自觉的社会政策的调节，单靠经济增长这一个途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趋势的。社会的贫富鸿沟越深，解决的难度就越大。
四、社会冲突
研究拉美政治史的学者都注意到，拉丁美洲在最近50年间经历了前、后两个政治周期。前一个周期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拉丁美洲经历了一次代议制民主与军事独裁的交替过程。具体情况是：50年代后半期，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古巴、多米尼加等国的独裁政权先后被推翻，出现一股民主化浪潮。但这股浪潮为时短暂，60年代初就被一股军事政变、军人干政的浪潮所取代。
国外学术界对60～70年代拉美军人普遍干政所做的解释历来存在某种偏颇，即认为是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危机引起的。例如，有学者提出：“民众主义阶段的结束，是与简易进口替代阶段的危机，以及需要为跨国公司提供政治与社会稳定条件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跨国公司是唯一拥有缓解这场危机所要求的资本与技术的经济角色。这场危机是以工业化进程的深化来克服的，从而为所谓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开辟了道路。这类政权是以外国垄断资本及其在本国的同盟者与军、文人技术官僚的联盟为基础的。这些政权对原来由民众主义动员起来的民众阶层实行排斥和镇压。”（注：Felipe Burbano de lara，Carlos de la Torre，El Populismo en el Ecuador，p.15ILDIS ，Quito ，1985.）这里虽然提到了军政权对民众的“排斥和镇压”，但显然只是把这种“排斥和镇压”看作是对前一阶段民众主义政策的否定，而回避了“排斥和镇压”的真实原因与历史背景。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谓“简易进口替代阶段的危机”仅仅是指进口替代工业化启动最早的一部分拉美国家，并不具有普遍性。至于拉美国家工业化对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的依赖更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真实的历史背景是，由于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从50年代后期起，拉美国家下层民众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社会冲突进入一个空前激化的阶段。毫无疑问，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对业已遍及拉美地区的这种社会冲突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这种社会冲突不是指日常的劳资矛盾，而是出现在众多的领域，并采取空前激烈的对抗形式。例如，在政治领域，左翼政党积极展开斗争，甚至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在大选中赢得胜利，如巴西的古拉特政府、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等，特别是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社会党在1970年大选中获胜，流亡海外18年的庇隆于1973年回国当政。在学术领域，激进的依附理论于60年代在拉美形成。在社会斗争领域，基层民众的罢工、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出现了像阿根廷“科尔多瓦风暴”那样震撼全国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更加引起世界关注的是拉美地区的游击战，60～70年代期间，数十支不同政治色彩的游击队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掀起的城市与乡村游击战，对各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当时，西方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把拉美社会的剧烈动荡归咎于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古巴的煽动，并借此掀起国际性的反共宣传浪潮。
其实，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内心都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美国抛出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就是最好的佐证。1961年8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由美国肯尼迪政府提出的“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正式出台。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美国和拉美国家“更紧密地进行合作，以加速拉丁美洲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它们能在适合它们自身需要和愿望的民主社会里，取得最大限度的福利水平，使所有的人都有均等的机会”（注：肖夏娜·B.坦塞：《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中文版第156页。）。美国政府不仅承诺为实现计划目标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要求拉美国家进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尽管美国表面上强调要实现民主，但实际上是积极支持军事政变的。
20世纪60～70年代，拉美的所谓“军事威权主义”政府与历史上的军事考迪罗政府有明显的不同。第一，基本上放弃了由考迪罗（首领）个人独裁的形式，由陆、海、空三军（有的还加上警察部队）首脑组成的执政委员会行使权力。第二，起用文人技术官僚担任政府部门职务，因此，有学者将这类政府称为“官僚—威权主义政府”。第三，这些军人政权都致力于发展经济，其中巴西、秘鲁、智利等国的军政府还被称为“发展型”的强政府。第四，这些军政府无一例外地对国内左翼或激进政治势力进行残酷镇压，使大批进步人士遭到监禁、杀害，或失踪、流亡，各类城乡游击队更被无情弹压，以至在80年代这些军政府已经交出权力之后，社会各界调查军人统治期间的失踪者、声讨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运动还久久不能平息；阿根廷“5月广场的母亲”为寻求失踪儿女而发出的血泪控诉，更使世人为之动容。60～70年代拉美军人政权的上述特点表明，军人们看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场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是一场社会危机、发展危机。他们只能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来缓解这场危机，而要加快发展首先必须稳定国内局势。军政府恰恰可以发挥文人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实行军事独裁，取消宪法保障，解散议会，停止政党活动并取缔某些政党，对反对派和游击队进行武力镇压；与此同时，启用大批文人技术官僚来管理经济和其他专业性较强的部门。
第二个政治周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1978年左右出现的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为中心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到90年代初，拉美各国都形成了由民选的文人政府当政的局面，民主化进程由此进入“巩固阶段”。在这个新的政治周期中，拉丁美洲没有重复民主与独裁交替的历史，但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广大民众由对民主政治的热切期待走向了对政治民主的巨大失望。
尽管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经济发展最糟糕的10年，但是，当时广大民众还沉醉于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化的欢乐气氛之中，市场化改革也还处于早期阶段，其负面效果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拉美国家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社会冲突激化期。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拉美国家先后有5位民选总统被中途废黜或被迫交权，实际上，无一例外都是被群众抗议运动赶下台的（注：这5位总统分别是：厄瓜多尔总统布卡拉姆（1997）、厄瓜多尔总统马瓦德（2000）、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2001）、玻利维亚总统桑切斯·德洛萨达（2003）、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2004）。）。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2004年初在反政府武装兵临城下时交权出走。从1980年至2003年长达24年中，海地人均GDP 累积为负增长，民众不造反才是怪事。阿根廷在上世纪初是世界10大富国之一，到2002年，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40％。阿根廷2001年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尤其具有戏剧性，在短短十多天内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充分显示了“锅碗瓢盆的力量”（指民众敲着锅碗瓢盆上街抗议）。许多长期活跃在拉美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治威望明显下降。以拉美左翼政党为中心的“圣保罗论坛”和以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世界社会论坛”（设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举起了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要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旗帜，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舆论认为，“世界社会论坛”已成为与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的国际舞台。种种迹象表明，拉美国家的社会动荡呈现加剧之势，例如，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迄今还没有找到恢复国内和平的有效途径；墨西哥1994年爆发的恰帕斯农民反抗运动还在继续；拉美国家凶杀案的发案率达到每10万人25.1起，为世界之最；拉美的在押犯人超出监狱容纳能力的38.2％，如此等等。因此，尽管拉美国家经过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后，拉美的民主国家从来没有这么多，拉丁美洲的民主也从来没有延续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当前民众对民主的失望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联合国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对18个拉美国家的调查，有56.3％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更重要；有54.7％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一个专制政府能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将支持专制政府（注：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思想与贡献：拉丁美洲的民主》，2004.）。
五、几点深层原因
从总体上说，拉美国家属于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工业化与现代化也起步较早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长期以来不见缓解呢？从我们对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考察来看，似乎除了上文分析过的一些政策层面的原因外，还存在某些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
1、社会财富的占有过于集中
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参与收入分配的权力大小是与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直接相关的。拉美国家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性地占有出现于殖民地时期，是在欧洲殖民者肆意掠夺印第安人财富和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头25年间拉丁美洲所经历的独立革命并不是一次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虽然使一大批拉美国家赢得政治独立，但没有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殖民地时期以大地产制为代表的财产占有制度被新独立国家的统治阶级（土生白人地主、天主教会和军事首领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
从独立以来，特别是从1870年前后现代化进程初步启动以来，这种社会财富占有高度集中的状况为什么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呢？
原因之一，上层统治阶级对土地、自然资源等主要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兼并。从独立到19世纪末期，上层统治阶级以土地兼并为中心的财富扩张主要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在19世纪中期以前，许多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殖民地时期处于“边远”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征服，“收回”大片土地加以瓜分，如阿根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征服，智利对南方地区阿劳乌干人的征服，等等。又如，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逃亡到巴西后，王公贵族们就掀起了土地兼并的大浪潮。其二，19世纪中期以后的半个世纪内，拉美国家普遍进行了自由改革。这场改革的宗旨之一是建立“自由的”土地与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大量剥夺天主教会的地产，以削弱教会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广泛剥夺小农、特别是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迫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大量土地主要被权势阶层廉价收购或无偿占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大地产制度，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原因之二，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拒绝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1910年墨西哥大规模农民运动的爆发，第一次把拉美国家的农民土地问题提上了政治议事日程。遗憾的是，1910～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某些政治势力引上了改良主义道路。墨西哥的土地改革从那时起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0多年，始终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其他拉美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秘鲁、智利、尼加拉瓜等国，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也先后发生了规模不同的革命或改革运动，但或因其取得的成果本来就有限，或因其取得的成果被新上台的右翼政府一笔勾销，都未能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对更多的拉美国家而言，即便在古巴革命的强烈冲击之下，统治阶级也没有在社会变革领域迈出任何实质性的步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美国家的上层统治阶级奉行的是所谓“现代传统主义”。根据学术界的解释，现代传统主义“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其宗旨是既要推动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又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发生变革，或至少要将这类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注：CEPAL，Desarrolloy cambio social en Am érica Latina ，p.7，1979.）。
原因之三，在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拉美国家在早期工业化阶段（1870～1930）就采取大量引进外资的方针。国内原有的手工业阶层基本上被外来商品的竞争所淘汰。本国私人工商企业主主要来自于少数大地产主和较有实力的外国移民，并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随着20世纪3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出现，国家资本迅速崛起，在拉美国家中由国家资本、跨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构成的“三角架”结构中，本国私人资本始终是一条“软腿”。本国私人资本中并不乏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中小企业呈现先天不足状态。一方面，长期囿于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客观上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支持过分偏重于本国私人大企业，对中小私人资本创业规定的“门槛”过高，政策支持力度不够。80年代以来急剧的对外开放过程使大批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外来竞争中破产倒闭。因此，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就伴随着一个社会财富集中化的过程。此外，拉美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走的是在大地产制基础上的机械化、技术化道路。这种模式可能对加快农业产业化有利，但严重限制了中、小农业企业的发展。
2、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创造就业的潜力缺乏科学的预计
就业是民生之本。拉美国家从早期工业化阶段起就一直采取鼓励国内移民的政策，导致近100年来持续的农村向城市移民浪潮和城市化的失控。实行这一政策的初衷是想缓解农村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因而鼓励向城市移民被认为是一道“排气阀门”。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创造就业的潜力缺乏科学预计。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城市就业问题凸显，非正规就业大量涌现，城市社会冲突激化，人们才开始对城市化的速率问题、城市创造就业的实际能力问题等有所反思。拉美国家的历史教训之一可能是没有充分发挥农村与农业的就业潜力。面对8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拉美各国都采取降低报酬、维持就业的政策，但城市公开失业率还是大幅上升。进入90年代后，不仅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低迷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国际竞争加剧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就业弹性普遍下降。可以说，拉美国家的就业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与新形势下出现的问题叠加在一起，解决的难度更大。
3、国家未能有效地发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职能
在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和社会开支，颁布改善劳工待遇的劳动立法，等等。但与此同时，许多相关制度和政策又很不完善，例如，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人们享受养老、医疗等的待遇往往因其所在部门、行业与政府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而出现重大差别，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没有建立诸如工伤保险、家庭救助等主要面向体力劳动者和贫困家庭的保障机制；在教育领域，公共教育开支过分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因而主要是高收入阶层从中受益；经常性的高通货膨胀严重损害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国家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则长期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等等。如果说，80年代拉美各国政府社会开支的普遍缩减主要是由于经济形势所迫，那么，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削弱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改革目标，导致像阿根廷这样过去有“福利国家”之称的地方社会问题也空前恶化。正如阿根廷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在现代社会，没有社会凝聚力也就没有国家（Nación ）。社会凝聚力是需要经济成本的，这个成本不能由最弱势的群体来支付。即便为达到最起码的凝聚力水平，国家（Estado）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注：Susana Torrado，Ajuste y cohesionsocial Argentina：el modelo para no seguir，en Tareas ，Revista del Centro de a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Panamá，p.23.mayo-agost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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