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是贺雪峰先生对20多个省的乡村所做的调查。40多篇精短的调查笔记，呈现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在长期经验观察和深厚理论积淀的支撑下，敏锐地捕捉到乡村巨变的蛛丝马迹，金融危机时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新型城市对农村的剥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农村老年人静悄悄的自杀，丧礼上的狂歌劲舞与“灰公醋婆”，理性行动所导致的非理性后果。
这份真实而沉重的笔记体素描，将引领你重新审视我们的乡村和中国的未来。
贺雪峰著：《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乡村社会关键词》自序
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变，这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农村的巨变几乎同时发生在三个层面，一是2001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千年皇粮国税取消，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渗透，农民的流动尤其是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使封闭村庄的边界大开，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结构性力量快速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宗族、小亲族等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超家庭单位的瓦解，也包括家庭结构本身的变化；三是农民价值系统或意义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农民以传宗接代作为意义本源的价值系统受到现代性的全方位冲击，且已与落后、封建、愚昧等负面词汇划上等号，农民意义世界中的历史感被当下的现世利益所取代。一旦农民意义系统发生变化，构成中国农民数千年行为的基础即被改变，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基本特征的诸多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变。
中国农村以上三变同时在20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出现，既是一种巧合，又有一定必然性。之所以可以取消农业税，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现代化是西方发源而自外而内影响中国社会的，中国被迫进行的现代化同时又是现代性不断侵蚀中国传统的体制、文化和社会的过程。现代性的侵蚀一旦到了某个阶段，中国社会中的传统结构与传统价值自然发生改变。首先是国家强力改造了传统结构的外观，比如宗族财产被没收，宗族活动被限制，传统宗教被宣布为封建迷信。接着是现代性的逻辑渗透到社会内部以及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改变了个人的意义、目标和行为逻辑，从而也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面貌。
因此，一个半世纪以前入侵的西方现代性，到了二十世纪末就同时在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基本社会结构，和农民价值与意义系统三个层面开花结果。
二
也是在20世纪末，大致是199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这一年，我正式进入到农村研究。1998年开始，持续10多年，我每年用2个月以上时间在全国不同的农村地区调研。刚开始到农村调研，既无时间的概念，也无空间的概念。在我眼里，农村是既十分熟悉，又相当陌生。熟悉是因为我生长在农村（湖北荆门农村），对农村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极其熟悉，以至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这是一种生活中的熟悉，是一种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熟悉，是不问为什么的熟悉，而不是学术上的熟悉。等到了家乡以外的农村调研，发现家乡的理所当然，到了外地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逻辑，以前一切都是合理的必然的事情，现在则变得不确定起来。在外地农村调查越多，对家乡农村就越是不熟悉，越是陌生起来。
在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下面，我将自己在全国不同地区调查的感想记录下来，并在2003年汇编在一起，以《新乡土中国》为名出版了。《新乡土中国》是我对中国农村首次的学术观察，这个观察可以说是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是一种静态的观察。正如我在《新乡土中国》后记中所写，之所以将这些观察取名《新乡土中国》，是想沾费孝通先生的光。但也许我现在明白了，我将这些观察取名《新乡土中国》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20世纪末创造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恰恰是因为乡村社会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将之概括为“九亿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储水池”。而且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农村在中国快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的基础作用，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20世纪末的所谓中国奇迹。本书第一篇的文字也许可以帮助我来回应为什么将20世纪末的中国仍然称为乡土中国——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的原因吧！
出版《新乡土中国》以后，我开始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了中国巨型社会的区域差异问题，这个意义上讲，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恰恰缺少区域的视角，而是将庞大复杂的中国农村当作了一个整体，作为了一种理想型，这种理想型显然远离中国的现实，既无时间概念，又无空间概念。说《乡土中国》无空间概念好理解，因为费孝通并未区分中国不同地域的差异。说缺少时间概念，则似乎不妥。问题恰是，费孝通所描写传统中国被作为了一个整体，而其实这个传统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至少有3000年的明确历史记载和2000年的皇权统治。而费孝通先生所观察到的20世纪上半叶的变迁，却大多还只是千年巨变的开始，这个巨变是到了20世纪末才变得明显起来的。
我在2003—2007年的数年调研思考，最终以《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和《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两部书稿的出版，告一段落。这两部书稿，一部是调查报告，一部是理论建构，两部书稿试图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看问题的视角，而尤其重要的是区域差异的观察方法或区域的视角。一旦有了区域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中国农村发生的一切，就会变得极其丰富、生动和有趣，在区域视角下面，我们可以更为细致也更为真实地讨论中国农村和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可以建立起更加切近实践的中层概念和中观理论。这几年，我及我所在华中村治学者，应该都已经习惯使用区域视角这把锐利的工具，来更加深入细致地解剖中国农村和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农村研究概念体系。
2007年以来，我继续在农村行走，这一年我也主持一项大型农村调查，这些调查的成果于2009年1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以《新时期中国农村村治模式研究丛书》为名出版，一套十六种。在丛书总序中，我概括了当前中国农村的三大巨变，并为总序取名《巨变的图景》，希望通过不同地域都在发生巨变的记录，来说明中国当下农村的轨迹。我也自2007年开始，有意识地在每次田野调查之后，将调查感想用随笔形式记录下来。逐年累积，到了2009年，已经写下70多篇30多万字的调查随笔。正是这段时间的田野工作和随笔撰写，使我恍然感到了农村不同区域都在共同迈向告别传统中国的巨变的伟大历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变局，使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在2009年7月，我将2007—2009年的调查随笔以《巨变的图景》为名汇编在一起，编印出来作为同学们的调研参考资料。在2010年1月的一次调查途中，我突然想到，这些年的调查随笔可以结集出版，从而可能正好反映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农村社会的这场巨变的某些片段。
至此，经过十年多一点时间，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终于由一个既无时间又无空间的农村，进入到一个有了明确时空定位的中国农村。将一个笼统抽象的农村分解为若干生动具体的农村，再回到一个包含了具体的抽象农村。只有这个包含了具体的抽象，才能包容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也才真实，也才能为理解中国的政策实践和社会变迁提供有力依据。
三
2008年7月以《巨变的图景》为名来编辑这几年所写调查随笔时，是以调查时间和地点为顺序编排的。每在一个地方做调查，都会形成一些观感和想法，因此会集中写若干篇随笔。2007年以来，我主要的调查点有辽宁沈阳、河南汝南、四川绵竹、湖北英山、湖北建始、湖北京山、贵州湄潭、湖北大冶、浙江奉化、江西赣州、湖北沙洋等农村，均是吃住在农户家中。遗憾的是，有些农村调研之后，因为杂务繁多，未能及时成文。一段时间之后再想写作，却因为没有了现场感而竟写不出来。而这些年写出来的70多篇，加上2004年在陕西关中农村调查所写几篇随笔，一共选出45篇，分为七篇，分别按经济、社会的排序，编辑成目录上的样子出版。
因为调查随笔所写内容细碎零乱，我有意将书名改为《乡村社会关键词》，意思是，凡是关心农村某个方面问题的读者，都可以从本书的目录中找自己关心的问题，从而可以直接查阅到自己关心问题在本书的描述。我相信，这些具有强烈经验情绪的描述，可以深化我们对至今仍有九亿农民依托其生活的乡村社会的理解。
四、
我和我所在华中村治学者一直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经过长期努力，撰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农村社会学》，建构一套可以让中国大众和政策官员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的概念体系，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社会科学本土化本身并非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主体性，让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具有主体性。我们希望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服务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而，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福祉增进的事业。
2010年6月18日下午
后记
《乡村社会关键词》是我最近几年农村调查随笔的汇编。最近几年，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最初10年，恰好这10年，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千年未有之巨变。本书希望借近年农村调查的体验，来对这个千年之变做几点素描。
本书的大部分调查都是以“集体调查”的形式进行的。集体调查，就是多人汇聚一处，白天调查，晚上讨论，这样一来，每次十天半月的调查，也就变成了十天半月的研讨。这样的调查，最容易扩展视野，也最方便训练学生。近年来，我所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三、四次这样的集体调查，尤其是每年暑假，更是形成了进行集体调查的惯例。
因为是集体调查，书中观点就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而是要归功于集体智慧。这些年的农村研究，得到众多师友的帮助，尤其是得到了中心同学们的帮助。中心博士、硕士生，和我担任顾问的华中科技大学三农研究读书会本科生同学，可谓人数众多，大家将“顶天立地、长期坚持”和“阳光、阳刚”作为座右铭。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热情向上的理想主义团队。中心博士生中，已经有同学毕业留在武汉高校继续从事农村研究，如陈柏峰、申端锋、吕德文、郭亮、杨华等，有同学分配到外地高校从事农村研究，如刘勤、李德瑞、田先红、欧阳静等。他们结束在中心的学习，意味着他们走上了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大道。我们相信，20年后，我们这个习惯于“集体调查”，有志于“集体学术”的团队，将有所作为。
本书出版，要感谢这些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调查方便的各方朋友，尤其是要感谢接受过我们访谈的农民兄弟。
一如既往，感谢已经出版我们多部著作的山东人民出版社，感谢老朋友王海玲女士。
《乡村社会关键词》是我出版的第二本农村调查随笔集。第一本调查随笔集《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版），市面早已无售。常有读者问起《新乡土中国》，出版社也曾希望重印，但是我希望经过修订后再重印面世。因为缺少足够时间，也因为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不够成熟，就一直没有动手修改。本书可以看做《新乡土中国》的续篇。也许还要再过几年，我才可以着手《新乡土中国》的修订，从而可以与本书一起，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对乡村中国的素描。
贺雪峰
2010年6月21日下午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农民收入与消费
农民收入的构成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
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农民的投资行为
农民消费与打工经济
新城市剥削农村
土地与最基础的人权
理解农作
“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
农村的经济分化
村庄的经济社会分层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情
农村社会的竞争机制
经济分化与妇女地位
第三章 婚姻与家庭
农民的婚姻与家庭
彩礼、嫁妆与家庭责任
分家与农村家庭结构
“操心”与农村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的平衡性
生活化的家庭观
从“耙耳朵”说起
第四章 价值与信仰
农民价值的类型及其变迁
农民生育观念的变迁
婚丧礼仪逻辑之变
农村老人为何自杀
地下基督教与农民信仰
家庭理性化的后果
第五章 公私观念与公共空间
公与私
大私与小公：特殊主义逻辑的锻造及运行
村庄里的公共性问题
酒席的性质
闲话与公共空间
公私观念的区域差异
第六章 农民行动单位
关中农村的户族
川西平原的院子
作为行动单位的村民组
房头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
农村社区建设与传统资源
第七章 理性与理性化
农村社会的半熟人化
乡土逻辑与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
农民的理性选择行为
农民理性化的进程
熟人社会的治理
附录
关于“田野的灵感”
简介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著有《新乡土中国》（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003）、《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2004）、《乡村的前途》（2007）、《什么农村，什么问题》（2008）、《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2009）、《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2009）等多部著作。
书摘——
农村老人为何自杀
一
2008年国庆到京山县沙岭湾村作为期半个月的调查，最难过的是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沙岭湾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的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三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问村里的老年人，最近他们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有两个老年人的回答是，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还有老年人则是因子女不孝而自杀。因为自杀问题比较敏感，我们也不方便老是追问。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估计也是高得惊人。不仅是沙岭湾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的孙桥和曹武两镇10个村，其他村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沙岭湾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又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人总有一死，不如一死。他又说，我认为自杀是自愿，病痛折磨，又要劳动，关键是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二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正是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可以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应对死亡的态度的。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以再拖一拖。为什么京山老年人这么轻易地就选择了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理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后，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沙岭湾村老年人死亡的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而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喝农药，而不是正常死亡的。在沙岭湾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则这样的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对子女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是，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的话）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我调查的沙岭湾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会干涉别人的家事。甚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了，太多言了，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及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似乎引不起反响，没有涟漪，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而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似乎也很少有人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再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什么也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了，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憾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他们的自杀除了他们自己的死亡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改变，自然也产生不出震憾性的效果。在村庄中，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三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呢？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沙岭湾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的姐姐正好过来住几天。再过几天，我们即知道房东姐姐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她给钱到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她媳妇知道很恼火，喝斥她说“2万元在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过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并非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他在成都做了10多年生意，交游十分广泛，也很有能力。女儿考上大学后嫁到一个很有钱的老板。他有六个姊妹，其中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刚好60岁，另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且他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嫁到本村，两个弟弟也在本村。一家六姊妹，是六户人家。去年，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大姐与姐夫关系一直很好，大姐为此很伤心。现在，大姐将夫妻俩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因为一时多言，而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这一个儿子，儿子所娶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调查期间，房东大姐又到她的幺妹那里住了几天。她幺妹信基督教，之前劝大姐信，大姐一直不信。这次，走投无路的大姐终于第一次走进了本村的家庭教会聚会点，我们到聚会点调查，又正好遇到。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他们六姊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讲不成狠的。讲狠之后，最终，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正如大姐的媳妇所说，将来大姐老了，病了，还得儿女养，去世了还得儿子媳妇安葬。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似乎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欺老不欺少，因为最终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而未来的日子是年轻人的。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胡锦涛来这里也解决不了老年人的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在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凡是老年人能动，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地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应该一切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得了病，也要计算治病可能的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为子女继续劳动所创造收益进行比较，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独是子女，而且老年人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也就是说，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的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必需生活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是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所当然要求子女养老的义务，没有子女应该将老年人供给起来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一方面又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来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四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龚湾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有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喝农药自杀了。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会将媳妇搞死。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或政治正确，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在河南安阳调查，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只信科学，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以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至少要减轻子女的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五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选几个地区来作点比较：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也完全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厉鬼一幅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死后做厉鬼远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含恨而死的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
与闽西相似，江西吉安农村，老年人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死后能否进入祠堂。江西宗族型村庄，老年人死后，要在祠堂办丧事，不能在祠堂办丧事，不能算是善终，而死在村外的人是不能到祠堂办丧事的。罗兴佐是江西吉安人，据他讲，江西人民医院院长是他的家乡人，院长的母亲90多岁，住在南昌，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就坚决要求回到家乡等死，以可以在祠堂办丧事，及死后进入家神榜。江西老年人很少会去主动谈论死亡，自杀也是除非实在无奈（比如病痛），而不会冒然尝试。而京山农村，老年人认为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死亡持一种唯物的、无所谓的态度。
在北方农村，比如河南、山东、陕西农村，老年人自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其子女的声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正是这样一种自杀成为事件的结构性力量，可以防止老年人自杀，老年人即使真的想要自杀，他也不得不顾忌自杀会给子女留下什么样的坏形象。同时，一旦子女不孝，老年人又可能通过自杀来报复子女。有老年人担心达不到报复的效果，而会将自杀搞得十分地惨烈，唯恐人们不知道他是因为子女不孝而自杀的。
杨华调查的湘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与北方农村具有相同的轰轰烈烈的效果。只是湘南老年人自杀率要远高于北方农村。
四川是一个老年人自杀率很低的地区，我们在四川绵竹五个村调查，很少听到老年人自杀的报道。王玲是四川人，她说，四川老年人都很怕死，对死亡十分恐惧，不到万不得已，老人们赖活着也会活着。
还有一些地区，比如郭于华所调查过的河北农村，老年人因为子女不孝，而活不下去自杀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老年人活不下去而自杀的情况，也有两种，一种是带着对子女的强烈怨恨情绪，因为他对子女具有很强的期待。他可能选择自杀，但我死也不能让你们好活，他要报复一下子女，他可能选择战斗，诉诸村庄的舆论，甚至法律，搞臭子女。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带着无奈，带着失望而自杀，他们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
六
显然，自杀与老年人的处境有关，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与鬼神信仰有关，与对死亡的态度有关，与地域主导舆论、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观有关（父母应该象父母，老人应该象老人之类），与利己利他的考虑有关，还与代际关系及对代际关系的期待有关。
京山县农村的代际期待，正由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向平衡的代际关系演变。目前的老一辈对子女付出多，而期待的回报少，或他们得不到期待的回报。他们对于子女的不孝，多采取沉默、认命，当然也是悲伤、无奈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自杀不过是“顺条道”，而子女还有几十年人生要过。
在代际期待高的地方，即使父母没有为子女作大贡献，父母也认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好，毕竟父母生养了你。子女不孝，就容易引起父母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悲伤，而是悲愤，而是愤恨，他们在该出手时就出手，无论是诉诸舆论还是法律或其他结构性力量。河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率远低于京山农村，但因为代际紧张后发生代际冲突的比例及冲突烈度都是相当高的。同时，河南农村中出现子女至孝的比例也相当高，正是因为存在代际之间的高度期待，而容易发生剧烈的代际冲突及容易出现代际之间的感人孝事这种相反相承的现象。
京山农村，因为代际期待少，至孝是极少见的，代际之间的剧烈冲突也是极少见的，甚至老年人用惨烈方式自杀的情况也是极少见的。因此可以理解“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2008年11月1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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