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遗作：漫长的革命（电子版全文）

译者的话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当过《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记者，到过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笔，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亚洲和欧洲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他一生写过十一本书，很多是与中国有关的，如《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

斯诺曾在中国居住过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他访问了我国陕北革命根据地。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我国，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诺病逝后，斯诺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来中国安葬，于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廖承志同志在安葬仪式的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漫长的革命》一书所报道的，主要是斯诺于1970年来我国访问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他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各地访问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同时他对一些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斯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为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但诚如斯诺夫人所说，“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它们就会发芽滋长。”

我们最初据松冈洋子的日文译本译出，后来又根据英文原著（美国兰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订一遍。全书八章二十五节，附录四篇。除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需要的注释以外及附录第三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第四篇（“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未译外，其余均照原文译出，仅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原书附有铜版照片数十幅，也已略去。

译者

1975年3月

第一部　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天安门上的会见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最美好的日子。我安祥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膝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主席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着许多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坚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勇敢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当我们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就很少看到武器。

颂扬毛的著作、语录和批示的标语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中怎样遵循他的教导的，这些标语牌一个胜似一个。最为壮观的，是群山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起来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领袖和倡导者的形象。这第二次解放是为了使革命像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的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面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二）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中，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1960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年至1965年又来过，这一次是在1970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给她入境签证，让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

现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边，她是进入中国的极少数几个美国妇女之一，她以她的一双机灵而敏悟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的眼力之不足。我们于8月初到达北京，正是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现在由于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因此炎热多少减轻了。

自从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的同情者，也是如此。以前照例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斯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们是对的——“最紧张的时期”将要过去了。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一所是附近的清华，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革年代的第一手情况介绍，以及有关红卫兵的故事和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又来到了著名的游击战时期的首府延安。然后西行至保安（即志丹，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革学校，在那里的前西安市委书记带我们看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的猪栏。后来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几场戏，在美味的宴会上同许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谈话，然后又到了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访问了解放军针刺医生办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以后南下到广州，参观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访问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在我二月离开中国以前的六个月，我一共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我在过去十年中参观过的人民公社就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那还是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来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场。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历险）打来电话，简单地说：“请你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见面：我猜想也许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见到了他，他同八十多岁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新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李先念总理和许多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一会儿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去，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还是同过去一样地机敏，他的头发开始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袜和凉鞋。他向我亲切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就转到政治方面。（工作人员不断把场上的比分记录给他送来，让他好在比赛结束时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球场，同队员们握手表示祝贺，并一起照相。）

总理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认为我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呢。他要我自己答复这个问题，但他提醒我，中因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我问道：“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说：“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

这时，乒乓赛的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说这个问题下一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场上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总理会见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曾提议重新开始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在10月晚些时候，我提了若干问题留交给他。11月5日，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厅，同我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和谈话。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的驻军和舰只。1960年毛主席只同意我直接从我们的谈话中引述几句话，其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现在，周重复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周说：“美国对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时，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通知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么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曾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者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答复。接着就发生了1970年3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因而得出结论，尼克松说话是不算数的。】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到此结束。从其他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看作是一种策略。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前进“防御阵地”的行动，以及通过损害中国来开始同俄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谈得很随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记者访问到哪里结束，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又是从哪里开始。我把根据我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个星期后，校正稿送回来了。正式的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着重点（加重号以【】代替——编者）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在此之前，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几星期后，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当我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时，我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同红军达成秘密的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时我为什么竟能获得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吧。

（三）文化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离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在要以发展农村电力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拼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像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零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1.1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洋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为2.5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的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的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然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第二部　医疗和人口控制

（五）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看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然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就结婚，也没有像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像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每一次怀孕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像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什么是针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理解他。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予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国的医学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包括成千上万的卷籍、处方和各种疾病及其治疗的详细记载。

关于针刺，我同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谈过多次，但是我发现，关于针刺的最好的简要说明，仍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医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报告，我以前也曾引用过他的话。陈医生在全面调查过程中，根据他个人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根据对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医生的资料的研究，并根据对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较重要”的二十五种）上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分析，对针刺提出了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种凭经验的医术，有四千年的实际经验作基础。

它对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机能上阴（反）和阳（正）两种力量的调和或不调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有关草药、药物以及记录了各种疾病观察所得经验的医学论文等大量卷籍，却是宝贵的。使用这些药物和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效果，确实有其实验价值。

针刺，包括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针可细可粗，可短可长（从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当针刺进去，并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的组织或器官时，就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刺医生需要学习消毒技术，基础解剖学和相当于“中级医生”必修的各门科学课程。他们全都隶属于医院，差不多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针刺医生。很多人都使用低电压的电针。针刺治疗有时同放射疗法结合起来。

陈医生继续写道：

假设：扎针所产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并在大脑里面对病理的刺激起抑制作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同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似乎是协调一致的。

针刺实际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从诸如阑尾炎那样的外科症状以至像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症状。据信，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由神经引起的疾病，疗效最好。在治疗脸部麻痹、关节和湿疹方面，据报告也有良好的疗效。一位俄国医生声称，使他长期受苦的关节炎，针刺之后已大有好转。1958年，一位去中国研究针刺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的价值有一定的怀疑。但是，后来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已得到显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窦炎，也用针刺治好了。（“医药与卫生”，《中国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医院里，就遇见患阑尾炎、湿疹、风湿症、窦炎、结核病、偏头痛、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治疗。我在汉口见到一位病人，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经西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用中药和针刺治疗后，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国的草药和针刺是并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刺医生。翻译中国的传统医学术语是困难的，但其基础就是阴阳这个“矛盾”的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疾病由于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间失去平衡引起的，治疗就是恢复平衡和协调。这是通过使八个主要方面，即阴阳、表里、冷热、虚实的紧张“对立”得到缓和而实现的。

在针刺的详细入门书中，根据那些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体绘成了图解。在正常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处于均衡状态。当发生“不统一”（疾病）时，那就是一个器官或一组机能已疲劳过度，刺激过度，受了损伤，或受到别种扰乱。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对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复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的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西医常常只问症候和病历。中医却把一个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内部紧张所支配的统一体。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他同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什么个人的不满，生活上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所有这些都要作为诊断的参考。”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

“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从这次和以后各次谈话来看，似乎很清楚，中医病理学家也有几分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了，针刺是常被用作冲击疗法的。在现代中国，由不能解决的紧张或忧虑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国狂热的竞争制度下为多，我不知道。据上面引述过他的话的陈医生报告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不管它证明了什么）大致相同（中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共产党人正在企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社会压力所引起的内心紧张，显然是很厉害的，而且又很少有发泄的地方，因此求教于中医的人数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医生最后说：“共产党人企图使传统医学同现代科学的医学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医学，这一雄心壮志能否获得成功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不管结果怎样，它的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予以注意的。”

已故的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是一个热烈相信针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报道说：“现在国际针刺会议正在召开，”几百名欧洲医生正在试图“把西方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同古老的中国针刺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还说：

把一根针扎到膝盖下腿部的表皮里面（或别的部位，针也可扎得很深；操作很熟练，是不至于出血的），竟然会影响到肝的功能，这显然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机体里，（中国人认为）有气血在不断地循环。……针使气血的流动改变方向和正常化。

据中国针刺医生的说法，在人的四肢、躯干和头部里分布着以某种方式与各个器官相连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络”。赫克斯承认这是“一个由经验所证明的事实的问题。”他接着说：

在这些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针扎进其中一个穴位，就会影响同这个穴位所在的经络相连的器官的机能。熟练的针刺医生扎了若干选择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气血的正常循环，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我们会又一次耸耸肩膀，说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读了最近召开的针刺会议的会报，我们就知道，实验人员使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已能探索出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的路线。当针扎进一个重要穴位时，就能录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伦敦《观察家报》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说：“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很有效验”的那些病理症状中，有“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几种的抑郁和忧虑，据推测它们同器官的受到扰乱有关，只要气血一恢复正常循环，这些症状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病榻上躺了几年也得不到的疗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根针扎两三下却可能得到。”

想到中国的医学文献对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础科学，严格说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知识，对于消毒也只有朴素的概念，因此，人们对针和草药疗效的热忱或许也有其限度的。在预防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面，中医学说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在1971年让一个外行人去判断，中国的那些可能仍在继续反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几分理由，也许仍然为时过早。

在我看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些医生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所得到的威信，还是感到不安的。许多医生至少对强迫学习中医这一点，一定很恼火，正像要所有的西医学习接骨术那样。在文化革命对西医人员的影响中，除去更强调深入农村地区服务外，就是他们对于群众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意见也采取了更加谦虚的态度。针刺的效果及其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已经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它的疗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们讨论把这种新的麻醉方法应用于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术，甚至应用于切开心脏的手术时，林巧稚大夫说，“现在还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学理论来说明针刺。”她最后说，“我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早日得到一个‘突破’”。

（七）性和人口控制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生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务避孕丸，在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土地。他们筑起许多里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亩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社会发展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遍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召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引起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是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像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在同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长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

现在粮食供应的余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总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收获成绩：粮食总产量二亿四千万吨，另外有国家储备粮四千万吨。这个产量比1959－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人员将乐于看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这是他们今后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期间将继续努力使全国的粮食节余储备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不断提高。

（八）一些特殊情况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期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红卫兵及其浪漫行为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医务界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撼和原有的控制工作陷于瓦解的缘故。大学关闭了将近三年，中学两年，中级和大专医科的学习都中断了，教职员工星散，党对医院管理系统的领导也动摇或解体了，而1968年在军队的指导下，新的公共卫生组织的形成又很缓慢。

人们听取任何官方的情况介绍时必须留神“受骗”，这些介绍大都忽视了革命变化期间为公共卫生工作中丧失的专业时间所付出的代价。像现在这样的更加需要依靠针刺和传统疗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数医务工被派出“向农民学习”一段时间，去从事由别人来做将更加合适的劳动所引起的呢？不去提这个问题倒也很自然。新的道路是否能完全胜过一些相反的做法，局外人也还不可能来下判断。

先进科学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扰乱，在核武器的研制之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1965年9月，中国的生化学家们成功地合成了胰岛素，制出了生物学上有生命力的蛋白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研究的国家。断肢的治疗继续取得进展，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断指、断趾、断手、断脚、断臂和断腿的再植技术，现在已予以广泛传授，在比较简陋的农村医院中也时常进行这种手术。

1964年我在上海一所很大的市立医院里，曾同工伤事故中断了手的一位工人握手，这只手是被切断两个多小时后，从车间地板上拾起来再重新接到他的手腕上的。他再使用这只手，功能已接近正常。这一次1970年，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很小的公社卫生院里，遇见了一个施行过四个断指再植手术的病人，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使用那只手了。

中国人取得的另一项技术成就，据说非西方所能比拟的，是对严重烧伤的治疗。受到三度烧伤、烧伤面积大到全身百分之六十的人，也得到复原的事例是很多的。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有点令人可怕的疾病的详细情节，在英国创伤外科学家洪若诗先生的报道中（《消灭一切害人虫！》，伦敦，1969年，纽约，1970年。洪若诗，即乔舒亚·霍恩）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洪医生于1969年归国前曾在中国担任教学和医疗工作长达十年以上。

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工业中的工伤事故是否特别多。各地工厂给我的统计数字，看来并不过高，不过自1960年以来，这一项目的全国统计数字，像其他许多项目一样，一直没有公布过。在短暂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批评期间（1957年），对预防措施的不充分曾有过许多责难。在我再次访问的几个工厂里，随着工厂的进一步现代化，安全条件已有了改进。把工厂劳动同从高小起的课堂教育结合起来，一个好处就是能教育每个人爱护机器和如何去使用它们。

我在北京和林大夫在一起时，我们访问了一间是妇女的病房，她们正处于一种特殊类型癌症即绒毛膜上皮癌的恢复时期，这是生在子宫里的一种癌。这种可怕的疯长的细胞侵袭滋胚层，并迅速增长，转移到肝脏。林大夫说：“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人们常说，‘如果你说治好了绒毛膜上皮癌，那你的病人就不是患绒毛膜上皮癌。’现在我们使用一种包括化学疗法的混合疗法。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得救了，即使癌症已经转移，扩散到了胸部。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子宫仍能保留。”

林大夫停下来为我们介绍她的同事，外科医生戴玉华（译音），戴本人就是用化学疗法治愈了绒毛膜上皮癌的。她的子宫没有取去，后来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当林大夫说明她之所以能够复原一部分要归功于信仰疗法即对毛泽东的信仰时，戴医生眼里含着泪水。戴医生的孩子取名“健章”。是健康的良好的意思吗？全然不是。这个孩子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我后来在陕西遇见一个农妇，她的两个小孩取名叫“反修”和“反帝”，那时我自然不再感到很惊奇了。不要叫我来解释：那是中国——而且在进行文化革命。）

林大夫曾志愿去农村做医务工作，在长江以南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住过半年，最近才回来。她在那里协助培训助产士和“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农民一道下田劳动而得名的。很大一部分城市医务人员曾深入内地，在农村公社担任医务工作，并辅导这些年轻的“赤脚医生”，使能担任相当于经过训练的护士一级的工作。他们的培训（有些被送到县或城市的医院学习）费用，由他们所属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支付，他们依然是公社的社员。

林大夫继续说：“农民喜欢就地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大想依赖医院。当然，这两者我们都需要，但就小病而言，赤脚医生是适合的。他们又是避孕丸和计划生育教育的主要传送人。”

（九）“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换了个地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的另一个综合医院。它有大约八百张病床，十三个科，二百五十一名西医，九名中医，二百五十四名护士，十一个病房。每天要接待门诊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这所医院原来是苏联人建造的，医务和管理人员也是苏联人，当时称为中苏友谊医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称“反修医院”，现在叫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来，同座的有：北京卫生局革命委员会代表王康久；医院军宣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著名的儿科医生，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他以前是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

在听取革委会讲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以前，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在二十年前继承下来的卫生问题之严重性是有益处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国公共卫生署威廉·Y·陈医生向一次美国医生组织的讨论会提出的有文件证明的报告。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他写道，“医疗卫生组织尚在幼年时代，远低于现代标准。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并有六千万人需要“日常治疗设施”。陈医生对中国的需要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低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个医生，每一千人有五张医院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总人数（1949年），估计只有一万二千人；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向大约五百所医院提供五百名医科毕业生……。”医院的病床总数是七万一千张。

“因为在农村地区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医药费，对这种悲剧的唯一及早解决办法，据信是一种由国家（或社会）供应医药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国的著名医生们就持有这种主张了。而“县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则大都是受过美国训练的医生们所计划、形成和实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仍生活于中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骨干。”

在头十年中，符合西方条件的医院病床和医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这还远低于陈医生的“最低标准”，但他说，“卫生、保健教育和预防工作的改进方面已有很大进展。……斑疹伤寒、回归热及其他必须‘通知’或‘报告’的传染病，已经受到控制。在控制主要寄生虫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几百万患疟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疗，其发病率显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并且治好了三千六百万钩虫病患者。

革命后七年就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英国医生们，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情况的人来说，下面引用的一节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种经常在进行的进一步控制（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的方法，说明了已经达到的普遍协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够以十分巨大的规模发展之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宝贵的肥料。幸而危险的血吸早卵在粪便中如果不与水是活不长的。因此只要把粪便保藏好就不会传染。由于高明的宣传，粪便的这种必要的保存已成为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事实了。现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厕所，一只手提的色彩鲜艳的桶。每天早上，把桶里的东西倒在公用的陶制大容器里，装满之后把容器密封，经过适当的时间使发生的氨起杀死虫卵的作用，然后这些就可以安全使用于农田。家庭粪便的收集因为付给代价，所以是有保证的，根据年龄每人一天多少钱，按比例付给家庭。这个办法也被用来控制渔民对河水的污染，现在每条渔船都有收集粪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项收入来源。

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中国通而已，我在1960年问过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喊道：“苍蝇！我从没有想到他们能把苍蝇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马海德医生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也就能够完全应该地半退休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1969年，在反修医院看病的大约九十万病人中，只发现两个赤痢病例。当然，死亡的两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

现在，再回到前面讲过的北京卫生局的王康久医生。他的职责及于整个北京市特别行政区，有大约六百万人口，包括郊区十个县、二百八十个人民公社。这里共有十七个市级医院和三十个区县级医院，病床总计二万九千张，公社和工厂诊所的病床未计在内。这个地区有医科大学毕业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还有中医二千人左右。

关于最近的“革命变化”，王康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事实：

“毛主席在1965年说过：‘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人们已习惯于在指挥时把语录当作政策一样来背诵。）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思想。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我们还把六千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派到四川、云南和内蒙古去。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干部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这个地区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

除训练赤脚医生外，所有的医院还培训隶属于邻近地区或工厂诊疗所的红卫医，并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队的卫生员，在市内的三百三十五处急救站“为人民服务”。反修医院目前正在培训四十一名这样的青年，为期三个月。它还派出八名工作人员参加一支五十人的医疗队，去几内亚从事医疗工作。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经常分批到田间工作。巡回医疗队的任务是：直接为群众治病，提供预防性和医疗性服务，而以‘预防为主’；培训当地的基本医务人员；促进计划生育；提高现有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工作；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批判资产阶级作风，以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老张，”我说，“你是怎么离开北京的？”

“我是我们医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中的一个。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这个生产大队有八百人。”

“谁派你去的？”

“谁也没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农民结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兼副院长。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和医生啊。我是作为一个干部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我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看待。当他们要我治疗时，就说‘请您’。耕种和收获季节，我白天黑夜地同他们一起劳动。现在他们叫我‘老张’，我们都一样了。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决心在那里过一辈子。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也不懂针刺，不懂中医。现在我已经学了一点，发现它很顶用。这样我就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不再留恋城市生活了。我正在为需要医生的各地培养青年医务工作人员。有着广阔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们仍在北京。他每月回来探望他们一次。当新的党组织需要他时，也许会把他再召回城市来——当他已经把青年人培训好，能接替他在生产大队的工作时。也可能他的家搬到农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和医务界革委会委员们进行的许多小时谈话的摘录，它也许至少可以表达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气氛。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

“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老张说。在我到过的十一个公社里，我没有听到过和这相反的话，但也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关于这一点和公社的其他问题，留待后面再谈。

第三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崇拜的降温

在更周密地观察那个从最近的内部斗争中出现的社会之前，人们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进行深入一点的了解。开始时就已很复杂的情况，被一场热战的歪曲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

关于这段饶有兴味的历史，即使要把目前看得见的几条线索理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可能在今后好多年内我们还看不到全部线索，或者还不能把所发生的事情描绘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图案来。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就我个人所知，还有五本比较“权威性”的著作正在由西方的学者们执笔写作中。但是要写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书，就没有一本是能回避这个题材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仍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1969年党的“九大”表面上恢复了团结的背后，辩证的发展还在继续，它可能再次爆发为公开的、党的惯用语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他在另一处又说过，即使在消灭了阶级之后，……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1966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崇拜是成了党的特权阶层的专利品，由它来操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毛降为表面上受尊重的有名无实的领袖呢；还是由毛泽东和他的忠实信徒们来运用，用它来普及毛的教导。普及毛的教导就是用思想武器来“武装人民”，从政治上去反对那些在毛看来已成了一个“新阶级”的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小集团所领导的篡权者们，并把被他们夺去的权力夺回来。

感情，对个人和集团的忠诚和敌视，以及同毛的非凡的号召力有关的个人和民族的自尊心等都是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同发生这次大分裂的客观现实混合在一起，以致一些外国观察家断定它无非是一场宫廷争吵而已。

也许这是中国的一次大选吧？实际上，文化革命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冲击，表现为在一个时间内只能拥护一位主席的这个国家里，两位主席——和两种神秘力量——的互相反对。作为按照宪法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管理机构的有力组织者的刘少奇，是官僚机关势力的化身。毛则是英雄形象、思想上的指导者、革命之父、党的领袖，并通过他对党的军事委员会的掌握而成为事实上的武装部队统帅，人们以为他同那个领导机构是一致的，实际上矛盾却在增加。

当毛的进攻导致内部斗争，使许多党支部的工作部分陷于停顿，国家的领导机构也濒于解体时，一场真正的革命就显然已经发生了。必须坦率地面对现实，把独立的国家领导机构这种乔装打扮去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宪法依然披着这种伪装，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就是模仿苏联宪法的），尽管声称是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党的全面专政已是彰明昭著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毛主席把他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期定在1965年1月——但为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准备，则在1959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提出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也正是在1965年1月，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同这里所说的有关。

1964年秋到1965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后又来到中国，旧地重游，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大有好转，这使我非常感动。1959年，中苏之间的思想裂缝已扩大成为裂口，赫鲁晓夫说了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样品”的诺言；接着在1960年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顾问，撕毁了对中国工业化致关重要的几百个合同。大跃进时期和公社初期（1958－1959年）的一些过火的做法，加上自我欺骗和错误，加剧了损失很大的生产下降。空前恶劣的气候和歉收，也造成了延续到1963年的接近饥馑的景况。

然而，到了1964－1965年，经济已大致恢复了平衡。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粮食已比较丰富，消费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都更加充足。工业的损失开始得到了弥补，集体农业看来进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担心越南的战火扩大以至同美国发生战争外，显然普遍感到轻松和乐观。

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看来在政治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毛泽东。”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悬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像片到处都是，把别人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三十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面很感不安地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

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的画像在各机关、学校仍然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著作也到处有得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还没有普遍，但这种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了。

招待我的主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外交部部长助理。我继续说：“这些陈列的范围之广，是使我诧异毛主席在这里是否有敌人的唯一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缔造者，当然他本人也不需要这种夸大的奉承形式，不是吗？这果真有必要吗？”

龚澎表示领会地微笑了一下。她说：“我知道许多外国人有这样的想法。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革命初期，有件奇怪事情。当农民来参加10月纪念日，走过检阅台时，许多人都向毛主席叩头。我们不得不派人在那里看守，以防止他们跪倒下来。要使人民明白毛主席不是皇帝或神仙，而是一个希望农民像人一样地站起来的普通人，这是需要时间的。这可以帮助你了解有些人会做得多么过火，而现在所容许的这种对主席表示尊敬的方式又是多么的温和了吧？”

这的确使人想起了中国三千年来对皇帝的崇拜，于是我对她表示了感谢。但当我见到主席时，我还是向他问道：“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

毛回答说，也许有吧。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批评的人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感情或做法）。有一点个人崇拜也许是有道理的（更多呢？）。他最后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这话的含意很明白：毛确实有一些敌人。同时他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赞成社会主义，反对他的只有百分之五。这百分之五又是谁呢？我的确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也的确不知道），他们是由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的那个人所领导的。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解释它的人来说，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迹象，但政治局的团结一致仍在严密地防范着团结方面的大部分裂痕，不使它被局外人看出来。

现在再回到1970年10月游行检阅中我会见主席时他说的一些话吧。

他对我说，我由于写了一些东西而受到批评，但是他看过摘录，认为里面并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他们并不期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同意他们，我保持一种独立的观点是对的。至于我写的关于所谓个人崇拜，是有这样的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进早餐时，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赞成（探讨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者的，达尔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早些时候与主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于人类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类的事已仔细考虑了很久；并且，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外，他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训。

后来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对我说过，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它（崇拜）搞得已经过火了，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例如，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早晚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也就是教员。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一个教员。其余的要一概辞去。

（一一）文化

但是这位导师想要教导的、还没有完全灌输到群众心中去的是什么呢？除了由那个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许是“不老实的”中央宣传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画像的形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毛泽东选集》，另一卷还有正式发行但已在党内流传的“选集”，以及无数的各种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础。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发动文化革命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六条”的最后一条中所表明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挂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这位导师的教导——它包含党和革命的历史梗概——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从1962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一个仍旧完全拥护毛的机关报——每天刊登一条语录。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语录（有的是很长的摘录，有的甚至是整段）汇编成便于每个战士携带的袖珍本，让人人熟记，以便彻底教育军队，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并终于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传。足足刊印了几亿册，最后还用世界上各种重要文字印行出版。书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教导的最简明形式的范本。

《为人民服务》是写给一个普通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当时（1944年）作的赞辞。那时他开始使为每一个死了的同志，“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举行追悼会成为制度。对于人民服务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赞辞是《纪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赞扬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主义的精神”是所有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讲一个农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用锄头挖去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还是坚持挖下去，并说将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把他们刚开始的工作干下去，最后他们是会成功的。就这样，在神话里，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果然办到了。毛把这两座大山比作重重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众”，他们“一齐来挖”，就会使中国摆脱这两个恶魔。

1945年写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训，包括告诫人们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扶助蒋介石，但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论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样朴素的范例，很像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一个特点，这种宣传是为了同（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后社会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作斗争的。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论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普及客观的推理的标准理论方法，使人们系统地和统一地分析和“总结”具体问题。

如果认为我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为单通过编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从侧面来看看过去和现在毛的领导所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来”。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反对上面简略介绍的三篇文章所示范的美德和训诫呢？当然不是。毛刘之间发生摊牌，是因为在刘的控制下，党奉行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只是在保持团结这个限度内力求使毛满意，另方面则保护和加强他自己的组织，以便在系统地、纵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义地执行实际行政任务时不受到干涉。

刘和毛在工作作风和气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刘比毛小七岁，两人都是出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而成为教师，但是他们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两人都是1921年入党的，但刘是在莫斯科入党（由共产国际从中国招募去的），而毛却成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长的党的缔造者。

刘不是亲苏的，但他在俄国度过的早年对他有影响；毛则通过组织农民游击队学会了革命。刘对农民生活漠不关心；他宁愿从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认为要取得成果，一个专业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热情和鼓励来得更重要。

毛厌恶和怀疑城市生活，他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度过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他鄙薄从来没有打过仗和种过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敬成为他的最优秀士兵的贫苦农民，他保护主要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和在武装中提高的“新干部”免受城市的腐蚀。他通过打动青年信徒们的自信心、理想和爱国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他的身边来，正如同他从被歌颂的历史、从人驯服自然的斗争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当中，为他的诗篇汲取主题一样。

在中国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时期，这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为补充得很理想。的确，1958年毛（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因而辞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职务让刘来继任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给党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国分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从1959年起就开始破坏毛刘搭配合作的节奏了。中苏关系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开始出现脓疱；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撤销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诺言，接着又访问了戴维营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就举世皆知了。9月，即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同一个月内（毛相当怀疑地看待这次访问），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那是紧接着在庐山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全会之后发生的，在会上彭向毛挑战，毛为了使对彭的谴责得到通过，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进去以支持这场辩论。

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毛泽东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毋庸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刘少奇的怂恿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像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国军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刘少奇一方来。

1962年以前，刘少奇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点像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一二）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有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革命的思想领导。刘少奇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那几个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个人完善的高级伦理学的道德论文，从头到尾，刘没有把他的说教同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结合起来，没有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的学说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无视毛泽东在战时和战后所写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后来对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中都着重地提了出来，同时他的书内还有暗示支持彭德怀和反对毛主席的领导的几段话。刘说：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刘的批评在原意上显然是针对毛以前的对手们的，像王明和李立三那样的党内有力人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和被推翻了。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段落可能是语义双关的。为什么刘要在1962年8月重印这部书呢（已删去了其他不合时代的材料），当时彭正在散发他那份八万言的批评，而刘又是知情的？

同时，刘又把他的《修养》（五万字）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上刊载，广泛加以利用。为什么当军队正在大量采用毛泽东思想的启蒙读物、力求统一思想教育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要作出安排，分发刘的书作为军队的教材呢？如果不是毛本人的话，那么是党准备让刘去替代毛的教导和毛本人吗？刘的确好像在建立一个从事对抗宣传的修正主义学派。不管怎样，这成了1967年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的思想抨击的普遍主题。

再举一件揭露出来可作为人情上和政治上的注解的事情。从1961年起，刘和毛常常不在一起，毛访问农村和军队（这是他的习惯），长时间不在北京。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和毛商量就执行了。

他们可能没有向毛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中国话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它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和包产（公社的）到户（个人经营）”。它的用意是想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直接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矛盾。最后它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的一部分而加以制止了，“四清”就是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四个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整风。

到1964年经济恢复以后，新实用主义者的干部们企图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在军队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成为最后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的党的领导部门）建立起约有一百万人的毛主义“积极分子”的队伍。在整肃农村中那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时，他们起了主要作用。由于发动贫下中农大多数起来制止农民中机会主义分子的迅速发财致富思想，公社里的修正主义倾向被刹住了。现在轮到城市了。

为什么称为“文化”革命呢？这是因为它最初冲击的是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据说他们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破坏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毛的领导的攻击就已经在文艺作品和报刊上偷偷地开始了，这时在这些地方就更加越来公开地对主席进行批评和讽喻了。

1965年底，一开始被揪出来的第一个“牛鬼蛇神”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密友、六个副市长之一的吴晗。彭真出身于工会，属刘少奇的部下，是华北有势力的政治局委员。吴晗是个历史专家，是专治明史的相当多产的作家。我认识他时，他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家。他从未成为党员，但支持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这时他写了一些作品，颂扬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海瑞，海瑞是明朝的一个正直的清官，他敢于批评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续篇《海瑞罢官》于1961年写成。

在权力机构的有势力人物的幕后支持下，吴（一个“驯服工具”？）的胆子更大了，他还伙同别人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以诸如《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为题在报刊上写了长期连载的文章。吴的两个密切合，是彭真的文化工作助手邓拓和彭的统战工作专家廖沫沙。这三个人共同用一个笔名写文章。要是没有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会陆定一和他的副手，中央委员会周扬的暗中支持，他们的作品是没有可能公开发表的。

吴晗、邓拓和廖沫沙虽巧于伪装，但他们在叙述似乎无害的历史轶事和寓言的同时讽刺嘲笑毛和“三面红旗”的双重目的，在老练的党的内层圈子里是掩饰不了的。这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中国人在内，曾得出这样推论来。当他们从1961年到1963年编造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毛不加以制止呢？

不管吴晗是否有堂·吉诃德的想法要同毛较量一番，但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是这样解释《海瑞罢官》的。在他们看来，它反映了在彭真的暗中领导下，对毛的权力进行的一场消耗战。刘少奇是完全支持彭真的吗？他后来否认这一点。毛在1967年写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只是到了1967年，毛才这样说；在1965年时由他自己来草率地展开这场攻击是不合适的。谁来为他做这些事呢？

有一件事使得毛确信，要全国人民坚定地回到他的革命道路——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上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把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打倒。这件事就是，毛在华北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党人或知识分子来揭露吴晗，因为有势力的人在庇护着他。毛不得不到上海去找他的人，姚文元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他在1957年对文艺和新闻界里冒头的资产阶级势力展开过一场出色的论战，受到毛的称赞。说得更确切些，是江青（毛泽东夫人）同姚文元商量的，他是她的一位老朋友。到1965年，她本人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吴晗和上海亲刘的党员的斗争，他们反对她的具有无产阶级内容的新戏剧、新歌剧和新芭蕾舞剧的思想：这些戏是忠于毛的文艺为群众的思想的，是北京的文化宣传机关所强烈反对的。

正是姚文元起草了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文章。我们听说文章修改了十一次。并经江青和毛看过，最后于11月间在上海发表——因为如前面所述，最初毛无法使北京的党报刊登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责吴晗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如把封建人物理想化，而无视群众反对皇帝、官僚和地主的主要阶级斗争。海瑞的“改革”要求，局限于把由大官僚夺去的土地的一半退还给原来的地主，以保护“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其他文章很快地变得更加明确，对宣传机关的那些负责人的反击变得更加激烈，除了吴晗以外，这些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点名。

这时彭真在严重压力之下，想为吴晗开脱，因为吴晗的困境也成了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吴和其他亲密的同伙被宣布为思想上的敌人，在性质上等于是反革命分子，那他就要负责。1965年10月中央委员会秘密地设立的负责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彭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66年2月，彭真以这个小组的名义打电报通报所有党支部，说吴晗只不过是犯了“学术上的”错误，企图把他的罪行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的报告忽视了已由毛明确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即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却要求把运动限制在批评的范围内，要在“有关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同意下”进行。

毛指责说，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没有看过彭的电报，毛本人也没有看过。主席极为愤怒，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完全否定了彭的报告。这是1966年5月16日的事。中央委员会的5月16日《通知》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彭列入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最前列。换言之，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通知》有预示性地作了下面的结论：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从那时起，“不用枪的内战”就开始了——或多或少是这样吧！

（一三）公开的战争

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1966年5月16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会议和公报直到第二年为止仍是党内的机密。毛的行踪显然只有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才知道，这个小组已经取代了彭真的小组。流传着这样一种印象，即毛在生病或正在康复之中。

我也可能无意地助长了这种印象。1965年1月主席接见我时，他似乎有点不像他通常那么精神饱满。他两次不可思议地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在一些别的谈话中则暗示准备把未来交给他的“接班人”，这些很难说是表示在准备就要开始的一场大斗争。后来在北京有人对我说，主席对我那样讲可能是有意要迷惑他的敌人——在部署进攻战略的时候，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事实上，毛在11月秘密地访问了上海，同姚文元、张春桥等未来文化革命中党的先锋造反战士进行了谈话，他们不久就组织和领导了造反，要把那里的党、工会和文化机关中支持刘的负责人都打倒。毛不是在生病，而是正在南方忙于奔走，发布指示，在北方，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则准备对彭和尚未公开点名的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最后一击。在1962年的十中全会上，毛曾经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非官方报纸（《文汇报》）上。当时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以外，上海和北京的党报毛仍然管不了。1966年6月，北京的军队报纸接管了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它宣布开展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来肃清“反党黑线”，并在教育、文学、新闻、戏剧及其他文化活动中促进无产阶级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解除该报原来的编辑部的职务。同一决定还宣布改组北京市委。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没有了。同他一道进入政治垃圾堆的有吴晗以及所有彭的“学术上的”同伙。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命令撤销陆平和彭佩云的北京大学领导职务。他们所领导的党委，由新北京市市委选派的一个新“工作组”予以“改组”。

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究竟哪些人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会议，都不清楚，出席这些会议的人是经过慎重挑选，或是由文职和军人候补委员们“加强力量”的吗？是毛缺少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必要多数来打倒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还是他情愿那样做呢？他转向非党群众，动员和教育千千万万的青年（并指示军队“支左”）去清除盘踞着政治和学术权力地位的那些主要的反毛官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6月，把5月16日公报付诸实行的革命已经在各地展开，为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作好准备。学校停课了，红卫兵开始为控制一切文化机关而战斗，“大字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控诉和揭发。

正当风暴增强时，毛泽东于7月16日引人注目地重新出现于华中大工业城市武汉，在那里游渡长江。他由五千名“革命造反派”陪同，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位如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接着他就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去了。

对于毛的挑战，刘少奇似乎没作出任何有计划的认真准备来进行全力迎战，甚至在8月以前，他好像还没有完全知道他本人就是头号目标。他指望把崇拜降低为一种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由根据规章在职的人来掌握党权，就以这样的方法来消蚀毛的权力，这似乎是明显的。

红卫兵的出现，谁又能预料得到呢？5月16日的公报中有一个字批准过他们吗？当然没有。刘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谁能预料得到这位党的缔造者竟会号召群众——不光是按照刘的党的教育计划训练出来的“驯服工具”、即有组织性和守纪律的年轻共产党员，而且还有难以驾驭的非党群众——起来造党组织本身的反呢？的确，造反派几乎违反了刘一伙花长时间辛苦制订的1956年党章的每一条规定（这个文件是紧紧地仿照苏联的蓝本制订的）。他们能违反国家宪法的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采取不法行动吗？所有这些都是在毛的慷慨赞许下干的吗？这怎么可能呢？

刘也不是继续不动的。从5月起，他的主要努力是保持他那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使它免受毛的危险的破坏路线的影响。我在各地从参加造反的人们口中所听到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保守派为了试图及时应付冲击，以“工作队”的形式派遣了大批干部到学校、工厂和机关去，想把革命“引导”到无害的渠道中去。以防止党的核心和组织的解体，并企图使“闹事者们”名誉扫地。

但是，毛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也有自己的干部在工作；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但非常有决心。中央委员会为了使课程革命化，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课。辩论和随便抨击领导蔚然成风，造反有理，抨击当局的大字报也是如此。

红卫兵首先于5月底出现于北京大学，但随即被刘的“工作队”指为“反党”而遭到镇压。是谁发起红卫兵的，不清楚。我在杭州会到的那位将军，对文化革命可毛的整修战略非常熟悉，他对我说，红卫兵这个事物既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事先就预见到的。然而，他们的潜在力量很快地被毛看到了。受到了鼓励的红卫兵再度在北大兴起，并扩展到其他地方。他们再次被镇压，接着发生了拉锯战。后来在6月，毛宣告：“红卫兵好得很”，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爆发了。

后来被认为是刘少奇自我批评的检查书，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具有某种孤傲的味道，而且不过份自贬，因而有几点似乎是可信的。其中有一点讲到，6月1日以后，在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五十天中”，刘通过他的工作队，集中力量来贯彻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几项目标。只是在回顾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力图孤立造反派和“反对揪斗干部”，是破坏了革命。

那份检查书说：“我怕乱，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然而，甚至在毛回到北京以后，这是继续亲自指挥干部的工作队。他说，这是因为“在8月5日以前，（他还）不理解（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并且“总是想要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精神。……”

8月5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一天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一星期，这次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并把刘少奇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从第二位拉下到第八位。8月5日又是毛泽东写出他自己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炮打司令部》——立即传遍全国。其后不久，毛就戴上了臂章，公开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派了。从那时候起到11月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的一千一百万青年。

8月5日，当刘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毛写的以下几行时，才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刘写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我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那麻烦多事的“五十天”中，刘就是这样的认识他自己的。既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又怎么能知道他应该取消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党机关呢？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干，并像毛多半预料他会那样的行动——“保护干部”，从而落入了一个准备得很巧妙的圈套里。当主席在7月中出现，泰然地在长江游泳时，刘的惊奇也许不下于全国其余的人吧。

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像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像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叙述的故事从不久的过去转到当前，转到暴风雨过后比较平静的今天，这个问题，就像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也许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如果只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话。

第四部　军队、党和人民

（一四）一种军队专政？

整个中国是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全都同军队连在一起，”周恩来总理说，他可以再加一句，“军队把我们全部连在一起了。”

周总理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重建后的党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和朱德一起组织了这个军队并从开始就领导它，他也是党的终身领袖。当毛任共和国的主席时（直到1958年止），他把党、政、军三位一体地统一于自身；作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身主席，他自1935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1936年我在中国老红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之前）中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时，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在陕北指挥着东线的红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林彪身着元帅星级的服装。

在所开创的世界之内，党居于一切的首位。但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毛说，“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党。它们同生共长，相互依存，如中国人所说，“唇齿相依”。

内战时期，当我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红军的根据地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战斗部队中构共产党员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都穿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看其褪色程度）的棉布制服，除有一块红领章以外，没有军阶标志（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住在同样的或差不多的宿舍里，和农民吃大致相同的饭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和因苦，极少物质鼓励。政治委员常常就是司令员，司令员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员，他们相互学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重新发生的内战时期，情况都是如此。

l949年，随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经过22年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才创立起这个革命“学校”：从民间招来的新干部也须来这里吸取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阶级多数人政治意识薄弱，持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干部，这就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料。

共产党人接管这个大陆国家后，大规模地从军队外吸收党员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到1956年，人民共和国建国仅7周年，党员己达1，000万，其中80％左右是革命以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有1，700万，其中70％是朝鲜战争以后入党的。而到1965年，据说党员已接近2，800万，另还有共青团员3，000万。党员中仍有2／3是农民出身，但行政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上层以外，老党员是少数，并且人数在日益减少。

尽管如此，军队仍是一所“大学校”，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内，它的高级党员，要比政府机关的任何其他一个部门都更为集中。

但至此画屏暗淡下来，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兵之间造成了超过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条“战线”上是经历过长征或延安时代的人，在另一条“战线”上是后来参加革命的人。在比较巩固和已部分“社会主义化”的中国西北根据地，毛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适应中国的情况，那里处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的经验比华东要少得多，华东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战线后方的政权还不坚固的游击区里训练出来的。这后一种人要同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打交道，在直至海滨的这片人烟稠密的广大平原和盆地里，阶级问题是以豪绅支配的经济为基础的。

1949年，这“两条战线”汇合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的隔阂决没有完全消除。刘少奇一向是华东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员，领导城市的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他成为党内主管组织和训练新干部的头号官员。在那个时候，刘成了以城市为方向的党的化身，这个党同多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系，同后来与苏联的技术援助项目有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同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毛完全是土生土长的经验的化身，这种经验在广大农村深深扎根，在军队中实现了平等的传统并使军队与农民密切联系。

上述看法并不是去提供—个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简单“公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式——而只是从有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下提出被人忽略的一个重点以提醒大家而已。当要去了解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军队优势的限度时，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希望弥合这个“裂缝”，彻底消除上面提到的分歧，并把“两条战线”团结起来，因而他在1956年接受党推选刘少奇担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早在1959年，毛意识到裂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样对待刘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事情从那时起如何逐步发展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只就刘与其堕落分子（毛是这样看他们的）盘踞着管理部门官僚机构而论，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只是清洗，而是全部摧毁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机构。建设阶段——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甚至更加因难。1966年8月公报的指示“揭开”了第一阶段，数百万“基层队伍”——干部、学生、工人、普通群众——迅速起来发泄对长期压制他们的党员特权分子的不满。由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众组织，由红卫兵、工代会、党内造反派领导，夺取了地方的权力。“旧秩序”的领导者进行反击，通过名义上是“造反派”的代理人来恢复控制。一个接一个的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的领导人上来了又很快倒下去。在“中央小组”的指示下，上海是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由“可靠的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第一个城市。尽管非常缓慢而斗争十分激烈，其他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也跟着成立了。

在各级组织中，造反派在选择新的形式和新的领导人问题上意见难于统一；他们分裂成几派，互相争斗，近乎无政府的状态盛行一时。奉军队之命，军队不许动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进行干预。有些地方的红卫兵抢夺民兵的武器并成立司令部，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初期内战形势迅即到处出现。

军队总政治部是唯一完整的有经验的党组织。1967年，毛不得不前去结束混乱局面，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去“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周总理告诉我，在军队开始用武力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制止派性争斗和领导各派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前后，军队蒙受了“数十万人的死伤”。从军队个抽调了200万名“毛主席积极分子”去执行这项任务。逐渐地，从这种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纯洁的和“接班人”的党，—个经过重建的无产阶级国家。

这样，军队从文化革命以来就显得“非常巨大”，其势力在将来会更加扩大。会不会比党更大呢？归根到底，每种制度，无论是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或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依靠它的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能离开支持它的阶级利益而独立。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毛又说，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注意，是党指挥军队。党也是指挥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实，而且现今已明文写进新党章。文化革命期间向“党的军队”发指示时，毛是作为党的主席来办事的，这个党自称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央，党应指挥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军队决不能例外。但当党中央发生分裂时，它当然也会反映在军队领导部门的分裂之中。

为党工作并按党的指示办事，中国的“人民军队”是联系群众生活的一个主要环节，它力图通过组织、宣传、生产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

口号“全民皆兵”——它可以追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已部分地实现了。所有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女，通过普通参加民兵而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受过民兵训练的几亿预备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熟悉了武器、战术和地形；他们在老战士带领下重新过着革命的战斗生活；他们学习领导原则，懂得生产与国防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和统一思想，并逐步认识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个脱离群众、不事生产、浪费国家资财的特权阶层。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

1928年，毛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全国人民“建在连上”。

不仅民兵，而且整个社会在作风上和组织上都“军事化”了。从幼儿园起，学生都编成班、排、连、营。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和公社社员也都这样。城市每条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参观过一个大型机车制造厂，在一个由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成的辅助车间里，我听到那个担任管理的中年妇女被部下称为“司令”——她们正忙于洗破布、缝补裤子和鞋子。

这个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这样做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幸好，这不是《我的奋斗》。这里面没有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武装输出革命等教义。它确实支持社会革命，但不是通过武装侵略。在国内，它教育人民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实现——包括对错误领导“造反有理”，来求得解放和备战。

中国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使许多不相信军事化组织的人感到震惊。而怎样使用这支中国军队——“为人民服务”，才是它特别吸引人的独一无二之处。

（一五）“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了沈阳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沈阳是曾被西方人称为满州的东北的辽宁省省会。这所学校由一个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五名针刺专家领导。到这儿来的学生不能听和说，但他们不是先天性聋子。他们失去听力是因为麻疹、脑膜炎和各种发高烧的热病所致。

负责这个解放军小队的李春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过手语文流来教育学生。1966年，当毛主席接见几百万造反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当学生们见到毛主席时，他们高兴得哭了，”李说，“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脚。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的指挥员就要我们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将针推进以超越旧的‘禁区’，直至我们能够承受的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卫生针刺医生的培训工作。我们授给学校工作人员技术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和说了。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两年时间我们治疗了582名学生，93％以上恢复听觉。80％左右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放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9岁至20岁之间：身体健康，穿着暖和，眼睛发亮，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好像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男孩子眼里噙着泪喊道。“牢记《愚公移山》！”另一个喊道。

我们参观了教室，教室里的高年级学生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倾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谈话，带着难以形容的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动人微笑。当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一所邻近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随我们到街上，一直微笑着，鼓掌。

“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当我们离开时，他们的尖尖告别声在回响。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州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家是在卢尔德，信心治好了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大大超过卢尔德，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幅照片。走进里面，我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妇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空荡荡的。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医疗组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她的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药箱中包括有避孕丸。这种场面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

我们在离长城不远的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是一所明净、修建得好、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绿油油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屋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录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不到25岁，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远的距离是300米。这里充满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掌声不断，欢笑四溢。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两种：第一种是“基干民兵”，年龄最高25岁、携带着武器工作；第二种是“普通民兵”，年龄从25岁到50岁或以上，他们包括预备队员和特种队伍。所有轻武器都是就近制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庄角落模型前，我们看到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运用游击战术，很快把侵略者消灭了。（鼓掌）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说，是洋鬼子就是了。接着，姓徐的一家入列队进行：60岁的爷爷、他的58岁的妻子、儿子、儿媳和4个孙儿女。他们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机车厂工作。他们使用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在100米之外很快消灭了目标，只有年纪最轻的一个是例外，这年纪最轻的一个是8岁，穿着红小兵制服，有点神气，他用了很多时间，俯伏在那里，用一支普通步枪打中了三靶。

“还没有枪高。”一位军官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候着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说，“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我们等待着他们，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那些靶子上公平的写着这样的字。“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一六）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在中国西北陕西省的内地，有一块狭长的盆地南泥湾，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约200公里，延安东南90公里。延安在1937年至1947年这10年间曾是当时以八路军著称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有一条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湾连接起来，而几年之前还只能靠步行走两天才能到达。这条路穿越荒野的峡谷。到处都是榨树、松树、常青树和罗望子树。我们的汽车开过时，不时惊起雄鸡、小羚羊或山羊。

“好猎场，”我们的向导，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主人说。“我们驻在南泥湾的士兵初到这里时，除了打野味外，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所到的这个已开垦的狭窄的盆地有几英里长，四周是峻峭和多树的小山。1941年，当延安根据地的西石和南石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往北和往东被日本人封锁时，南泥湾是响应毛提出的通过军队自己动手来达到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开发的一项试验计划。

“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说。“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为了起带头作用，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年轻老兵担任军官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的荒野峡谷，每个战士都带着步枪、鹤嘴锄、铁铲和足够一季用的粮种。像美国的拓荒者，他们开垦了足够的土地种植庄稼；他们建窑洞、造披屋以便度过严冬。还动员了一些无地农民来帮助他们，他们制造木锹和木犁，学会在榨树皮上写字，土地给带来第一次收成后，又再播种，使收获足够有余粮出售以买进几头耕畜。他们制造木纺织机，自织羊毛呢绒，并极力打通与国民党地区的走私贸易。经过两个近乎挨饿的冬天后，南泥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林区。

这故事来自一个亲历其境的人之口，他叫朱少清，清瘦，久经风霜的长征英雄，现在又回到他曾帮助开垦过的峡谷来了。朱在1944年离开南泥湾，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现在53岁了，他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的一位团长。而南泥湾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全民所有”。他在大会议厅里简要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演变过程，这会议厅是一簇坚固朴素的砖瓦结构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时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后的巩固和肃反时期，南泥湾成为一个劳改农场。中国不容许有“政治犯”这个范畴——只晓得这里有“反革命分子”——但事实上犯有政治动机的重罪，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严厉的处置。南泥湾作为一个监禁农场，属罗瑞卿统辖。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队的首长，是文化革命情况中最早垮台的高层人士之一。

1965年，这个劳动改造农场显然撤消了。改变成一个国营事业，许多以前的罪犯成了农户人家留场定居。朱说，在当地也吸收了一些青年。在1966年至1968年期间，“刘少奇在这里的影响非常坏。许多青年离开了这里，去参加红卫兵的长途串联。”

“这么远的地方刘少奇能有影响吗？”我插了一句。

我想是出于向我作解答，就把我介绍给坐在团长旁边的一位老战士。他是农场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个人有一张坚韧的脸，高耸的眉毛下是一双锐利的眼睛，笑的时候常常露出两颗门牙，他叫王明德。他看起来像有100岁了，但后来我见他在田野走路时灵便得像年轻人，他告诉我们说他是66岁，后来得知，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在湖南参加老红军某团的同一个班的、实际上从此以后两个一直在一起。

王曾身经百战，在他漫谈时，好像要把每次战役都描述一遍似的，特别当他回忆南泥湾过去的艰苦日子时更是滔滔不绝。他使我想起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民的领袖》中的那个加利福尼亚人，他曾率领一个马车队越过落基山，他只要一讲起这事就会讲个不休。

在王无止无休、引人入胜的回忆中，时间渐渐过去。一个有关拓荒时期怎样用野草制成一种“美丽的染料”染土制毛线的故事，得一年半载才能讲完。有关刘少奇的问题我们就丢在一边了，因而我无从知晓他究竟怎样影响了这个遥远地方的局势。

在1966—1967年这个“坏年头”之后，军队接管了这个农场，到1970年的现在，生产大有改善。所确定的指标将使南泥湾很快就赶上大多数国营农场的高产水平，总的说来．要比公社集体的平均产量要高得多。

据朱团长说，南泥湾农场现拥有耕地、果园、林场共18，000公顷。归他领导的大约有30，000人，在这支混合劳动大军中，有长期在此定居的带着全家的农民（包括一些以前的地主和罪犯）、党的干部、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并得到一个亦军亦工亦农的劳动团体的支持。

这里的全部生产归国家所有。经营以工资制为基础，像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住房免费，平均工资每月40元，这个数目比工厂里半熟练工的平均工资略少，但高于农村公社社员的现金收入。然而在南泥湾，工人必须交付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平均12元。定居的农民家庭有他们自己的住屋、厨房和自留地，现金收入要少些，实行工分制。

南泥湾最有意思的一角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我先讲几件日常看不到的其他军队工作之后再来谈它。

许多国营农场，可能全都在边疆，长期以来由军队以各种形式加以管理，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数量又有了很大的增加。我以前访问过离西伯利亚不远的佳木斯的一个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序已达90％，真是一个工厂式农场，完全实行工资制。在一般农村公社，机械化程度不到15％，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很大实际程度上，所有权和会计核算都属于社员，最近的正式数字（1964年12月）表明，国营农场的面积有1，000万英亩，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4％。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50％。

由人民解放军及其党组织领导的国营农场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五·七干校在哪里开垦了新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在沿海和内地的沼泽地带，军队建设兵团正忙于填筑边沿土地，供国内农业使用。

从新疆到严寒的东北边境，军队正在建立新的居民区，并同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和俄国的武装部队要在5，000英里长的边界线上脱离接触的困难问题之一，据说是中国一边的许多地区居民稠密，而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境，整片的地方除了军队以外人口十分稀少。对俄国人来说，要使100万驻边军队获得给养但缺少当地生产上的很大支持，比起多少可以自给自足的与国营农场相结合的中国军队来，就要花费多得多的经费。在有些地方，如果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后撤10公里，那么俄国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而中国一边却仍有许多居民（和民兵？）。这种前景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战部队以外，居民和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党的干部只构成一个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中学毕业生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如果他们的班排和边队推荐他们的话。学校根据地区革命委员会制订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进大学，多少人参军，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村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时，仅给伙食、衣服和很少几元“零用钱”。建设兵团训练出数千万的人——外国人决不知道有多少——加入他们一起的还有城市下放来的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许多人在他们从事建设工作的地方落户定居。

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和房屋建造工作，修建了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发电站、桥梁、隧道和道路，这对控制污染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完成了艰巨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把越南和新疆连接起来。它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道。在整个中国，在北京，军队监督着交通网。广泛进行的防空洞系统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建造的。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我在那里参观了刚下水的新远洋轮。在农村公社，军队由民兵代表，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也自然都由人民解放军掌握。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方面，军官在革命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在那些个“三结合”（“党的可靠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负责的军代表”）中，“负责的军代表”总是居少数，但我发现他们几乎总是担任主任的职务。不仅大学和医院接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领导，我们在西安时到后台去访问的一个芭蕾舞团的革命委员会也是如此。另—个在上海的芭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见由军人任主任，这便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一七）艾丽斯在南泥湾

离开中国来写五·七干校，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说与局外人听呢？人们会想起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想说什么时行个屈膝礼，这样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一直说到末尾，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五·七干校是改造改造者的学校。在南泥湾办劳改农场的旧时期，那里的人都不是自愿的居民：顽固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课本。自我改造为一个初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那些党的官员，无论是自愿参加或是组织派来，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们已变得“脱离生产和实际”，现在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在中国，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放到决定其政治解决办法的各种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中观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逻辑和说得通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毛说。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如果是这样，五·七干校也决不例外。

它们是为贯彻毛主席1968年5月7日发布的一项指示而开办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革命期间的权力机构而组织起来，由党的军队领导，开始推动“广大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其中有的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人，有的是党校教员或严格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

据说，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的生活，已经滑到孟子的传统格言所支配的老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西方谚语说，猪耳上的毛织不出丝线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用愈来愈难的考试把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较差）都淘汰了。学制不是适应群众的需要而缩短和改得更切实际，许多大学专科反而延长至6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而，对任何一个想建设一种激进的新社会秩序的人来说，这样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难以鼓舞他人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进社会分化，正在造成一个被利已野心驱使的特权阶层。”一位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一文中写道，该文编在一本研究态度认真的1971年中国问题论文集里。

从再度强调专家路线的主要的后果之一，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大学生人数减少，而高干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人数相应增加。……因此，北京大学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1958年接近占67％，到1962年下降到仅占38％，同时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学生人数则增加一倍以上。许多大学教授瞧不起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粗茶杯上雕不出花来”，并对这种学生靠（政治上的）“进身之阶”进入大学表示愤慨。1958年录取进入自然科学的8个系的237名学生中，只有45名如期毕业，余下者不是被迫退学就是留级。……

在北京科技大学，保送的919名干部和军入学生中，有480多人被“淘汰”，清华大学同样淘汰了200人。北京财经学院被迫退学的108名学生中，大约94％是工人阶级出身。……消息灵通和受欢迎的访华人士韩素音（1967年）写道：“对城市大学和高级中学进行的调查，令人感到震惊：社会主义的中国过了17年之后，竟仍然有40％以上的学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家庭，虽然这几个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5％。”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说明五·七干校，这里谈一点与教育革命有关的事是必要的。南泥湾五·七干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师，主要由久经锻炼的党的行政干部组成，他们也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负责教育工作。

刘雨生自我介绍说是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高个子，腰杆挺直，30多岁，晒得黑黑的，肌肉发达。要不是这样，他容易被人看成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识字人，现在则至少须到中学程度。从两年前的10月4日这所学校创办时起，刘就在那里了。学校开办时，从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11个单位抽调来467人。

“他们不把自己称做学生；他们是“五·七战士，”刘先生解释说。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西安市和附近县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让干部向工农学习，在根本上同他们结合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同时一面劳动，一面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旧党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和实际，我们的学校也不同于过去的国营农场。它们只生产。现在经过两年锻炼，我们已输送了414名革命干部。他们有的已回到城市，但多数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刘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毕业的，留下来担任政治领导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领导者”一多半是指共青团书记。他身旁还坐着一位还算清秀的年轻妇女徐秋风，原是西安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区的党委书记。现在属于校“第一水稻生产连”。她好像还管炊事房，一会儿就从那里端来了（围坐桌旁的12人有一半去帮忙）一大盆一大盆满满的鲜猪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鸡蛋、苹果，以及其他十多种干校农场生产的美味食品。

他们有920亩（合153英亩）土地，53头牛，300多头猪和许多鸡鸭。有800亩种水稻和其他谷物，去年的产量达170，000斤（合85吨）。45亩种蔬菜和果树，50亩种马铃薯，30亩种大麻。他们现在有身强力壮的“五·七战士”286人，其中1／4左右是妇女，平均年龄30至40岁，只有少数老年人，最大的60岁。他们之中有7位医生。现在看来这个农场在粮食、住房和燃料（他们建了一座小型水坝和发电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给自足，但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战士们”开垦了一些新耕地；他们用砍来的树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干各种零活（由国营农场借调来的农民指导），农闲时则在军队领导人的带领下学习和讨论政治。经过6个月或一年。他们可以成为“毛的积极分子”。什么叫积极分子呢？一个由所属班排推选出来的人，他不仅是个好学员．而且是个“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人。

有人告诉我，在干校的所有学员仍按干部级别保留原来的工资，他们的家属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员会有30个人，我们在享受他们的朴素宴席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见。同生产这些食物、经过改造的改造者们一起吃这种与大饭店大不相同、新鲜而简单的饭菜，这又是多么愉快啊！

说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位谭冲，48岁，穿着淡紫色的短上衣，轻轻一笑时露出洁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学校的猪栏，刚刚被“我们连的战士”推选为积极分子。他引用毛关于“下放农村”的教导，并说他已抓住了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脱离实际，所以我选择来这里。他们安排我在猪栏工作，生产猪粪，学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同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逐渐接近了群众，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观。”这最后一句话意味“斗私”并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拿李成寿来说，他50多岁，以前是西安市委书记。他漫长的革命经历可回溯到延安时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打中后，他失去与农村的联系。现在他在“种玉米和水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还“差得远”哩。

刘文元，40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升任西安第24中学校长。他真的从来不知道农民劳动多么艰苦。他怎能教书呢？现在他是一个“五·七战土”，“在庄稼地里干体力活”。他还处于“斗争”（使自己摆脱不良阶级背景的影响）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希望“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新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一平，38岁，前西安市共育团（现正在重新整顿）书记。1948年他在延安上学，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而坠入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他忘了过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义阶级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毛说。官僚主义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本家，他们怎能有足够的认识呢？”王来干校已是第二年了。他还不是积极分子，但已经是“干校第一水稻种植连领导”。这就是进步。

“在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说，“我们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为什么要在远离西安800英里（240公里）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学生‘怕苦’。为了使他们坚强起来，我们要每一个进干校的人从这里步行往返延安180里，把这当作一种传统。我们请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来给我们讲这里‘过去的苦’。我们逐渐培养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现在看来以南泥湾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们在这里重新过着革命生活。起初情况很差：快要坍塌的窑洞和几间房屋。长满荒草和未经开垦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们应该向西安求援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传统为榜样，砍倒树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样的方法建造房屋，还做了工具和篮子，并学会了烧砖瓦。”

“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发电设备——我们得到一笔专用贷款。去年春这里发洪水，溢洪口堆积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们的稻田都冲坏了。《愚公移山》使我们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们清理了溢洪口，用双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复了我们的稻田，及时进行补种，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依靠两只手，能做一切事’，已成为我们的口号。”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专门花了一个下午去参观农田，见到更多的“战士”和他们的农民同志，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农田和坚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细参观了齐整地建筑在山坡窑洞里的猪栏。这些善良的人在这里似乎满足于干这种粗活，并且干得差不多和农民一样好。当时他们可敬可佩的精神给我留下印象，我甚至羡慕他们用强大的集体力量所得到的益处。只是到现在，当我在资产阶级环境里回想起我作的笔记时，我才记起那个白衣皇后。艾丽斯说：“我不能相信那个！”皇后用怜悯的口气说：“你不相信吗？我敢说，你还没有多一些实际经历。我是你这般年纪时，我总是一天干它半时一刻。嗯，有的时候，我在用早餐前就相信有多至6桩的不可能事情。”

几百万人已进过五·七干校。据说将来所有的党员都要这样做。我的翻译姚伟，就在这样的公社干校中劳动过一年。他的妻子是位俄语专家，至今还在一所干校里。我的老朋友黄华，现在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69年已经历过这样的“锻炼”，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党的负责人，同样经过这样的锻炼。所有中国外交官从他们海外的工作岗位奉召回国后，都在公社干校或类似的干校里劳动过。

艺术家也是这样吗？据传毛曾说过：“让歌唱家、诗人、编剧家、文学家都赶出城市，全赶到农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和工厂。不要让他们老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在那里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们也去了，当我在城市里找他们时，许多人仍在农村“锻炼”。

所有这些人都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假如他们只是被强迫“下放”，那么转变过来的人就一定会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自己在烈日下干过一个时期，他告诉我这个制度比强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这样的。不管你平常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属于一个班，是连的组成部分。你要参加学习，一天两小时，一星期两、三次，每星期大约有一次与其他班联合开会。你不只是坐下来背诵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为一个主题，先朗读，然后联系实际来讨论理解。以此为根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实际要差多远。有时搞得很激烈，这样缩小自我，暴露灵魂，一个人就感到有必要清洗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他自愿下放农村。”

像皈依宗教那样吗？，摸到点门道没有？

“如果某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

“嗯，这也许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经给你了，你开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着你，这就轮到你了——而你明白他们是要帮助你。在某种情况下全班或全组可能一起申请下放。对每个人来说，摆脱日常工作，去体验一下劳动是好事。是的，我们回来都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很大收获。”

如果你年轻，事情就容易些，并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龄较大，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这对所剩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如果你不习惯搞体力劳动，那就会感到很难办，特别是班领导“坏”的话。我知道有人一连几个月弯腰屈膝在稻田里干活，挑重担子，干他们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劳动的了——他们从内心感到，不能把他们自己同几乎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或士兵等同起来。

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是那样的新奇，以致听到甚至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这种事情的消息时——虽然现在比较地少了——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我在23岁以前，在学校放假或课余时间，就曾当过印刷厂学徒、饭馆侍者、农场帮工和其他零杂工，后来还以当过海员而感到自豪。这样我懂得了尊重劳动和鄙视懒惰。但这种工作现在不再吸引我，并且我体会到，为了赚钱或是获得经验而工作，同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没有企图使自己同农民和工人“等同”起来。在这方面的精神内容是缺乏的——至今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哲学分明是这样的。

在离开这个题目之前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从修正主义分子直到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来，要受到严厉得多的处理。据红卫兵称，一些国民党特务和专门的破坏分子已被破获。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即使对“人民的敌人”也不准打骂或虐待，千万计的事例表明，他的话没有受到重视。在文化革命最初的日子，许多人被红卫兵根据捏造的罪名抓了起来。一经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关系都要受到审查。随着掌权的委员会此起彼落，被这派抓起来的人可能为另一派所释放，只是为了进行报复，而去责难那些曾指控他们的人。这时军队介入了，撇开派别，成千上万的历史案件都得重新审查。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滥用他们的临时权力，对他们所选中的受害者进行殴打或迫其“自杀”——有时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贡献的革命家，他们至多是为了热衷“修养”的准则而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活。（公开宣战比口头欺骗要好。）……主席最不高兴的第二条是虐待“俘虏”。这不是过去战争年代红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凡是我给你讲过三遍的就是真的”。但是没有谁比毛主席知道得要清楚，虽然他可能讲过3，000遍，但在那些用他名义取得权力的人中间，总有一些置若罔闻的聋子。那是谁呢？总之，是谁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一八）军队和人民

中国穿军服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在人民中间他们大都不带武器。他们在公开场所的行为堪称模范，任何来访者很快就能看得出，军队是得人心的。公共小学满是红小兵；我遇见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中至少有一个能符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高标准。国家宪法把服兵役列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一。我在营房或其他地方询问过的士兵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人自认为是“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者”（当我把这个词的意义向他讲明以后），或是设想他自己将来会参加一场他的国家可能是处于“非正义的”一方的战争。

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民主的工农军队，现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来，它加给人民的负担无疑地轻得多。他们自我管理，生产自己消费的大部分粮食，没有随军服务人员，并且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去帮助农村或工厂。

自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已恢复延安时期的“作风”。军阶的标志——肩章、高级制服、硬边军帽、勋章——以及摹仿俄国军队的以示军官等级的其他明显标志，在60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和军官定期下去当兵得以恢复。所有指挥员都从士兵中提拔。官兵之间的工资津贴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已经缩小，虽然距延安时代军队的“平等”还很远。

十分强调政治方面的训练，政治意味着同人民的关系。应牢记（还要唱）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它实质上仍和原来红军时的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此外，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所谓“三八作风”，在中文里是用三句话和八个字来表示。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个人或集体荣获“四好”荣誉，意味着他们的‘三八作风”好，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以及日常表现好。

任何授与“四好”战士的家庭，都自豪地将其奖状安装在框子里以挂在毛主席像旁。

总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必须思想优秀为先，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是统帅”的教导。其方针是“四个第一”：在人和武装之间，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各种工作之间，政治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之间，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之间，活的思想第一。

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毛的信条，即“人比武器更为重要”，没有良好的道德政治素质，优良的武器或庞大的数字作用也小。这样一些概念反映了毛早期对孙子（公元前350一450年之间）思想的吸收。孙子是中国古代权威的战略家，他的《孙子兵法》充满智慧，以至在当今新时代仍熠熠生辉。孙子云，战略的基本要素有五，“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对它的熟练使用。“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毛说，“这就是又红又专。”这里我并不打算同西方情报机关在估计中国的武器方面作什么竞争，只是一般地谈谈，这是不成问题的。人民解放军的300万正规军是亚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它有数以百万计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辅助部队作为后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类武器和现代装甲武器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自6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仿照苏联米格一19型飞机生产了喷气机引攀，到1970年据说已能生产自行设计的新型喷气机，比俄国的米格一21型还要优越。她还正在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喷气轰炸机。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军舰艇方面，中国虽不及超级大国，但它所拥有的联合作战能力，足以制止可能企图用常规武器来考验它的强大防御力量的任何入侵者。到了1971年，中国已拥有一个规模虽小但须认真看待的核武器库和区域性的运载工具，这就足以大大减轻以前在原子威胁面前一无所恃的感觉。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不受到严厉的报复了。中国在洲际导弹方面早就有了潜力的消息，是使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实、并且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处体系内谋求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聪明的农民在内。中国百余年来受到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和近于毁灭之后，终于依靠自力更生强大起来了，我就听到过这些农民因自己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武器是一项具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大辛劳得来的，宣传教育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全都相信这—点吗？毛本人承认，还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百分之五（不多不少？）来说，军队是不准他们恢复祖传土地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和尚、道士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空想的艺术家中“脱离实际”的作家的压迫者吗？在每月设法逃往香港的几百人中间，大多数人看来是为了重温发财美梦而去的。这些人中间确实很难发现有个把人民解放军老战士。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了个大学校，”毛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军人应该学会去鄙视个人的利欲贪心。他们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我常常见到目不识丁的壮丁脖子上套着绳子被拉去当兵。当官的通常侵吞薪饷和口粮，如果士兵发牢骚就殴打，他们自己则经商并搞黑市交易。（有点像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有文化，学习毛关于怎样当好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著作，明确自己的权利，可以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控诉。军官腐化的事不是没有听到过，但这比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事或许更为少见。

就基本津贴和生活费而论，这支“优质”军队所开支的人民的钱少得令人难以相信。那有几多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席上坐在聂荣臻旁边，我同他初次会面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听到的不是什么原子弹方面的秘密，而是许多有关人民解放军的事。每个士兵一年发三件衬衫，冬季、夏季或山地用的鞋子，全套的冬装和夏装，还有不限定量的伙食。如果新兵需要瞻养父母．通常不会应征入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瞻养家庭的补助。一般新兵都未婚，他们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都免费，他们没有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开支。他们的基本津贴每月6元，聂荣臻认为作为零用钱这是很宽裕的。

后来，我在浙江遇到用文江将军，他告诉我，相当一等兵的士兵津贴已增加到每月12元至15元。周将军还告诉我，最近大部分军官自愿减少工资30％。这样，据我在60年代所知道的工资等级，一位上将的收入将减少到每月350元左右。（当我第一次遇到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一般每月得到5元钱。）一位在军宣队工作的陆军中校告诉我，每月工资是70元——减少了40％左右。文化革命并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工资拉平，中级军官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动，而低级士兵的津贴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工资则减低了。

像政府机关一样，军队也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时考虑年龄、军龄、家庭负担和级别。中级军官和中级以上的军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专用宿舍和汽车的使用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不错，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党内最高层官僚集团瓦解后由军队所继承的权力角色，不是依然有某种不安吗？过去一户农家总想有个儿子上学，希望他以后升官发财。“当干部是为了做大官”这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经常受到谴责，也是创办五·七干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参军为了做大官”又怎么说呢？

人们被这样提醒说，军队干部毕竟还不到以前党员数的1／10。他们能单独管理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吗？——把他们的全部生产任务和国防任务加在一起？但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被称为“一小撮”吗？怎样才能防止一个党内的军人特权阶层把老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继承过去呢？

我已经部分引述过，自1967年以来在重建已解体的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方面担负最重责任的那个人对此所作的解答。对刘少奇的权力结构发动进攻后仍留下来执政的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他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所有三种成员中享有广泛的威信，而这些革命委员会则必须设法结合成为统一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解放”专家和在军队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冲击的其他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这一微妙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继续默默无闻，或者回避担负新的责任。同样艰巨的一项任务是，要从工代会（它代替了工会）和农村公社队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鲜血液”注入那些组织中去，以使国家更加直接地对群众——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一个军队特权阶层？一个军队官僚集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在党内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内工作。军队干部一旦去到政府机关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就再也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是从军队中调出来了。这样，过了几年，他们就同我们一样了。”

“就同我们一样了”——意味同周恩来一样吗？50年的革命经验，才产生像周这样一个全天候的人。在老一辈离去之前，新的混合体能够很快地产生出无产阶级接班人以接上班吗？我自己在进一步“深入农村”时，思索着这个问题。

第五部　人民公社

（一九）开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严重饥荒和全面危机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过份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借用的苏联经验弃置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的独自努力看好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为重要的是，毛企求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有个翻天覆地变化、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那拥有广大人民的家乡故园。

到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这里面除了5％到7％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全部耕地都是集体财产，还有5％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大约有欧洲和俄国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2／3是祟山峻岭、荒地或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少于2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经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1800个县分为大约70，000个农村公社，又再分为750，000个生产队或村。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单位。大队拥有重型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约有5亿5千万人须得养活自己和供应城市和县镇的粮食。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芝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其他“供销作物”。这是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利益，并积累资金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决定整个中国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成功或失败。

从1960年以来对人民中国的3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我已经参观了30多个人民公社。这次我看了11个公社，其中3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增长8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相信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真实可靠性。“五保”内容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足够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然而，他们所供应的生活是“足够的”，超过了以前无田无地、终年过度劳作、充饥挨饿的文盲的梦想，这种人是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二○）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看到的最穷的公社大队在保安县（现改名为志丹县），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儿每户的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这比10年前己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离上海车子行驶不到一个钟头、有36，000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郊区公社连在这个粮棉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总产值每户约合720美元。

从大队总收入中拿出3％至8％缴纳国家的税收，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至50％的管理费中。粮食的15％至20％作为交售任务，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留10％至25％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土壤改良、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80％至85％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交作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合102美元，平均每户（4．6人）约为274美元。在保安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大队里，税收只占总收入的3％左右，每户纯收入看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l／3。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队办工业——造船、建材、机械和变压器等等——计占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特别的高，在全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不过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械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自身需要。

像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成美元——按官价汇率人民币2．49元折合1美元——很可能发生误解。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大都是粮食。他们把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得的1／4至一半——按国家市价出售。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面引用的物价所表明的那样．其购买力高于国外名义上的兑换价值。

许多公社现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水渠里自己养鱼，捕获的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自家种或购买，买价便宜得在开支中微不足道。“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使许多家庭现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达60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家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部分是不动产——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取决于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一种名誉制度——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照算或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会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使党的干部免于独断专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干部独断专行的很多。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同男子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这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仅仅是这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劳动，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不亚于其他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这地方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石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林彪将军任校长的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红军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岖小道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只有极少的人到过，那时毛把他的“首都”迁住延安，建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后，第一次国共内战便结束。现在，到延安西北120公里的保安，已有一条通汽车的公路。我过去所知的这块没有道路的土地，尽是峭壁、荒岭和深壑，非旱即涝，难得见到几块窝田或要崩塌的窑洞。为数很少的农民穿得破衣烂衫，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之物。风调而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开垦弃地和荒地，种上自己的庄稼——这便是改变面貌的开端。

农村的潜力——种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的感观要大。这种潜力有一部分现在已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显现出一派动人的秀丽的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火车。我们乘坐的轿车的出现，引来附近所有的人都来欢迎，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们那“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黄土沟壁和偶然兀突的石壁中开辟出来的，近期的雨水冲毁了多处地方。这些冲毁的地段，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起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墙。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平整土地的成果：削平了山头的山丘，陡峭斜坡上花园般的层层梯田，蜿蜒河道旁筑起新的拦河石坝，两岸栽植的排排杨柳牢固地制服着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说是每户有3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土地是值得辛勤努力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非常肥沃，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全靠人力。我打听到，筑成这样一块占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0，000筐土。

大约经过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保安，发现这个山沟小城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百来户老百姓，现在则有3，000人。当年红军曾利用一座小祠堂开群众大会，现在则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告明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13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配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整个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另外还有一大块详细的教人如何防空的墙报。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坐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一些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风味的大米饭，以及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二一）富人和穷人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经过25年的辛勤劳作，削干了山岗，修建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大寨大队现在每公顷土地能生产约8公吨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者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我所见所闻的一个叫沙石峪的兴旺生产大队的故事同样给我留下印象，它位于保安东北1，000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连裤子都没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78户人家用17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植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并挖成了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5英亩的耕地。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经有了200多英亩的半水浇地。它用彩石——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亦用它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3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过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他们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3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它还可以用作防空洞使用。

（二二）后顾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一本书。简而言之，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没收土地并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1950年）；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1958年成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联合起来组成大队，办理较小单位不能建设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个阶段，富家都跳了出来，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反攻和破坏，被制止了，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的教育订退了。但这种反动潜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人平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阐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发展办法以确保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来临了。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的干部由于脑子发热、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冒进。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之前，空前恶劣的气候降临了，比自然灾害更糟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300多项大型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以依靠。

面对严峻现实，党矫正了一些作法，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让步。公社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责任还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花去4年时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部分党的干部尝试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于是看到这一点。1960年他作出的反应是，首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倾向”。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城市“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就展开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比工业要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而得到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尽管这个数宁只是大致等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这20年间每年增产约5％。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

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2．4吨，但是每公顷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很多。浙江和广东西省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达7．5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色奇迹”的成绩。

中国今天的粮食自给自足，将来的发展会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面说过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虽然前头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因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使中国全力以赴地为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2000年。

第六部　与总理一夕之谈

（二三）周恩来与敞开的门

在两次长谈中，周恩来总理同我讨论了中国某些对内对外政策和成就，并同意发表几年来对他的最详细的访问录。有一次会见时他提供了有关中国工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这是北京近1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

我们坐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宽敞、安静、拱形圆顶的接待室里。和往常一样，总理和蔼、轻松而机敏。生人很难猜出他已72岁，并担任人民共和国的总理21年。在最近5年中，可以看到他处于起稳定作用的中心，第二次革命即文化革命中把政府团结在一起。

在中国当前扩大国际外交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后面，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节奏恢复了，这是在国家摆脱了不协调状态之后比现的。由于这次变革的深刻性和新的国家领导机构的重建还未完成，因此我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不很大而感到吃惊。“在1967年和1968年，由于工厂出现的一些斗争，交通的中断和工作时间的损失，工业生产是降低了一些。”他坦率地承认说。没有缩小过去的困难，他断言：“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所得——指领导层的纯洁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损失。”

总理说，尽管1967年和1968年生产下降。但1966年——1970年的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基本上达到了，而且有些指标大大超过了。我问到1970年工业总产值的估计数字。“大约900亿美元。”他问答说，“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

至于农业，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50年代后期犯了些错误，另外在1959年—1962年“困难时期”采取调整措施时也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

他继续说：“197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两亿四千万吨。”西方经济学家把粮食吨数看作是中国农业情况的指标，直到最近，他们之中许多人还继续认为1957年是最高产粮食年，那年官方公布的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此后，1958年的“浮夸”大大歪曲了中国统计数宇的可靠性。从那时起，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负责的估计。所以总理宣布的数字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们现在有了剩余，干嘛中国还要进口小麦呢？”

虽然中国1970年的粮食进口量已下降到其总生产量的1％还少，总理还是解释了为什么从国外进口有限数量小麦的必要，进口小麦在中国比大米便宜。中国把价格较廉的小麦供国内消费或储备，为平衡而出口大米到例如古巴和锡兰去换回糖和橡胶，大米也用于对非洲的贸易。中国还需要出口几百万吨大米以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

周总理给出目前的化肥生产数字大约是一千四百万吨，现比日本的产量高出不少。国内农业的需要量是三千万吨到三千五百万吨。这是中国在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75年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千万吨的化肥可能多少是够用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化肥，因为不但粮食作物而且供出口销售的作物也需要肥料。我们的磷酸盐和尿素还不够；我们的化肥厂主要生产硫酸氨。小型化肥厂已起了很大作们。由于建造了这样的小型化肥厂，我们在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已经大踏步前进。”

总理讲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棉花、棉沙和棉布最多的国家。1970年，中国生产了85亿米的棉布。

钢产量也受到1967年和1968年革命斗争的影响，他说，在过去的五年中，平均产量在一千万吨到—千八百万吨之间。钢的生产能力现正在扩大和加以现代化，1971年有可能迅速增加的迹象。

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二千万吨以上，按中国的需要来说已自给自足了。许多新的油田已被发现。铁路里程和复线大大增加了。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新的艰巨的铁路系统已经竣工，现在它把越南边界同中亚的新疆连接起来了。

总理指出，1970年的农业产值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的25％。根据这一比例计算，中国1970年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总产值约为1，200亿美元。然而，没有任何可靠的指数可用来把中国的“产值”换算成西方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产值”概念略去或缩小了重要的“劳务价值”，如租金、私人所有的农村房屋——现以数百万计的猛增，都是相互帮工盖成的——以及由军队和义务劳动修建起来的大人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没有计入遍布全国城乡的防空地道网，它们大部分是用不付报酬的就近的义务劳动队修建的。这整个防空系统要是在别国就需花费几十亿美元。最近，怎样把三千万英亩边际土地的价值计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呢？这是过去10年间农民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勤劳动新开出来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则几乎同农民所消耗的粮食相差无几。

中国的产值数是按价值不变的人民币计算的。1953年以来，它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2．40元合一美元。直至现在，中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国内物价稳走，并且许多商品降了价，低工资的购买力的提高已经超过了工资数额的增加。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总理自豪地指出。没有个人所得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比别的地方便宜，食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现在品种繁多，数量充足。这是任何到中国的来访者有目共睹的。

考虑到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就可以试探着替中国估计出—个假设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应该比一般所设想的还要更接近那些较大的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不可否认的事实仍然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面，中国仍属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之列，虽然采取了大规模的节育措施，其人口快接近8亿之巨了。

谈话转入国内政治问题后，总理议论了一番他认为国外有误解的情况。虽然有一个时期广泛传说，整个共产党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解散了，而事实上只是党员暂时停止活动。总理说，有不到1％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在一些领导部门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1969午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政治局委员，多数换成了文化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干部。然而据周说，那些未继续当选的人大多数仍是党员，只是已到农村去“锻炼”罢了。

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和国家机关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建。农民、工人、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各系统的代表大会正准备派出参加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制定一部新宪法，以确定新的国家性质，将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总理说，农村公社连年丰收，工业得到恢复并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以及政府和党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解体和陷入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忠于毛泽东的教导和领导。这要在新宪法中明确地肯定下来，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外还将“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周还说，宪法也将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创造的新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总理补充说，宪法也要保障罢工的权利。

有一点总理希望人们清楚地予以了解。外国报纸大大误解了军队的作用，说它在支配党和政府。他说，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对那些想要分析党的领导权的人来说，将来会显得更加清楚。

在周总理和其他官员的会见期间，我携妻子在长城南北转了一圈，重踏旧径。也探视新的地方。我们会见了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农村公社工作，有的在地方工业中工作（城镇公社和重新办起来的街道工场），有的在与学校挂钩合作的现代化的大工业企业工作，有的在正搞教学改革和招生办法试验的大学工作。我们参观了现代外科手术同针刺结合起来的医院，那儿正在训练叫做赤脚医生的农村医务人员。我们参观了一个公社，那里搞全家打靶训练，家庭最小成员只有6岁。我们遇见了在稻田里劳动的教师、演员和高级官员，他们都说喜欢这种劳动。我们还观看了电工在22万伏高压线上表演高空带电作业，在一起观看的人中包括中国最大一座钢铁厂的厂长和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们发现周总理的兴趣在于我们对文化革命的印象，并很想知道有关美国的最新消息。我是第一个回中国来收集材料向西方发表的美国作家，也许这件事本身就使这些谈话具有重要意义。近20年来，美国的武装力量护卫着台湾以及在那里的被打败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依然是重新打开被长期封闭的中美人民之间交往通道的主要障碍。

总理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以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为特点，自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显著的增进。人民共和国内的人们不是感到意外而是相信，持续的外交突破，包括联合国内对待中国席位的票数变化，将越来越使台湾政权陷于孤立，越来越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感到孤立。总理注意到，现在“反叛”已变得很普遍，已遍及各大洲。即使在西欧，只剩少数几个国家仍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已结束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或搞“一中一台”的幻想。

“如果联合国投票赞成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周总理回答说：“蒋帮完全被赶出联合国吗？如果是这样，当然、我们将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的前途是很难预料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组织上）将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遭到国际联盟的同样命运。从第二十五届联大可以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都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反对它们更为经常地越过联合国去玩弄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甚至争夺公海和空间。”

在世界的这一地区，中国仍然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周继续说，在北面和西面，大约有100万陆海空军以及火箭部队；在东面，美国和正在重新武装的日本结成联盟，它们想通过台湾更加深入地渗入东南亚。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上，所以美国对台湾的侵略被认为是中美分歧的关键；中美分歧已导致了印度支那的战争，中国在那里现已张开了保护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联合抗美。总理回忆了1960和1964年他曾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所须具备的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要求是：第一，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仍应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权解放台湾。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周总理说。“门是敞开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台湾问题。”他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表示愿意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

周恩来接着就一年多来的中苏边界谈判目前的症结所在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看法。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曾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即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据周总理说，“有争议地区”就是根据9世纪中俄边界条约双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互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这些地区，他们说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说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争议只有就临时性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才能解决，这样就可根据在平等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调整。这实在是应该不难解决的。”

实际上，好像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而这一地区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像两把叉子相互叉在一起那样。

我问总理，60年代初中国曾呼吁召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国的这一呼吁。

“让我先讲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回答说，“首先，我们的核武器还在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我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协定，而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次试验（1970年10月14日）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建议。”

超级大国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他说，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核垄断罢了。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它们的核垄断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尽管他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至于他们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他说，“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不要对这类裁军抱任何幻想。二十五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谈到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活：“各个国家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总理说，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预见到美国革命的前景。的确，只要你同中国一些负责的领导人进行深入的交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深为关注。然而，毛主席显然不会期望美国的革命很早就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寻求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中国所要坚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制的。它不仅要求美军从亚洲和台湾撤走，而且要求所有外国军队“都从它们占领的地方撤回本国去。这样，各国人民就能享有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我在中国访问将近6个月以后的个人印象是，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方面，中国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中国并不想成为超级核大国，而是要发展可依靠的遏制力量，同时与中小国家合作，寻求结束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独霸、操纵。但是，依靠自己的力运，中国的奋战从来没有进行得像现在这样好，它准备通过履行它的支持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义务，来挫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企图。

第七部　同主席共进早餐

（二四）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毛泽东强调他不希望进行接见我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然而，我后来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我们在1970年12月10日谈话，大部分是由唐明照的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唐闻生笔记的。（唐先生任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主编直至1949年，自那以后在中国供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位领导人。）还有一位中国女秘书也在座。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年轻妇女都没有佩带毛像章，而我会见官员却没有看到佩带像章，也仅只有这一次。

会见后我马上进行回忆，把我们这次对话记录下来，也得到了一份唐女士的笔记抄本。

毛主席在北京的住所位于红墙内的旧紫禁城的西南角，离毛主席检阅十月国庆节的游行队伍的天安门没有多远。在这黄色琉璃瓦顶的高墙内，亦曾为旧三朝官员的官邱。今天，政治局委员们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紧靠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近旁，通过有两个武警守卫着的西门，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绕了一个弯，很快就到了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面前。

入门处有两个末佩带武器的军人迎上来，他们的服装上没有表示军衔的标识。“他们是将军”，唐闻生低声说，她怎么知道呢？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他们就走开了。我对毛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没有预先的通知，传唤我时我已入睡了。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他有点轻度感冒，便高声说，不晓得医生干什么，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对付感冒的万灵药。我提出给主席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也有少量的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纸条，作为注释书签之用。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中的景色，据说主席在园子里种自己的菜，并搞农作物试验，这可不是“自留地”，是属于国家的，也许他需要产品，因为听说他最近把他维持生活的“工资”减去了20％。

我们讨论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而且有其缘由，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来中国的官员，是属于极左集团的，这些人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掉了。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他都管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时说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这个崇拜也搞得过份了，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四个伟人”——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传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向、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了点头，他说，这些人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叫我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说：“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些，但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搞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你不搞啊，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说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每个州长、每个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你的书和文章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些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与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76岁，一般来说健康良好，但他再次说到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需要造一个。”我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可能掉脑袋。”

毛同意说，许多人掉了脑袋只因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

“自那时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我说。“但人们在许多事情上已能改变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便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10年前比起来，有了大变化。”

没有，他说。我（按：指斯诺）是受人欺骗了，农村里的女人仍想要男孩子，头几个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要时间。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吧？

“中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了”，我说。“不过，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先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正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谈至此，端来的几杯茅台酒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酒。我们举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怎么会是这样，我还未把妇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说，要男女平等，现在不可能。但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这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是寄很大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入口。工业生产已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他将乐于见到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打算研究让美国人左、中、右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像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需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乐于同他晤谈，他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遗憾的是，我代表不了美国，他说我不是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炮制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非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即是在北京的外国外文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间人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的用意是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各国共同保证东南亚的独立，决心要通过理清台湾问题来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位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位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位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大·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在今年进行的。我从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在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对这位将军表示的敬意，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逝世以来他对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动。一位已经造访过尼克松总统一次的欧洲某个国家的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跑到白宫去商谈，然后于1月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开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也再次转达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中国首都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大约在同时，一位中国外交官神秘地告诉我说：“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而他以前对这件事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当我们谈话时，主席再次向我追述，教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政权地位。

我提出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的最好的军火运输人。”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种帮助办法。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谈话时他曾告诉我，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主席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发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兵士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已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相信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俄国人害怕中国吗？”我问。

有人是这样说，他回答说，但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他伸出大拇指比划）。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大拇指呢？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听说他们是有点怕，他回答说。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就害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俄国人感到不安。但如果中国人钻进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第一炮的呢？俄国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俄国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他们后头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不行，要争论—万年，如果必要的话。后头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一千年，但不能再减了。

他说，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都会听。他们不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俄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它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相互反对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再次提到美国时，毛主席说，中国要学美国的发展办法，把责任和财富分到五十个州去。中央政府不要包办。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什么事都交给他办是不行的（他把两手一摊）。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我说他这个人不复杂，真是简单不过了。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使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它对意识形态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它的地区政策的那些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与欢迎他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

第八部　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二五）实力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北京访问的邀请，已经有了许多解答和推测，但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呢？北京难道忘了，尼克松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姑息分子”背上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地位的？毛泽东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搞得一团糟，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之时，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枝姗姗来迟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不是为了吃鱼翅才去中国的，那么他的东道主会端出什么别的菜来呢？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能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在我前面的报道中，已由毛主席给我们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诉我，应当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同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按照在他的辩证思想模式中，毛常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他喜欢像尼克松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他继续说．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是的，尼克松坐上一架飞机就可能来嘛。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愿意和他谈。事情好办，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家也行，当作总统来说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相信他不会跟尼克松吵架，但是，他当然要批评尼克松。主人们也要作自我批评，谈他们自己的错误、缺点——比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

自1965年1月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改变了毛的想法呢？那时我曾问主席，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由我转达给约翰逊总统．他的回答是“无需”，就再未说什么了。即使这样，毛那时候说，越南冲突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并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由于约翰逊轰炸北越，几乎立即把这种“抉择”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会见中，毛说得十分明白，他预料美国人在畏途难通、知道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是越南给美国的教训，而不是更换了总统，使得毛在1970年提到尼克松时调子会有所改变，“经验”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其他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个受北京单方面支持、联合河内（越共）、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的同盟的形成，中国自己内部也起了变化，这变化包括核导弹和运载工具的稳步发展。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面前摆着多种抉择，并且他确实在一个时期曾利用它们作为战术上的威胁——如在柬埔寨和老挝，但是终点已经迫近。一旦决定从越南撤出，显然美国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总统不仅要保卫他的后背地区不致遭受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可能破坏，而且也须对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从天安门所看到的总的形势。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也仍在继续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1969年夏，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而中国人注意到了。美国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重开华沙会谈。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这个会谈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立即停止了。但尼克松在向前走，实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解除两国间旅行的禁令。早在这年春天，一个总统属下的委员会鼓吹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应归大陆中国，并且第一次正式称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的领导人仍持怀疑——特别疑心莫斯科和华盛顿相勾结，干出卖勾当。

到1970年秋末，好几起紧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证明的探询转到了中国，表明总统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对这种探询的间接答复，还包含在11月周恩来对我的谈话中，当时他说，只有当美国人对谈判表示“认真”的愿望时，中美会谈才能开始。据了解，所谓“认真”首先意指抱着现实态度制定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如毛和周所认为的，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充分的保证显然是来到了。1970年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周恩来领我和我的妻子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并照了相．没有任何美国人曾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明眼人看出，一些新鲜的事正在发生。接着来了个乒乓球上的姿态。毛主席在12月间同我谈过，在乒乓球上作出姿态以后，我就能够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先生或他的私人代表来北京了。一种新局面已经在望了。

我登在《生活》杂志上那篇关于我同主席谈话的报道，已译成汉文，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广泛传闻，因此，他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公报当然不会感到惊讶了。虽然中国的报纸可能只登了几行文字，但整个问题毫无疑问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组织中进行了慎重的讨论。只有一种事可能使中国人惊讶：基辛格先生竟然能成功地保守他的访华秘密。中国的领导人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早就不相信美国人能够守密。

当然，中国人不但非常了解尼克松的计划的国际影响，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国国内将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好处。谈论尼克松可能访华时，主席随便地提到，总统选举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可能先派一个使者来，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不大可能会到北京来。

到1970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大清洗的严峻考验，国内建设已丧失了很多时间，为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许多篱笆必须修补或新建。内部的紧张时期大体上过去了。现在，如果有收复台湾的机会——毛统一全国的最后目标——并使中国作为平等的一员，它的大国地位、成就和潜力都受到重视，那为什么不瞄准这样的机会呢？毛的思想或教条中，从未号召过进行一场反美战争或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毛的思想体系也从来不信原子弹，制造原子弹和用于反击的地下发射井，负担的确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会愈来愈重；中国不止一次呼吁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国的重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善它对付俄国的战略地位。如果美国离开了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消失了，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其机动力量显然会增强。

当时，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国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而不是软弱的地位来准备会谈的？中国领导人尊重基辛格，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通过基辛格的著作了解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夜晚，我和一位老朋友谈到基辛格，他也是周总理在政治上的亲密同志，他对将同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展开舌战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他说，“可是个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所见过的像他那种地位的第一个美国人。同他应该可能谈得拢。”

周和基辛格会晤时所要讨论的眼前问题，以及总统来访时会谈的议程，都非常具体，对双方来说都不可能是什么太新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将包括下面三项对尼克松来说是转折点的决定：（1）恢复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把台湾还归于大陆统治；（2）美国完全撤出越南，安排召开一个保证印度支那独立的国际会议，并安排由河内和西贡商定一项解决办法，据此美国炮制的政权将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可以保存其某些外形；（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把一些可以进行谈判的初稿带回给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谈判的，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正如一再阐明的那样，这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美国和中国共同宣布，两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争端，包括台湾的争端。其次，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至于怎样撤出和何时撤的具体步骤将是以后再讨论的问题。

中国坚决主张，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它同蒋介石的中断了的内战则完全是内政问题。一旦美国在原则上承认同意从台湾撤出，许多条件都得明确起来。北京在两个方面多半会表现得通情达理，即取消美国地位的程序和同台湾本身的交涉方面。——甚至可能给予蒋介石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如果他愿意在那里担任省长而终其一生的话。

中国认为，在必要时用武力收复台湾是它的最终主权，它决不会公开宣布放弃这一主权。不过，现在有可能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自己商议出一个非军事的解决办法来，中美开始进行认真的会谈，可能还促使台湾和北京恢复暗中的会商，以寻求可能的统一条件。这无疑是尼克松的希望之一。毛泽东向我指出，和平统一台湾是他的目的——他告诉我有关中国内战时期一些省未经过战斗就过来了的几则事例。

然而，台湾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同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和撤军分开来，后一问题也不能等到前一问题解决之后。只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北京的河内盟友才能满足，这种预示已从河内的反对者那里发来并警告北京防范尼克松的背信弃义。北京不能允许俄国利用这种本质的不同，这肯定使基辛格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充分支持，中国不可能促成日内瓦会议的解决办法。

这些区域性问题必须先行解决，然后才能在东亚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达到全面的缓和。去说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虽非迫切却是平行的愿望，不在这篇报道的范围之内，但这些愿望中包括继续支持革命斗争——“为了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的北京之行中，总统将进入一个同他的国家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真正元首并不担任行政职务。尼克松肯定会同这位党的主席会晤，但大部分的谈判大多由周进行。

总统将见到的周恩来是怎样一个人呢？显然是世界上最能干的谈判人才之一。他俊美，精力过人，73岁了，都不知疲倦。1967年8月周通过谈判摆脱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虽然受到青年的崇敬，但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被50万极左的红卫兵包围两天两夜以上。他们的头头——有一些后来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企图夺取中央委员会和周本人的档案材料。毛和林彪都不在那里，经过不分昼夜地同一小批一小批的群众谈话，周逐渐说服了这些群众——周和我谈话时这样称呼他们——使他们离散而去。只是在发生了这一事件之后，林彪调遣数以千计的军队进入首都，开始认真地停止红卫兵串联并把他们遣散——有较少的伤亡。

据说基辛格呆在北京的49小时里，同周总理会谈花了20小时，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对周访问和交谈过几次，其中一次从傍晚用晚餐时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早晨6点钟。我已精疲力尽了，他好像精神依然旺盛如常。我咕哝着说，“我须得让你睡一会儿了。”

他把头往后一仰，呵呵一笑，“我已经睡过，”他说，“现在我要去工作了。”晚餐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的休息。

周告诉我，他10年中曾度过一次假——生病休假一周。

小心翼翼地避免着去强求个人权力，总理向来是个贯彻执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的热心工，他和蔼可亲的态度掩盖了坚强而又灵活的内心；他是贯彻政策的大师，有无限的能力且细致入微。他的个人接触多得不可胜数。凡需要他出现的场合他总无处不在，这与行政效率本来难以统一，他却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缺少、完全信赖的战友。

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关系的最适当的词语。在工作作风和个性上非常之不同，毛和周却能像套在一辆车上前后纵列的两匹马一样，37年半一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存。周从未做过清朝的官，但他的祖父做过，他认为自己有着封建背景，虽然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在农民中间曾度过20年时光。毛是一个生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天才，他凭直觉和得之于人民的经验知识，周习惯性地听从。

毛是一位活动家，一种原动力，一位创始人，是交替动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功的战略大师。他不相信长期的稳定，对变化的步伐从不满足，但他重实际，对分阶段地达到目标能有较大的耐心。

周喜欢具体细致地执行一项计划——这使毛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迅速抓住问题的中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必要时佯装不知，且决不行险侥幸——如若无绝对把握的话，当革命钟摆摆动至平稳之点时，周工作得最好，他是一个建设者，不是诗人。

在我同中国的这两位伟人谈话时，小心慎重地回答主要问题的通常是周，而毛则叫人家讲，插入几句告诫或阐释的话，打开宽广而辩证的思路。周出席频繁不断的盛大宴会，兴致盎然。毛厌倦宴会，喜欢少数的聚会，周饮食讲究，但节俭，毛喜爱湖南辣味的简单食物，两人都很少喝酒，在久经陶冶中各自形成自己的风格。同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周大概会担任实际的谈判工作，并与幕后的毛密切合作，但最后决定将由毛来作出。

不管中国人对尼克松的动机会怎样想，他已获得他们的一些好感，因为他有礼貌地前来会见他们，就会提高毛泽东的威望，增加全体人民的自豪感。以前番属国的国王来北京进贡，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这样做前所未有，这种姿态本身就可能大大有助于减轻过去20年间积累的怨恨和愤慨。这种姿态可能被误解从而有对美国人不利的风险，但更有可能的是它被欣然接受，从而增进互相和解的机会。

太平盛世似乎遥遥无期，眼下的前景是最扎手的调整和斗争。中国必须使朝鲜和越南满意，美国则不能抛弃日本。危险在于，美国人可能想像中国人会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的世界观，变为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在望了，但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一个由各种意识形态掺和起来的可爱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已丧失革命信念，那么当幻想破灭时，只能使深渊变得更深。在北京看来，一个不通过革命来加以变革的世界——中国最亲密的友好国家也将是不革命的国家的那一世界——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对地和平的世界，对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必要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附录：

一、山南海北

（1965年1月9日斯诺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

1、引子

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邀我去吃晚饭，我们一共交谈了大约4个钟头。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都是革命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龚澎和她的姐姐龚普生还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的学生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京时，在那里任教了一个短暂时期。后来，龚澎长时间任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1］

我没有在事前书面提出问题，也没作记录。我知道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主席一样是不供发表的。一回到住处，我当夜尽其所忆，立即把谈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被告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已保存了一份书面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记录的谈话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应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

我们谈话所及的范围，毛本人称之“山南海北”，范围“既宽且广”，是谓“海阔天空”，具有某种特色。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邀请非共产主义的西方人来同他一同用餐却不常见。我相信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作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被当作一名受通缉的“赤匪”，住陕西窑洞的那时起，我就认识他了。

作为—名年轻的新闻记者，1936年我进入中国的西北部，想去看一看蒋介石已费时10年企图“消灭”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是第一个进入古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同毛、周恩来、林彪及其他领导人会见的采访记者。毛当时43岁，清瘦，个子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华南开始的6，000英里撤退中（途经西藏高原的东缘）历尽艰难险阻而变得更加坚强，这次撤退现以“英雄的长征”而著称。我在他的窑洞里度过了好多个夜晚，他向我讲自己的经历，还把至那时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作了梗概的介绍。

在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之后的今天，毛72岁了，他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迎接我，人民大会堂与以前的紫禁城天安门相望，中间隔着广场。

我同毛上一次会谈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遭到严重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中断，300多个重要项目的合同突然撕毁了，接着在第二年农业遭受了洪涝和干旱，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了部分或全部的毁坏，还在试验阶段的人民公社，由于太跃进中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正常的生产还陷于混乱。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那时毛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需要50年时间。

到1965年1月，情景大大改善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个地方的商店都陈列着廉价的主食品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国还偿还了所欠苏联的最后一笔外债。一次核爆炸（1964年10月）提供了一种新的地位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党的——和爱国主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毛主席在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时可能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毫无夸张。我发现他有哲人般的心绪，反映在他把死看得平淡，并似乎准备把他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充沛的生命和时间去发动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影响，这直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

当时许多省的领导人都来首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次的例会，毛同他们几星期来日日夜夜紧张的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他身体欠佳的话，他这次同我的谈话也许会很快地终止。看来他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很轻松，我们交谈从下午6时开始，吃晚饭时在继续着，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事后主席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性质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安然无恙，他适量进食有辣椒的湖南菜，并保往常那样随便喝一两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烟。

在我们的交谈开始之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不抱太多成功的希望，我曾要求他准许将访问过程全都摘成电视纪录片。我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初你反对，而我争辩说，让中国和外国的人民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将你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厉害。把我们的会见情景在银屏上公诸于世．以驳斥那种无稽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过。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在这里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发表。这篇谈话的摘要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17日又登载在东京的《朝日新闻》，接着登载的有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新共和》杂志［2］。我又根据自己的笔记，并核对龚澎的记录，作了必要的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发表了这次谈话，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似乎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告知美国。

后来，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位朋友向我指出，主席1960年的那些话，特别是不久就要上见上帝这种话，可能是有意让那些希望他赶快那样的人判断失误，国外发表的我的访问记从未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刊载，但知道它译成中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阅过。毛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人会介入越南，这就预示了中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意。

［1］龚澎：1970年患脑瘤去世，她的同志和无数外国友人深为哀悼。1971年11月，乔冠华就任联合国的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2］美国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

2、西藏和神

我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1960年你告诉我，90％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有10％，现在怎样呢？”

毛回答说，各处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他们的总人数很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些人今后可望更多，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现在可说是大约有95％的人甚至更多些，是团结一致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我想起了班禅喇嘛，他刚刚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土地改革阶段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喇嘛寺庙及其经营人的土地，就要集体化了。在北京的监护下，对青年和无地农奴进行了13年教育后的今天，迅速壮大的共产党似乎已作好准备要把古老的神权政治的残余影响完全消灭。由毛主义的教师新近教出来的识字人手中有了科学和工业，神权政治的权威现已被彻底摧毁了。喇嘛教和它的诸神变成快要被遗忘的民间传说了。周恩来总理最近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给予班禅喇嘛一个“重新做人的最后机会”。

“班禅喇嘛困难之所在，是一个他同统治以前农奴的旧喇嘛地主权力之间的封建联系问题呢，”我问道，“亦或是你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的职责同与寺庙分离的新政权之间的冲突呢？”

毛回答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问题。封建领主已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现在作丁主人。班禅喇嘛同旧特权阶级中的一些“坏蛋”搞到一起，他们不仅阻挠改革，而已还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班禅周围有些人还不是旧得不能改造，还可能表现出进步。班禅自己也可能改变思想。

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住在北京，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回拉萨；这取决于他。

喇嘛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会有人去压迫真正信教的人，所有的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亦照常举行，［1］但问题在于，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教义行事的，远不是不干涉非宗教的事情。达赖喇嘛本人对毛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个活佛，虽然如有人公开这样说达赖就要加以否认。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士，也不是完全相信他们所传布的教义，不过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说，毛自己从来不信迷信，但事情并不是这样，他示意过我，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常年拜佛；少年时他站在她一边，反对他的不信佛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走过一片荒林，碰到一只老虎，不是纸老虎——一只真老虎——他拼命跑回家，马上烧香供神。很多人不都是这样吗？碰到困难，就求神拜佛，但顺利时就把它们全忘了。

“中国还有—些神吗？”

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不是只有一个神，而是很多。

什么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大慈大悲的神，等等。不是连一块石头也会成为神吗？仍然有几百万人信伊斯兰教，另有几百万人是佛教徒和道教徒。还有几百万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还有些人真信喇嘛神。

“不知你去过西藏没有？”

没有，他从来没有去过西藏，只是在长征的时期曾路过西藏的东缘。那时他跑了许多地方，但是有些地区他没有能够去看看。例如他们（指国民党人）就不让他去看看云南府（昆明），他们让他去看过贵州，可就是不让他去看看贵阳，如今他或许有可能去视察—下云南了，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去过新疆。

记得他第—次告诉我他父亲碰到老虎的事是30年前，他他时说，正值同国民党第一次战争将近结束，他们的条件很差。然而中国的老红军团结而坚强，尽管人数少。当我看见他们时，他们还只有轻武器。

“此外还有穷人组织的民兵所扛的那些长矛。”

是啊，甚至还有扫帚把呢。决定胜负的从一开头起就不是手中的武器。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胜利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

其中包括许多因素。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武器比过去好了，但同样那些因素仍然决定着胜负。

“那时人们所想的主要是把中国从日本手里解放出来。我那时的确没有预见到革命的中国在世界上兴起的全部重要意义。”

［1］文化革命期间，除少数之外，所有寺庙已一律关闭。

3、美国是怎样给革命补充装备的

主席回想起，当我在保安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准备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同蒋介石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之后，毛的军队避免同敌人的主力部队作战，集中力量在农民中间建立游击根据地。日本人帮了大忙。他们掠夺和焚烧了华东广大土地上的村庄。他们教育了人民、迅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他们创造条件，使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能增加自己军队的数量，扩大了领土。今天，当日本人来见毛并向他谢罪时，他却感谢他们的帮助。他说，他那时倒是希望日本军队能打到西安，甚至重庆。如果他们那样做事，游击队的力量会更快地壮大。不仅日本共产党，而且日本社会党的左右两派也都认同，是日本军阀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

后来，在内战期间，美国政府站到蒋介石一边，这也帮助了他们。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主要依靠美国武器，那是由蒋介石的军队转交给他们的，现今在越南，解放军用同样的方法由美国来武装他们。

蒋委员长始终是他们的教员。没有他的教育，连像毛这样的人也很难使人民自己摆脱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拿起武器同他进行斗争。真的，正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教会他们怎样进行斗争，美国则是他们的间接教员。

“西贡某些美国评论家，把越共的力量同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时期相比。两者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比拟吗？”

主席不以为然。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战争已演化成解放整个广大国土的战争。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已拥有100多万人，同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抗衡。当时人民解放军已运用整师和整个兵团的兵力，而南越解放力量现在还只是以营或至多以团的兵力作战。在越南的美军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如果增加，他们就有助于加速把反对他们的人武装起来。但是，如果我对美国领导人说，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打败他们的革命运动，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总不让越南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听吴庭艳的吗？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还不是那么坏，他们曾希望美国人多维持他几年。但性情急躁的美国将军们变得讨厌吴庭艳了，就把他搞掉了。可是，在他被暗杀之后，天地间的万事是不是就更和平了呢？

“越共部队现在能够单独靠他们的力量获胜吗？”

他说，是的，他认为他们是能够的。比较而言他们的处境比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的共产党的人要好一些。那时没有外国的直接干涉，但现在越共已经有美国的干预来供给武器和教育一般士兵与军官。反对美国的人不再限于解放军了。就是吴庭艳也不想服从命令。

这种想要独立的心情现已扩大到将军们，美国教员正在取得成功。

我问是否不久有些将军会参加到解放军来。毛说是的，有些人最终会学那些转到共产党这边来的国民党将军们的样的。

4、第三世界

“美国干涉越南、刚果和其它旧殖民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新殖民主义同法国人喜欢称之为‘第三世界’一一亚、非、拉的所谓不发达国家、旧殖民地国家或仍然是殖民地的国家——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政治矛盾？或是你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未形成见解。或许我可以帮助他？他想起肯尼迪总统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肯尼迪不是宣称就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而论，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和基本的分歧？总统还说过，今后真正成问题的是在南半球。这位已故总统倡导建立“特种部队”和进行对付“当地革命战争”的训练，他可能已考虑过我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了。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引起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它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性质。那些战争的目的的不是为了再瓜分殖民地吗？如果再发生一次大战，其目的会不会是为了再划分控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所谓发达国家今天也不是那么团结的。只要瞄一眼法国，人们可以看出戴高乐的政策有两个动机。第一是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独立。第二是企图调整法国的政策，以适应亚、非、拉国家发生的变化。其结果是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法国是它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吗？关于这个问题他最近问过一些法国的来访者，而他们都告诉他说不是，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的一员。看来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或许能够说，法国是在‘第三世界’之内，但不属于‘第三世界’？”

也许是这样，引起肯尼迪总统兴趣的这个问题，曾促使他去研究毛有关军事行动的论文（毛说他读到过这则消息。）毛还从阿尔及利亚朋友那里获知，在他们同法国作战时期，法国人也阅读他的著作，运用他的论点去对付他们，但那时他已告诉过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德，他自己的（毛的）书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反其道而行之是徒劳的。这些能用之于人民的解放战争，但对反人民的战争是无用的。它们并不能挽救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蒋介石也研究过共产党人的材料，但是他也得不到挽救。

毛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写的书，但是他们用来打反人民的战争就不好了。例如，他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写的《音响不变的号角》。泰勒将军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把发展的优先权给陆军。现在他有机会试验他的特种战争理论了。他是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呆的时间还没有在朝鲜战争那么长。泰勒将军在越南将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主席还看到过几篇美国当局发给他们部队的关于怎样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示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弱点，认为美国必定能获胜利。他们忽视了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实，即不管是吴庭艳还是其他傀儡，任何脱离群众的政府决不会取得反解放战争的胜利。去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而，美国人（当局）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

“在东南亚，在印度、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存在在一些同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相似的社会条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将来发生的社会革命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

他回答说，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感情结合到一起，是从过去的压迫和所做的坏事产生出来的结果。哪里有压迫和奴役，哪里就有革命。但在我所说的大多数国家里，人民只求民族独立，而不是社会主义——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欧洲国家也经历过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没有真正的封建时代。

“美国南部的几个州在奴隶时期经历过短暂的局部封建时期。过了一百年之后，以前的奴隶仍在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而斗争，所以不能说美国没有封建势力的影响。”

他说，美国先对英帝国主义打了一次进步的独立战争，然后为建立自由劳务市场打了一次内战。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们时代的进步人物。美国起先成立为共和国的时候，欧洲所有的帝王都恨它和怕它。这表明当时美国人是革命的。现在，美国人民需要斗争从他们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问我（按：指斯诺）是美国哪里人？

“我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所处地理位置同你的故乡湖南省很相近。我们没出过革命家，但密苏里州出了马克·吐温和杜鲁门——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物。密苏里不是一个蓄奴的州，但是从他们那里夺过来还不到二百年的美国印第安人故乡的一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者，但美国的印第安人持有不同意见。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掠夺就没有这样残酷。3，000年后的今天，一半以上的国土仍是少数民族的家乡，你们仍有近五千万非汉族的自治区人民。今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怎样？”

他说正在改善中。一句话。重要的事情是尊重他们，对他们平等相待。

“如我们所知，属于第三世界范畴的大约占地球陆地3／5的地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种种问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之间差距变得越来越可以被人所利用。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在这种条件下，有时间等苏联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便等一百年让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地区兴起来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吗？”

毛认为不会等那么久。

“这个问题或许同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有联系吧？”

他同意说，这有联系。

“你认为，不再来一次世界大战，不仅能够完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民族解放，而且也能完成它们的现代化？”

他说，用“完成”这个词一定会使人感到踌躇。就大多数国家而论，离社会主义革命仍很远。有些国家还完全没有共产党，而另外一些国家只有修正主义的党。据说拉美国家大约有20个共产党，其中18个作出了反对中国的决议。他停了一下，最后说，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哪里有严酷的压迫，哪里就会有革命。

5、赫鲁晓夫与崇拜

“西方评论家，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人，严厉批评苏联领导人用阴谋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你对这事的看法如何？”

毛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回答说，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他在中国就不是很得人心。极少看到他的画像。但是他下台以前，赫鲁晓夫的书在这里的书店出售，而已现在还在出售，可是在苏联就不是这样。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他的阴魂就不会散。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作为一个反面典型，中国惦记着他。

“根据你自己三七开的标准，即一个人的工作有70％正确，只有30％错误，就可以认为是满意的了，你对现在苏联党的领导是怎样打分的呢？离及格还有多远？”

毛说他不想用那样的字眼来议论现在的领导人。

“中苏关系有所改善吗？”

可能有一些，但不多。主要差别是没有了赫鲁晓夫，他们那边少了一个论战的好目标。

我说：“在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

毛认为也许有些根据。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却完全没有。批评家说，中国人民有这类的感情和作法。这样说也许有些道理，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可能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时，你也革了外国‘中国学’的命，现在有了毛学和北京学种种学派。不久前我出席过一个会议，教授们争议你对马克思主义是否作出了首创性贡献。会议结束之际，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表明毛从未宣称自己有过任何创造性贡献，那么这对他们的争论有没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没有，真的，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毛笑了起来，二千多年前，他说，庄周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于是涌起百家思想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

“1960年我上一次见到你时，我问你曾否写过自传或打算写自传，你回答说没有，除了你对我讲过的有关你生平的一些事情外。然后，一些教授发现了你写的‘自传’。近来一个使教授们劳神费力的问题是，你的著名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否如你的《选集》中所说。真的是在1937年夏写的，或实际上是过了几年才写的。我自己似乎还记得，1938年夏看到过这两篇未出版的手抄翻译稿，你能告诉我你写成这两篇论文的时间吗？”

他回答说他的确是在1937年夏写的。芦沟桥事变［1］前后的几周，他在延安有一段空闲。军队开赴了前线，毛腾出时间收集材料，以备在（延安）抗大讲授基础哲学之用。在短短三个月的课程中，一些简单而基本的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是需要的。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人的日常事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是夜里写，白天睡。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他讲课两个小时就讲完了。毛还说，他自己认为《实践论》是比《矛盾论》更重要的一篇文章。

“一篇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没有收入你的《选集》，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把它当作你的著作［2］，你写过这样一篇论文吗？”

毛要我把问题重复一遍。他问答说，他从未过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文，他认为如果他写过的话，他是会记得的。

“从1927年起，你非常忙碌于学习兵法。在1937年以前，你有时间读黑格尔吗？”

毛说他读过黑格尔，在这之前还读过恩格斯。他还说（也许想到了他的美国批评家们），他从未读过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书。美国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我问他在青年时代是否听到过索尔斯坦·维布伦写的《有闲阶级论》？即使它被译成中文，毛也未见过。我提到爱德华·贝拉米的《向后看》一书，它对19世纪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有过很大影响，它的预言性今天法起来仍是饶有趣味的。我还举了现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毛说，遗憾的是，他没有读过这些书。

［1］日本入侵中国长城以南地区的开始，毛早已预料之中的事；他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他作为党内和全国领袖人物的威信。

［2］见《中国季刊》伦敦第19期，1964年1－9月。

6、原子弹

“像我们过去那样，说说老虎，”我说，“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那只是一种谈话方式，他说，一种形象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屠杀人民。但最后人民将消灭原子弹。那时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

“有人引用你的话，说是因为人口众多，所以中国不像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人可能全被消灭了，但中国还会有两三亿人留下来，重新再来，这种报道有事实权据吗？”

他问我，照报道所说的，他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谈起那些话的。我回答说，一个来源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外交官，他宣称毛说过，即使欧洲人全部被消灭掉，中国还会有三亿人留下来。

毛答道，他记不起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他想起了尼赫鲁访华时（1954年10月）同他的一次谈话。根据他的回忆，他说过中国不要战争，他们都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要打仗，那么整个世界将大遭殃，就是要死许多人。究竟死多少，没有人晓得，他不单是说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毁灭所有的人类，以致你想要找一个政府来谈判和平都找不到。他同尼赫鲁会谈的时候，曾谈到这一点。

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原子能的破坏力他是知道的，他确信没有一个能生存下来。毛回答说，大概不致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吧，原有的政府可能消灭了，但别的政府会起来代替它的。

他听说美国人拍了一部叫做《在海滨》的电影，描绘核战争带来了世界末日。是一部科幻片吗？

“这是所谓科学小说一类的东西。”

毛说，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先生宣称他有一种能杀死所产生物的致命武器，后来他立刻收回他的声明——不只一次，而是多次。毛不会否认他说过的话，他也不希望我为他去否认这类所谓的传闻（关于中国有几亿人能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能力）。美国人也对原子弹的破坏力说了很多，赫鲁晓夫对此更是大吹大擂。他们在这方面（自夸他们的原子弹破坏力）部超过了他，所以他比他们落后得多，事情不正是这样吗？［1］

但是，他最近看到美国人在核试验后6年视察比基尼群岛的调查报告。从1959年起，研究工就在比基尼了，他们第一次进入主岛时，不得不在灌木丛中开辟小道。他们发现老鼠跑来跑去，鱼儿在溪流中游戈如常，井水可供饮用，草林处处茂盛，鸟儿在枝头鸣啭。细菌繁殖率达到每平方亩400公斤。原子弹试验后也许有两年情况不好，但自然界继续发展着，那老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呢？植物被破坏了生存，但种子安然无恙，它们在地下冬眠，直到地面上的污染被清除。对细菌、鸟、老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实在是只纸老虎。对人类来说，它可能有所不同……

毛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含义是——龚澎事后也同意我这个看法——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失了——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可生命决不可能被人类的原子弹消灭。

［1］毛以含蓄的方式嘲笑那些人，他们以为他是个不懂得核恐怖的充分意义的无知农民。

7、裁军？

所有的政府都在谈彻底和全面的裁军。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就在建议裁军。苏联也是这样。美国老是谈着裁军，但我们看得到的却是完全和彻底的重整军备。

“约翰逊总统可能会发现难于一个又一个地解决东方问题。如果他想把那些问题的实际复杂性公之于世界，他也许会把问题弄得更糟，不如接受小国的倡议，召开一个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全面销毁核武器，这更能抓住问题的核心。”

毛表示同意，但最后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约翰逊先生本人愿意有这么一个会议，他终究不过是垄断资本家的一个代理人——他们决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但也许须要加以证明，一颗能分成两颗，这样分下去，以至无穷。但是中国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所以它们实在毫无用处。

作科学实验之用，有少数几个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

“我记起你告诉我的一个故事，华南一个无知的地方军阀贴出一张布告，悬赏捉拿，据传率领一帮土匪制造了许多麻烦的‘苏维埃先生’。［1］现在引起麻烦的却是‘中国原子弹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的，毛担心他的名声不佳；帝国主义者就是不喜欢他。

他们不喜欢“中国原子弹先生”然而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原子弹先生”并掀起反华运动，这真的公平吗？是中国杀了吴庭艳吗？但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了。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发生时，中国人（共产党人）十分吃惊，他们可没有谋划暗杀他。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时，中国人再次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下令叫这样做啊。

［1］“苏维埃”是俄文词“Soviet”的音译，并无意义，在中文里有政治意义，并且简单，所以那军阀猜想他是用的一个浑名是完全有道理的。在江西时期共产党人偶尔使用这个外国术语（作为一种内在的政治抱负）。

8、关于联合国

“印度尼西亚已退出联合国，并博得中国的喝彩。［1］你认为这个行动开了一个先例，其他国家将会跟着退出吗？”

毛说，是美国开了先例，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现在由于多数国家可能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不顾美国的反对，于是又有了一个新花招，需要一个2／3的多数而不能单凭一个简单的多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过去15年处于联合国之外，究竟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印度尼西亚觉得留在联合国内好处不大，所以退出了。至于中国，它本身不就是一个联合同吗？中国的几个少数民族，任何一个在人口和领土方面都比联合国中投票帮助剥夺中国席位的某些会员国要大得多。中国是个大国，它在联合国外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够它忙的了。

叫我怎么想呢？在过去15年内中国如果留在联合国里会更好吗？

“是的，可能是这样，如果它不意味着把一个中国分为两个中国的话，但现在有些人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加联合国——？”

这样说不好。如果联合国2／3的国家邀请中国参加，而中国人不接受的话，那他们不是要被称为民族主义者了吗？（即反国际主义者。）但是，即使联合国决定不承认台湾集团而承认大陆中国，不是仍旧存在着困难吗？他们怎么能在给中国以席位的同时仍指责它是侵略者呢？（指由于美军进入北朝鲜后中国进行干预，联合国便作出决议称中国为侵略者。）不过，假定从中国头上拿掉侵略者这个称号呢？那么会怎样吸？联合国给美国加上一个越南侵略者的称号了吗？美国可能不会同意这样的变化。因此，中国进入联合国没有什么危险。

“考虑组织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各国联盟，现在是不是切实可行？”

毛指出这样的论坛已经存在。一个例子是亚非会议。另一个例子是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在美国不让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之后组织起来的。

（预定1965年3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于许多问题而发生麻烦。这诸多问题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争吵，以及参加万隆会议的亲华国家坚持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因为严格地说它是个欧洲国家。当时，中国把这个亚非组织当作一个基本上不依赖新殖民主义和西欧资本的第三世界有计划地发展的潜在中心。在国内建设上遵循中国的“自力更生”原则，并在亚非各国之间实行互相支援，其现代化过程就可以避免用传统的资产阶级手段来积累资本那种既缓慢又痛苦的办法。这样一种理论上的道路选择，当然意味着在缺乏资本的亚非各国将发生更为迅速和彻底的政治改革，和前社会主义条件的早日到来。长期以来，联合国把中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拒之门外，最近印度尼西亚也退出了联合国，因而亚非会议也被看成是在被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之外独立存在的由穷国组成的一个潜在的永久性机构，这早已是明显的事了，事情在向不同的方向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为中苏间的敌对所助长。）

［1］在军队推翻苏加诺并摧毁印尼共产党之后，印度尼西亚1966年重返联合国。

9、有多少中国人？

“主席先生，在中国自己这个联合国里实际上有多少人？”

我问道，“你能给我一个最近的全国人口调查数字吗？”［1］

主席回答说，他真的不晓得，有人说有6亿8千万至6亿9千万，但是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当我提出单按定量供应的票证（棉布和大米）来计算，应当不怎么困难时，毛指出农民有时把情况搅混了。解放前，他们生了儿子隐瞒不报，为的是怕抽壮丁，解放后，倾向于多报人口，少报土地，隐瞒产量，夸大灾情。现在，孩子一出生马上申报，死人了，可能几个月不报。（他的意思似乎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多得额外的定量供应票证。）毫无疑问，出生率确实下降了，但农民迟迟不搞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平均寿命从以前的30岁左右已延长到近50岁了。

［1］中国在1964年春夏进行过一次抽样人口调查，但官方的结果没有公布。

10、美国在越南

“你对美国有什么劝告吗？”

很久以前他们早就提过，美国应把军队撤走一点。美国把它的手伸到了全世界。美国统治者会照样不听你的。

美国人处境是困难的，特别是在越南，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哪里有风吹草动，美国帝国主义者就会派出军队，先开到这里，后开到那里。

“我听到有人在华盛顿争辩说，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就像驻在别的地方一样，也完全可以驻扎在越南，不管在哪，总得付钱给你们。”

是啊，他们有许多事情好干，反动派到处需要他们帮忙。比如，在刚果就是这样。到最后，他们须得统统回老家去，过去可以看到中国的天津、青岛、上海、甚至北京驻扎过美国军队。他们全都走了。实际上他们很快就走了。

中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胜利的条件是，第一，由蒋介石领导的旧统治集团软弱无能，这个人总是打败仗。第二，人民解放军强大，有得力的领导，人民也信赖它。凡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人就能插进来。否则他们就来不了或很快就得离开。

我们用晚餐时，毛问，我是否认为约翰逊先生能试行与其前任有所不同的越南政策。我说大概不会；更有可能的是循着旧车撤走向更深的陷阱，但是越南战争不得人心，而约翰逊先生却想获得好名望。他的政府面临许多国内问题，一场在亚洲的较大战争是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然而，权衡一下，既然胡志明和毛泽东大概不会给约翰逊提供“一条有吸引力的出路”，那么他非到代价高昂时是不会离开的。我对陈毅外长说过自己的见解，“明年以前美军在越南增加到10万，对我来说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毛问，约翰逊先生面临着什么样的国内问题。

我举了几个明显的例子，包括失业问题，特别是黑人中的高失业率问题，这助长了种族间的关系紧张。当然，战争能够暂时减少失业人数。自动化也是失业的一个因素，我还谈到大量人口从农场转移出去，农场的机械化和资本化已经消天了很多小业主，把几百万丧失土地的人倾泻到城市劳动力市场，现在只需要占美国人口总数8％左右的人，就可以生产越过本国所须消费的粮食。

毛要我重复一下这个数字。我重复时他怀疑地摇了摇头，那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他所说的。

11、中国和美国

“过去15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向实际上的一切交往都隔断了，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这个鸿沟在今天似乎比以往更大了。然而，我本人不会相信它最终会发展到战争，造成最大的历史悲剧之一。”

毛说，历史的各种力量终究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只有美国军队到中国来，才会有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占很多便宜。简单说，这不会允许。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侵略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也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

“因越南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如何？我看到许多报纸消息说，美国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北越。”

不，那是不会发生的，腊斯克先生早些时候可能说过那样的话，但是，现在他本人已更正了，说他从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所以北越不至于有什么战争。

“根据我不时同包括腊斯克在内的几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谈话判断，我可以说，美国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美国的统治者，简直不了解你。”

为什么会不了解呢？中国军队是不会超出国境去打仗的。

这是很清楚的。只有当美国进攻中国时中国人才打仗。这还不清楚吗？中国人自己国内的事情已经够忙了。越出国境去打仗便是犯罪，中国人为什么要那样做呢？越南南方人民是能应付他们的局势的。

“英国官员一再说，如果美国军队从越南撤走，那么整个东南亚就要被侵占。”

毛说，问题在于被谁“侵占”，被中国人侵占还是被本地入侵占？中国为中国人所侵占，也仅仅是由中国人去侵占。

“越南现在有中国军队吗？”

毛肯定在北越东南亚的任何地区都没有中国军队，中国在境外没有一兵一卒。

“腊斯克说过，如果中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那么美国将从越南撤退。他这是什么意思？”

毛回答说，中国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好放弃。中国要侵略什么地方呢？中国没有任何侵略行为？中国支持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别的国家。当然，什么时候一场解放斗争起来了，中国就会发表声明并举行示威来支持它，使帝国主义者烦恼的正是这些事情。

毛接着说，中国偶尔故意张张声势，例如在金门马祖那些问题上。那里一阵炮轰就能引起很大的注意，也许美国人因此感到不安，他们离自己的家园太远了。试想，中国人不过是在自己领海内打了几发空炮弹，有什么不得了。前不久，美国认为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不足以对付这样的炮击，又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调来，还从旧金山调来了一部分海军。到了这里，他们发现无事可做。所以，看来中国倒是能指挥美国部队开这开那。

对蒋介石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能指挥蒋一会儿往这边跑，一会儿往那边跑。当然，那些水士兵穿暖了、吃饱了，总得给他们点事情做做嘛。但是，在自己家里放了些空枪就被称为侵略，而那些真正武装干涉、轰炸和焚烧别国人民的人，却不算是侵略者，这是什么道理？

一些美国人说过，中国革命是俄国侵略者领导的，但事实上中国革命的武装是由美国人供给的。同样，越南革命也是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而不是中国。最近几个月，解放军不仅大量获得了他们的美国武器供应，而且还从傀儡军队中得到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人员补充。中国的解放军曾把美国人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军队补充到他们这边来，因而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增加了。这个运动称做“换帽子”。国民党士兵之所以大批地换帽子，是因为对他们的长官不信任，感到自己会白白送掉性命，戴错了帽会被农民杀死，到这时战争就快要结束了，现在在南越傀儡军中，换帽子变得越来越盛行了。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南越呈现着解放阵线胜利的形势？”

毛认为美军现今还不准备离开。仗也许还要打一两年，美军发现呆下去没有味道之后，可能回家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在最近和周总理的一次交谈中，我理解到他所说的除非美军先从越南撤军，否则中国反对为实施1954年的条约而召开日内瓦会议。你们现在的政策是坚持要美军撤退，然后才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统一后的越南的国际地位吗？”

主席说，他不知道周总理是怎么对我讲的。他自己认为有几种可能性应该提一下。第一，会议可能先开，美国跟着撤军；第二，会议可能推迟至撤军以后开；第三，会议可能开，但美军可能呆在西贡周围，像南朝鲜的情况那样；最后，南越解放阵线可能把美国人赶走，不开什么会议，也不签订什么国际协定。

1954年日内瓦会议规定法国军队从整个印度支那撤出，并禁止任何其他外国军队进行任何干扰。可是美国破坏了日内瓦协议，这种事情可能还会发生……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倒是件好事。这训练了人民，壮大了解放军。单只一个吴庭艳不够，正像中国单只一个蒋介石不够一样，须得要有一个日本来占领这个国家八年半之久。只有那时，这个国家才锻炼出能干的领导人，才建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才能够打败国内反动派并把美帝赶出去。

“如果美国采取和平政策，提出它从南朝鲜、台湾、整个东南亚和国外的所有地区撤军，只要中国和其他国家同意，不但全面销毁核武器，而且在世界实行全面裁军，那么中国将如何作出反应呢？”

毛说，老实讲，这种念头他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未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特别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办到。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

主席停了一下说，不需。

“在目前情况下”，我问，“你真的看到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

是的，他认为有希望。不过这需要时间，在他这一代（他还活着的时候）也许不会有改善了，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1］

［1］毛所使用的“上帝”，意味超出诸神之上的“帝神”，其地位不像“天”有两种解释，“天”既能意指自然神，又可意指宇宙原始秩序之神。

12、去见上帝

“说到你的健康，我们以前还未谈过，从今晚来判断，你看来景况甚佳。”

毛泽东苦笑着回答，说这也许有些疑问。他又说，他很快就要准备去见上帝了。我相信吗？

“不知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要去弄清楚是否有一个上帝吧，你相信上帝吗？”

不，他不相信，但一些自诩知识渊博的人说，是有一个上帝。似乎有许多上帝，而有时似乎又是同一个上帝能照顾到所有方面，在欧洲的战争中，基督教的上帝曾站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其他人一边，甚至在他们相互残杀时也是这样。在苏伊士运河发生危机的时候，上帝合起来支持英国人和法国人，但那个时候真主却支持另一方。

晚餐时，毛提起他的两个弟弟都己被杀害。［2］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时期（1930年）被害，他们的儿子战死于朝鲜战争。他说，奇怪的是，死亡至今总是从他身旁擦过去。他好多次都为它作了准备，但死亡看来就是不要他。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有几次看来他会死的，他的警卫员被打死了，而他正站在毛的身旁，有一次他全身溅满了另一名士兵的鲜血，可炸弹没有碰到他。

“那是在延安吗？”

在延安也是这样。他的警卫员是在长征中被打死的。另外还有几次狭路逢生，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一切斗争最终都须得到解决，包括地球上人类的生存竞争。

“使你免遭厄运的意外事件，使得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事业成为可能。通观全部中国历史，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人曾像你这样崛起于默默无闻的农村，不仅领导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并且写下它的历史，判定出获得军事胜利的战略。阐明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把他的哲学实践变成为一种对全世界具有广泛意义的新文化。”

沉思片刻之后，毛说让我知道，他是从一个小学教员开始生活的，他那时没想到打仗。也没想到成为共产党人，他像我一样，或多或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奇怪各种原因怎么会凑到一起来——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重要的是，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事实就是这样……

“1937年听过你演讲的青年人，后来在实践中懂得了革命，但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来说，有什么能够作代替的呢？”

当然，中国现今20岁以下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也从不知道资本主义统治。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父母可以告诉他们，可是听讲历史和读书本，与生活在其中总不是同一回事。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他的环境来创造的。

你已经根本改造了中国的环境，许多人不知在较为安逸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想的？”

他也不可能知道，他说。他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够确有把握地知道。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返回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询他的见解，他当然不希望他们反革命。但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去决定，要根据我们所不能预见的那时的条件来决定。从长远看来，未来一代应比我们更有知识，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判断将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毛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眯着眼。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许会显得有些可笑吧。

在我起身告别之前，主席要我向美国人民致意，只说他希望他们进步。如果他希望他们解放，有些人不就是不同意吗？但是对其中那些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和向往解放的人，他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送我到门口，尽管我一再辞别，还是看我上了车，他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夜里，未穿外套，以文化古邦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我在大门口周围没有看到保安警卫人员，现在我回想不起整个晚上可曾见到有一个武警在我们近旁。只有两三个着装简朴的年轻妇女在房里进出，有时站在后面，像是服务员，她们会是毛的女儿吗？当他站起来时有一位搀扶着他的手臂。

毛同我握手，嘱咐我要谨慎小心，引用的是一句中国的格言：“天有不测风云”。

车子开动后，我回过头去，望着毛挺直的身影，又徐步走进人民大会堂。

［1］毛的弟弟毛泽潭在1935年战死了。二弟毛泽民长征之后于1942年在新疆的一次反共的清洗中被杀害。

二、1964年同周恩来的谈话

（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两次会见中，他告知了我1964年中国工农业生产的一些事实和估计，这些都是四年来第一次从官方正式得到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中国在粮食产量和一些选择发展的工业已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中国人民已从1959年—1961年的连续歉收和苏联全面撤消援助的挫折中大体恢复过来。总理谨慎地避免任何一点夸大，同这里的看法一致，说中国还需要一到两年获得大丰收，才能保证稳步进入比较富裕的境地。

周恩来是在旧紫禁城内官寓中他的住所两次接见我的。我们谈了总共大约4个钟头。他显得非常健康，对于谣传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付之一笑。尽管他已66岁，但很少生华发。他言谈中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强烈厌恶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他谈话的有些部分不供发表，但他同意其中大部分可以由我概括引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话。

在对外事关系的观察中，总理对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立即缓和不抱希望。他说，承认（有可能）台湾是个“独立”政府会在多少年内也得不到缓和。如果联合国也这样做，中国将拒绝同那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他赞扬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法国，尤其赞扬他采取独立的财政政策。在同赫鲁晓夫俄国的大争论中，他看到了一个向好的一面转化的变化：赫鲁晓夫被撤换。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同样反对苏联新领导人重新主张召开赫鲁晓夫所提议的国际共产党会议。

周总理说，关于1964年中国粮食收成的初步报告，到年底还差10％左右没交来，但他保守地估计总收获量可达到大约2亿吨。他说，这个数字是根据公社的实际交售量和向政府缴纳的税款计算出来的。总理说，另一种统计方法，就是统计工作人员比较喜欢用的根据“抽样调查法”（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典型产量）得出的数字来平均计算总产量。“抽样调查”的估计表明，比1953年的收成增加14一15％。（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64年的收成将达2.1亿吨左右——这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但中国官方还在等待后一批报告，谨慎地避免作这样高的估计。）

1964年大部分地区的棉花收成增加40—50％，总理说。（他没有提供全国的估计。有理由相信全国平均比1963年增产不少于15％，这是一个新纪录。）

农业生产恢复的原因是：水利率业的扩大，农村的电气化，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加上风调雨顺。（在同农业部副部长吴诚个别谈话时，他告诉我说，1964年中国化肥产量达700万吨。这比香港外国分析家提出的估计数高出大约一倍。）

钢产量“仍然略低于过去曾经达到的高度”，但与1963年相比总产量增加了20％。总理宣称，大多数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都大有改进，使中国有了一个较为平衡发展和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后院”或大炉炼的钢铁产量比过去的数字提高了。那种方法现已大部分弃置不用。据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估计，1964年现代化的钢产量在1300万吨至1500万吨之间。）

在一些老的和新的生产领域里，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总理举了石油为例，现在中国的石油已经达到“自给自足”，主要由于新的大庆油田这个宝库的发现。他预测1965年的石油产量可达1000万吨。中国现在生产多种现代燃料。当我问起，早在1962年我曾报道过中国正在生产自己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喷气式飞机，这稍息是否正确时，总理回答说，情况是这样，最近几年质量有很大改进，他说。

总理强调，作为他的政府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部分贡献，现在正在有组织地和广泛地推广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一个宣传运动还在加强，但在农村地区只能逐步深入。（所有现代的和实用的节育方法都在提倡和应用——包括根据要求而作的流产手术。）总理说明，中国的目的是逐渐降低人口增长率，目标要下降到和日本一样。

在核领域，中国将“不做美国那样的几百次核试验”的爆炸，周总理认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中国将来的核武器发展——大概是氢弹——“不会比工业先进国家的速度慢。”总理说，中国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地排除了使用小型或战术核武器。同时，中国仍将坚持要求全面销毁所有核武器。

关于越南问题的解决，北京的看法是必须履行实现越南和平统一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总理强调说，首先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美国军队撤出南越。“这样，那里的人民就可以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

周恩来否认边境之争是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但他承认意识形态的分歧的确影响许多的政策。使他深为欣慰的是：到1965年初中国就能全部还清它所欠苏联的债务。从此以后，中国将不借外债。中国的内债在1968年以前可以还清。（以前，中国同苏联集团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80％。但在1964年，中国已同125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对外贸易的70％以上是同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的。）

我们的谈话从农业问题开始。在谈论收成之后我便问，既然消息很好，为何中国还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总理解释说，两三年前买的粮食是为了补充真正短缺，但当前购买属于一种商业和调度性质。中国向“许多国家”锡兰、古巴和印度尼西亚出售大米，先进口成本低的小麦以代替国内的大米消费，这是合算的。小麦大都在城市销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储藏在内地。这一政策将继续执行。

国外的争论之点是在何种程度上“恢复”靠以扩大自留地作为刺激来推动。我问道，据说从那个来源来的粮食多达总产量的20％。总理说，自留地不过占耕地面积的7％，并且将不容许它增加到超过10％。自留地的总产量是难以知道的。它的产量往往不上报，但它已经包括在统计工作人员用“抽样调查法”来表明的10％里，这在国家计算1964年收成时是不在内的。很多自留地的产量无疑高于集体的土地。农民在空余时间悉心照料自留地，并慷慨施用猪粪和其他肥料来增加作物的产量。

谈话在继续着：

问：“平均算起来，在自留地上施的肥料比集体的大田施的肥料要多吧？”

周总理：“农民卖一部分厩肥卖给集体以得到一些现款。但是他们一般都留出一些供自己施用（在自留地上）。

“我们现正在上演一出戏名叫《送肥记》，要每个人都像剧节描写的那个公社社员那样先进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演这个戏了。明眼人都知道，一出戏所号召的（在社会态度方面），正是有些人仍然难于做到的事。这个戏把模范人物搬上舞台，是为了帮助后进入物赶上去。因此，西方记者没有必要提出什么批评。我们自己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进的。我们歌颂先进就是为其他人树立遵循的榜样。”

“那些为了解实际情况而来中国的人，用不着去猎取什么内部情报。他们从舞台或从我们的出版物就能发现我们的问题。当然，有时舞台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有错误，但一般倾向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鼓励好的和批评坏的，就意味着坏的东西确实还存在，而好的东西也还不够完美。如果事事都变好了，我们肯定还要寻求更好的东西作为榜样。”

“例如，我们现在把大寨生产大队作为榜样，广为宣传。

这个大队在（山西省）太行山区，地处斜山坡，到处是峡谷，土壤贫瘠。可是，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完全靠自力更生，用10多年的时间，把全部坡地改为梯田，发展了生产，变穷山沟为富山沟。”

“在过去11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而且来年就还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山西省）正在修建几个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事实；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当地居民建造的。过去11年间，大寨每户人家平均每年卖给国家（通过集体）一吨粮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大寨当然是个好榜样，这种榜样在中国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在1亿2千万户以上。如果（全中国）每个公社或生产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全都达到平均每户一吨，那么总数将超过1亿2千万吨。当然，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发扬大寨精神，在将来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据说公社在缴纳税款相交售国家征购粮以后还剩下他们粮食产量的60％左右。交给国家1亿2千万吨粮食，就意味着总收成超过3亿吨——并把中国列入世界粮食输出国的前几名。大寨1964年有83户，大队总人口360人，平均每户4.3人。对人口学家来说，要推算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口总数”和未经发表的1964年人口调查结果，这些数字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问：“根据中国（1957年）的15年计划，中国工业生产1973年将赶上英国。为什么这些日子听不到这个口号了？”

总理：“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1957年，苏联把总产值超过美国作为它的目标时，我们就提出了赶超英国的口号，作为奋斗目标。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得到一整套的建设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以石油来说，英国实际上不生产石油，如果把这方面的数字作为一项指标，那我们就可以一举超过英国。但这将是一个很低的目标。我们怎能说这样做就是已经赶超了英国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才是我们的高指标。以电力为例，经过几个世纪以后，英国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里电力的使用很广泛。它不仅为工业所必需，而且也成了普通消费者的必需品。不管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什么危机——危机时期钢和煤可能会减产——电力生产则不会有很大的下降。因为生产成本可以用从消费者那里得来的收益偿付。（非工业消费的固定需求保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市场。）1964年中国农村的电力为1957年的12倍，但中国电力的人均要赶上英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每个国家需要的特定工业产品数量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国家需要这种产品多些，另一个国家却需要那种产品多些。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他们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重要的事情是去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体水平。”

问：“你能告诉我你对当前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吗？我已经看到和听到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中国的生育制度正在认真寻求限制人口的增长。你预计什么时候人口的增长会下降到2％以下？”

总理；“计划生育是走向我们目标的第一步。在一些城市搞得好，但是在农村不能指望马上收到重大成效。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得多。老年人活得比过去长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更加显著。这是因为人民得到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有了改善。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经富裕了。但是如你清楚地了解的，比起旧中国来。他们的情况好多了。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当然低得多。但是我们没有500万人失业。美国失业家庭的生活是很痛苦的，而另一些人都享受比中国人民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不同人之间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差距，这就是死亡率低的原因所在。”

“我们鼓励计划生育。在城市，尤其在学校、工厂和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青年人都认识到晚婚的好处，并愿意婚后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行的，但需要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并且需要时间。如果本世纪内中国人口的净增率能降到1％以下，那就确实非常令人满意了。”

问：“你看中美关系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吗？你认为使一些科学家和学者互访会有用吗？”

总理：“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从原则问题开始，而不能从枝节问题开始。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们总是提出以下两点。一点是中国同美国应该在（万隆）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另一点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一旦在这两点原则上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将比较容易解决。否则，仅仅抓住枝节问题，就解决不了基本问题。”

“华沙会谈已经进行了九年多，但是美国始终拒绝同意这两点原则。美国跟在别国后面说它也要和平共处；可是当中国倡议和平共处时，美国却加以拒绝。这不证明美国政府讲的话是伪善的话？至于一些个别人访华的问题在目前也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那些我们欢迎的人。美国政府不准他们来，而那些美国政府想派来中国的人．我们又不欢迎。总而言之，要是原则问题不解决，连枝节问题也会陷入僵局。也许你是一个例外。我们欢迎你，美国国务院最近也准许你来。”

我插进了一个有关制造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问题。

“现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自称代表中国。当然，没有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会同意它。但是如果台湾有人堕落到唯美国之命是从和为美国政策的需要服务，竟然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并且依靠在美国政府操纵和强迫下的联合国的多数，继续篡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复中美关系，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将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美对抗就决不是几年的问题，而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年。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这样的一天到来——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那时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于是便放弃这个政策。”

问：“日本的佐藤政府好像也支持一项美国打算采取的让台湾独立的计划。你认为佐藤先生是打算以此作为收回冲绳的一笔代价吗？”

总理：“这两个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日本有收回冲绳的能力，它的想法就不会跟美国的想法相同了。这样的一个日本就不会是今天的日本了。目前它跟在美国政府后面，叫嚷‘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只承认台湾。这是追随美国的政策，为它们擂鼓助阵，这表明日本既无收回冲绳的意志，也无收回冲绳的能力。”

问：“中国赞同召开一个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字国的会议，来结束南越的战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否准备讨论戴高乐将军所提出的国际保证越南的独立和中立化的建议？”

总理：“我们主张应当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条款，以便实现越南的和平和统一，并主张它的体制应根据越南人民的愿望来决定。今天越南的问题并不是马上召开一次会议的问题。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美军必须从南越撤走，这样南越人民就能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至于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的问题，则应该立即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进行讨论。”

问：“从国外发表的报道来判断，中国的原子弹比美国的专家们所预料的更‘高级’。这又意味着什么？”

总理：“美国的专家根据他们收集的数据得出结论说，我们爆炸的原子弹的技术水平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次核试验都要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专家们知道的比你要多，或许比我知道的也多，你和我都不是专家嘛。”

问：“既然核武器实际上不能使用，它积存得越来越多就像孩子们玩木头玩具一样，是孩子气。然而每一次都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它更像是在一场俄国轮盘赌中在触发器上又接了一下。那时它多起来是极为危险的，不是吗？”

总理：“不至于那么危险。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差不多20年过去了。”

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相隔20年。”

总理：“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已经有了几个，现在谁也不敢冒险去使用它们。否则，为什么泰勒（马克斯韦伯·泰勒将军）要发明‘特种战争’呢？有趣的是，他现在正在试验他的新发明。我们中国的干部（定期地）下放到农村基层单位去积累直接经验，现在泰勒也在这样做了（在越南）。但对他来说，去的是个苦地方。”

总理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越南游击战争所取得的成就，接着又提及法国的兴起，因为它已经离开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已成为一个能和美国挑战的强国了。他继续说道：

“为什么戴高乐那样的自豪呢？因为他中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他撤回了80万军队和100万平民，承认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好像失了面子，但实际上他挽救了法国，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美国能否产生一位总统，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全部美军都撤走，从而彻底改变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呢？”

谈及未来和目前仍很艰巨的任务时，总理列举了经济的一些生动对照事例：中国拥有堪称与世界上同类机器相匹敌的16，000吨巨型水压机，而运输部还靠胶轮大车；拥有精密仪器和浆油机为动力的远洋巨轮，而农民还使用舰板舟和植物油灯。“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最后说。

“在上海，收集和装运肥料的小船特别破旧；在苏北，甚至能见到更为落后的现象。例如，在南通东南沿海的启东县，所有土地实际上是水田，连一头牛都没有，更不要说农业机械化了。为什么呢？这里不需要讲。每个农民只有一亩或稍多一点的地。不过产量高：皮棉亩产超过50公斤，粮食亩产约500公斤。实际上所有的地都是浸在水中的，只能用人力耕种。不需要深耕。那个地方是河流密布的水网地带，装运肥料都用小船或靠人用肩挑。但产量是高的。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地方怎么来实现机械化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题目。

“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以革命战争做例子，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同美国打过仗。这不仅仅是摆摆样子，我们为此流了血，但是坦率地讲，作为总理，我还没有掌握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搞了15年。我学到了一些，但不是很好。我们大家部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格外地复杂。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我们必须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规律，但还有许多经济发展规律依然不了解。过去15年中有些事我们是做对了，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错事，一个人必须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就是这种情况。有时我们打胜仗，有时我们打了败仗，而且不止一次；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把革命引向胜利。建设也着实是同样的情况。在我们看来，只有敢于面向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才能改正它们。这样，不断克服困难，改正缺点和错误，我们就能继续前进。

“那些不熟悉内情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始终都是完善的。事情哪能是这样？另一种则专门找岔子。当他们找到我们的一些缺点时，就认为中国是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之中。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了，就又有人说一切都好极了。他们总不善于去正确地描绘中国的情景，就我们而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的进时，困难和缺点还会继续出现，我们须得不断地克服它们来一往无前。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找到我们推进我们事业的更好办法。革命斗争是这样，生产和建设也是这样。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是这样。人类总得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三、1970年12月18日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纪要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有，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汀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他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课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 Island（长岛）。

斯诺：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持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泽东：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人家要叫万岁嘛”，第在种是假的。他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领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好嘛，你这样搞，我赞成。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的大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车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个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人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

准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么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变化。

毛泽东：就是这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四、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1、前言

本书汇集了美国记者斯诺所记述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保安同他的几次谈话。斯诺在宋庆龄先生和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于1936年7月间来到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所在地的陕北保安县城。他是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记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采访活动甚为重视，他来后不久，毛泽东在7月16日就接见了他，并在几天内同他进行了关于当时抗战形势的谈话，在9月23日，进行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斯诺在陕北的三个多月里，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还到前线部队去过，于10月间回保安。这时，毛泽东又同他谈了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长征的主要经过情况。这些异常珍贵的谈话，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即1936年7月，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的真知卓识，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和中国必胜的根据。后来抗战发展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的正确性。这是马列主义科学分析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典范，是毛泽东半个多世纪领导我国革命缔造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确的革命路线的光辉范例之一。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时曾经引用了他同斯诺谈话的几个段落。他根据抗战10个月的经验，对于谈话中所作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有系统的发挥，写成了《论持久战》这部指导抗战直到完全胜利的光辉的名著。这一著作的主要论点，毛泽东早在两年前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指明了。

1936年10月间，斯诺从前线部队回来，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革命经历，他考虑了很久才同意了。他谈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以及红军的长征经过。毛泽东的这次叙述，不仅是无比的珍贵，而且是如何对个人成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光辉典范。他没有任何的矫饰，辩证地唯物主义地阐述了自己如何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黑暗旧社会中斗争过来，如何从一个早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旧社会的旧思想的某些影响的少年成长起来的进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光辉灿烂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后来在1962年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何等深刻的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关于长征的记述，虽然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阐述，但可以看出他还吸收了其他同志所提供的具体材料，并且是用他自己的语言写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后直接指挥工农红军，转败为胜，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成功地结束长征的英明统帅。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周恩来、朱德等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之下，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奠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从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革命。以后毛泽东又领导党和红军粉碎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英勇的长征能以伟大的胜利而告完成。如果不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巧妙的战略战术，那么英勇长征的工农红军，就有可能像石达开的太平军那样被反动派所消灭。我们的长征的胜利和往后的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根本谈不到，我们革命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中国人民不知要再吃多少苦。斯诺的这一部分记述虽然没有足够地反映毛泽东在长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但是看了长征路上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也就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在缔造我们国家的革命历史上的伟大功勋和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的英明正确，更有力地推动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一书，1937至1938年在伦敦和纽约分别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全世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广、最多的著述之一。该书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文译本，毛泽东曾经看过，并曾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提到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这书后来被译成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各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传诵，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了解到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一些重要情况，促进了国际上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

斯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新闻记者，可是，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他在几十年的新闻采访活动中，对于我们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采取了热情友好的态度。特别是通过采访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他亲眼看到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看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朱德不在保安）的伟大形象、英明领导和战斗生活，看到了许多革命干部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牺牲的实况，使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斯诺开始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还怕村里的农民“共他的产”，分掉他所带的财物，但是当他离开根据地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此后他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后来提到斯诺说，他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又提到他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他不仅是第一个广泛报道中国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而且对推动中美人民友好，促成中美两国的对话起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他对中国的友好活动，50年代他曾经受到美国国内亲蒋介石的反动集团的多方打击，并曾经被迫离开美国迁居瑞士。他是1972年在瑞士去世的。他临终时遗愿把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中国，他的墓碑现在就矗立在他曾经执教过的燕京大学校园——现在的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都曾对斯诺作过多次积极评价。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这几篇谈话的整理出版，对于我国广大群众，一定会有重大的意义。这几篇谈话，由于我自己是当时的口译者，而现在又是当事人中的仅存者，我感到自己有巨大的责任加以整理。我建议人民出版社把《西行漫记》所收录的毛泽东谈话以及斯诺当时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的、毛泽东同他的其他三篇谈话，汇编成一本书出版。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我只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当时在座的虽还有与斯诺同来苏区的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没有实际参加谈话；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是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我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做了少数修改，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经过了40多年，很可惜，现在这些有关的文字记录都找不到了。我自己记的东西，经过战争年代多次转移，也已荡然无存。现在我们根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和《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记述照译过来，在可能范围内做了某些校订工作。

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叙述撰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在《西行漫记》前后几种英文版本里，好些地方文字有出入，显然是斯诺自己后来做了修改。我们一般是采用最早版本的记述，只是个别地方采用后来一些版本的文字。还有个别地方，按我的记忆确实不符合毛泽东谈话原来意思，不能不做必要的订正。斯诺当时是通过我的口译，才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的，如果我作为当时的口译者对斯诺的个别记叙文字做些必要的修订，以便更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原意，那么我想，要是斯诺今天还在，是不会反对的吧！

在这几篇记述中，有些人名、时间、地名不准确。毛泽东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现在，我们尽可能地做了校正，对于这些校正都一一加注说明。

《长征》这一节，斯诺并不是采取直接引述毛泽东的话的形式，我们现在也就只能照他的形式移译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三篇谈话记录，都是根据斯诺的英文记述译出的，只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的有几段话是按照《论持久战》所引用的文字。二者基本内容完全一致，只是文字繁简不同。

斯诺所加的脚注和正文中他所做的说明，其中有些是针对外国读者的需要而为中国读者不需要的，我们这里删去了。本书的脚注，除了注明是斯诺所做的以外，其余是我和共同做整理工作的同志们加上的。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我们努力争取做到事实准确，文字清楚，但是由于我个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所以在1978年七八月，我们印了几百份征求意见本，分送中央领导、各方面负责同志求教。不久我们便收到了好些同志的回示，特别是邓颖超给予了亲切的鼓励，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军事科学院的同志提供了有关事实的订正意见。有好几位同志帮助我进行了仔细的事实查证、认真的文字校订。在这里，我虔诚地请求广大读者多多指出我们工作中所尚存留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以便在本书再版时进一步改正。

吴黎平

1979年8月

2、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为自己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做法感到不安。犹如一个日本移民官应为他的无礼感到不安而又不自觉那样。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

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却使我的报道工作发生困难。

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当他看到“你结过几次婚”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一笑——后来传出谣言说我问毛（至少他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有几个老婆。不管怎样，他是怀疑有必要提供自传的。但是我争辩说，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比其他资料更为重要。我说：“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却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结核病人，有的则坚持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对人们竟然会把时间花在对他进行种种猜测有点感到意外。他同意应该纠正这类传说。于是再一次审阅了我写下的那些问题。

最后他说，“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困得要打盹了。吴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里，一只鸡的“鸡”字不是说成地道北方话的“ji”，而是变成带浪漫味道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一边说我一边记。我已经说过，这个笔记又被重译成中文并经改正。除了耐心的吴先生所做的必要的文字修改以外，我没有企图对它进行文学加工。下面就是原文。“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我父亲的名字是毛顺生，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是文七妹。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通过做小买卖和别的营生，用心节约，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成了中农，拥有15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每年食用共35担——即每人7担左右——有25担剩余。利用这个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点钱，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地，这就使我家具有‘富’农①的地位了。我们当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我10岁时家中有15亩地，一家5口人，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家买了外加的7亩地后，我的祖父去世了，但是又添了一个弟弟。然而我们每年仍然有49担谷的剩余，依靠这剩余我父亲就不断地兴旺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子的买卖，从而赚了一些钱。他成为‘富’农之后，就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做这个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且让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劳动。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并没有开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把粮食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碾米的时候，他便加雇一个短工在地里劳动。所以这个时候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了。我们家吃得很节省，不过总是够吃的。

“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的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8里路。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况会有点改善。我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呵。

“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帐。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帐。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也不给蛋。

“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曾经多次发生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所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做工作。我还说：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继续‘积聚财富’，在这个小村子里被认为是发了大财。他自己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地。他的资产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帐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注）。

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的一个大暴动的情况。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在这以后，抚台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了马出来，告诉人们说政府将采取步骤帮助他们。姓庄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并且谴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这里说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打巡抚衙门时，湖南巡抚岑春冥为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赓良。）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庄在未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代理巡抚后立即反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裕的农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没收了。他怒不可遏。我并不同情他，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过激派’教师。说他‘过激’，是因为他反对佛教，而且要消除鬼神。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1400铜板，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50里之远。那时我16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显然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春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斯诺注）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②）

注释：

①这里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份是富农，韶山的同志说解放后他们对毛泽东家的成份定为中农。我想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问题是时间相隔四五十年，毛泽东家庭的经济情况变了。按毛泽东对斯诺所谈情况，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富农成份，我清楚记得他说的是“富农”，我译为“Rich Peasant”。谈了之后，斯诺照此写成文字，黄华译成中文给毛泽东审查时，他也未改动。韶山的同志把毛泽东家里的成份定为中农，当然是根据临解放时的情况。

②这篇以及下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经过的谈话，是在1936年10月间进行的，毛泽东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常谈一二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作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2点来钟。谈话时斯诺做了详细笔记。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泛的采访活动，并曾到过前方的部队，最后于1936年11月间离开边区。他返回北平后，以毛泽东的谈话为主干，利用采访所得的资料，写成了《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直译是《中国上空的红星》）一书。

3、长沙岁月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去，老师同意了，于是我就步行到长沙去，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治事态正在急剧变化，我在那里仅仅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谘政院。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他们用反对留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以对清廷的强烈谴责来表示对演讲人的拥护，并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当那个鼓吹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向激动的学生演说时，会场里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活跃。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正在涌上街头。

“起义军正沿着粤汉路逼近市区，战斗已经打响。在长沙城外打了一场大仗。同时，城里也发生暴动，各个城门都被工人攻占了。我穿过其中的一个城门，又回到城里。然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直到看见‘汉旗’在衙门上升起。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汉’字。我回到我的学校，发现它已经由军队守卫了。

“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会的两个著名成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前省谘议局的房子里，议长原是谭延凯，后来他被免职，省谘议局本身被撤销。在革命党人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示召开国会的请愿书的副本。原件是由徐特立用血书写的，他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他切断指尖，以表示至诚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呼吁召开国会，予断指以送（赴京省代表）。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点革命的愿望。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没有过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尸陈街头了。原来谭延凯组织了一次叛乱来反对他们，谭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人物。

“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

“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在这7元之中，我每月花2元在伙食上。我还得买水。士兵必须到城外去挑水，但我是一个学生，不屑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买。剩下的饷银，都花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好读报纸的人。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赞同。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两个学生参加了军队，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友谊。我能写，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博学’。我可以通过为他们写信或做其他这类事来帮助他们。

“革命仍未定局。清廷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有关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人们都说再次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反对清廷和袁世凯，组织了几支军队，湖南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被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脱离军队，决定回去念书。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当时许多学校正在开办起来，它们利用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1元钱报名费。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很多美愿，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担保3年期满学生可以立即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对我赞扬这个学校，一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我向他们描绘了我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我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报名费，等候父母的回信。

“命运又进行了一次干扰，这次是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1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果真被录取了并且在那里注了册。可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阅读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它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我听说它的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然后把我的决定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父亲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

“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另一个障碍是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我的下一个求学经历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1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生更是难以计数。那里的一位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我的文学爱好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谕旨和御批。

“大致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一个政府军火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我们学生却感到非常有趣。成吨的枪弹炮弹不断爆炸，火药燃烧成一片烈焰。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过了一个月左右，谭延凯被袁世凯赶走，那时袁已控制了民国的政治机器。汤芗铭接替了谭延凯，并开始为袁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6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我当时住在湘乡会馆里。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乡人。既没有工作，又没有什么钱。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爆发成为武斗。士兵们袭击学生，并且企图杀死他们。我躲到厕所里去，一直耽到战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由于我在会馆里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读到它的好处时很感兴趣：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我的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意图写信告诉家里，取得了他们的同意。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作是事关友谊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规则，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多半得到的分数很低。我最讨厌的是静物写生这门必修课，认为它是极端无聊的。我总是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来表现‘半壁见海日’的画意（“半壁见海日”是李白的一首名诗中的一句。——斯诺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个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课程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把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了。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一位姓唐的老师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兴致勃勃地阅读这些报纸。从这些报纸里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旧省名。包括现在的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解放后于1955年撤销该省。）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作伴，我们走过这5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既给我们吃的又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很友善的欢迎和款待。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当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名国民党官吏。易培基当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以后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以后又转向了。另外两个青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那‘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听了我要说的一切之后，没有提出任何明确建议就走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

“但是，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形成后来的一个学会①（①新民学会。——斯诺注）的核心，这个学会往后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我同住在其他城镇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现任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夏曦，现在在第二方面军；何叔衡，原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1935）；郭亮，有名的工人运动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肖三），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原文误为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过中央委员，以后又‘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译者），一个著名的党的领导人，是在最初的建党协议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都在1927年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杀害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新民学会相似的团体组织起来了，那就是湖北的‘互助社’①。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党的领导人恽代英，他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中被杀害。现在负责白军工作的张浩也是社员。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特别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②，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们也组织起一些激进的团体，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建立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我早已抛弃康、梁二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1913年③进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注释：

①1917年10月8日成立。原文提到林彪是“互助社”的社员，其实他并不是。——斯诺注

②在天津的这种团体是“觉悟社”，它在组织激进青年的工作方面是领先的。周恩来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创始人中还有邓颖超女士等。——斯诺注

③原文误为1912年。

4、革命的序曲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他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后来，当我向其他红色领导人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致勃勃地聆听这些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往往不了解彼此在入党以前的情况，那些日子往往被看做一种黑暗时代，人们的真正的生命只是在入党以后才开始。

在另一个晚上，毛盘膝而坐，背靠在两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头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讲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1／3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①，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可是直到1927年，他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①毛泽东的母亲是在1919年10月5日去世的。）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现任中法大学校长）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①、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三K’党的康白情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注释：

①张国焘1938年叛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斯诺

5、国民革命时期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早在1919年，陈独秀就通过住在北京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0年，第三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来，安排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联系。不久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一群中国学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如果我们没有忘掉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16岁的青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小了。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以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而自豪的共产党。

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1921年5月，①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②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③。我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20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其频繁。1922年冬天（应是1922年1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1922年）7月（原文误为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5月1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

“1923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的委员，国民党执行局的其他委员有汪精卫（以后在南京当行政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性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运组织者，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来自21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后不久，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原文误为工人部长）。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1926年3月蒋介石图谋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后，我于1926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5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文误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10月毛泽东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个时候，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战争在1926年秋天开始了。

“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第二年春初我到达武汉时，一个省际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有500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到了1927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

“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注释：

①据查是阴历，阳历应是6月。

②何叔衡，毛泽东的老朋友，和他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1935年被国民党杀害。——斯诺注

③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一共13人。但据董必武、李达的回忆，包惠僧不是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的。

6、苏维埃运动

毛泽东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的，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俄国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政策，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①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②，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3年③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①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①原文将一团误为三团、二团误为一团、三团误为二团）。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①（①原文误为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师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28年4月④，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汇合了。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当时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买卖（同白区），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说是温和的民主改革。

“1928年5月⑤，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充分地发表出来。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制，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政策抱有信心，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新建立了党的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地区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张国焘等人都到那里去了。1927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近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境，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⑥，彭湃率领一部分忠诚的部队到海陆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了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了。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离开那个地区，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师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多的天然屏障，种的庄稼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500里，纵横约80里。井冈山在当地又称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大、小、上、下、中井，山上的五个村子就是以这五口井命名的。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1928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1931年在江西牺牲）和滕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来了那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让彭德怀留守井冈山；1929年1月，我们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山上的第一次驻扎结束了。

“第四军这时开始了打通赣南的战斗，而且很快就取得顺利的进展。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就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都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使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分田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好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完全掌权。

“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爱。

“1929年12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部队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用来削弱运动的力量。于是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批判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的指挥职务。部队指挥员刘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们发现他们企图在对敌作战时用使红军陷入困境的办法来消灭红军。

“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暴露得相当明显。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表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福建会议以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赣南都落到红军手里。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由那些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新分配，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

“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注释：

①原文误为贺龙和叶挺率领的二十军。

②周恩来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当时他是前敌委员会书记。

③原文误为1924年。

④原文误为5月。

⑤原文误为秋天。

⑥原文误为广州起义失败后。

7、红军的成长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观察家的客观记载了，而这个观察家所关心的，是作为历史的人类集体命运的转变。

随着他的叙述的将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追问他自己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追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个叙述的最后一章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农民到处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第二次茅坪会议）以后，为了大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说话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买卖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①添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至今仍是红军战士的准则，他们经常背诵。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它的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拼死斗争；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支持斗争。

“1930年春②，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的率领下转到共产党营垒来的，他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的骨干中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任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①林彪后来叛党叛国，于1971年9月13日私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②原文误为1929年初。）

“红军第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司令员是朱德，我是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书记。那时第一军团已经有1万多人，编成10个师。除了这支主力，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游击队和赤卫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略战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可以约略说明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很多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只要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它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队很小，敌人超过我们10倍到20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和游击战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远为雄厚和优越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最重要的一条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能够在进攻时集中主力，随后又能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迎击并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奇妙的机动性和神速有力的速决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扎实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手里，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保卫后方；只要耸人听闻地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而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它的游击队的活动而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1929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军团在挺进到可以攻打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急转向西，向长沙进击。在这次进军中，第一军团同彭德怀的部队汇合了。彭曾一度占领长沙，但是为了避免被强大得多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在1929年4月被迫撤离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他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1930年4月，彭在瑞金同朱德和红军主力重新会合，接着召开了会议，决定彭的第三军团在湘赣边界活动，朱德和我则向福建进军。1930年8月①，第三军团和第一军团再次会师，并开始第二次攻打长沙。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合并为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我任政委。在这样一个领导下，我们到达长沙城外。（①原文误为6月。）

“大致在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我当选为主席。红军在湖南有广泛的影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湖南农民对我的名字很熟悉，因为国民党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我家在湘潭的田地①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②，以及我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他人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望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当时种我家的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家的田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被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①毛在大革命中将收得的地租用于湖南农民运动。——斯诺注；②指堂妹毛泽建。）

“但是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了。国民党派来大批援军，城内有重兵防守；9月间，新的部队又纷纷开进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城期间，只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消灭了敌军的两个旅。但是，它未能占领长沙城，几星期以后就撤到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避免了李立三所要求的很可能会成为灾难的对武汉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并在新的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已攻占的地区。为完成这一任务，攻打长沙没有必要，而且还包含了冒险的成分。如果把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

我要暂时打断一下毛的叙述：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留学生。他常来往于上海和汉口——共产党在那里设有“地下”总部，直到1931年以后才把中央委员会转到苏区。从1929到1930年①，他支配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被解除政治局的职务，并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李立三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大城市采取有力的进攻策略。他要在农村搞“恐怖”，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要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要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后方陷于瘫痪。毛接着谈下去：“李立三既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地估计了全国政局中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正在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助长他这种信心的是当时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和损耗很大的内战，这使李立三认为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在红军看来，敌人正准备内战一停就大举进攻苏维埃，所以这不是搞这种可能招致惨败的盲动和冒险的时候。这个估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①原文误为1931年。）

“随着在湖南发生的事件，红军的撤回江西，特别是攻克吉安以后，部队中的‘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而李本人在被证明是犯了错误以后，很快就在党内丧失了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埋葬以前，部队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第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第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去。然而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从而保持了他统率下的部队的团结及其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但是，刘铁超领导下的第二十军却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被称为‘富田事件’。富田位于当时苏区的心脏吉安的附近，这个事件震动一时，肯定有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他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并被清除。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地压了下去，从而使苏维埃运动以后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10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4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去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主动地位，使我们能够在一个短时间里包围他们，从而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到了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打败了。我认为如果红军没有在‘围剿’开始前不久创造的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取得这次胜利：第一、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了；第二、清算了李立三路线；第三、党战胜了红军内和苏区内的AB团（刘铁超等）及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

“仅仅经过4个月的休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20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地区很小，资源有限，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依次击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地消灭。在15天内，红军打了5个仗①，走了8天路，结果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①原文误为在14天内打了6个仗。）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率30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80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3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5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9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10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①召开，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我担任主席。朱德当选为红军总司令。在12月，发生了宁都暴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有1万多人起义②，参加了红军。他们是由董振堂和赵博生率领的。赵后来在江西作战牺牲，董今天仍然是红五军团的司令员——第五军团就是由宁都暴动后过来的部队建立的。（①原文误为1931年12月11日。②原文误为第二十八路军，2万多人。）

“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面，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对着蒋介石的战线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它还攻打了赣州，但没有占领。从1932年10月起，直到长征开始，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都用在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别的同志。

“1933年2月①，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②打的这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万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就解除了陈诚的高级指挥职务。（①原文误为4月。②原文系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

“为了他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100万人，并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蒋介石根据德国顾问们的建议，在第四次‘围剿’时就已经开始采用堡垒主义。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就完全依赖这个了。

“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机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善于打阵地战。“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的入侵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4月①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中国的封锁包围，这一宣战自然没法生效。接着，苏维埃政府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所有的武装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愿在下列基础上同任何白军合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战争。（①原文误为2月。）

“第五次‘围剿’于1933年10月开始。1934年1月，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革命的成就。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是现在的这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就准备长征了。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刚好在蒋介石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围剿’一年以后，这是几乎不断地作战和斗争的一年，双方的损失都很大。

“到了1935年1月，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在随后的四个月，部队几乎不断地在行军，并且进行了最剧烈的战斗。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军队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并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这个根据地。

“红军的胜利行军，以及它的胜利到达甘陕并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骨干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8、长征第五次“围剿”①

在这里，我甚至不能概括一下中国南方苏维埃的引人入胜然而迄今只有片断记载的6年历史——这是注定要成为长征史诗的序曲的一个时期。毛泽东曾经简短地谈过苏维埃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他谈过共产党人怎样从几百名衣衫褴褛、受饥挨饿然而年轻有为的革命者中建立起一支几万人的工农军队，到了1930年，他们已经成为那么重要的夺取政权的力量，以至于南京不得不对他们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最初的一次“围剿”和随后的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都失败了。在这几次战役中，红军每次都消灭了国民党许多个旅和整师整师的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吸收了新战士，扩大了自己的领土。

同时，在红色非正规军的攻不破的战线这一边，人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在南方苏维埃的整个历史中，竟然没有一个“外面的”外国观察家进入过这个红色区域——除了苏联以外的世界上唯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时代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南方苏区的一切情况，都是第二手材料。但是有一些要点现在已经可以从友敌双方的报道中得到证实。这些要点清楚地表明红军受到拥护的基础。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捐税减轻了。集体事业大规模地建立起来，到1933年，单单在江西就有了上千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娼妓、奴役儿童和强迫婚姻都被消灭了，不打仗的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包括洛克菲勒支持和晏阳初主办的花了许多钱的定县群众教育实验在内。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80％的人口都识字了。

这些成就至少现在已被大量客观的证据所证实。但是关于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方面，虽有许多文献资料可证，讨论它们时仍不免引起争论，而这不是本书的范围所及。假如共产党能保持和巩固南方的根据地，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在这里我们会陷入纯粹的预言，我们所下的结论自然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对南方苏区的任何推测现已成为学究式的行为。因为在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第五次，也就是它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以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是事情的终结，是红军的丧礼进行曲。他们这种看法是如何的大错特错，差不多要两年以后才显示出来，一个历史上罕见的、非同寻常的卷土重来，随着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蒋介石自己的生命竟然会落入共产党人手中，而蒋却一度曾经真的相信他自己吹的牛皮，以为他已经“消灭共产主义之威胁”。

在反共战争进入第7年之前，消灭共产党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就。共产党人当时在江西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福建、湖南的广大区域享有实际的行政控制权。此外还有一些同江西不直接毗连的其他苏区，它们位于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动员了90万左右的兵力来攻打红军，其中大概有40万人——约360个团，积极参加了江西福建地区的作战以及针对鄂豫皖红军的作战。但江西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江西，正规红军能够动员18万人的总兵力，包括所有的后备师，此外，大概还有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但是他们总共只能集合起不到10万枝枪，他们没有重炮，而手榴弹、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供应又非常有限，都是瑞金的红军兵工厂制造的。

蒋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来充分发挥他的最大长处——优越的资源、技术装备，从外界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的便利（而红军却没有通向外界的渠道），机械化战争，以及一支由将近400架可飞行的作战飞机组成的现代空军。红军曾经缴获几架蒋机，他们也有三四名飞行员，但是他们没有汽油、炸弹和机械师。这一次蒋不再侵入红色区域并试图用优势兵力进行猛攻的办法来占领苏区，这种办法在过去已被证明是招致灾难的了。他现在用他的大部分军队来包围“赤匪”，并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这样做的代价是很大的。蒋介石建筑了几百公里军用公路和数以千计的小碉堡，这些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炮火连接起来。他的以夺为攻的战略战术，有助于削弱红军在运动战中的优势，并且突出了红军人数少和资源缺乏的不利条件。实际上蒋在他著名的第五次“围剿”中在苏区周围建起一道长城并逐渐把它往里推。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像一把钳子那样包围和粉碎红军。

蒋狡猾地避免把大量的军队暴露在他的公路网和碉堡网以外。他们只是在重炮、装甲车、坦克和飞机的严密掩护下才向前推进，而且很少前进到距离碉堡线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这种碉堡线贯穿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不得不采取新的战术。他们开始主要地依靠阵地战——这个决定的错误及其原因，将在下面提到。

据说第五次“围剿”主要是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策划的，特别是德国陆军的冯·福肯豪森将军，当时他是蒋介石的首席顾问。这种新的战术是彻底的，但也是非常缓慢和费钱的。作战持续了好几个月，南京仍未能给予它的敌人的主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是封锁却对红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食盐的完全缺乏。这个小小的红色根据地，逐渐无力击退对它施加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联合压力了。红军在这次战役中为了保持长达一年的抵抗，必须对农民实行相当重的征收。同时应该记得，大多数红军战士是得到了公民权的农民和由于新获得的土地而感到自豪的土地所有人。单单为了土地，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就会战斗到底的。江西人民懂得国民党的回来，也就意味着地主的回来。

南京以为它消灭红军的努力已经接近成功了；敌人已经成为笼中之鸟，无法逃脱。估计有数以万计的农民死于每天的空中轰炸和机枪扫射，或者死于国民党在它重新占领的地区里所进行的“清洗”。据周恩来说，红军本身在这次围攻期间就死伤了6万多人，老百姓的生命牺牲也非常惨重。有些地区居民绝迹，这有时是由于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是由于更加简便的集体屠杀。据国民党报纸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100来万人民被杀死或饿死。

尽管这样，第五次“围剿”并非决定性的。它没有达到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目的。红军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退，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去。这个要延续整整一年的伟大的远征，计划得十分完备有效。这些计划或许显示了共产党人在他们发动攻势期间没有表现出来的某种军事天才。因为指挥一支胜利前进的军队是一回事，而再在现已出名的通往西北的长征中将会遇到的那种不利条件下胜利完成撤退的计划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红军撤出江西，显然是那样地迅速秘密，以至于直到估计约有9万人的红军主力已经行军好几天之后，敌人的总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是在江西南部进行集结的，把大部分正规部队从北线撤走，用游击队替换他们。这些行动总是在夜间进行。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

一连三个晚上，红军分两路向西和向南挺进；第四天晚上，完全出人意料地在进军途中几乎同时攻打湖南和广东的碉堡防线，猛烈袭击并占领了这两条防线，使惊慌失措的敌人溃逃。他们片刻不停地向前挺进，直到他们占领了南线的一连串封锁碉堡和防御工事群；这样他们就打通了南下和西进的道路，他们的先头部队就沿着这些道路开始了惊人的征程。

除了红军的主力部队，还有成千的红色农民参加这次行军——老的和少的，男人、妇女、儿童，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红军的兵工厂被拆除，所有的工厂也被卸走，机器装在骡背和驴背上——凡是能够搬动和有价值的东西，都随着这支奇特的队伍前进。随着行军越来越远，他们不得不抛弃许多这样的负担。红军人员现在会告诉你说，有成千成万的步枪和机关枪，很多机器、弹药，甚至于白银，被埋藏在他们从南方出来后所走过的漫长道路上。他们说，现在被成千上万的敌人警备部队所包围的红色农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并且重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

他们只是在等待信号，而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很可能就是那样的信号。红军主力撤出江西之后，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南京的军队才占领了主要的红色城镇。成千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员，在少数正规部队成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一直奋战到底。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来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但是，他们的正规部队只有6000名身体健康的人，另有2万名伤员在农民中隐蔽下来。其中有成千人被捕并被杀害。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贵州有一些地区还在红军所留下的这些部队手中，而且直到最近，政府还宣布要在福建进行又一次反共战役来“最后扫荡”他们。

注释：

①这篇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叙述，但可以看出有若干地方斯诺采用了别人提供的一些具体资料。有些评论性的话是斯诺自己的话。

9、长征：一个国家的迁移

红军胜利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线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划时代的、历时一年的、向西和向北方向的征程，这是一次绚丽多彩和富于故事性的远征，在这里我只能最简单地概述一下。共产党人现在正在编写一部集体记述长征的书，由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人供稿，已经写成了30多万字，然而仍未完成。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敢和怯懦，狂欢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青年人不承认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包含在一部当代无与伦比的长征历史中。

红军自己通常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点到远在西北的陕西的旅程终点，加上途中的许多迂回曲折和进退，许多长征战士毫无疑问是走了2.5万里或更多路程的。第一军团所制的分段行军记录①表明，长征路线共长18088里或6000英里——约为美洲宽度的两倍——这个数字可信为主力部队最低限度的行程。同时必须记得，整个旅程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要经过一些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其中大多数都没法让车辆通过，还要越过亚洲一些最高的山脉和最大的河流。这自始至终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中国南方的苏区有四道主要的防御工事包围着它，这些工事由一串串混凝土构筑的机枪阵地和碉堡掩护着，红军必须打破这些防线，才能进到西面没有被封锁的地区。设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1934年10月21日被击破；设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是在11月3日占领的；一个星期以后，位于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战以后也落入红军手中。11月29日，广西和湖南的军队放弃了第四道也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于是红军向北转入湖南，开始沿着一条直线向四川推进，打算到那里的苏区去同徐向前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在上述期间，打了9次大仗。南京及各省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白崇禧一共调集了110个团的兵力去堵截他们。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和湖南的行军中，红军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人数减少了1／3左右。这首先是因为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就有5000人之多。先头部队受到严重的拖累，这在许多情况下，使敌人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堵截红军。其次是因为从江西出发后红军保持着一条毫不偏离地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路线，这使南京能够预料到红军的大多数行动。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促使红军在贵州采取新的战术。他们不再作箭头式的推进，而开始采取一系列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使得南京的飞机越来越难以侦察出红军主力部队每天行军的目的地。两个纵队，有时多达四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侧翼作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行动；先头部队也展开了一种钳形的阵势。只保留最少和最轻的必要装备，人数大大减少了的辎重队——他们是每天空袭的目标——这时通常都在夜间行军了。蒋介石预期红军会试图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于是从湖北、安徽和江西抽调了数以万计的军队，急急忙忙地把它们向西运送，想（从北面）来切断红军的进路。所有的渡口都用重兵把守，一切渡船都被拖到长江北岸去，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起来；大片地区的粮食被搜括一空。成千上万的南京军队源源开进贵州，增援军阀王家烈的抽鸦片的地方部队，这支军队最后几乎被红军打得土崩瓦解。还有一些军队被派到云南边境，在那里设置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上了由几十万军队组成的“接待委员会”，一路上处处受到堵截。这使红军有必要在川、黔、滇②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和一次环绕贵州省会的大迂回。在川、黔、滇③的运动占去了红军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摧毁了敌人5个师，攻占了贵州省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占了他在遵义的洋式宫殿，补充了约2万兵员，到过该省大部分城镇，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并在青年中培养共产党干部。这时他们的损失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渡过长江的问题。蒋介石通过迅速地把军队集中在川黔边境上，已经巧妙地堵住了直通长江的近路。此时他把消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阻止红军在任何地点渡江，指望把红军逼到边远的西南地区或者西藏的荒野里去。他打电报给他的各级司令官们和各省军阀们说：“党国命运系于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1935年5月初，红军突然掉头往南，进入云南，这是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红军经过4天速度惊人的行军，出现在离省会昆明不到30里的地方，军阀龙云慌忙把所有能调动的军队集结起来进行防卫。这时候，蒋的增援部队尾随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耽在昆明的蒋介石本人和宋美龄却慌慌张张地从滇越铁路逃跑了。一大队南京的轰炸机天天在红军头上下蛋，但红军仍不断前进。可是不久，惊慌消失了。人们发现红军挺进昆明只是一种少数部队所进行的佯攻。红军主力正在向西推进，显然是打算在龙街渡渡江——这里是长江上游很少几个通航点之一。在高山纵横的云南境内，长江流经巨大的峡谷，水深流急，有些地方两边悬崖夹峙，长达一英里以上，峻峭的岩壁几乎垂直地矗立在两岸。那很少数的几个渡口，早已被政府军队全部占领。蒋介石这时很得意。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拖到长江北岸去烧掉。接着，他调动他自己的和龙云的军队，对红军展开包抄行动，指望在这条历史上有名的波涛汹涌的江边，一下子把红军永远消灭掉。

红军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分三路朝着龙街渡飞速西进。那里的船只都早已被烧毁，南京的飞机驾驶员报告说，红军一支先头部队已经在开始搭竹桥。蒋变得更加放心了；因为搭桥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个营的红军突然不声不响地倒转了它的方向。在一次神速的急行军中，他们一昼夜走了85英里，傍晚来到了皎平渡——附近唯一可能过江的另一个渡口。这一营红军穿着缴获的南京军服，在黄昏时候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就进入这个地方，并且悄悄地解除了守军的武装。船只已经被撤到北岸，可是没有被毁掉。（国民党军可能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糟蹋船只呢？红军还在好几百里以外，而且根本没有向着这里来呀！）可是怎样才能把一条船搞到南岸来呢？天黑以后，红军带着村长来到河边，要他向对岸的卫兵喊话，说来了一些政府军队，需要一只船。对岸没有起疑就把一只船放了过来。一小队这种“南京”士兵挤进船里，很快就登上北岸——终于到了四川了。他们很镇静地走进哨所，发现守军正在安闲无事地打麻将，他们的枪支安然地靠墙放着。当红军命令他们举起双手并缴了他们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只是瞪着眼睛，张口发愣。过了很久，他们还明白不过来，为什么成了他们以为还远在至少三天路程以外的“赤匪”的俘虏。

同时，红军主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到了第二天中午，先头部队到达这个渡口。现在，渡河是一件简单的事了。6只大船川流不息地忙了9天。整个红军没有损失一人就进入了四川。运送工作一完成，红军就立即把船只毁掉，然后躺下睡觉。两天以后，蒋军到达河边时，红军的后卫部队乐呵呵地从北岸招呼他们过河，说游泳可舒服呢。蒋介石军队不得不绕道200多英里到最近的一个渡口去，这样红军就把他们甩在后面了。蒋介石大动肝火，飞到四川，在那里集结了新的军队，来阻拦前进的红军队伍，指望能在另一条处于战略地位的河流——大渡河边把他们截住。

注释：

①《长征记录》，1936年8月第一军团制于预旺堡。——斯诺

②③原文均系贵州省，不准确。

10、长征：大渡河上的英雄

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的最关键的事件。如果红军在那里失败了，它就很可能被消灭。这种命运，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在遥远的大渡河两岸，“三国”时代的英雄们和后来的许多武士遭到了失败；19世纪时，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支叛军——翼王石达开统率的10万大军，就在这些峡谷里被有名的曾国藩指挥的清朝军队包围和全歼。蒋介石现在打电报给他在四川的同盟者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以及指挥政府追击部队的他自己的将领们，勉励他们重演太平天国时候的历史。他满以为，红军在这里将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毁灭。

但是红军也知道石达开的故事，知道石达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致命的延误时机。翼王石达开到达大渡河岸以后，曾经停留了三天来庆祝他的儿子——一位王子的诞生。这几天的休息使他的敌人有机会集中兵力对付他，在他后面快速行军，切断了他的退路。等到翼王发觉自己的错误，已经太晚了。他试图冲破敌人的包围，但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

红军决心不重犯他的错误。他们迅速地从金沙江北上，深入四川，不久就进入好战的土著部落的地区——四川彝族①居住的地区。这些强悍的彝族人从来没有被居住在他们周围的汉人所征服和同化过，他们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四川境内这个山多林密的马蹄形的地区，它的边界西挨西康，东靠长江，往南形成一个大弓形。蒋介石有信心地指望红军会在这里长期耽搁并受到削弱，使他得以在大渡河北岸集中兵力。彝族人过去一向仇恨汉人，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境内，很少有不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不被消灭的。

但是，红军却有办法。他们已经安全地通过了贵州、云南的土著居民苗族人和瑶族人的部落地区，并且赢得了他们的友谊，甚至还从这些部落中吸收了一些兵员。这时，他们先派出使者先去和彝族人谈判。他们在行军途中攻占了邻近的彝族居住地区的几个城镇，在那里发现一些被汉人地方军阀当作人质而拘禁起来的彝族头人。红军释放了他们，把他们送回去，这些人自然是称赞红军的。在红军先遣部队里有指挥员刘伯承，他曾经在四川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刘了解部落人民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内部争执和不满。他特别了解他们对汉人的仇恨，而且会说一点彝族话。他接受了同彝族人商谈缔结友好联盟的使命。进入了他们的地区，同他们的头人会谈。他说，彝族人反对军阀刘湘、刘文辉和国民党，红军也反对他们。彝族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红军的政策是赞成中国一切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彝族人仇恨汉人，因为他们受到汉人压迫；但是汉人人有“白”的和“红”的之分，一贯屠杀和压迫彝族的是“白”汉人。难道“红”汉人和彝族人民不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白”汉人吗？彝族人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机灵地要求红军为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以保卫他们的独立并帮助“红”汉人打“白”汉人。使他们惊讶的是，这两样红军居然都给了他们。

结果是一条不仅能迅速通过而且能安全并愉快地通过的道路被打开了。成百的彝族人参加了“红”汉人的队伍，挺进到大渡河攻打共同的敌人。其中有些彝族人一直走到了西北。刘伯承当着彝族大头人的面喝了一碗滴了刚宰的公鸡的血的酒，那个大头人也喝了，他们按照部落的仪式歃血为盟结成兄弟。红军在誓言中宣称，谁违反了盟约的条款，谁就像那只刚被宰的鸡那样软弱、怯懦。

这样，红军第一军团的一个先遣师在林彪率领下到达了大渡河。在最后一天行军中，他们从彝族地区的森林里（茂密的树叶使南京的飞机驾驶员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走出来，突然来到河边的小镇安顺场，就像他们曾经出其不意地到达皎平渡一样。

先遣队由彝族人带路通过狭窄的山道，悄悄地来到这座小镇，他们从高处俯视河岸，惊喜交加地看到三只渡船中的一只还拴在南岸！这一下他们又一次交了好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对岸只有四川省的两个独裁者之一刘文辉将军的一团人。其他四川军队和南京的增援部队，还在慢条斯理地走向大渡河。当时这一团人看来是足够的。要是全部船只都停泊在北岸，只用一个班也就行了。但是那个团的团长是本地人，他很了解红军必须经过的那些地方，也了解他们穿过那些地方来到河岸需要多少时间。他告诉他的士兵说，红军还要过很多天才能到这里呢。他的妻子是安顺场本地的人，他必须过河到南岸去探亲访友，同他们吃吃喝喝。结果红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这个小镇，俘虏了团长和他的船，夺得了他们到北岸去的通道。

5个连的红军，每连有16个人主动请求乘第一只船过河去把那两只船带回来，同时，红军在南岸的山坡上架起机关枪，组成掩护火力网，集中扫射对岸敌人的暴露阵地。当时是5月。山洪爆发，河流湍急，河面比长江还宽。渡船从上游出发，用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小镇对岸。安顺场的村民在南岸屏气凝神地注视着，怕这些人会被消灭掉！但是别着急。他们看到过河的人几乎就在敌人的枪口下上了岸。接着他们又想这些上岸的人肯定要完蛋了。然而……，红军的机枪不停地吼着。他们看到这一小队人爬上了岸，迅速地隐蔽起来，接着缓慢地攀登一座可以俯瞰敌人阵地的峭壁。在峭壁上他们架起了自己的轻机关枪，向沿河的敌人工事发射出暴雨般的枪弹和手榴弹。

突然，白军停止了射击，从他们的工事里跑出来，退到第二道防线，接着又退到第三道防线。南岸的人大声议论起来，叫好声漂过河面传到已经夺得了渡口的那一小队人耳朵里。这时，第一只船回来了，还拖回另外两只船。第二次渡河，每只船都载80个人。敌人完全逃跑了。当天和第二天、第三天，安顺场的这三只渡船日夜来回运人，直到最后把将近一师人全部运送到了北岸。

但是，河水越流越急，摆渡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天，运一船人过河需要4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把全军人马和给养运过河去，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在运送工作远没有完成以前，他们就会被敌人包围。这时第一军团已经涌进安顺场，后面是侧翼部队、辎重队和后卫部队。蒋介石的飞机已经发现了这个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敌军正在从东南方向赶来；其他敌军则从北面进逼。林彪急忙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已经到达河岸。他们作出了决定，并立即贯彻执行。在安顺场以北约400里的地方，山峡高峙，两岸狭窄，水流既深且急。那里有一座有名的铁索吊桥，名叫泸定桥。这是西康以东大渡河上最后一个可能渡过的渡口。赤着脚的红军，现在沿着峡谷里一条曲折的小道向这个地点推进，他们有时往上爬几千尺，有时又向下走到涨水的河边，在齐腰的泥浆中跋涉前进。如果他们能夺取泸定桥，全军就能够进入四川中部。如果失败，他们就得从原路折回，经过彝族地区重入云南，向西打到邻近西康的丽江——这样得绕道1000英里，就没有多少人可以指望活下来。

当红军主力部队沿着西岸向北推进的时候，已经在北岸的那个红军师也在向北推进。有时他们之间的峡谷非常狭窄，两路红军可以彼此隔河呼应；但有时他们之间的间隔如此之大，以致他们担心大渡河将会把他们永远分离，于是他们就加快了步伐。夜间，当他们的长龙队形沿着峭壁蜿蜒前进的时候，他们的上万枝火把射出一道道火光，斜映到挡在他们面前的河流的黑暗而又不可捉摸的水面上。白天黑夜，这些先头部队以加倍的速度向前疾进，只停留短短的十来分钟坐下休息和吃饭。那时战士们就倾听疲惫不堪的政治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话，反复说明这个行动的重要性，勉励他们每个人要在当前的考验中献出最后一滴血、拿出最后一股劲去争取胜利。这里一丝一毫不容许松懈、疲塌，不容许半心半意。胜利则生，失败必死。

第二天，在右岸的先头部队落后了。四川的军队在路上构筑了阵地，发生了小规模的遭遇战。在西岸的部队更加坚韧不拔地向前推进。不久，对岸出现了新的部队，红军用望远镜看出那是白军增援部队，正在急忙地向泸定桥赶去！两支军队沿着河岸赛跑了整整一天，可是，红军先头部队——红军的精华，逐渐把疲惫的敌军士兵甩到后面了，敌军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次数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好像更加精疲力竭，而且他们毕竟不急于去为一座桥送死。

泸定桥是几百年前建筑的，其构造方式同中国西部深水江河上所有其他的桥一样。16条长约百米左右粗铁链横跨河面，两头埋置在两岸石砌的桥头下面用水泥胶接的大石堆里。铁链上捆着厚木板，构成通行的桥面，但在红军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这座桥当然是应该被毁掉的。但是四川人对他们的极少几座桥很有感情；重建不容易，而且又费钱。单说这座泸定桥，据说是由“十八省捐款兴建的”。而且无论如何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地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不容耽误。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到达以前拿下这座桥。这一次也号召自动报名。红军战士一个个站了出来，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些报名的人中，挑选了30人。他们把手榴弹和毛瑟枪捆在背上，用两只手交替抓住铁链，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很快就窜到了奔腾的河流之上。红军的机关枪嗒嗒地向着敌人的工事怒吼，子弹倾泻在桥头堡上。敌人也用机关枪回击，狙击手对着高悬在水面上逐渐向他们逼近的红军战士射击。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但是，其他战士越来越接近桥中心，那些没有被抽掉的桥板多少起到保护这些敢死队员的作用，敌人的大多数子弹从他们身边擦过去，或者打到对岸的悬崖上了。四川人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他们当兵不是仅仅为了混饭吃，他们是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争取胜利的青年人！这些迷信的四川人在想：他们是人吗？还是疯子或者是神呢？白军士兵本身的士气是否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放枪不是为了打死对方吧？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暗中祝愿这些红军达到目的吧？最后，一名红军战士从桥板上爬过去，打开一个手榴弹，十分准确地把它扔到敌人的工事里。白军军官发急了，下令把残存的桥板抽掉，但已经太晚了。更多的红军战士爬到他面前来了。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20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突然，南岸的同志们开始欢呼起来。“红军万岁！革命万岁！30位大渡河英雄万岁！”这时敌人正在乱成一团地仓惶逃跑。突击的战士们全速跑过残存的桥板，穿过烧向他们的火焰，敏捷地跳进敌人的工事，掉转敌人丢弃的机关枪，向岸上的敌人扫射。

这时，更多的红军拥到铁索上来，赶过去救火和更换桥板。没有多久，在安顺场过河的那个红军师也出现了，他们从侧面攻击残存的敌人阵地。白军一会儿就全跑了，也就是说，或者逃跑，或者投降红军；约有100名川军在这里放下武器，转而加入红军。一两个小时以后，整个红军兴高采烈地高歌迈进，跨过了大渡河，进入四川内地。蒋介石的飞机在高空中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咆哮着，红军则欣喜若狂地大声叫喊，向它们挑战。当共产党部队蜂拥过河时，这些飞机企图轰击铁索桥，但炸弹只不过在河里溅起了许多美丽的水花！

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英雄们，由于突出的英勇而被授予中国红军的最高奖章——红星奖章。后来我在宁夏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我对他们年岁之轻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全都在25岁以下。

注释：①当地称“倮倮人”。

11、过大草地

红军安然渡过大渡河以后，迅速进入了比较能有行动自由的四川西部，那里碉堡系统还没有建成，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操在红军手中。但是，战斗的困难，没有过去。前面还有2000英里的行军道路，中间分布着7条大山脉。

在大渡河以北，红军爬上了1.6万英尺高的大雪山，从它的空气稀薄的顶峰向西眺望，可以看见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峰组成的海洋——西康。这时已经是6月了，在低地上天气很暖，可是过大雪山的时候，许多衣服单薄、身体瘦弱的南方人，由于不适应高山气候而死亡。更难的是攀登荒无人烟的炮铜岗，实际上要自己开路才能上山。他们砍下大竹杆，把它们铺在弯弯曲曲、深与腰齐的泥泞地上，修成一条过道。毛泽东告诉我：“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损失了2／3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不断地爬山前进。第二个山脉是邛徕山脉，更多的人和牲口遭到损失。他们跨过了景色绚丽的梦笔山，接着又跨过了打鼓山，这两座山又使他们更多的人丧生。最后，1935年6月13日（原文误为7月20日），他们进入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同第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里他们终于停下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清点了损失，整顿了队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9个月以前从江西出发时，约有9万武装人员，到这时，集结在锤子镰刀旗帜下的不过4.5万人左右。减员并不都是由于死亡、散失或被俘。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行军途中，作为防御战术的一部分。把少数正规部队的干部留了下来，以便在农民中组织游击队，并在敌人侧翼进行扰乱和牵制活动。红军沿路散发了数以百计的缴获的枪支，这样从江西一直到四川一路上都出现了新的使南京感到麻烦的地区。那时贺龙仍旧保有湖南西北部的小小的苏区，而且萧克的军队已经到那里同他们会合了。许多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开始缓慢地向那个地区靠拢。南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能把贺龙赶走，他只是在后来接到红军总司令部要他向四川转移的命令之后才被“赶走”的；他克服了许多惊人的障碍——经由西康——才完成这次转移。

江西红军迄此为止的行军，为他们提供很多可供思考的材料。红军赢得了许多新朋友，也结下了许多死仇。他们沿路“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决了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财政部主管军队的资财，通过无线电收到有关没收情况的报告，并向长征部队的各个单位分配一定数量的给养。这个队伍往往成为长达50英里的长蛇形在山间蜿蜒行进。

有时有大量的“剩余”物资，多得红军都携带不了，这些东西就分配给当地的穷人。红军在云南曾经从有钱的批发商那里没收了成千只火腿，农民从周围好几里路的地方前来领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鲜的事情。他们还用同样办法分配了成吨成吨的食盐。在贵州，地主和官僚的很多养鸭场被没收，红军天天吃鸭子，吃得他们“简直见到鸭子就腻了”。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从自己的银行里带来了南京的钞票、银元和金、银条，路过穷苦的地区时，他们就用这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红军所到之处，地契烧毁了，捐税取消了，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红军人员告诉我，除了在四川西部的经历外，他们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的名声早在他们来到以前就传开了，常常有被压迫的农民派人来请求红军绕道去“解放”他们的地区。他们对红军的政治纲领当然并没有多少认识；他们只知道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毛泽东笑着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代表团跑来欢迎“苏维埃先生”！但是，这些庄稼人并不比福建军阀卢兴邦更无知，卢兴邦有一次在他的统治地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苏维埃，不论死活”。卢宣布说，这个家伙到处为非作歹，必须处决。

在毛儿盖，从南方来到的红军休息了三个星期，在此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人员，讨论了今后的计划。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早在1933年春就在四川建立了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最初是在鄂豫皖苏区创建起来的。它是在徐向前和张国焘这两个老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从河南行军到四川的，下文还要提到他们。卓越的成就——和悲剧性的过火行为，标志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征战；整个四川北部曾经一度为他们所统治。

当他们在懋功同从南方来的共产党人会合的时候，徐向前的军队约有5万人。所以，1935年7月，集中在四川西部的红军联合兵力将近有10万人。

在这里，这两支军队又分手了，一部分从南方来到的部队继续北上，其余的则和第四方面军一起留在四川。对于走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张国焘等主张留在四川，打算在长江以南重振共产党的势力。毛泽东、朱德和政治局大多数人决心继续前往西北。这个犹豫不决的时期，由于两个因素而结束。第一个因素是蒋介石军队包围运动的迅速完成，他们从东面和北面进入四川，在两部分红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第二个因素是四川的一条湍急的河流迅速上涨，这条河当时分割着两支军队，突然间它变得无法渡过了。此外还有党内斗争的其他因素掺杂其间，这里不去讨论了。

8月间，从江西来的红军主力，以第一军因为先遣部队，继续向北推进，朱德和刘伯承则留在张国焘那一路部队里。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和西康又停留了一年之后，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然后才开始了挺进甘肃的大行军。

1935年8月率领红军队伍向川西北边境的大草地前进的，是林彪、彭德怀、左权、陈赓、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指挥员以及江西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和大多数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开始进行这最后阶段的长征时，约有3万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最危险和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旅程，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路线要通过藏族人部落和游牧的藏族人所居住的荒凉地区，四川藏族人是川康一带的一个好战的部族。红军经过藏民的地区时，第一次遇见了联合起来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的居民，他们在这一段路程中受到的苦难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可是对手是看不见的。当他们进入茂密的森林和越过十几条大河的源头的时候，这些部族人民就从红军行军路线的附近撤走，把自己房子里的东西搬空，带走一切吃的，把牲口和家禽赶到高地上去，整个地区简直不见人烟。

然而，在道路两旁几百公尺外，就很不安全。很多红军战士冒险出去弄一只羊来吃，就再也回不来了。山民埋伏在密林里狙击行进中的“入侵者”。他们爬到山上，等红军纵队通过既深又窄、有时只容一两个人牵手通过的岩石隘口的时候，就把大石头滚下来砸红军和他们的牲口。在这里，既没有解释“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机会，也没有建立友好联盟的机会。藏民的女酋长，对于什么样的汉人都怀有不可调和的传统仇恨，认不清“红”和“白”的差别。她威胁说，谁要是帮助那些过路的人，就要把他活活烹死。

红军不用缴获的办法就无法得到食物，为了几头牛就不得不打仗。毛泽东告诉我，那时他们有一个说法：“买一只羊，要一条命。”他们从藏民的地里收割青稞和甜菜、萝卜之类的蔬菜。据毛泽东说，这种萝卜很大，一个“够15个人吃”。他们就是依靠这样贫乏的给养走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地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红军只有俘虏了部族居民，才能找到在这地区带路的向导。但是，他们同这些向导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走出了民族地区以后继续跟着红军长征。有些人现在成了陕西党校的学员了，他们将来可能回到家乡去向人民说明“红”汉人和“白”汉人的区别。

在草地里走了十来天，还看不见人烟。在这个沼泽地里几乎一直不停地下雨。只有沿着给红军带路的当地山区居民才认识的错综复杂的狭窄小道走，才能穿过草地的中部。在这里红军又损失了不少人和牲口。很多人掉进这个神秘莫测的湿草之海里，一下子就陷下沼泽深处而没顶了，旁边的同志们救都没法救。这里没有柴火；他们不得不吃生青稞粒和生野菜。这里甚至没有遮荫的树木，而轻装的红军又没有带帐篷。一到晚上，大家就挤在捆起来的草丛下过夜，这起不了什么遮雨的作用。但是，红军还是胜利地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至少要比那些追赶他们的白军强得多。这些白军迷了路，等到撤回去时只有很小一部分未受损失。

现在红军已到达甘肃边境。前面仍然有好多战斗等待着他们，其中任何一次战斗的失利都可能意味着决定性的失败。更多的南京军队和东北军、回族马家军集结于甘肃南部来堵截红军，但红军设法冲破了所有这些阻碍，并且在作战过程中从回族马家骑兵手里俘获了好几百匹马——有的人原来蛮有信心地预言这些骑兵会把红军一举消灭的。脚走痛了，人疲倦了，达到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但红军最后终于进入了就在长城下面的陕北。1935年10月20日，红军从江西出发一年以后，第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会合了，那后两个军（原文误为那三个军。——斯诺注）在1933年就已经在陕西建立了一个不大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这时候红军留存下来的不到2万人，但他们可以安顿下来去领会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了。

关于长征的统计摘要（载于《长征记录》——斯诺注），给人印象很深刻。它表明，在路上几乎平均每天有一次小战斗，总共有15个整天从事于大规模的战斗。在路上的368天中，235天用于白天行军，18天用于夜间行军。在停留的100天中——其中有很多天打了小仗——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渡过的，在其余长达5000英里的路程中只休息了44天，即平均每走140英里才停留一次。平均每天的行程是71里，即将近24英里。一支大军带了辎重，以这样的平均速度通过世界上一些最艰险的地区，真是非凡的速度啊。

根据左权司令员提供给我的材料，红军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11个省份（注：原文误为12个省。），占领过62个城镇。除了击败、避开或用谋略制胜南京政府派去攻打他们的各种部队以外，他们还打破了10省军阀军队的包围。他们进入并成功地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深入到多少年来汉人军队没有到过的地区。不管人们对红军和红军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事业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大有争论余地的），谁都不可能否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亚洲，只有蒙古族人超过他们。而近300年来，则除了斯文·海丁（SvenHedin）在他所著的《帝王之城·热河》（Jehol，CityofEmperors）一书中描述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Flight of He Torgut）外，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徙。与红军长征相比，汉尼拔（Hannibal）越过阿尔卑斯山简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个更有趣的对比是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当时他的大军被完全击溃和陷于混乱。

毫无疑问，红军长征西北是一种战略退却，不能把它看成是溃败，因为共产党最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核心没有遭到损失，士气和政治意志显然和以前一样坚强。共产党人自己宣称并且显然相信，他们是在挺进到抗日前线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历史随后表明，他们强调的无疑是长征的第二个基本理由挺进到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去——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将对中国、日本和苏俄的当前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巧妙的宣传，应被看成是一项卓越的政治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英勇的长征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转移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旅行。红军经过的省份，人口在2亿以上。他们在大小战斗的间隙，在每一个攻克的城镇里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向富人多“征税”，解放了很多奴隶（其中有的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大地主和税吏）的财产，并把他们的东西分给穷人。千百万农民看到了红军并且听到了红军的讲话，他们再也不怕红军了。共产党说明了他们土地革命的目的和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成千的农民，并且留下一些干部来训练红色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从此使南京的军队忙个不停。在这个漫长的可歌可泣的进军中，成千的人掉了队，可是另外却还有成千的人——农民、工人、学徒、奴隶、国民党军队的逃兵以及一切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参加了红军，补充了红军的队伍。

有一天会有人把这次惊心动魄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现在我必须继续把我的故事讲下去，因为我们已经讲到共产党人在西北的会合了。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000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2、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保安，1936年7月16日1936年7月初，我进入陕北苏区，希望能访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且亲眼见识一下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建立的政权。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

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旧省名，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

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在红军的历史上，各路军队的高级指挥员第一次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朱德、彭德怀、肖克、罗炳辉、张国焘、徐向前、徐海东、贺龙、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全都集中在西北。

我在红色中国呆了4个月。在这期间，我奔波于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主要道路上，又到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在临时首都保安，我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我对中国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军指挥官毛泽东的访问总是在夜间进行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延续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睡得很晚，而且往往在后半夜从事他的最繁重的工作——这个习惯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谈话非常长，范围也非常广，无法在这里全文发表。但是下面摘选出来的问答似乎对当前局势具有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懂一点英语，这是他在长沙师范学校（他是该校的毕业生）时学的，但是进行这些谈话时一个名叫吴黎平的留学生为我们当翻译，他是保安的一个年轻的苏维埃干部。我的访问记先是全部用英语写出，然后重新译成中文并由毛泽东校正，他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严而著称（这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下一篇《论统一战线》，最初斯诺是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的总题目一起发表的。在这总题目下，斯诺写了如上的一段说明。）

我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1927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别是从1931年9月18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1万万至2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最近向国民党发出的几个宣言中论述了这些主张。——斯诺）

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个省，我们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10年的革命斗争了。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么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13、论统一战线

保安，1936年9月23日

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中所公布的政策。（这个宣言8月25日在保安发表，通知了国民党。——斯诺）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1935年）8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已经在我们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答：是的。

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即，如果不建立统一战线，内战继续下去。——斯诺），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就要灭亡。

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1925年——1927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答：我们承认（在早先一次访问中已提到过），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答：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在我和各方面的苏维埃的官员交谈中，他们向我保证，苏维埃政府可能同意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称。在红军的旗帜上，它的名称已由“工农红军”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红军”。在非正式的“红—白”谈判中已提出，苏维埃地区可能改称为“试验区”或“特别行政区”。总的看来，共产党人似愿在名称方面作这样的修改以利于达成协议，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共产党和红军的独立作用。共产党显然不会坚持参加建议成立的“民主共和国”的内阁。他们准备遵守它的纪律。对举行普选这一点也许不会坚持。他们的中心要求将是保证公民自由权，保证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毛泽东也向我保证，共产党将同意不组织违反民族救亡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运动，不“推动”阶级斗争。——斯诺

北平，1936年11月5日

14、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

1936年7月初，我到了中国西北部的中华苏维埃地区，研究共产党及其有多年历史的红军所建立的政权。当时的苏区包括陕北地区的大部分，西安—兰州公路以北、黄河以东的甘肃部分，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的宁夏部分。今天红色区域的范围，大致如此。

我在陕甘宁同共产党相处了近4个月，我还在前线同红军生活了一个月。在陕北的保安——当时苏维埃的“临时首都”——我会见了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谈了很多晚上。下面这篇谈话是我们一系列谈话（其中有些已经发表了）中的一部分。谈话先是全部用英文写出，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因此，它应该不会有多大错误的。

我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做出多大贡献。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答：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4亿5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和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么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问：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G.Wells）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么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五、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

周冠宇

1972年，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先生病重期间，中国政府从在阿尔及利亚援助的中国医疗队选派了一支医疗小组奔赴日内瓦，到斯诺先生寓所为他治病，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一）

那是一段铭心刻骨的记忆。

1971年3月，斯诺先生偕夫人从中国旅行归去，回到了瑞士的故园。就在他们继那部震惊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正着手准备另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漫长的革命》的时候，癌魔悄悄地向斯诺袭来，而且来势凶猛。

斯诺住进了洛桑医院。经过4个多小时的胰腺癌探查手术，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广泛地转移到腹腔、肝脏，肝功能衰竭，恶液质严重，治疗相当困难。当手术车把斯诺推回病房时，只见他眼窝深陷，目光迟钝、脸色渗白，嘴角颤抖，痛苦地低吟着。

当斯诺夫人疲于奔波，为孩子的父亲寻求良医妙方不得而濒临绝望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使他们全家惊喜万分。信中附有毛主席和邓颖超的嘱笔问候，诚挚地希望斯诺来北京治疗。这封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情深意厚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斯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他决心要以顽强的毅力恢复“最低限度活动能力”，完成那构思已久的《漫长的革命》。

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及夫人王静又一次来到斯诺家中探望，并把中国政府的决定告诉了斯诺夫人：毛主席、周总理派出的医疗小组已登上飞往瑞士的飞机；北京已在天坛医院准备了一套房间，接待斯诺一家4口——斯诺及夫人、儿子克里斯多弗及女儿西安；还租好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专设一张病床直飞中国。

然而，66岁的斯诺先生手术后非常虚弱，已经无法支持近20小时的高空飞行。马海德博士立即向国内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只好改变初衷，决定就近从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医疗队抽派一支医疗小组赶赴日内瓦，协同马海德博士率领的北京医疗小组到斯诺寓所为他治病。

1972年1月22日。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内，林中大使在召开紧急会议，他神情严肃地对匆匆赶来的4名医疗队员说：“我们接到国内紧急命令，决定派你们4人立即赶赴日内瓦，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斯诺先生治病，尽一切可能减少他的痛苦，延长生命。每两天把情况向国内汇报一次。”

一向沉静、稳重、临床经验丰富的张锦坤被委任负责带队。他接受任务后，心中一怔，似有千斤重担落在肩上。队员们都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国际任务，他们不仅要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而且还肩负着传播友谊的光荣使命。

张锦坤带领的医疗小组的另3名成员，在24小时中迅速作好了各种准备工作。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输血、输液装置，各种必需药品、器材和抢救设备，并根据斯诺先生的血型，准备了大冰筒的鲜血，登上了当日抵日内瓦的飞机。

（二）

1972年1月24日，对斯诺一家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3辆黑色轿车慢慢地驶过车道，停在日内瓦蒙莱湖畔的一幢别墅旁。马海德博士首先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走进屋，斯诺夫人迎上前，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毛主席、周总理派我们来了！”马海德博士急切地说。这时，斯诺夫人激动的泪珠又一次滚满两腮：是啊！毛主席、周总理，派马海德和医疗队来了……

接着进来的是北京外科医生黄国俊和护士李仲萍，后面是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医疗小组的同志们。

被誉为“胃肠道的坚强卫士”的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专家张锦坤，神情严肃、专注，颇有学者风度；

武汉医学院附属二院麻醉师丁素琴，年届“而立”，看上去却精神焕发，像个女大学生；

武汉市儿童医院护士长卜秀莲，温柔、秀丽，是照顾重病号有经验的护士；

北京中医研究针灸医师张贻弓，一位典型的既通中医又懂西医的东方女医生。

斯诺夫人热泪盈眶，激动地同她们一一握手。突然，门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闯入眼帘：那是秀气的徐尔维——一年前斯诺夫妇在中国旅行时的向导、翻译，大使及夫人王静，司机李培根和赵英家。

医疗队的到来，使斯诺先生非常兴奋。他咬着牙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热情地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白衣天使。当陈大使告诉他“中国政府，毛主席、周总理派医生护士来探望您”时，他笑起来了，并风趣地说：“谢谢，你们来得真快。现在陆军、海军都备齐了，只剩空军了！”（意思是说他马上就能坐飞机去北京了。）

中国医疗小组的同志们向斯诺一家作了短暂的问候，就下楼商量治疗方案，开始了抢救斯诺先生的紧张战斗。

（三）

当天晚上，马海德对斯诺夫人说：“我们原准备在北京把一所医院改成您的家；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家改成一所医院。”

于是，斯诺夫妇卧室里的一张大床，被一张医疗床替换了，房间布置得安静、雅致。窗台上摆着斯诺最喜欢的“圣诞节一品红”。窗外，是一直延伸到湖边的田野．冬日的太阳从果树丛间透过来，驱散了阵阵寒意。底楼是书房，这里除了沙发和坐椅外，几乎全被书占领。墙上挂着1936年斯诺在陕北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和1970年访华时斯诺夫妇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很快，这间小书房变成了小药房。书架给腾了出来。放置各式各样的药罐、药瓶、药水和药片，标签上汉字夹杂着拉丁字母。这间小书房还成了医疗小组开会，讨论病历，交接班的医疗护理办公室和会议室。

医疗小组6个同志分成两组，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在马海德博士的指挥下，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中国人民对这位美国朋友的浓厚感情全部倾注于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悉心护理中。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他们都要竭尽全力去克服。

每天清晨、傍晚，医疗小组举行例行的交班讨论会。有时，他们也邀请斯诺夫人和孩子们参加，以便斯诺家人能清楚地知道斯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讨论时，大家不分医护，不分专业，激烈而认真。

为了让斯诺夫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与斯诺呆在一起，除开治疗和护理外，医生、护士都在屋外观察。张锦坤医生的英文很好，用词精确，每遇到他值班的时候，斯诺夫人总叫他进到里屋，坐在斯诺先生旁边，中国京剧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高兴时，斯诺先生还“炮制”几句俏皮的中国话。

马海德博士是总指挥，就住在斯诺家，其他队员住在大使馆。所以，他每天总是最后一个上床，最早一个起床。无论什么时候，斯诺想要聊天、翻身、起床，他总像事先知晓似的，适时出现在斯诺身旁。晚上，子夜已过，马海德规劝满脸倦容的斯诺夫人上床休息，而自己却毫无倦意地守护着。翌日清晨，斯诺夫人一觉醒来，首先展现在眼前的是博士伺候斯诺吃早饭的情景。

斯诺夫人感到这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医生、护士、翻译、司机都像兄弟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心心相连，家和医院融为一体，斯诺先生既是病人，也是亲人，医疗小组不仅千方百计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还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生活的温馨。

（四）

病魔的摧残，使斯诺的身体日渐虚弱，中国医疗小组把加强营养支撑疗法作为减轻斯诺的痛苦、增强抵抗力的重要手段。他们为斯诺制订了科学的营养补充方案。除了营养药物润剂外，还编配了合适的食谱。

一天，轮到张锦坤医生值班做饭，斯诺夫人特别感兴趣，说要学手艺。张医生自知烹调技术不高，但想到中国菜举世闻名，虽不能与国内名厨相比，但总可以在她面前露一手。饭菜做成后，他要夫人品尝，夫人称赞不绝：“Very Nice，Very Nice！”（“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赞赏的不仅是张大夫的“手艺”，更多的是张大夫那颗美好的心灵。

厨房就是大家聚会、聊天的场所，西安和克里斯多弗也喜欢到这里来凑热闹。有一次他们边做饭边争论。妹妹西安说：“我的名字好，听说中国有个地方叫西安，爸爸是从那里去延安的。”哥哥克里斯多弗说：“那么，我就叫延安吧！我为什么不能叫延安呢？”子承父志，斯诺早已在他们纯洁的心灵中播撒了同中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种子。这美好的情谊像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永远闪耀着令人向往的光辉；这美好的情谊像延安的宝塔山，永远蕴绕着支援中国革命的异国友人的深情。

经过中国医疗小组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斯诺先生病情有了明显转机。他能下床行走了，有时还下楼到客厅坐着谈几个小时，接待一些重要的采访客人。一天，他拉着马海德的手问：“你对我有什么计划？我能过多久恢复工作？”马海德知道他想起来写那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便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你的体力就会恢复。到时候你就可以继续你的《漫长的革命》的写作。”他紧紧握住马老的手，两眼闪烁着兴奋相喜悦的光芒。

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胰腺癌带来的痛苦是最厉害的。无论吃什么止痛药，都难以缓解，但斯诺很坚强，极少呻吟。

夜深了，张锦坤仍在灯下低着头，查阅医学分类词典，寻找欧洲买不到的中国药的成分在欧洲的名称；寻找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止痛药物和方法。

为了把斯诺的病情随时报告给国内，陈志方大使和夫人王静，几乎每天都驱车在伯尔尼至日内瓦的高速公路上奔波，了解斯诺的病情，给斯诺捎新鲜饺子、脆皮春卷和麻辣子鸡等可口美味的食品。有时，他们和医务人员一道，彻夜不眠地守护，眼睛熬得通红。

病是无情的，尽管中国医疗小组采取一切措施竭力抢救，但仍不能抵挡住凶狠的病魔对斯诺的侵蚀。正当斯诺处于半昏迷状态时，我国获联合国大使黄华代表党和政府，专程前来探望他。张锦坤医生给他用了药，他又清醒过来。当黄华握住他的手，用流利的英语向他问好时，斯诺先生认出了黄华，见到久别的老朋友格外高兴——30年前，毛主席和这个美国人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通宵谈话时，黄华曾但任翻译。斯诺想坐起来，黄华连忙把他正在拾起的头扶回枕头上。虽然，他们都意识到这将是最后一次长谈，但谈得仍是那么轻松，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傍晚，黄华又同斯诺夫人及孩子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向克里斯多弗和西安谈到中国人民感谢他的父亲对促进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谈到中国人民对他的父亲正直人格的尊祟，并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亲切的问候。

斯诺的病情不断恶化：肝昏迷合并消化道出血。

1972年2月4日晚8点，医疗小组的同志交接完了班，但是全体医生、护士都没有离开。斯诺夫人预感到情况不妙，心神不安地站在床边；两个孩子却沉默不语。医生继续给斯诺用升压药和强心药，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抢救。

但是，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

1972年2月15日凌晨2点16分，斯诺庄严、平静地与世长辞了。在场的所有人悲痛欲绝。

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两眼泪涔涔地为斯诺刮了脸、洗了澡、整了容，给他穿上黑色高领毛衣和一条褐色长裤，外面套了一件淡蓝色晚礼服。床上重新换上了淡绿色印花床单和白色枕头。他们还将别墅里所有的鲜花都摘下来，放在斯诺先生的周围。斯诺安详地躺在花丛中，恬静、坚毅。

满面泪水的斯诺夫人缓缓地走过来，拥抱和亲吻医疗小组的每一个人。她说：“用金钱是买不到医生的眼泪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发扬祟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延续了他的生命，使他赢得了时间，减轻了他的疼痛，让他庄重离去。这就是奇迹。”她深情地说：“过去我们经历过许多事情，却是一件件从记忆的银幕上闪现过去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在这里的一切言行，深深地映在我人生的荧光屏上，相信我们的子女会从你们忘我的工作中受到教益，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他们的力量。请你们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中国的一片虔心将永远铭刻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史册上。”

中国医疗小组为斯诺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1973年10月19日，金秋送爽。遵照斯诺先生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个他曾教育过青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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