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

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　　

——通读《毛泽东思想万岁》心得　　

陶  冶　　

由于一位小同志（80后的）的推荐，我有幸接受了勘校这套网络版巨著——《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活。于是，怀着对毛主席老人家无比敬重和虔诚的心，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2010年10月21日终于完成了这项很有意义的“工程”（用今人的话说），如释重负地交了卷。　　

勘校的审读的过程，也是我很好的学习过程。所以，我虽然耗尽了期年的精力，也在所不惜，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会通读这200多万字书稿的。学习的心得太多太多了，有时我忍不住，就随时随意打了出来陆续发在网上了。后来为了抓紧完成任务，就搁置了。全部看完之后我把所有的得益汇总起来，就是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称谓是心悦诚服了，而且对人民革命“伟大导师”的桂冠也觉得是恰如其分、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我还认为老人家不仅是伟大的军事家，是大诗人，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他的思想超过了孔子和老、庄，他的实践超过了马、列。他的理论从指导意义方面看，不亚于佛经和圣经。“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就可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能把自己造就成雷锋、郭明义这样的活菩萨，普度众生。曾有人说“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这样的非凡的人物，我现在觉得这话不错。当然老人家对于此说是反对的也驳斥了，我现在只能理解为老人家的谦虚或临时的政治需要。我不赞成也不反对因人立言，但也不赞成因人而废言。人是可变的，而变的原因有内因也有外因，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事出总是有因的。我们如果是辩证的唯物地看问题看事物，至少不能瞎子摸象吧。我对“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句话现在有了深入理解；“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对那个“无条件执行”说，现在看确实是出言人的经验之谈。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那是出言人贪功而已。若说毛泽东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结晶，这是一点儿不过分的，因为几千年来把整个中华各民族全体人民统一于一个信念，奋斗于一个目标，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实现民族辉煌的所在，只有毛主席，唯有毛泽东思想。人类未来的历史中，中华最为骄傲的是：我们拥有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大兴“孔子学院”，我看就是为扬弃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自知所谓的“理论”和那个被嗤之以鼻的“重要思想”无法取代，而又没有其他的思想打入中国人心中，才勉为其难地在海外开始注重孔子思想的时候凑个热闹参与大兴孔子学院的风潮。　　

下面就谈谈我的认识：　　

一、思想家　　

毛泽东思想真可谓“博大精深”啊！以前读了《毛泽东选集》五卷，这次读了毛主席1913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可真地开了眼界，使我对毛主席的头脑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头脑可真的能与马克思相比啊，称他为思想家完全够格呀！　　

1.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毛主席的基本思想。老人家关于这方面的表述太多了，几乎贯穿他的一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盖的，我们要军民合作。”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　　

“要使几亿人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2.民主思想：　　

　1956年11月15日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的第四个题目讲到“大民主与小民主”问题时说：　　

“群众有道理的请愿是完全应该允许的。将来可以考虑在宪法中加上一条：允许工人罢工。这样对于改正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一罢工，就使厂长领导紧张，就不敢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了，而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实地看一看。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　　

　1957年2月16日　，毛主席在颐年堂的讲话中有如下一些语句：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统统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要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吆！”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1957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中说：　　

“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形成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就是问题不得解决，这样就逼出个大民主来，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官僚主义如果不允许他，我看是不好的，应该允许他，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这个，我们提倡反对官僚主义，提倡人民范围内就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评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是应该允许的。”　　

“如果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事实上有罢工，事实上有罢课就是因为连小民主也没有，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说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课，说是我说的，就不是这样的。”　　

　1957年2月16日　，毛主席在颐年堂的讲话中谈到王蒙：　　

“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霞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　　

“坏小说，无非里面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原因，有观点原因。　　

“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过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　　

[李希凡文章不能说服人，认为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不会有官僚主义，是不对的。中央都出过高、饶，区委（有官僚主义）更不希奇了，“难免论”吗。（对林震也有些“难免论”。）]　　

[问题是（王蒙）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小说有消极影响。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写北京，（地方）太具体，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批评）不能说服人。]　　

“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许多批评文章，立场对，但简单化。]　　

“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官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学艺术的。　　

“对王蒙的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两重性，王蒙也有两重性。　　

“《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　　

[〈〈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　　

……　　

“最近这种压法，缺乏说理，不大妙，应给人家出路，帮助。”　　

[XX ：王蒙要求谈。]　　

“谈两点：1、好，反官僚主义；2、文章还有缺点。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现在就是碰不得官僚主义，好像骂官僚主义就是骂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认官僚主义，就得骂。　　

“不能讲，北京不能批评；不能讲，不能写党的缺点。”　　

　1957年3月12日　，毛主席在怀仁堂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王蒙：　　

“教条主义外国也有，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工作，肯定一切，只许赞扬，不许批评，只许讲好，不许讲坏。北京最近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包围青年作家王蒙，我们替王蒙解了围，把他救出来。虽然他的作品情绪有缺点，但是，讲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官僚主义。总而言之，讲不得，一讲就军法从事，违犯了军法。　　

“陈其通等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有的传达错了，说我赞成。我再讲一遍，我很不赞成。这几个同志他们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想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过，有这么一种情绪，是讲毒草务必除尽。他们认为“百家争鸣”提出来，好处甚少，坏处甚多。据他们估计，成绩太少，缺点太多，放出了王蒙，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文章里面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是赞成，其实是反对这个方针的，对这个方针不通，有怀疑。他们的文章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分析，简单从事，短促突击，人家看了是不会服的。我看了就不服。我不认识王蒙，我和他又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嘛。”　　

　1957年10月9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中说：　　

“今年整风创造了一种革命的形式，即几大：‘大鸣、大批、大争、大字报’。现在找到了这种形式，过去是找不到的，不能产生的，层层辩论那时不许可，因而土改打仗不能采取这种形式。现在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政权是巩固的，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了适合阶级斗争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办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风也好，建议也好，都可以用辩论形式解决。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拥护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　　

“在这个基础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在这个时候出现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积极性的。什么大字报，什么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搞大鸣大放，右派也可以出大字报。我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没有这个“大”字。去年XXX 有一篇文章，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什么问题都叫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右派也可以用左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右派不利。问题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这大鸣大放的口号，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贴几千条，那个工厂当局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车间主任就想 辞职，就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除四害要大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得了灭不了苍蝇、蚊子、老鼠？我看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想搞这个事，那就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的，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　　

　1957年10月13日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开头就说：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这一套。在群众中间创造了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方式跟历史上有所区别的。在延安那一次整风，也有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敢推行，恐怕也是有点怕。　　

“……长期以来，军队、地方都形成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整个革命时期，就没有现在这个大放、大鸣、大争、大辩、大字报。三反五反没有搞大字报。三查三整没有搞大字报。再上去，延安那个时候出了一点大字报，我们也没有提倡。这是什么原因？我想或者是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蠢一点吧，恐怕还有客观原因，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内部又这么大吵，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那样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基本结束了，全国和平了，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形式。这种革命的内容，它要找到这种形式的。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设，而找到了这种形式，就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3.赖民思想：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相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4.为民思想：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 的牺牲。”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我们应当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得到解放和幸福。”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胜利斗争到底。”　　

“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　　

5.忧民思想：　　

 　1965年5月21日　、　5月25日　毛主席与张平化两次谈话：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一大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59、60、61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中国经历了重大的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逼我们还债，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国家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之中。由于缺乏粮食，为了活命，一些生产队干部顶着被处分，被关禁闭的危险，集体瞒产私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把带头瞒产私分的生产队干部当“刁民”，法办，关禁闭。　　

当毛主席知道这种现象，他说话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他不但没有怪罪农民兄弟这种有悖国家法令，“对抗”政府的行为，而是向农民兄弟表示谢罪。在郑州会议当着全党高级干部说：“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在毛主席主政的近三十年时期间，凡政府和群众发生纠纷，毛主席都首先考虑政府的工作有否脱离群众，有否不符合群众利益。　　

50年前毛主席实际是写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这是老人家　1959年4月29日　写给省、地、县、社、队一封信。在开头就说 ：“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他在这里反对的是“吹牛”。他在讲节约粮食问题时，写道：“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他反对吹牛，反对大话，反对高调，都是反对假话，就是提倡讲真话。 他指出：“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同时，他还指出了讲真话的好处：“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他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还吩咐基层干部：“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他不指望省、地、县、社逐级地传达到生产队，就是要直接给生产队和生产队长的，但是有必要让四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知道，我已经一竿子插到底了，谁也阻拦不了的。这就给了生产队长一个“尚方宝剑”。由此就逐步形成了“反五风”的思想。他反对“穷过渡”，反“一平二调”、“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都是以民为本思想而体现出来的忧民情结。　　

二、理论家　　

老人家的思想结晶就是他的理论文章。为说明问题，我列举如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　　

井冈山斗争（1928年11月25日）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实践论（1937年7月）　　

矛盾论（1937年8月）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　　

论持久战（1938年5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战争和策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论政策（（1940年25日）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　　

著名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无人不知，无人不佩服。翻遍全部著作，除带“论”字的篇章外，值得称为“论文”的多了。以上我列举的仅仅是一部分。我这次意外地发现，《实践论》却是《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章里的一节，是第三级小题目 ，也就是这部讲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初不是独立成篇的。　　

写完这部讲义的时间1937年8月9日。这是什么年月？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红军不仅要抵御外敌侵略，还要考虑如何争取蒋介石团结全民抗战。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写出这部讲义，讲解辩证法，强调学习辩证法的必要，希望有一部善于讲解的书。这真是在他日理万机，惜时如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能写到纸上，之前要考虑成熟，那该是多么大的工程啊！但是，这样的成果在他自己来看是不够的。他说“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 这种书将来总是要弄出来的。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在不出一个月内，他又写出了《矛盾论》，怎么能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写出这样的经典来！　　

一部《资本论》（姑且不说别的）就足以奠定马克思伟大思想家的资格，而《实践论》和《矛盾论》加上其他论著也足以成就了毛泽东伟大思想家的资格。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下一个问题，就是实践家。　　

三、实践家　　

毛主席在《关于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说：“理论是从客观实践中抽出，从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这是第四条。你的客观实践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来衡量真理？就是用实践。所以说不在他的签名，而在他的行动。检查一个干部、一个党的重要标准，要看他实行的结果，有第三条无第四条是不行的。”后来又说“千百万的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人家的伟大思想就是在他和千百万的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他的革命理论也是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后总结写就的。这才达到他的思想的革命性和人民性，他的理论也达成了真理性。不像有的人只有言论而没有或够不成理论。与老人家相比，把那仿佛文字游戏似的抄袭加胡编硬堆砌的不伦不类的，甚至不合语法，带着语病的几句话捧成“重要思想”，就可笑极了，真是贻笑大方！老人家虽然后来被取代了，但是毕竟比马克思幸运，得以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行动，并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列宁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由于他死得早，没能像毛泽东这样充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论都付诸实行了。老人家在《实践论》结尾时说：“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论。”老人家就这样一个知行统一的人。这个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广义的实践在老人家的作为上人们都承认（即使有人想定也否定不了），我就说说狭义的实践（现在时兴叫“践行”了），也就是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心口合一、说到做到、率先垂范。　　

老人家的一生可以证明，他确实是“嘴里说的就是心里想的、手里做的”。他提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不断纠正脱离实际、与人民群众利益不适合的决定和政策。我在通读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发现他后面的话纠正了前面的说法。我想这个就是他不同意说他的话“句句是真理”的缘故吧。我们是看他的思想体系，看他的思想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取得的效果和结果，才承认他思想的正确性和理论的真理性的。说错话和干错事走错路不是一回事。存心做错事甚至是坏事走斜路，即使他说的再好听或不说或不说明，那事实也会表明的。这个就是动机的问题了，法律量刑不就要看是不是主观故意嘛！我们常说的“不在于怎么说，关键在于怎么做”，就是在强调“实践性”的重要。正因为他不坚持错误，所以他就很少犯错误，顶多有失误。再就是他也经常在被人蒙蔽或被欺骗。所以有人说他“明察秋毫，洞察一切，英明绝顶”他是不承认也不接受的。他认为他也是普通人，他不是神。他的上当受骗也是正常的，因为他也有看不破假象的或没把握本质问题的时候，导致他的决策中也有失误。这就是他在不断地发动从上到下和从下而上的纠偏、整改、反“五风”打“三气”乃至让人“讨厌”的“斗批改”。其实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在修正以前的错误的。“文革”确实不是完美的，有缺点，也有失误，如果老人家能活下来给他机会，他一定会带头和带领全党纠正偏差，修正错误点，解决失误处，使之趋于完善的。这样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们若是求全责备那是不近人情的，除非失去了人性和“小人”。作为马列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无比宽广的胸怀，怎么就不能容忍在运动中一时的被误解和群众过分的检验呢？老人家在运动中一再提示和强调“要把握大方向”，那就是已经看到了运动中的有些偏差和不妥，就是在及时纠正。我们作为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和亲历人怎么就不能“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团结起来向前看呢？怎么能嫉恨这场运动和在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呢？我之所以佩服马宾老人，不仅仅因为他是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老前辈，是个永不变质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是永不停歇的敢于冲锋陷阵革命战士，我更敬佩他那高尚品格和广阔的胸怀。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右派们叫“蹲牛棚”）了5年半，他能正确认识党和革命群众对他采取的这样的“革命措施”，心里就坦然，就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而且利用这5年半的学习机会，把监房当课堂，系统钻研了马列著作。他在参加新四军前后入过两次反动当局的监狱，因此，在“文革”期间党组织和人民革命群众对他进行审查，他认为是应该的、正常的，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的需要。在建国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深造5年，回国不久苏联变修了，苏修特务也确实存在，为了免除组织上的怀疑，使自己重新疑获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他也欢迎组织的审查。他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负责，有什么可想不通和不能接受的呢？即使是蹲监狱当囚徒，也是自己方面的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怎么能跟党和人民对立呢？毛主席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被排除在领导集体之外，也受到不信任，也经受了组织的考察和检验，你能要求组织一贯地信任和重用吗？这就是马老不嫉恨不否定“文革”的坦荡心理。毛主席交下了亿万人民群众，也得罪过群众中的少部分人，但是他都安然无恙。因为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同呼吸共鸣命运，反动派奈何不了他。但是，他停止呼吸了，与老百姓天人相隔了，小人就得把了，甚至一轰而上，欲把他打翻在地，非搞臭不可。这，也是老人家应该或已经预料到的！　　

我也想了，如果是毛主席活到“文革”结束的话，我相信他在运动总结的中央大会上一定会自我检讨的。因为他不“讳疾忌医”，他善于解剖自己，他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决不会让自己例外的。他决不会自己挑起争论后得胜了就不准或不提倡争论了，他是欢迎别人乃至群众说话的。他把群众提意见看成是群众泄气的形式，是帮助自己，帮助党改正缺点的好心，因此他不害怕群众起来造他反的。他相信群众，他的心和群众始终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也相信群众是跟他一条心的。正因如此，他才敢于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他和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他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更不用说与人民群众对立了。他不能当着全国人民做检讨，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的普及，他为了尽量扩大视听范围，1962年1月就破例地扩大到县委书记和大厂矿单位负责人一级召开了七千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号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他带头做检讨，承担责任，纠正当时的左倾错误，把下面的所有错误倾向都归结到中央，归结到自己头上。让各级领导干部都出了气，犯错误背包袱的也松口气，开成了一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愉快、祥和的大会。这若不是人民信赖的领袖，而且有领袖信任的各级领导干部为骨干的党的干部队伍和可信任的广大群众，靠“防范”和“维稳”的强力措施，能出现这样的“和谐”吗？　　

其实做检讨对老人家来说是一贯如此的。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会议室也遭霄击。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毙。事后，这位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老人家制止了。他陷入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所致，于是很快纠正过来。这不充分践行了“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的承诺吗！几年过后，老人家还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至5月一个来月时间，毛泽东就趁中共“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的四次检讨，表明对老百姓一往情深，对曾加重了人民负担的失误十分不安。他曾说：“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可能有，但不应当有。”他一直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而榨取人民血汗，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他提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带头不搞特殊化，对家人严格要求公私分明。无论是子女，还是亲属的消费他决不允许用公款的，就是妻子摄影的爱好也必须由本人承担。他给知青家长“寄上三百元”也是自己的钱。他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等级差距，就拒绝“大元帅”的军衔和“一级工资”的待遇。他主张广泛团结同志不拉帮结伙发展个人势力，当他发现妻子有这个苗头的时候就一再提出警告。他为了让工农掌权，把革命造反派的领袖破例提拔到中央，他认为这个人不仅年轻有为，而且是农民子弟、工农兵的代表，就安排到身边倾心培养，可是一旦发现他跟自己的妻子一样不听劝告不仍不能拆帮，就放弃了对其重用。他反对野心家，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权力欲膨胀必须抑制时，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批评自她“有野心”。就警告自己的妻子“不要搞上海帮（后来又说“四人帮”）。他怎么能想到这三个字的称谓竟然成了人家置她于死地的罪名。　　

他说人是可变的，他就不固定看人，即使犯错误的同志，也要看他的长处。就是现实错误严重得不可原谅了，也还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还历史地看，全面地看，看到其长处，相信会改正改好的。就是对待比较顽固的几近“死不改悔”的人，也还要以其“历史没问题”，因与自己的弟弟一起挨了整而不失信任，极力分化和争取，在“以观后效”觉得可以重用了还要重用。现在看，在这件事上老人家是一厢情愿了。他对自己肯定或称赞的同志也不迁就，照样严格要求，不是一好百好什么都好，什么时候做什么都好，如果有了错误也是毫不留情按原则处理。那位敢于“横刀立马”“唯我”“大将军”与他意见相左，他就忍痛割爱点名批判。当他发觉自己的作为迎合了不乏野心的人的需要时也想适可而止，安排其工作（出任农垦部长）以发挥其作用调动其积极性。在后来本人要求平反时遇到了那个人的阻挠，他才放弃了。我想，如果那次平反能够达成，到“亲密的战友”坠毁的时候也许恢复国防部长职务的。从老人家那广阔的胸怀来看，我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已经形成事实的“三起三落”就是证明。最不客气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作为“战友、学生、妻子”的人是他最信任、对他最忠诚，也是他最亲爱的人，他一旦发现有了不可原谅的问题也要划清界线（她不代表我）“分道扬镳“的。在他心里，可能就是那句话：“谁让你是我毛泽东的妻子呢？不拿你开刀我拿谁开刀？”这里面不乏“大义灭亲”的意思。“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他这样说了，自己也这样做了。必要的时候不仅仅是物和事，也包括人。他就提出了为革命要“五不怕”，他已经表现出来了。我列举的这些就足见他在看人和用人上是不搞绝对化的。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人留下个印象，就是翻脸不认人，甚至“专横跋扈。其实，这正表明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坚定性。他是看事不看人的。他是批评教育从严处分从宽的。他主张给出路，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对党内惩治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不要一棍子打死的。就是对严重得不可饶恕的够成“坏人”的也不主张处死。他对处死王实味是很不赞成，颇为惋惜的。他认为即使坏人也可以转化为好人。对待日本战犯和溥仪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也不排除他给自己纠看错了的同志和冤枉好人留有甄别的余地。这两方面的例子都在我们眼里。我想，如果高岗不自杀，在那个最大的走资派倒台后会在适当时机予以甄别的。对于另一个“最大的”不就是在林彪垮台后被启用复职的吗？反正我认为他不会像后来处理那四个人那样以刑事审判论罪而置于死地的，更不会株连了那么多人不得继续使用。他提倡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就把革命成功看成军民的共同成果，说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成就是“千百万的人民的革命实践”使然，是集体智慧（包括他的战友们）的结晶。他说中央只是个“加工厂”，“原料都是从下边（群众和基层干部）来的”。在中央集体里自己的意见是少数的时候也极力说服、等待，可是在努力、争取无效的时候，他为了维护领导集体团结局面也是做过让步而服从多数的。他的一生当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被抛出领导核心，但是他毫无怨言、毫不气馁，只能等待事态的发展，再被同志们认识后请回中央。　　

我看了老人家的所有讲话和批示，感觉他太不容易了，自己想主意时要费心劳神，在实施和推行当中也要费尽心机甚至大伤脑筋的。由于他的思想认识超前，所以始终居于少数。我现在才明白老人家的孤苦和无奈，才理解他说的“工作就是斗争”和“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他不是想专权要专权，他时刻注意培养接班人，想把权交出去；可是交了出去退到二线后，发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要被扭转，人民到手的权利有丧失的危险，他就另选择目标。但是事与愿违，事态的发展还是让他大失所望，结果的意外令他“一夜白头”啊！他实在承受不起了，觉得老战友们之中不可指望了，才不顾周围的人的不理解从基层选拔新人。为了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他让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等工农兵的先进分子参加国家最高会议，四届人大工农兵代表竟占代表总数的67.95%，有的真就进了中委，大老粗农民、工人和售货员都能当副总理和副委员长，其中一个最典型的竟然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可是这个新秀也不争气，成了小野心家。这时他才又想到他仍没彻底放弃的、自己认为已经分化过来的人，让他东山再起。哪想到人家上来了，仍然旧病复发搞自己的老一套，用“三项指示为纲”应付他，对他一辈子“做的两件事”中的第二件不依不饶，尽管他给个“台阶”人家都不给面子。就在这种没有可依靠可信任的人选，而自己又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也不放权给自己妻子那伙人，而选择了个中间派（后来已经验证是投降派），不无担心地撒手人寰了。倘若不是说做合一，严以律己，他明知道在他身后可能要“腥风血雨”，还能看中和相信那个把自己的位置看得比天还大的无能之人吗？　　

    老人家在自我实践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看了电视剧《毛岸英》，就觉得不用一一列举了，他动员全国人民抗美援朝，支持自己的儿子第一个报名出国参战。他明知“战场自古就是生死之地，建立新中国我们牺牲了多少亲人？”还能说出“老百姓的儿子能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就不能啊？”我是从24集开始，流着泪看完的。我对电视剧是比较挑剔的，我也是带着《毛岸英》拍得能否成功的问号在小朋友提示下才看的。但是看了之后，我认为这部电视剧拍得好，相当成功，而且够“经典”了！播映的也是时候。这部电视剧不是虚构和编造的，这是事实啊，很真实！那些非毛反毛，贬损毛岸英等183108名烈士，否定他们为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而投身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混蛋们，也睁开狗眼看看重播吧！　　

老人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失败了，但是他预料的事情都应验了。他最担心他所干第二件事被否定，结果被认定成“一场浩劫”。他那“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的担心已经成了预现实。老百姓“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也会不远了。　　

现在，我对于有人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归于“集体的智慧”的说法也有了新的理解，若没有中央权力中心的内部成员的配合，老人家本人是不会想那么多、说那么多的。这种配合是两方面的，其中也有类似　于杨思远　教授对我的配合。倘若没有　杨　教授的引发我是不会想到去写前面的两篇文章（《究竟怎么看人民公社的解体？》、《触及实际大胆讨论，明辨是非还历史原貌》）的。我之所以把后一篇改成“联手”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我俩（和杨）共同的成果。我可以断定，如果不是权力中心有人在排斥毛主席，像现在似的，强调“和中央领导核心保持一致”，也就用不着老人家干第二件事了。算了，现在说“如果”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还是想看看扭转历史的“巨人”当年的讲话吧！　　

　1977年7月16日　—21日这个人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他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他的全部职务。21日，他在全会上讲话。说：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他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还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请注意，这里他的最后一句话：“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下面是他在党的十一大上的闭幕词：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好的党员和干部，他们勤劳勇敢，觉悟很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无限信任我们党。这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革命事业是无止境的。我们一定要把反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行艰苦的努力，把被“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严重损失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我们要正视现实，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个一个困难，取得一个一个新胜利。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　　

重温了这位“老人”的讲话之后，再听听“我是一个青年学生，要更好地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吸取革命先辈的革命经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劳动化的道路，决不辜负革命先辈的期望”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的誓言，我就想跟大家一起看看下面另一个人的讲话：　　

“苏联、东欧的教训是深刻的。问题主要出在党内。第一，他们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放弃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宣扬所谓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去搞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第二，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使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变成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改革不行，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第三，领导权被背离马列主义的人所掌握，这些人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瓦解党的组织，在关键时刻向敌对势力一味妥协退让，甚至和他们遥相呼应，同流合污。第四，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另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没有搞好。所有这些教训，我们都应该认真研究，引以为戒。
    和平演变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危险。我们对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形势，要有确切的估计。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就会草木皆兵，搞得人心惶惶。但是如果不能使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领导层（主要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保持高度警惕，脑子里没有这根弦，那将是很危险的。
    在对待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问题上，应该看到，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是不太清醒。对这些同志，我们要帮助。过去不清醒，现在告诉你了，就应该清醒起来。
    我们要以东欧、苏联为鉴，看到国际斗争的全局，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要把困难估计够，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这样才年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如果对这场斗争麻木不仁，掉以轻心，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必然会打败仗。几千万烈士牺牲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丧失掉，我们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我觉得实在没有再说的必要了。这三个人的话若能像毛主席那样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从自己做起，就是现在提倡的“践行”的话，那咱们老百姓还能说什么呢？莫非吃饱了撑得慌？！　　

我这个人天生不会看眼色顺情说好话。当有人得势时我不会逢迎，不认为他的话就是圣旨，他的作为全有道理、全对；当他垮台时，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被看成臭一堆狗屎时，我也不认为他全都不对、一无是处了。在他们定为“浩劫”的那个期间，我就写了上万字的短篇小说《意志素》，用主人公的嘴呼唤“刘大人”和“邓大人”，被一位老编辑看成“大家手笔”遗憾地退回了。现在轮到当年的“红太阳”被被抹黑了，人们不再“三忠于”、“四无限”了，而且可以随便议论，甚至开始辱骂了，把他的思想也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排除了，于是我又同情他了。我也像当年那样发问了：老人家真的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吗？那场“浩劫”到底“劫”了谁？如果说是一场大灾难，那么真是全国人民的一场灾难吗？　　

有人说“社会主义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而`　1957年3月20日　，毛主席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就讲了：　　

我们技术不够，没有机器，没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被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为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1957年10月13日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现在全国，我跟地方的同志摸一摸底，究竟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这个事，什么人都是生的，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是搞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破坏封建阶级所有制、买办阶级（蒋、宋、孔、陈那套人）所有制。所以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可以过来。某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也不热心，但是他可以过来。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他肯干的，比如湖北省有那么一个雇农叫刘介梅，报上登了的。他是三代要饭，后来翻了身，发起来了，现在当了区长一级的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这个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社，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他开了展览会，痛苦了，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愿意改。他是湖北黄冈县的，在那个县里开个展览会，他就当指导员，分两个阶段，要饭的阶段，同后头发起来的阶段。像那样的人，我跟湖北同志商量，恐怕可以不开除党籍，因为他愿意改嘛。民主革命可过关，而社会主义这一观就有些人难过。因为这是最后一关，它是要破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少时间叫过渡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五年计划，还需要十年左右。但是我看今年这一年是个高峰。　　

1963年又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之所以这样把其他人的讲话也端出来“和”到这里，就是不孤立地看待和议论毛主席。我这也是自己在跟自己讨论。说实在的，我们还真地应该好好讨论讨论。讨论吗，就免不了东拉西扯，恕我就胡乱地扯到这吧！嘴都是长在自己的脑袋上，说话还是要经过自己的脑子的。袁腾飞这个小崽子在毛泽东时代他还没做胎儿呢，他知道什么“历史”？他竟敢胡说八道；我一个比他父辈还年长的老者，为什么就不可以“胡诌八扯”一番呢？跟前两篇文章一样，我也要感谢这个袁腾飞小兔羔子，没有他的引发，我还不至于写出这么个“裹脚条子”的。我知道，老人家生前是反对懒婆娘的裹脚条子的。但是，这里反对的不是婆娘，因为婆娘也是老人家依赖的人民之中的一分子，他相信就是落后的、懒惰的分子也是可以教育和改造好的，决不会让他们“下岗”的！这，就是他的人民性所决定的。谁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站到人民对立面去了，人民是不会长期忍耐下去的，终将不会答应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无产者，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最强，如果教育好了，他们的革命性也最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也应该由人民来书写。任何人想篡改历史都是徒劳的，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已经铸就了，涂抹是没用的，假象是一时的，是经不起风雨的荡涤的。何况，还有些经历者健在。尽管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想任意“打扮”历史的人多是凭着手中的权力，按自己的意愿取舍、编造的，那是“伪史”。执笔者不是掌权者，也是御用者，或是投其所好者。袁腾飞讲史只能糊弄小孩子，逗得孩子们发傻笑。倘若共和国的历史由这个小东西来写，那会是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的历史决不容许野心家们随心所欲地“打扮”。学校的历史课必须严肃对待。因此，我认为，书社在这个时候印刷这套书是很有意义的，是及时的、必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老人家的一生以及这部书的议论或评价，我想是应该交给全党和全民，希望还未变质或不想变质的共产党人和有良知的普通群众都来参与，抛开自己的利害、得失和恩怨，而客观真实、严肃认真地为之。对于共和国的当代史，除了官方，咱们普通百姓是最有发言权的。全面、细致、严谨，也许办不到，但是尽管局限些总还比歪曲的好。试想《史记》如果不是落魄的司马迁能秉笔直书，倘若换成司马昭之类人等执笔，那能有多少真实性，那还有价值了吗？　　

我感谢这些小同志们，因为你们接续了我们这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为咱们共产党的健康发展，为咱们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发达而添砖加瓦，我们心安了。由衷地谢谢你们！　　

　2010年11月7日　看完电视剧《毛岸英》之后，收笔于23：5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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