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号称“圣人”，赫赫有名。但实际上，关于孔子的出身与身世，两千多年以来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疑谜。司马迁《史记》中为孔子立有“世家”，然而前人早已指出，其所纪事及年代皆多有舛误①。
孔子一生事业，是创立了儒学（“五经”体系）这种学术流派②以及“儒家”这一学术及政治组织。人们都知道，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是，从先秦时代百家之一的儒者学说，演变到万系一统的儒门宗教，这一历程并非发生在孔子当世，而是在孔子死后历数百年（初汉）以至千年（唐初）才完成的。
实际上，孔子本人初始的学术和政治思想，与汉代以后逐渐系统化的儒教意识形态具有极为重大的不同。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则更是遭遇了后世有意无意的极其巨大的沉埋和误解。
儒家社团在孔子初创的时期（特别在孔子的青年和中年时期），本来是一个具有批判时代政治含义、主张革新求变、革故鼎新的政治团体。中年以后的孔子通过挫折和历练，而具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治技巧，开始寻求与政治现实的妥协，其理念也趋向保守化，倡导建设稳定的秩序与伦理（“礼”）；与早年的孔子大为不同。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
但是另一方面，晚年之孔子著述《礼运》提出“大同”，认为历史周期性地经历“据乱”——“升平”（小康）——“太平”（大同）的三世之变。认为当世现实为“据乱”，礼运的最高境界乃是臻入“大同”。《尚书》“五子之歌”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译文：先祖留下教诲：对人民只可亲近，不可轻蔑。因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基础稳固国家才安宁。巡视天下，愚夫愚妇的智慧都胜过我们。任何人都会有三个失误，谁不愿使自己更聪明？凌驾亿兆人民之上，危险啊！有如牵着根烂之缰绳驾驭着飞奔着的六匹骏马！］
在《礼运》中孔子赞扬“选贤与能”的民主政治。在《春秋》中，孔子以记述规格的区别，来暗寓历史及对君主批判之“微言大义”，试图以这种批评而为后世之伦理及政治建树一种价值模式。孔子一生的思想，始终是在变化和发展着（《易经系词大传》，强调求新、求变，是孔子这种变革哲学的伟大宣言）。
二
西汉初叶，宗源于子夏及荀子而倡导以法立礼思想的儒家今文学派兴起。
所谓“今文学派”（齐学），其实是儒学中的“现代派”和“实用”主义流派。汉初之今文儒学与主张复古主义和拘泥故典的“古文”学派形成对立和分歧。而贾谊、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汉初杰出政治家则正是汉初传承荀门儒学的一批中坚代表人物。
今人喜侈言汉初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其实文帝已有变法之志，但迫于时势而未敢遽行之。汉景帝时期，反对政治改革的保守派贵族，推崇黄老的“无为”、“守天”、“法自然”学说，反对今文学派，反对变法更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所尊之义正是今文儒学所鼓吹的“尊王攘夷”的国家主义理念。清末今文派大儒廖平①、康有为及后来蒙文通指出，今文儒学中寓有孔子“托古改制”，求新求变倡言“革命”的微言大义。
汉武帝时期，保守派贵族刘馀（鲁恭王）、刘德（河间王）支持古文派。后期，卫太子（刘据）支持儒学当时新兴的“谷梁”一派，此学派试图以字义训诂考据来纠正“今文”（公羊）派法今非古，以《春秋》为当世律法之偏差。所谓“古文经学”，实际是以古非今，欲改变武帝所弘扬的今文儒学的变制改革方向；用周公的“封建”礼学取代孔、荀的大一统主张。由此而导致后来聚讼纷纭的今古文两大学派之人论战。
经学之古文学派，始终具有明显主张复古保守的贵族主义倾向，实际是儒学中的“原教旨主义”。
到东汉末期，郑玄、马融调和今古文两大流派，儒学之政治改革色彩逐渐泯没，保守色彩渐浓。唐太宗李世民开国后明确地将儒家经典确立为以忠君、孝悌之伦理原则为根本主旨的国家意识形态，于是儒学逐步宗教化，才终于在宋元明后发展成为一个保守主义的帝国国家信仰和治国宗教。
三
杨向奎指出：“不是教主而起教主作用的是孔子，不是宗教而起宗教作用的是儒家，但儒家并没有迷信（偶像）崇拜。”
说儒家没有“迷信崇拜”，并不确然。实际上，自从刘邦建立汉帝国过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始，汉晋以下至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的时期里，孔子一直被不断地神化、圣化、偶像化。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清末“疑古主义”发生，20世纪初西方学术及“西化”主义靡荡中国，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思潮高调发出了“打倒孔家店”及“批孔”的呐喊。
自此以后，在一百年的反古批孔浪潮中，孔子不断被丑化和妖魔化。其实，古代那种被神圣化和近代被妖魔化的两种孔子，都并不是历史中那位真正的孔子。
作为一种政治宗教和礼教伦理，儒家思想及儒教文化影响中华民族与文明垂二千年。钱穆说：“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之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尽管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具有如此之大的名望，孔子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之影响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帝王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只有伏羲、黄帝和现代的毛泽东堪与相提并论），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孔子却还没有一部比较翔实可信的传记和年谱。
四
在大部分现代人的心目中，孔子仅乃是一个私塾先生式的兴办“私学”的“教育家”。例如近人冯友兰说：“孔子一生不过是一个门徒众多的教授老儒。”傅斯年说：“儒家者流，不过出于教书匠。”此类说法，可以代表五四以后至今西化派学者们对于非圣化的孔子流行的普遍看法。
于是孔子一直被解读为一个近乎冬烘的迂腐文人——抱着一肚子关于“周礼”以及“仁义”的酸腐思想，终日喋喋不休地四处周游进行说教。（也不知他与弟子们的衣食吃喝从何而来。）在他的身边则围聚着一群近乎白痴只知盲目信从他那些伦理说教的年轻fans（如颜回之辈）。生平事迹只是不断地从一个小国家被驱逐到另一个小国家，四处碰壁。这就是现代学术界所一直向人们描述的一副可怜而可悲的孔子形象。试问：如此一个生不逢时的晦气人物，又有何伟大精彩可言？！
以故，近人周谷城曾说：“孔子之学说，在政治方面无任何价值。除提倡道德一项以外，他无可取。彼乃天然之教育家，善说道德；政治乃具体之事，非彼之空言所能改良。但正因彼之言是空的，对于后世，反而便发生惊人之影响。于独裁君主，方便尤多。盖独裁君主制，能维持不倒者，全赖两种法宝：一曰武力，二曰道德。孔子是一中材之人，本着一生经验，开口道德，闭口道德，便大为世人所欢迎。”①
以上周氏的这种看法，在现代学界中颇具代表性。
但是，这种形象的孔子，并不是真正生活于历史中的孔子，而是几千年间被“圣”化和丑化后，关于这位圣人所残留的一副木乃伊形象。在几千年的圣化、神化和虚幻化过程中，孔子一生真实的经历、生活、血肉、情欲都已被抽离而空壳化了；因此，留下来的只能是这么一个荒谬、呆愚、徒有道德空言的孔子。
实际上，如果孔子真的只是这样一个呆板、无聊、冬烘、无能的人物，何以竟能顶着中华“圣人”的称号而历两千多年？另一方面，如果孔子只是这样一个完全不值得崇拜的偶像，而数千年来这个民族的全体文化及政治精英竟曾如此地追随之、崇拜之，岂不是整体地过于弱智了吗？！难怪五四时代激进的新派分子要高呼“打倒孔家店”，而主张推倒全部儒教与经学了！
五
我纂写这部年谱及传记的目的，是试图寻找和挖掘出历史中那个曾经生存过的真正的孔子。
据我的考察：那是一个生于贫贱长于忧患，“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孔子；一个弘毅任远，不屈不挠，一而贯之，矢志不移于寻求救国利民之道的孔子；是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和组织家的孔子；是一个“诗、书、礼、乐、御、射”六艺兼通，勇毅过人，胸怀大志，锲而不舍行其所志，智慧过人学识渊博的孔子；也是一个充满柔情和狡谲，极善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的确堪称所谓“圣之时者”的孔子。
毛泽东晚年为政治需要而反孔。但他也曾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毛泽东还曾把孔子称为“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1958年）。
毛泽东说：“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不是书法，是历史。他学会了文艺。”①毛泽东晚年，出于政治之原因批儒反孔，借古讽今而“反复辟”。此非学术而是荒谬。但是综观毛泽东一生著述，孔子是其称引至多的人物之一。对孔子思想何尝不是“念兹在兹”？
“文革”运死而孔学运复生，盖孔子儒学之五经体系中，实蕴含着华夏文明之最深的根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也！
几年前，我曾纂著《孔丘年谱长编》，又据之以写作《孔子传》，就是为了从沉埋的史料与种种误解和诬蔑中，重新挖掘历史中的孔子——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心有欲，但也有软弱心灵及性格缺陷，富有全部人性的活生生的孔子。
当然，也惟有这种形象的孔子，才是历史中真实生存过的那个既“圣”亦非“圣”的真正的孔子！②
何新
2012年1月30日夜记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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