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任彦芳《历史的责任》

2004年5月7日，原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走完了他迭宕起伏、富有传奇和让后人仍然争论不止的一生。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悲喜剧的谢幕，也是对人生的一个沉重思考。围绕着兰考、围绕着焦裕禄、围绕着张钦礼和那个特殊的时代所带来的争议和思考却并未谢幕……而这一切，源于一个自称和兰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任彦芳。由于他自认为他对兰考一切的一切，都有着了如指掌的了解，把自己俨然当做兰考的鉴定家和权威。其实，在他的眼里，北大在他眼里都如此的“耻辱”，更别说兰考、焦裕禄、张钦礼和兰考人民了……

笔者有幸拜读了任彦芳接受阳光卫视采访所作的记录，结合任彦芳在其他网站和书中的言论，觉得一些历史事实有必要和任先生探讨和商榷一下。

纵览《历史的责任》一文，表面上给人一种实事求是的感觉。文中对张钦礼既有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和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的特殊环境，以及这种特殊环境所必然造就出张钦礼这个悲剧性人物。但仔细研读后，不得不承任任先生的“高明”，即：“正如毛泽东的罪要有四人帮来当替罪羊一样，他在兰考有那么多人因他的煽动而死，而伤，不由他承担罪责吗？”结论是：张钦礼是替罪羊。既然是替罪，前提是谁有罪？他又要为谁替罪？谁的罪非要有他来替？照此推论：张钦礼本人无罪，如果他本人有罪就无须替罪，既然无罪又何来十三年徒刑？退一万步讲，兰考因他的煽动而死、而伤那么多人，是不是任先生太看得起他了？是不是那些死伤的人都是没有开化的类人猿，就仅仅凭张钦礼的几句话就可以赴汤蹈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如此说来，就张钦礼需要替罪而言，那十三年所替的冤罪，能否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还他一个公平呢？令人更可笑、也更荒唐的是“毛泽东的罪”，中央的哪个决议、中国的哪个法庭给毛泽东定过罪？在中国除了任彦芳先生有这个能力给毛泽东定罪，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也难怪对张钦礼的有罪推定，到了任先生的手里那就会更加雪上加霜，张钦礼所以也就在劫难逃了。

“张钦礼在粉碎四人帮后，被开除党籍，判十三年徒刑。这是中央研究后的决定。”我不知道任先生这句话的依据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所指的中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来研究张钦礼的问题。如果任先生有确切的中央文件、那怕是中央某位领导的批示也行，你就勇敢的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嘛。如果任先生参加了这次中央对张钦礼问题研究的会议，也请任先生一并公示。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张钦礼“被研究”过了，你还能让大家都“被研究”？写到这里，我记得任先生曾经向中央及中央主要领导写过一封信：

任彦芳泣血含泪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

我是离休干部，国家一级编剧、作家任彦芳，作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泣血含泪给你们写封信，要求撤销有关部门给新闻出版部门的种种禁令规定，切实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公民的表达权。我倒是十分同情任先生的，可又一想，不让你发表那些诽谤他人的文章和书籍，其实是对你的一种爱护。如果不是如此，谁知道你又要在什么报纸上向人家致歉了，还得赔点钱，弄得伤神又破财，何必呢？

任先生文中说：“我对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能和群众同甘共苦，他能身体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禄精神。我曾想将他的一些事与焦合为一体，写出一个典型的县委书记形象，我给电影主人公起过有钦字的名字，不写真人真事。而写一种为民的精神。”试想一个对张钦礼有着很好印象的人，后又极尽所能又对他多次进行批判的人，能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去客观、历史的评价一个人吗？无可否认，张钦礼在兰考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这点恐怕连任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能和群众同甘共苦，他能身体力行，他身上有焦裕禄精神”的人，不正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优秀品质的具体体现吗？

任先生文中提到了更让他如梗难咽的一个事实：记者问到张钦礼死后的葬礼，为何会出现万人空巷？我说当时我便写了文章，对此做出分析。一是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活动，是当年和张一起造反的人们为他组织的隆重的葬礼。他的儿子成才了，有了影响，一同造反的人有的成了大企业家，拿出了钱购花炮就花上万元之多；二是因为，老百姓对现实腐败不满，借此做了一次宣泄；群众在县委门前，竟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就说明一是对现实不满，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三是张确实有群众基础，他一直在兰考工作，为群众做过好事，群众怀念他；群众说，焦来兰考才一年多，而张在兰考几十年，而结局如此，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有不平之意吧。这些因素促成了张有了不寻常的葬礼。照任先生所言，那我们的政法部门应该彻查此事。既然是有组织的，那就需要查出这个组织者，想必任先生一定会提供更为可靠的线索，文中提到的“是当年和张一起造反的人们为他组织的隆重的葬礼”，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为什么要查？按照现在的说法叫群体性事件，十多万人为张钦礼葬礼上街，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如不找出这个“组织者”，是兰考政法部门的严重失职。再就是文中提到的“老百姓对现实腐败不满，借此做了一次宣泄”，让任先生不打自招的是，张钦礼本人没有腐败过，如果张钦礼本人是个贪官污吏，又何来宣泄一说？换而言之，张钦礼在兰考人民眼中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廉洁勤政、不谋私利的楷模。连任先生自己也承认“张确实有群众基础，他一直在兰考工作，为群众做过好事，群众怀念他；”一个不脚踏实地为民办实事、不为民谋福祉，而是鱼肉百姓、煽动死伤那么多人的人，他何来的群众基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按照任先生所言，在张钦礼迎灵路上的烧纸跪拜、燃香放炮，那绝对是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是绝对的封、资、修的东西。这也太奇怪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到了任先生那里又都归罪于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实，他为群众做过好事，群众怀念他，这才是根本所在、民心所在。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任先生在谈到张钦礼葬礼后，又“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了我们一番：这个事件说明，不可放松警惕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重演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这就是民心。我现在怀疑任老先生是否有老年痴呆症，我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看了又看，还是不明白任先生话的意思？都说民心不可违，文化大革命的重演的群众基础，照任先生的说法是民心，那就一定要重演了？这恐怕是任先生的一厢情愿罢了，全当任先生白天做梦时的一句臆言。

“张钦礼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和制度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是说，如果没有这场文革动乱，他不会犯罪；这是时代给他造成的悲剧。”当任先生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他的手是否在颤抖。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个人无法抉择，可任先生把毛泽东时代说成是时代的悲剧，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制度的悲剧，不能不令人怀疑任先生的国籍了。今天我才明白北大是如何“耻辱”的，想必任先生从北大毕业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才是北大的真正耻辱。当一个人把一切都归罪于一个时代和一种制度，那得考虑一下任先生现在是不是在犯罪——诽谤罪。当国人都把祖国比作母亲，把故乡比作母亲，把人民比作母亲时，可就是有人非把自己当继子，其结局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继续昧着良心把母亲的奶非说她掺了三聚青胺；一种是良心发现、说些真正不昧良心的话。张钦礼的悲剧，是一个事实求是的悲剧，然而，这样让老百姓看得到的悲剧，张钦礼看到后会含笑九泉的。

    任先生最后说道：“我应许多老同志的要求，写出了这部《焦裕禄身后——我和兰考的悲喜剧》，是想把真相写给后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历者的历史责任。”我不知道任先生所指的许多老同志有多少，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万人空巷，十多万人自发地走上街头，敬迎张钦礼魂归故里。毛泽东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如像任先生所说的“许多老同志”连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都视而不见，在绝大多数兰考人民面前还自翊“许多”，这是对兰考人民极大的污辱。任先生想说的所谓“真相”，恐怕是另有企图和不可告人的目的。

张钦礼去世五年了，对于他的功过是非，人民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事实求是的、客观公正的评价。近年来，有关张钦礼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及各大网站，张钦礼的名字不再被封杀，不再被视为雷区，甚至有人专门为寻求张钦礼真相而建了博客。看到那么多怀念张钦礼的文章，不禁让人感慨万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更多的真相公布于世，随着人们追求公平正义脚步的不断迈进，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进步和完善，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更随着滔滔东去的滚滚黄河，张钦礼的历史和历史的张钦礼，都将是那么的真实……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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