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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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本 书 正 文
一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
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摘自“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9日“真理报”第28号）。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摘自“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间）。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4页
如果认为，只要阶级斗争是属于政治范围内的，它就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发展的阶级斗争，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在政治上，可能局限于细小的枝节问题，也可能深刻些，直到涉及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
摘自“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载于1913年5月“启蒙”第五期）。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7页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俄国主要执政党的报纸“人民事业报”最近（第147号）埋怨大家争论政权问题而忘了立宪会议和粮食问题，我们要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还是埋怨你们自己吧。要知道，“更换阁员的把戏” 耍个不休，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资本家对通过的和拟定的关于粮食垄断和保证国家粮食供应的措施加以破坏，这一切主要应该怪你们党的动摇和犹豫。
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摘自“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载于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报”第10号）。见“列宁全集” 第25卷第357页
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孟什维克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恰好犯了自由派即解放派经常犯的错误。解放派空谈“立宪”会议，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出东西来，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代表会议也忘记了，任何代表的“决定”和这个决定的实现都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代表会议也忘记了，当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任何代表的任何决定，都会和德国1848年革命史上有名的法兰克福议会的“决定”一样，成为无聊而可怜的空话。当时，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非常尖刻地讥笑了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解放派”，因为他们说了许多漂亮话，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的“决定”，“立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而事实上却让政权留在国王手中，并没有组织武装斗争去反对掌握在国王手中的武装力量。当法兰克福的解放派还在那里空谈时，国王却抓住了时机，加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反革命便依靠实际的力量，把民主派和他们的一切美妙的“决定”打得落花流水了
摘自“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18页
革命教导着人们。革命给各阶级人民和各民族上了关于宪法实质的最好的一次实物课。革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它最鲜明最触目地提出各种应当解决的当前的政治任务，使人民群众深刻地感觉到这些任务，使得不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给予”我们的只是诺言，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我们已经接近自由了，我们已经迫使所有一切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认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承认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答应给人民代表以立法权的一纸空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专制。我们愈是接近人民专制，就愈加感到没有人民专制是不能忍受的。沙皇的诏书愈是美妙动听，沙皇的政权就愈加不能容忍。
斗争接近总解决的关头了，接近解决是不是让实权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于说到承认革命，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了。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经承认了，现在维特先生也承认了，尼古拉·罗曼诺夫也承认了。沙皇说，你们要求什么，我就答应什么，不过请你们保留我的权力，让我自己来执行我的诺言吧。沙皇的诏书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因而这个诏书显然不能不导致坚决的斗争。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摘自“总解决的关头快到了”（载于1905年11月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437页
人民根据经验确信，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和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摘自“杜马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7月）。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98页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如果抛开这个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从事“无目的的运动”，有时甚至鼓吹无原则的妥协，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让工人阶级听任自由保皇派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摆布。
摘自“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载于1909年3月9日和3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52页
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居于主人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
摘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902年1月底—2月初）。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2页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8—399页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不承认专政。所有社会主义的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和法国的都证明，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念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抹杀了这一点，把它掩盖起来，这也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发言”（1920年7月30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16页
龙格派事实上仍然同从前一样，是用革命词句掩饰着的改良主义者，不过现在他们使用的革命词句是一个新的字眼：“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领袖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及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一样，无产阶级是不需要的。无产阶级不能拥戴着这样的领袖实现自己的专政。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一定要进行冲击，实行起义。这样说是胡说八道。要实行成功的起义，必须进行长期的、精细的、顽强的、牺牲巨大的准备工作。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坚决地、无情地、而主要是完全自觉地、完全彻底地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不彻底性和软弱性实行决裂，同那些不能不继承旧传统的领袖，同老的（不是指年龄，而是指手段）国会议员、工会和合作社的官僚等等实行决裂。
应当同他们决裂。怜悯他们就是犯罪，因为这意味着为了几万或十来万的渺小利益而出卖千百万工人和小农的根本利益。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党的日常工作，深入下层，到千百万没有苏维埃、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灾难和战争的工人、雇农和小农那里去。应该向群众、向千百万人民具体地简明地讲清这一点。应该对他们说，他们的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2月14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5—326页
二 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
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执政者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碎，必须摧毁
关于这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在前进中不断锻炼自己。它在有条不紊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三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准备工作的前一半，现在正在完成后一半。它首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以便有可能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行政权力达到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孤立起来，成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当革命完成后一半准备工作时，欧洲就会跳起来欢呼说：老田鼠挖得好呀！
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组织和军事组织，拥有极复杂的人为的国家机器，拥有50万官吏队伍和50万军队——这个像密网一样缠住法国社会的躯体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即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集中制，“.但同时又扩大了政府的职权范围，增加了行政人员。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实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其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们加的），“那些争夺统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07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98—99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遗忘，并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2—393页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 德文新版上由两位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的纲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他们又说……“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他们就把这一点加进去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读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的意义的。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需指出，对于我们前面印证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摘自同上，第401—402页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在更加广阔的场所更缓慢更多样地进行着：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里正在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职位“赃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整个进化过程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这三年内，法国迅速地、尖锐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军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现在，整个世界历史无疑将在比1852年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毁”国家机器。
摘自同上，第397页
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历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换部长的意义是非常小的，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完全掌握在大批的官吏手中。这支官吏的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同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赖他们。这支队伍的周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气氛，他们呼吸着这种空气，他们停滞了，硬化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国家”职务的某些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财政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
企图通过这种国家机构来实行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或粮食垄断制等等改革，只能是最天真的幻想，最荒谬的自欺欺人之谈。这种机构能够为共和派资产阶级服务，建立起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的“没有君主的君主制”共和国，但是，要对资本的权利和“神圣的私有制”的权利实行一种并不是消灭而只是严重地削减或限制的改革，这种国家机构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结果往往总是这样，无论在哪一种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内阁”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诚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品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这样，后来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十次参加内阁也是这样，1917年初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参加内阁也是这样。只要资产阶级制度存在，只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僚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摘自“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载于1917年9月27日“工人之路报”第10号）。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9—360页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9页
必须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
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关，而是粉碎它，彻底摧毁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新的国家机关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关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的普及和深入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新型的国家政权就是苏维埃政权。
摘自“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2页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这些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都保存着，而且必然保存着，他们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摘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919年3月4日）。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3页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在下面我们还要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绝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个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详细而具体地发挥了他们的这些见解。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388页
不能这样设想社会主义，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托在盘子里奉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那末我们是拥护这种暴力的！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或者被资产阶级吓得非常惊慌，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压迫得非常厉害，以致于他们现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就惊慌失措，痛哭流涕，忘记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们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要求，要求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去取得完全胜利。这些人的哀号，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
摘自“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1月11日）。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430页。
三 通常是反动阶级首先使用暴力，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无产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资产阶级却不会自动地让出来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得到的东西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夺取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不但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正是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这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末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含义，并且把工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庸俗化。
摘自“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42—243页
革命在不同的国家里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革命总是长期的和艰苦的。糟糕的社会主义者总以为资本家会立刻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不会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
摘自“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18年12月14日）。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0—341页
各国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各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制度就这样做过，而且从1月9日起就在全国各地一贯而顽固地继续这样做。既然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既然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既然起义已经成了必然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那末立宪的幻想和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就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掩饰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作用。这时，真正革命的阶级所应当提出的正是专政的口号。
摘自“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117—118页
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尝试，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谁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或仅仅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配做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个别例外的情形下，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当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革命时，如果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知道反抗已没有用处，而为了保存自己的脑袋，它可能和平地把资产阶级的政权交出来。当然，更可能的是，即使在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必须承认这种战争，虽然对人们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
摘自“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页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外，当然没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所有的资本家先生也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整个“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关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和多数人的意志的市侩的愚蠢的空谈来看，也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摘自“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26页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我们如果不想做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这个道理很简单，几乎用不着做特别的说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使用军队镇压罢工者的现象就够了。
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一切革命的思想。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77页
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才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显然，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我国革命过去的一个时期，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现在，它显然已经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当前的迫切问题。每一个口号都应当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而目前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局势，同2月27日—7月4日这段时期的局势是根本不同的。
那时候，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双方同意分掌政权。苏维埃是由不受任何外力压制的自由群众和武装的工人以及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在这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上跨出第一步、跨出直接能够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内，和平发展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最合乎愿望的，但是现在，革命无疑已经不可能和平发展了。
摘自“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173—174页
现在俄国革命发生了一个十分急剧、十分奇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以政党的资格建议实行自愿的妥协，诚然，不是向资产阶级，向我们直接的主要的阶级敌人建议，而是向我们最接近的政敌，向“居领导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建议。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对苏维埃负责。
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总共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种政府会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会保证（带有极大的可能性）整个俄国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最好的机会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贵的，简直是小到了极点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这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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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星期五（9月1日）写的。由于偶然的原因（历史证明，在克伦斯基执政时不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都能享受迁徙自由的 ），本文没有在当天送到编辑部去。看了星期六和今天星期天的报纸以后，我对自己说：也许建议妥协已经晚了。也许革命还有和平发展的可能的那几天也已经过去了。真的，据各方面看来，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管怎样，克伦斯基一定会脱离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因社会革命党人毫无作为而离开他们，抛弃他们，去投靠资产者而巩固起来……真的，据各方面看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加上“过时的思想”的标题送到编辑部去……有时候知道知道过时的思想也许不是没有意思的吧。
摘自“论妥协”（1917年9月1—3日）。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0—301、304—305页
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资产阶级进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等待是不行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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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拘泥于形式，就是自取灭亡；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知道挽救革命、提出和约、挽救彼得堡、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
摘自“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24日）。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215页
现在聚集在伯尔尼的、打算以著名的外国人拜访俄国来给我们增光的黄色社会主义者，最喜欢说“布尔什维克相信暴力万能”这类话。这只证明说这句话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暴力所压倒（请看德国的情况），不善于教导本国无产阶级掌握必要的暴力策略。
有些场合，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有些场合，暴力却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但事实证明这种区别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因此有必要来谈一谈。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像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欲坠了，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由于这些原因，即使同目前德国革命运动比起来，十月革命的运动也是很容易地使我们的革命暴力获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
摘自“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月—4月发表）。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39页
四 应该以革命精神利用资产阶级议会，
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实际上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利用议会讲坛，揭穿资产阶级骗局，教育广大群众
议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我们还没有力量解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时期，我们就不能把它一笔抹杀。只有去当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才能从现在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议会制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你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否认这一点，那你就是要把世界上一切革命实践的经验一笔抹杀。
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议会斗争问题的发言”（1920年8月2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1页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它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斗争的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想要“禁止”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沙皇或谢德曼派的工长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等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经验。因此，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的做法是万分正确的，当时他们看到了这种错误，指出了这种错误，但是仍然宁愿同这些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愿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在一起，这些叛徒虽然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没有犯错误，但已经成了市侩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但错误终究是错误，错误必须受到批评，必须得到纠正。
摘自“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2页
只要我们还没有力量来驱散资产阶级议会，我们就应当实行内外夹攻。只要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不仅是无产者，也有半无产者和小农）相信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资产阶级民主工具，我们就应当正是利用这个讲台来揭穿这种骗局，因为这个讲台是工人中的落后阶层、特别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的落后阶层最重视和最信赖的。
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还没有力量来夺取政权，还不能做到仅仅由劳动者来选举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国家政权，还号召各阶级参加选举，我们就必须参加选举，以便不仅在无产者中间，而且在全体劳动者中间进行鼓动。只要资产阶级议会还在欺骗工人，用“民主”的词句掩盖种种贪污和贿买的行为（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议会中比任何地方更广泛地使用“巧妙”的方式来收买作家、议员和律师等等），我们共产党人就应当在这个似乎代表人民意志而实际上是掩盖富人欺骗人民的机构中不断地揭穿这种谎言，揭穿伦纳之流投靠资本家来反对工人的每一件事实。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议会中暴露得特别明显，而这些关系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恰恰应当从资产阶级议会内部向人民说明阶级同政党、地主同雇农、富裕农民同贫苦农民、大资本同职员和小业主等等之间的关系的真相。
摘自“给奥地利共产党人的信”（1920年8月15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5页
认为利用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
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或者认为议会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
摘自“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1页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
“工人阶级成熟的指标。在现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希望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普选制“在现代国家中”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1页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摘自同上，第409页
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这样。如果今天还不具备革命形势，还没有激发群众和提高他们积极性的条件，今天交给你选票，你就拿过来，好好地加以组织，用它来打击自己的敌人，而不是为了把那些怕坐监牢而死抓住安乐椅的人送到议会里去享受肥缺。如果明天剥夺了你的选票而交给你枪支和最新式的速射炮，那你就把这些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接过来，不要去听信那些害怕战争的多愁善感的颓丧者的话；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世界上得用炮火和刀枪来消灭的东西多着哩；如果群众的仇恨和绝望日益增长，如果有了革命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利的屠杀和破坏的武器来反对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
摘自“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0页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要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要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要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虽然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摘自“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做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做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布兰克之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颂扬普列汉诺夫的自由主义分子现在转运俄国来的，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小市民式的歪曲。他们非常习惯于这种歪曲，竟认为在革命旋风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原则被遗忘是连证明也用不着的。
摘自“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9—220页
五 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去，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
摘自“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初）。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2页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法获得巩固的成就和得以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须以这个联盟为基础。这种联盟将清扫一切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隐蔽地恢复已为实际生活否定的同资产阶级及其政策的奉行者妥协的企图，只有这种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摘自“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载于1917年11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2—303页
但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最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基本因素，弄清楚从我国整个革命和一切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中最重大最根本的问题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的艰苦的然而有收获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简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是否能够向他们证明，无论在工农联盟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这种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上眼睛不看），只有工农联盟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和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人类才能普遍摆脱像不久以前那样的帝国主义屠杀，才能普遍摆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野蛮矛盾，在那里为数极少的几个最有钱的强国富得要命，而地球上广大居民则贫苦不堪，无法享受现有的文化和由于缺乏周转而没有出路的财富。
摘自“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1921年12月23日）。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8—129页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己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是向资本进攻的，而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则会表现出这种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斗争的客观真理，它能够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以求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远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
摘自“关于自觉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1页
必须同殖民地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进攻
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
摘自“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54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国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党去年3月通过的纲领里面，我们在说明世界社会革命日益接近的时候说，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这一点正由革命进程所证实，并且今后会得到更多的证实。
摘自“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这次代表大会，已经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了。但是进一步加强这种联合，完全要靠我们今后的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击败了市侩分子的抵抗，肃清了一小撮工人贵族上层分子的影响，同迄今还站在历史外面、只被看做历史客体的亿万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发动革命进攻，世界帝国主义就一定会灭亡。
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4页。
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
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各样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没有经验、如此没有觉悟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种蠢话的），居然还能得到一些荷兰共产党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仅仅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又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小商品生产者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发地、不断地恢复和再生，所以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间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要想战胜比较强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应用这一点。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付出了难于估计的代价。我们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致于像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来领会这个真理。
摘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51—53页
不是“绝对不妥协”而是要善于通过必要的妥协来巩固和发展革命事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各种空谈的死对头。他们教导大家要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策略问题）。19世纪70年代，当恩格斯分析公社流亡者法国布朗基分子的革命宣言时，恩格斯曾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他们“不作任何妥协”的声明是一句胡吹的空话。决不能发誓不妥协。由于所处的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实行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等。
摘自“论妥协”（1920年3—4月）。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50页
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或放弃自己要求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叫做妥协。
庸人对布尔什维克一般有这样的看法（这种看法得到专事诽谤布尔什维克的报刊的支持），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对任何人作任何妥协的。
这种看法对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一种颂扬，因为它证明，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忠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根本原则。但实际上应该说，这种看法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恩格斯对布朗基派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873年）批评得很对，他说他们声明“决不妥协！”是可笑的。他说这是空话，情况的变化经常不可避免地迫使政党在斗争中采取妥协手段，绝对拒绝“分期收债款”是荒谬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扬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摘自“论妥协”（1917年9月1—3日）。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页
结论很清楚：“原则上”反对妥协，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愿意做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在哪种具体情况下，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决不许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以及议会掮客，拿“一般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现在英国工联“领袖”们以及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正是这样来卸脱他们实行叛卖，实行这种实际上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叛卖和变节的妥协所应负的责任。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
摘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9页
六 反对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正在于和平转变同暴力转变的对立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立场，只好处处玩弄欺骗手段！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马脚。他说：“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转变同暴力转变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记”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比较地说，最爱和平，最爱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20世纪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则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暴力转变是怎样标本或怎样可靠的问题时，竟“注意不到” 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下流的奴仆了。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0—221页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顺从(ent-gegenkommende）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 （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Verschiebung）……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有一个“顺从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比较起来是倒退了，落到了庸俗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会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的“统一”，因为他们都赞成争取一个“顺从无产阶级的”政府。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执政者。这就是“二者之间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一定会成为列金、大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因为他们完全同意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争取“议会中的多数和驾于政府之上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范围。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477页
这位极善良的好心人大概是一位最慈祥的家长，最诚实的公民，学术著作的最忠实的读者和，但他忘记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用这种“调节”和“调整”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抽象地说，这种过渡无疑对“人民”是最有利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胜利已绝对巩固，资本家的处境已绝对没有希望，资本家已绝对必须并且也愿意老老实实地服从。
这样凑巧的事有可能吗？
从理论上来说，即在这件事上完全抽象地来说，这当然是可能的。例如，假定在九个国家里，包括所有强国在内，威尔逊、劳合•乔治、米勒兰之流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的英雄的处境已经与我国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及其部长们的处境相同。假定在这以后，第十个小国的资本家向工人提议：好吧，让我们自愿地帮助你们吧，服从你们的决定，用“调节”的方式和平地（毫无破坏！）“剥夺剥夺者”，第一年我们可以拿原来收入的九分之五，第二年拿九分之四。
在我上面所说的条件下，第十个国家的资本家在一个最小的和“和平的”国家里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这个国家的工人如果能切实讨论这个建议（要讲讲价钱，因为商人是不可能不讨价的）并接受这个建议，也不会有丝毫坏处。
现在，经过这一番通俗的解释后，也许连学者奥托·鲍威尔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当哲学家像当政治家一样走运）都已经明白问题究竟在哪里了吧？
还没有？还不明白？
请你们想一想，最亲爱的奥托·鲍威尔，最亲爱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目前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及其领袖的处境与俄国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处境相同吗？
不，不相同。在俄国，资本家在拼命的反抗之后已被击溃。但是，在全世界，资本家还掌握着政权。他们还是统治者。
假如你们，最亲爱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在哪里，那我再给你们通俗地说明一下吧。
请你们设想一下，当尤登尼奇兵临彼得堡城下、高尔察克占领了乌拉尔、邓尼金控制着整个乌克兰的时候，当这三位英雄的口袋里装满了一束束威尔逊、劳合•乔治、米勒兰之流打来的关于运送金钱大炮、派遣军官士兵的电报的时候，——请你们设想一下，在这样的时候，俄国工人的代表走到尤登尼奇、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面前，向他们说：我们工人是大多数，我们把你们收入的九分之五给你们，以后我们用“调节”和和平的方式把你们的收入全部没收。一言为定，“没有破坏”，你们干不干？
如果这位工人代表穿得很平常，并且接见他的只是邓尼金之类的俄国将军，那末将军大概会把这工人送到疯人院，或者干脆把他赶跑。
但如果工人代表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父亲的儿子（像善良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那样），并且接见他的不是邓尼金一个人，还有法国或英国的“顾问”在座，那末这位顾问无疑会对邓尼金说：
“喂，将军，要知道这个工人代表很聪明，他正适于当我们的部长，正如英国的韩德逊，法国的阿尔伯·托马，奥国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一样。”
摘自“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2月14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8—330页
战胜修正主义就能争取工人群众，就能把人民引向无产阶级专政
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这些影响和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行动的。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在1903—1917年预先学会战胜孟什维克，即战胜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并把他们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战胜资产阶级。
摘自“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3—244页
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专政，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摘自“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在离开大会的时候，应该下定最大的决心，把各个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
摘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七 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摘自“‘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36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制度。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2—243页
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战胜资本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要战胜资本家在思想方面的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
摘自“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6页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个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不承认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必须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专政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
其次，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9—400页
只有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8页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而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摘自“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无产阶级专政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麻木不仁、被资产阶级书籍蒙蔽而看不见实际生活、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走狗的恶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中等普通工人，中等普通雇农，或一般的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一样，享有在最好的大厦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选拔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在任何一个国家内，考茨基先生要想从一千个略知时务的工人和雇农中间，哪怕找到一个在回答这问题时表示怀疑的人，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一鳞半爪的真实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穷人的民主，而不是富人的民主；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体会到的浅显明白的真理。
而在俄国，则完全摧毁了官僚机关，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工农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摘自“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0—231页
八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摘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26页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领导建立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稀饭而出卖长子的权利，即放弃权利不当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摘自“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91—392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这种教言不仅已经由整个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决议中加以肯定，而且也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实践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摘自“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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