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首以盼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终于正式出版了！鉴于广大读者朋友对张文木老师的喜爱，我们特别推出了中卷的张文木老师亲笔签名版，以满足大家的需要，既增纪念意义又增了收藏价值。数量不多，请大家抓紧机会。如果大家有话要对张文木老师说，请购买时留言，我们将一一转告张老师。
在此，特别感谢张文木老师的支持，感谢本书编辑高以芹老师提供相关的图书资料。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上、下册）
：张文木，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09 定价：98元（上、下册）
内容简介：
该书主要研究内容是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在前两项研究基础上，描述出中国未来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本书将分三卷本完成。本卷从俄罗斯写到印度和印度洋，约百万字。内容分三个方面：（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力量的极限与底线。在篇幅分配上，这部分是全书的重心。（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提出国家崛起的非线性规律，认为世界性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笔者还就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提出预警，认为：这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对于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简介：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目录
自序：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第一章 俄罗斯国家地缘政治、战略需求及国家张力的底线和极限
第一节、俄罗斯国家地缘政治特征及其利益诉求
第二节、俄罗斯原本是一个很小并遭受东方草原民族深重压迫的民族
第三节、以蒙古人为师，走罗马式扩张道路
第四节、面向海洋的俄罗斯国家外交战略：底线和极限——沙俄时期
一、三百年征战，俄国人来到了海边
（一）俄国人初试锋芒，打开进入里海和白令海的关键通道
（二）面向海洋：“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
二、近东、中东、远东：俄罗斯入海战略及其力量极限
（一）触礁克里米亚：俄国南进地中海力量极限显现巴尔干
（二）折冲中亚，印度洋仍是俄罗斯忽近忽远的梦
（三）马克思揭示出英国经营中亚策略“秘方”
（四）中国是平衡大国竞争的有效的战略力量
（五）中东南进无望，俄国人调头长驱直入远东
(六) 东北亚是英国霸权力所不及的地区
(七) 英国退出东北亚，日本迅速填补战略真空
(八) 日本崛起，俄国从阿穆尔河加速向辽东半岛推移
(九) 西伯利亚铁路：搅动未来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大杠杆
三、 尼古拉二世：“俄国确实需要一个终年免于冰冻的港口。这个港口必须在大陆上（朝鲜东南部），而且一定要由一条陆地把和我们现在的领土切实连接在一起。”
四、为了抗日，中国首次与俄国结盟并将俄力量引入辽东半岛
五、背信弃义，俄中战略同盟破裂
六、得寸进尺，俄日较量在朝鲜半岛已近摊牌
七、以长江划界：俄国与英国联手图谋北南肢解中国
八、独占东三省，俄国国力支撑不起的战略目标
（一）尼古拉二世告诉母亲：“喜讯刚刚传来，我们的军队占领了沈阳”
（二）强占东三省，俄国外交四面楚歌
（三）泡沫经济已支撑不起俄国远东战略
九、老臣谋国：20世纪俄国远东外交路线大反思
（一）远东外交政策大辩论
（二）大反思：俄罗斯战略边界究竟在哪里
十、“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
（一）促成沙皇痛下占领“满洲”决心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二）空谈误国
十一、1905：国难从突破国家张力极限开始——俄国远东失败的总结
（一）别佐布拉佐夫其人及其评价
（二） “新方针”：维特搬起的远东巨石砸在尼古拉二世的脚上
（三）1905：国难从突破国家张力极限开始
（四）从阿拉斯加退却到辽东惨败，俄罗斯战略底线大幅收缩
十二、帝国的解体
（一）首鼠两端，俄国从远东返回巴尔干
（二）向巴尔干作最后的冲刺
（三）帝国的解体，从波罗的海东岸开始
十三、结论与启示
第五节、面向海洋的俄罗斯国家外交战略：底线和极限——苏联时期
一、 毁灭与新生
二、协约国武装干涉：俄罗斯捍卫国家安全底线能力的终极考验
（一）列宁：“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
（二）国家安全底线大幅后退：贝加尔湖以东建立“远东共和国”
三、退一步，进两步：苏联国力在“自力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崛起
（一）自卫战争中结成国家联邦：苏联建立。俄罗斯帝国的基础版图初步恢复
（二）退一步，进两步：苏联国力在“自力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崛起
四、苏联迅猛崛起的经验总结（1917-1938）
（一）人民支持是苏维埃政权迅速得到巩固的根本原因
（二）国家张力极限取决于人民支持的极限
（三）道路问题，至关重要
五、把握和利用战略机遇：俄罗斯民族在西方的打压中再次崛起
（一）压力与机遇：苏联建国初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英法的挤压中，苏联沉着应对，寻找和利用战略机遇
（三） 德、日、意向英、法、美发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四）1939年苏联外交评价
六、苏联联手美国挤压英法，一跃成为世界新霸主。苏联帝国建立
（一）德国利诱苏联加入三国的轴心企图失败，即施行“巴巴洛萨计划”
（二）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作为一名战略家已经徒具虚名了。”
（三）苏联从战时中立走向与美英结盟
（四）为战后称霸世界，苏美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内部结成反英暗盟
（五）德黑兰：欧洲被苏美一分为二，旧欧洲“泰坦尼克”由此开始沉没
（六）“百分比协议”：德黑兰会议后，丘吉尔为控制地中海作“绝望的尝试”
（七）雅尔塔会上罗斯福和斯大林联袂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
七、朝鲜战争：苏联帝国的基础在边缘地带开始松动
（一）斯大林：“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
（二）1951年6月金日成抵达北京，与中共中央商定后“正式决定采取在准备长期坚持战争的同时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斯大林说：“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三）莫洛托夫：“我们已无需这场战争，是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
（四）基辛格：“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
（五）1953：苏联帝国的基础在边缘地带出现持续松动
八、失去哲学的代价——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及其解体
（一）斯大林之后，苏联国家战略能力进入无哲学状态
（二）“欲学鲲鹏无大翼”：赫鲁晓夫的无哲学外交使苏联颜面扫尽
（三）勃列日涅夫步尼古拉二世激进后尘，全面突破苏联国力极限：在与美国全球角逐的同时，又对中国实施满负荷高压，苏联由此败局注定
（四）天鹅的绝唱：戈尔巴乔夫重蹈赫鲁晓夫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危机从边缘迅速冲向中心，苏联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第六节 俄罗斯国家兴衰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 、俄罗斯国家力量的三级底线及其分布规律
二、 俄罗斯的扩张极限伸展规律
三、俄罗斯国家的绝对目标及其悖论
四、俄罗斯兴衰的地缘政治路线图
五、 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规律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章 印度地缘安全环境与国家发展潜力
第一节 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
一、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二、尼赫鲁对印度前途“两极”判断的地缘政治视角
三、“麦金德悖论”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二节 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
一、从中心到外围：印度国家发展近代中断及其原因
二、印度独立：先天不足的政治革命
三、土地改革：国家发展奠基中的“豆腐渣”工程
四、印度工业与民族市场日益脱节及其后果
五、原小则鲜：竭泽而渔的国家财政
六、外资外贸：印度国家利润外向逆循环的重要通道
七、印度IT：依附于国际资本中心的外围产业
八、分析方法、理论归纳与评估结论
第三章 世界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
第一节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
第二节 世界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
第三节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拓展及其世界意义
一、世界基本矛盾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逻辑前提
二、从生存到发展：中国国家安全观新拓展
三、中国国家安全观与世界治理模式的转变
余论一 当代中国军人战略视野断想
余论二 大历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精髓
余论三 重大历史机遇正摆在中国面前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1]自序
张文木
书每读每新，每写每新。当这部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快结稿时，自己才意识到这已经完成的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为下卷的写作先做的一番世界政治的“资治通鉴”的工作。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未来的中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部总结曾在全球政治中起过主导作用的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2]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未来安全战略的著作。中国60多年的发展已使其政治和经济在相当规模上卷入了世界，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3]这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
经营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经营和治理已为工业革命改变并为市场联为一体的世界，是需要区别于中国昔日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全球化[5]时代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恰恰是中国人比较欠缺而西方人比较擅长的。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性的大国，但那时中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只是区域性的。真正将民族的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是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将欧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将相互封闭的区域民族经济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此相应，英国人也就当仁不让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导者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相应的世界经营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这种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异化为直接军事占领、掠夺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的帝国主义模式。它以黑格尔称之为“恶动力”[6]即残酷和赤裸裸掠夺的方式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种模式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最终为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没，但它毕竟为人类开辟了相互联系为一体的历史。关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国之后的是美国-苏联模式。美国人曾与苏联人联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危机，启动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并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国。此后世界开始进入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这与19世纪初英国和沙皇俄国联袂击败拿破仑帝国后共同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们确实不能割断苏联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的联系，它曾通过制约资本世界的片面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美苏两种模式通过相互制衡而相互补充——苏联方面强调以公平带动效率，美国方面则强调以效率带动公平——成为战后世界治理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国独步天下。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国化”的婉转表述；与此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美国模式因失去制衡而显其片面性，并因此更加脆弱。
客观地说，较之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当然也少不了苏联在其中的贡献——更大的进步，它表现在对民族自决权至少保持形式上的尊重；它摒弃了对殖民地直接掠夺，而采用一种间接的经济政治渗透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这种模式具有的进步性，还由于美国政治家们善于学习、汲取并改造了英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从英国、继而苏联那里接过世界治理的主导权后，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人类文明从大机器工业化时代迅速带入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
但是，美国模式与英国模式一样，还是一种资本权力优先于人的权利、资本高于人本、效率高于公平的模式，它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扩大和深化了英国模式造成的世界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和宗主国、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就是在新世纪初擂响的美国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7]“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开展的“反恐战争”使世界越反越恐的结果，说明了美国这种建立在剥夺南方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治理模式，已不能在新世纪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困境。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8]，今天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美国人曾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武器，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也对准了美国人自己——美国模式脱离苏联模式的制衡不满10年便遇到了“9·11事件”，而美国与苏联辩证共治世界的时间却有半个世纪。
美国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9·11事件”后，人类再次燃起其少年时曾有过的“文艺复兴”激情，开始“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们将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希腊文明”移向“中华文明”，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而东方，尤其是东方中国在这仅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又进一步增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无疑对矫正目前世界治理模式的片面性将产生极为有益的作用。[9]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10]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1]转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2] 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改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发展曾对阻止亚洲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
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以致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3]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学问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肩负着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使命。
但是，经营和治理乃至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善于学习。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5]；不仅仅要向我们的朋友学习，还要向我们的对手，特别是曾经打败过我们和被我们打败过的对手学习。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直接的老师。在这方面，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对其加以总结，为此，我们还真需要为未来的中国准备一部总结这些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的“资治通鉴”。在本书上卷的《自序》中我说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前两卷就是为卷三的主题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战略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我要尽力从世界范围找出“最硬的证据”来支撑卷三的结论。
书写到现在，经过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满世界跑”了一大圈后，我意识到自己做的已经不仅是解释和证明历史的工作，而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做着“通鉴”的准备。
记得儿时常唱“时刻准备着”这首歌，现在年龄大了再忆起这首歌的内容，感到自己现在写的这些文字似乎是在兑现着“红孩子”[16]时期的诺言。兑现了承诺的人生，才是一种能让人心释然的人生。
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是本书写作中不期而遇的结果。我在本书上卷及其他著作中曾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其中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7]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当我沿着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的思考和写作接近尾声的时候，蓦然回首，才发现我笔下所展现的思想逻辑与古今大国全球争霸——“两翼（太平洋、大西洋）包抄，中心（中亚、印度洋）突破”——的历史逻辑竟如此吻合。关于前者即“两个基本点”的研究，我在本书的上卷中已经完成，现在推到读者眼前的中卷则是对“一个中心”即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区域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以及对其中大国运用国家战略能力的极限和底线的经验性研究和总结。
中卷从俄罗斯直写到印度和印度洋，约百万字。内容分三个方面：（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力量的极限与底线。在篇幅分配上，这部分是全书的重心。（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提出国家崛起的非线性规律，认为世界性危机也是大国崛起的契机。笔者还就北极解冻的气候变化提出预警，认为：这将使俄罗斯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压力并因此大大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安全压力对未来俄罗斯来说将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对于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结这些经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知己知彼，是中国将来在能够独立于民族之林并能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条件。我在本书的上卷及其他著作中曾提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18]和谐是通过斗争赢得的：讲“德”须有“道”，讲“仁”须有“义”，放弃大道和大义的“和谐”，反失了和谐的真义，那样就不能适应国家间不能回避的“上疆场彼此弯弓月”[19]的斗争形势。
斗争仅凭勇气是不行的，它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需要经验，尤其需要血写的经验。可经验与财富及一般的知识不同：财富可以继承，一般的知识可通过强化训练快速掌握，可经验既不能直接继承又极难强化掌握。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知识增长的悖论，这就是：人在继承上代留下的财富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富。这就是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毛泽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20]他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尤其要在“惊涛骇浪”的实践中经受锻练并由此积累治国经验。国家决策失误的负反馈在危机中来得最快，这样经验也积累得最快；而承平时期，决策失误的负反馈来得非常慢，可能只有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很少有人愿意为遥远的未来危机而牺牲眼前的利益，这样就在国家肌体中植入了衰败的内因。具有丰富治国和外交经验的俾斯麦对这种知识增长的“悖论”也深感无奈。他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21]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当时的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我们今天的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中国更有意义。因此，我将这句话放到全书的开篇。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22]。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社会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
政治家的任务并不在于追随而在于引导和推动公众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历史上看，公众舆论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本质，而破坏性的公众舆论有时还会将人类历史引入灾难。法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农村在英国商品冲击下解体，大量失地农民涌进城市并使城市生活资源日显紧张，于是要求社会公平的口号喷薄而出，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其标准也越提越高，以致最后都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推出波拿巴•拿破仑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历史上最激进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的讽刺。鉴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教训，黑格尔告诫德国的政治家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23]法国这段历史的教训以及黑格尔从中总结出对德国发展绝对有益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予以充分的注意。
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真功夫。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样。认识国力的存量，需要逻辑推论，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历史经验。变量是国力计量的本质，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国家博弈经验积累最快的时期，并不是和平而是险象环生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这刺激了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俄罗斯历史及其全球战略的研究。仅从当时翻译并以各种形式出版的此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其中大字号著作的选题——这些选题大体勾勒出了从沙皇时代到斯大林时期俄罗斯人远东战略的思路——和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就可体悟出那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界对俄罗斯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深度。平心而论，这种深度是今天同类问题的研究无法企及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已没有40年前那样来自北方的战略高压，更没有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残酷经历中迅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以及从中形成的高不可及的政治智慧。反者道之动。与大自然生长规律一样，没有压力，总体说来，学术成长也就失去了动力。但是，作为个体学者而言，如果能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常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并由此体悟到危险的高压，我们也可以获得学术成长的强大动力。为此，我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为我今天的研究做了那么扎实（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扎实：选题极有深度，错别字极少！）的铺垫，没有这样的铺垫，我不敢想象今天我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俄罗斯的研究将会面临多大的困难；同样的道理，我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幸成为未来同行们前进道路上的铺路石。
我曾在本书上卷的《自序》中说：
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
现在中卷已经面世，笔者特别希望读者在阅读我的这部著作时，不仅要阅读其中的内容，而且不要忘记时常参照历史地图[24]；不仅要注意本书的观点——这是一种聪明的读书方式，而且要注意能证明本书观点形成的根据及其来源；最后还要将所有结论经过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双重过滤——这是一种老实的读书方式。与“疼”“爱”等概念从来就不是从课堂，而是从经验中学来的道理一样，绝大部分的人文学知识，如果没有经验的过滤，是不能转化为包括鉴别力在内的人的实践能力的。言之无据形成的观点，有时可能很吸引人，因为他能启发人的新观点及其演绎，但也容易让人——古代如宋襄公和赵括，当代如戈尔巴乔夫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在举一反三中走入偏途。走偏了的学问，轻则害己，重则误国。若是前者，尚可理解，若是后者，则罪莫大焉。鉴于此，孟夫子劝这些把书读偏了的人“尽信书，不如无书”[25]。笔者年轻时曾经也欣赏过陶渊明说的那种“不求甚解”[26]的聪明的读书方式；随着阅历增长，自己才明白：老实的方式再配之以聪明的方式形成的才力，比仅靠聪明形成的才气更厚实和更具可持续性。才气与才力毕竟不是一个量级。
臧克家先生诗云：“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27]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仍在感受着古代如司马迁、汉武帝、唐太宗、杜甫、韩愈、苏轼、司马光等，近现代如孙中山、毛泽东等已经过世的贤人和伟人的所思所想，感受着他们的启迪和激励，这些内容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说明人是有双重生命即有现世的生命和来世的生命。步入天命之年的人，现世的功事大体都有了定数，而后世的修行，尤其是思想的传世价值还是“其修远兮”。文字是知识人生命中的生命。正如一杯清茶不能掺和猪油的道理一样，传世的文字不能带着现世俗风。如这时的人写文做事还有短期目的，那样来世生命将是非常短暂的。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8]前者说的是人的现世，后者说的是人的来世。我常想，当历史进入22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知识人能否给那个时代留下让人们愿意用生命保存并传承下去的文字呢？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此努力，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
本书上卷出版后，父亲见到书时很高兴，那时他身体已不好，但他还是抱病将书通校了一遍；2008年底，父亲病危中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将三卷书写好，并说不能为我校对后两部著作而抱憾。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一直鼓励我走治学道路。父亲临终前几天对我说：我们父子一场，是一种缘分。真的，父亲的去世使我顿感孤单，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字方面，我失去了可直接请教的先生。现在中卷已出版，可父亲与我已阴阳两隔。愿儿子的努力可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愿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舐犊深情。
最后，值得欣慰的是，本书上卷在出版的当年底即2008年10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山东人民出版社也于当年荣获“全国百家出版单位”和“国家一级出版社”的称号，这些对我真是一个莫大的鞭策和鼓舞。我对长期给我的研究以巨大支持的山东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对它所获得的国家荣誉表示由衷的高兴和祝贺。
张文木
2010年6月20日
重大历史机遇正摆在中国面前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王磊
值中国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之际，长期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及中国海权问题的张文木教授，在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新书《论中国海权》。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本报记者就金融危机和近期中国海权等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美国控制世界资源能力下降
记者：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爆发？这意味着什么？
张文木：金融是资源的倒影，当下美国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危机。计算美国金融缩水了多少亿美元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支撑庞大的美元体系的实物基础是什么？是资源。美国靠军事控制世界资源，只要军事强有力，还能对世界资源有效控制，它就能保证世界资源采购多以美元结算，这样美元就能支撑美国金融，美国就不会垮。
我们经常看电视观众为演员打信心指数，信心指数主要是对未来的肯定。世界政治也是这样。金融投资的多少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地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信心支撑。
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老布什的海湾战争打赢了，美国的信心指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瞬间就上去了。近年来因伊拉克战争失败，导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下降，这将挫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
记者：目前主流的观点是“美元货币体系”出了问题，您怎么看？
张文木：资本寻求的不主要是财富，而是稀缺资源。前几年国际金融大量回流美国，主要是世界对“美国老大”有信心，钱放在“黄金荣”的账户里，总比放在“胡汉三”的账户里让人放心。因为前者比后者的拳头厉害。后来黄金荣打不过杜月笙，银行里的钱就跑到杜月笙那儿去了。“黄金荣”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杜月笙”相当于20世纪的美国。世界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国家崛起了，另一些国家衰落了。
强国必然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补偿，不然强国的发展就不可能持续。外部资源大量回流以后，国内就会出现繁荣。古罗马的兴衰和战争是同起同落的，败仗多了，古罗马的奴隶耕作制也就衰落了。美国现在衰落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在伊拉克已被耗得精疲力竭，要撤退了。我认为，与当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结局一样，撤退就意味着失败。
大国政治即资源政治，它本质上是为资源的控制权而展开的大国博弈。世界稀缺什么，大家就争什么。争就得拳头硬，枪杆子加资源，决定世界财富的流向。1588年，弱小的英国跟强大西班牙开战，后又接着与荷兰开战，战争胜利后世界财富就流向英国。1895年的日本也是这样，那时它将中国甲午战败的“赔款”全部用于1905年的对俄战争，打败俄国后，东北亚的财富就都流到日本。所以，大国崛起的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性推进的。
记者：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文木：现在人们对美国的预期值降低了，是因为美国自己失败了，而且是在没人惹它，是它在欺负别人时失败的。但美国是不是就爬不起来呢？也不是，关键要看世界资源是不是还由它控制。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弱后又在尼克松手里缓过气来，在里根时期复苏，到老布什时期复兴。可到小布什时期，美国又重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病，再陷入危机。控制资源，说的就是控制海外资源；而达此目标的关键是国家要有强大的制海权存在。
GDP不是国家崛起的标准
记者：您在《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经济要实现产业升级和“走出去”，前提是中国海上力量要“走出去”。这似乎与“埋头发展经济”的主流说法不吻合？
张文木：资源、海权、大国政治，这三项是大国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环节：资源是起点，也是霸权国家的目的。海权是大国政治得到资源的中介手段，大国政治是通过海上博弈获得世界资源的结果。而没有海权，其他两项则不能成立。
近代以来的国家财富聚集主要靠海外投资。而保证投资效益的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对海上通道的军事控制即制海权。英国崛起、美国崛起，还有拿破仑帝国、沙俄帝国、中华帝国的衰落都和制海权有关。英国在与拿破仑战争中始终没有丧失制海权，这使海上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回流英国，这是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不败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的意思是即便GDP增长很快，也不意味着国家真正崛起和强大？
张文木：历史上国家崛起都是在世界危机中加速的，而不是在线性的GDP增长中发生的。有人说，等到GDP达到多少美元后我们腰杆就硬了。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说这话是对的；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崛起就不能简单地看GDP的总量，要看它的结构，是自主性还是依附性结构？1870年至1913年沙皇俄国的GDP增长率是2.40，1913年至1950年苏联的GDP增长率是2.15，低于沙皇时期，但结果是沙皇帝国瓦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则赢得二战并利用这次大战造成的危机一跃成为与美国并肩的超级大国。再比如，1913-1950年间，整个欧洲GDP增长率是1.19，美国是2.94，而同期拉美合计则是3.43，可拉美人在一战前一直是欧洲人的奴隶，而在一战后则为美国所奴役。关于这方面的更多数据大家可参见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
所以，GDP增长速度不是国家崛起的标准，战略能力的提高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国家战略能力就包括了化解和利用危机，尤其是国际性大危机并将这种大危机转化为国家大发展的机遇的能力。
中国海权“主要矛盾”不在南海而在东海
记者：前阵子中国南海问题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而我国海军刚在青岛港举行了成立60周年海上大阅兵。这在战略上有什么深刻寓意吗？
张文木：当下中国海上问题的“主要矛盾”不在南海，而在东海，确切地说，就是台湾问题及其北侧的钓鱼岛问题。目前，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和美国，后者更是世界头号海权强国。
日本的战略目标，是打通经台湾南进南海的战略通道，在这一目标下，台湾便是日本尽管非法但却是至今不愿放弃的核心利益。而台湾之于美国，只能说具有战略利益的价值而无核心利益的价值。太平洋海区的美国战略核心利益线，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菲律宾，再到马六甲一线。
因此，在南海岛礁与东海台湾之间，后者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是“芝麻”中的“西瓜”。
有时候，人捡芝麻所用的力气要比搬西瓜更大。与东海相比，在南海取得“战果”容易，但巩固所需资源，会因其战线长和对手强大长期透支。在非关键对手和关键利益的地带做如此大，甚至是长期的投入，为兵家大忌。
在国家海上力量大步前进的今天，我们更要防止急躁情绪。这次海上阅兵中国海军刚露了点风光，我们就有人开始说中国海军在世界上“能排在前四五名”。其实，英国和美国海上崛起的历史表明，国家海军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由战场较量而不是由造船厂里的吨位决定的。海军吨位，与国家GNP大小一样，只说明胖瘦，而不说明强弱。与体重历来不是身体强健的标志的道理一样，吨位也不是海军强大的标志。
先脚踏实地然后才能仰望星空
记者：很多人对中国崛起是抱有怀疑态度的，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张文木：“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
国家独立和主权统一是大国崛起的前提。德国是通过俾斯麦的统一而崛起，独立后的美国也是通过林肯的统一而崛起。那么中国呢？
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用世界战略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无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
历史也并不总是在牧歌中前进。在全球战略上，只有先脚踏实地，然后才能仰望星空。制海权强弱并不是由军舰航程远近决定的，而是由一个个连续着的海上基地而非天上星星奠定的。海上基地历来都是通过实力较量获得的。与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与人摔上几跤是进不到成人行列的道理一样，中国海军没有海上较量也不可能挤进世界海权大国之列。现在世界性的危机就在我们面前，机遇也在我们面前。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当代中国军人战略视野断想
张文木
前一阵，我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动物们都挺和善，老虎、狮子横竖躺在一起在树阴下休闲，熊见了人也乐呵呵的，拍着巴掌向人示意。这里的世界很和谐。为什么老虎和狮子能躺在一起？这是因为动物们都有吃的，有非常充沛的资源供应，所以大家就和平了。我乘车出来后再看当前的国际社会，又反像动物世界，冲突没完没了，流血无休无止。这又是为什么呢？资源绝对稀缺。只要是资源绝对稀缺的地方，那里的斗争就是绝对的。人类和谐的前提始终离不开利益。小利益可以超越，大利益则不可超越。
头颅掷处血斑斑
我们常看见有些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有些专家谈粮食安全，10个人10个观点，我相信，让他们饿上3天，他们就可能只剩下一个观点了；再饿3天，眼睛都绿了，就不会空谈了，就要动粗了。
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3种可能性”，也没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可能，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我很欣赏这两句诗。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人就不空议论了。
现在学界空谈风盛，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家。有的上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的“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上个纪元初，犹太人在小亚细亚被屠城后就满世界跑，结果把犹太人跑聪明了，但小聪明并没有保住民族的命运。犹太人是在哪里学到关于国家的真理的呢？是在纳粹的焚尸炉里。犹太人在焚尸炉里理解了“国家”这个简单的概念。从纳粹集中营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以色列。
亚洲地缘政治版图决不能出现欧洲式破碎
1948年,李宗仁主张以长江分治中国,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反思说,“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忏悔说:“如果当时中国划江而治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中国文化讲究“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文化求合不求分，“贫”，非不富，分贝是也，财产一分家就贫了。贫，弱也。富，家有“一口田”，富，福也。求一，不求多。财分则贫，国分则弱。中国人凡事劝和不劝分，欧洲人则劝分不劝和。中国讲统一，这与欧洲文化迥然不同。看欧洲地图，四分五裂。有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分。欧洲的破碎性，使其没有希望。有人说，欧洲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加起来很强大,但合力不是简单的相加。中国文明持续5000多年，大一统始终是其主旋律，以至欧洲人从马可波罗到黑格尔，都极其欣赏中国与中华文明，羡慕中国居于亚洲主体板块地位的大一统版图。
如果欧洲破碎是表层的话，那么印度破碎则是深层的。英国要印度有大版图，又不能使其有力量，那就使其有内伤：在那里，保存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私人所有权。政府想修一条路，就得先买下或部分买下土地产权，这就得一大笔资金。印度的破碎性还表现在文化和上层建筑上。1962年，中印战争时，印度议会在吵架，战事完了，议会的争吵还没结束。
未来亚洲地缘政治版图最怕的是出现欧洲式即对称性破碎。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破碎的欧洲，而中国主体板块地位的弱化则导致太平洋战争，都是这个观点的有力说明。1949年，中国的统一，保证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地理板块，并使亚洲大陆避免了欧洲式的对称性破碎，这是亚洲千年和平的保证，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要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意识
今天，中国经济已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文化正在大步走向世界。中国要成为世界全体华人信心的支撑点。国家有事，当年的苏联军人和现在的美国军人先展开世界地图，从世界政治的变动分析国家政治。我想，今天的中国军人也应有这样的意识，这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意识。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2008年世界范围发生金融危机，在摆脱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有能力参与世界治理，未来的世界治理应该有东方的“和谐”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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