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过渡时期的现象：人、知识分子与美学
一、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１８４５年春写于布鲁塞尔的笔记上的这段话，大概是马克思关于
“人”的最著名的论断了。这种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至今仍是无可质疑的。
在马克思的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人”的对立：抽象的人（人本身）与
具体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人之所以区别于具体的人是因为它被剥
离了一切具体的规定：社会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应当指出，所谓抽象的人
或人本身并不仅仅是费尔巴哈及其继承者们的理论虚构，实际上，它们同样与社会
关系密切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关系发生变动时期的产物。
在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代，人们曾普遍地栖身于政治化的社会关系中。在当
时，人们的身份首先不是一个个人，而是高度组织化的阶级队伍中的成员，这种阶
级队伍具体化为各级组织和单位，深刻地规范着他们的工作、生活直至思想情感。
在这种阶级的和集体主义的关系模式中，个人的愿欲、个性与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
忽略和抑制。在这里，“人的本质”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明显的、直接
呈现的意义。在那个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整个社会关系逐渐僵化为
束缚、压抑人的桎梏。如前文所述，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只有放到当时复杂的历史背
景下，才能被公正地理解。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转型时期。随着中西壁垒的解除，原
先的阶级队伍趋于散解，政治化的社会关系随之松动。由于原有社会关系对人的长
期羁縻，人们倾向于否定地评价它们，相反，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本身”则受到
礼赞。旧的社会关系日益消解，新的社会关系尚待建立。在这样的时期，“人”脱
颖而出，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人的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呈现出来，并在长期
政治化的社会关系的宰制突然间松弛之后，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这是一
个社会关系变动和重组的时期。在这样的转型时期，“人”由于脱离重重关系的网
络而经历了一个自然的“抽象化”过程，并常常赋予自身以“自由”、“主体性”
等超越性的内涵。在这一时期，各种有关“人”的理论纷然杂陈，成为占据学术思
想主流的意识形态。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过程已经趋于终结。在９０年代，人们开始重新被纳入
到一种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社会关系中，新的阶层分野再次将“人”分解开来。在
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关系体现在每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上：他们被划分为
干部、党员、工农兵乃至地富反坏右。到９０年代，新的社会关系则赤裸裸地物化
为金钱。“人本身”被金钱这种价值尺度（一般等价物）重新分类，被划归各个等
级，过渡时期的抽象人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因此，抽象的人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关系解体，并向另
一种（经济的）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的产物。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的嘴说：“人是一
条系在兽与超人之间的软索”。我们可以说：“人”作为软索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关
系向另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过渡的桥梁。
二、
知识分子作为抽象人学的倡导者，同样也是一种过渡现象。这种情况最晚近的
一例是新时期。在这个新旧递嬗的转型时代，原先政治一元化的社会体制转变为以
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体制。此前，在十七年和“文革”时代，知识分子居于“党的
文化工”的固定角色内，忠诚报国，勤勉工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在
社会生活中并未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是一个备受抑制的阶层。“文革”结束后，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迅速上升。作为社会代言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引导
舆论，从思想文化到社会政治领域，搬演出一幕幕历史活剧，在特定时期甚至成为
某种“领导阶级”。然而，到了９０年代，在逐渐定型的商业化社会中，知识分子
重新退出公众视野。他们回到学府，回到各自的专业领域，居于沉寂的边缘。
大凡社会转型时期往往同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知道，所谓社会稳定时期，意味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彼此整
合与适应。在这样的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掌握书面文化的社会阶层，往往据守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作为社会正常运作的环节而发挥作用。但是，在社会生活急剧
变动的时代，旧的体制已经衰解，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历史前
景迷离莫测，时代彷徨于多种可能的十字路口，各式各样迥然相异的新思想、新观
念、新道德往往随地涌出，然后又倏忽而逝。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彼此交摩激荡，
相争不下。在这样的转型时代，意识形态往往承担着构拟、界定和范导未来社会的
历史使命，从而具有超出以往时代的特殊重要性。由于这种原因，作为意识形态的
制造者和传播者，知识分子也就相应地占据了引领时代潮流的特殊地位。等到社会
转型完成之际，知识分子将再度被纳入到新的体制中去，作为新体制的一个环节，
失去原先特殊的重要性。
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了三种权威。相信传统是神圣的，依据传统来确定行使权
力的人，这属于传统的权威。相信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服从合法任命的人的统治，
这属于理性的权威。那种既不是以合乎程序的法制，也不是以公认的传统，而是依
靠个人的德行和天赋赢得人们的服从，则是超凡魅力的权威。在这三种类型中，传
统的和理性的权威都具有稳定的、超个人的性质。实际上，那种超凡魅力的权威往
往是从传统权威到理性权威之间的过渡形态。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的规范已经崩
溃，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法制尚付阙如，在这种权威真空的状态下，具有超凡魅力
的个人便承担起一种临时的、替代性的领导职能，以引领社会、民族和时代渡过暂
时的危机。应当指出，如果现代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方面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期
待，那么，这既不是由于历史传统，也不是由于理性的制度合乎程序地赋予了他们
这种殊誉，而是由于他们异乎寻常的人格、天才、成就和声望，他们仍然属于一种
超凡魅力的权威，一种过渡形态的权威。
三、
本世纪初叶，蔡元培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这种理论的呼吁
实际反映了一种历史状况。也就是说，宗教性价值的衰微与文艺或审美价值的崛起
往往前后相继，或者说是同步的。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是经历漫长中世纪（基
督教时代）之后的文艺复兴运动。狂信的宗教让位于自由愉悦的美的形式，这种价
值转换现象的最晚近的例子仍然是中国的新时期。
从“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的宗教情绪中解脱出来，在７０年代末，中国大陆
的文学、美术、戏剧、音乐以及审美活动的理论方面－－美学，迅速走向繁荣。审
美甚至被尊奉为人类终极价值和理想的寄托与承担者。但是，在历史上，欧洲文艺
复兴运动在取代了中世纪之后，最终又消泯于更为世俗化的工业革命以及伴生的资
本主义精神之中。同样，中国新时期的上述各门文艺以及美学，也在经历了各自的
黄金时代之后，在９０年代方兴未艾的商业化浪潮中，不约而同地归于沉寂。从宗
教式的激情经审美愉悦到物质消费主义，这是一个神圣价值从人格化的实体（毛泽
东），到美的形式（美学热及文艺繁荣），再到商品拜物教（市场经济）的三个阶
段。这些“崇拜”的不同形式映照着“神性”逐步衰退的全过程。因此，审美形式
或美学，不过是宗教性价值向彻底的世俗生活平缓过渡的一个中介状态。
在本书第３章，我们曾援引美学鼎盛时期的一段有关人性的著名论述，这段论
述从美学角度重新阐释了人性：“这种异化了的理性（社会性）倒恰好与前述异化
了的感性（动物性）成了对应，把人性理解为、归结为异化了的社会性（如宗教观
念、禁欲主义、人成为生产的奴隶等等），正如把人性了解为、归结为异化了的动
物性、自然性（如原始情欲、纵欲主义、人成了消费的奴隶等等）一样，它们实际
都不是人性。人性应该是异化了的感性和异化了的理性的对立面，它是感性与理性
的统一，亦即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美学热”时期，这种“统一”普遍地
被理解为“美的本质”。
然而，从上述神圣价值的历史变迁来看，这种“美的本质”与其说是一系列对
立事物的最终“统一”，不如说是对立事物之间的一个历史性的过渡环节，是一种
类型的价值向另一类型价值嬗替过程中刚好达到的平衡状态。
在新时期，人、知识分子与美学三者密切关联，相互依因。美学的繁荣局面以
抽象人学为依据、为主题，它作为知识分子的共同话语，表达着他们超越现实的根
本倾向，成为他们在新时期初叶的一种意识形态。人、知识分子与美学，这三者作
为过渡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从“文革”结束到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期间，相继
度过了各自的鼎盛期，完成了各自的意识形态使命，从而也使有关这三种现象的相
对完整的叙述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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