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洋洋212册，终于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编纂出版了。编这套书颇有偶然性，可以说它发端于2007年初我与段逸山先生在北京开会期间的一次夜宿闲聊。段老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那时他还是图书馆馆长，正带着几个博士生研究近代中医药期刊。他说近代中医药期刊研究者不多，而上海中医药大学收藏颇丰，这是个宝库。段老的介绍让我怦然心动，瞬间有了整理出版的构想。近代科技类期刊多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至今仅存史料价值，可供科技史研究，而中医药期刊则不然，它是科技类期刊中唯一具有应用和史料双重价值的历史文献。一个世纪前的医论、医案、验方，对于今天的中医临床和医药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方药至今仍应用于临床。鉴于此类期刊各大图书馆都稀有收藏，如能系统整理出版，对研究、继承中医药学术意义重大。那晚我俩谈得很兴奋，可谓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回上海后分别向各自领导汇报、立项。不久，在双方领导和已故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的支持下，上海中医药大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成立了相应的编纂工作班子，并以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医博物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的期刊收藏为基础，开始了长达5年的编纂历程。
近代出版的医药类期刊多达数百种，其中属中医药的有200多种，只是许多都是昙花一现，出了一、二期就偃旗息鼓的不在少数，如何挑选期刊是首要的问题。段逸山先生为之确立了5条编选原则：一是强调以中医药为主;二是早期出版的;三是出版时间较长的;四是相对权威，影响较大的。以上4条原则保证《汇编》基本收全了近代中医药史上所有重要期刊。如《利济学堂报》、《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中西医学报》等均创刊于清光绪、宣统年间;《绍兴医药学报》、《中西医学报》、山西《医学杂志》、《医界春秋》、《国医砥柱》等出版时间均长达10年以上;《三三医报》的主编裘吉生，《绍兴医药月报》的创办人何廉臣、曹炳章，《沈阳医学杂志》的主编张锡纯、刘景素等都是一代中医名家。第五条编选原则，是要选入一些具有特色的医学期刊，如《医文》、《中国女医》等(前者以研究医药历史文献为主，后者则是唯一由女中医编辑出版，面向全国女性中医读者的医药期刊)。按此原则，共选收了温州、绍兴、上海、山西、苏州、广州、沈阳、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出版的49种重要期刊，按创刊时间依次编为5辑，于今年年初出齐。
一、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
中医是个相对保守、自我封闭的学术领域，为了保护独门医技，历史上中医有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婿的戒律。而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出现，打破了中医一脉相传的沉寂局面，陈虬、周雪樵、王问樵、何廉臣、裘吉生、丁福保等一批名中医相继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著名的医学刊物，他们利用期刊传授医技，开医界风气之先。陈虬的医学名著《蜇庐诊录》刊于《利济学堂报》，记载了临证的有效病案;《医学报》刊登《朱雅南先生医案》、《雪樵医案》，并广泛征求秘方验方，独到伟论公之于众;《绍兴医药学报》亦号召中医药界把自己的诊疗经验或心得，以医案的形式公之于众。《汇编》所收49种期刊可谓名医荟萃，流派纷呈，这些交流大大活跃了中医药界的学术氛围，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医学遗产。
在20世纪初，报刊就如今天的网络，这种新兴的传媒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其内容的丰富多样性、报道的快捷性，都使它深受学术界和社会读者的欢迎。近代中医药期刊呈现给大家的不仅是中医药有关的各种信息，也包含着社会瞬间发生的医事新闻、各类时政要闻和社会文化信息。如《利济学堂报》的“报录”栏目，设有时事鉴要、洋务掇闻、学蔀新录、农学琐言、艺事稗乘、商务丛谈、利济外乘、格致卮言、近政备考、经世文传、见闻近录等11个子栏目，摘引的中文报纸有30余种，外文报纸20余种，在当时起到了放眼世界、传播新学、激励变法的作用。
《汇编》把《利济学堂报》作为中医药期刊的源头之作，尽管其版式装帧依然传统，但出版周期及内容已完全是现代期刊的模样。之后半个多世纪里的49种期刊，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实录，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
二、从中西医论争想到的
期刊文献中的中医药研究价值应是显而易见的，无须我赘言，而时时让我激动的是扑面而来的大量有关中西医论争的信息。由于期刊有较强的时效性，一些重大事件都首先在期刊上反映。如1935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致函立法院院长孙科，试图阻碍《国医条例》的颁布。《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获得《汪精卫致孙科书》后，马上拍摄制版，刊于该刊105期，并撰文《鸣鼓而攻》，置于期刊封面，成为爆炸性新闻。文章讥讽堂堂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学上小老婆枕头上告状的本领，这么黑里来，黑里去，做出不光明私请私托的事情”，语气辛辣，毫不留情。在舆论的作用下，《国医条例》终于得以颁布。
纵观近代中医药期刊，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废医存药、废止中医，热点话题不断。这种争辩或说是寻求中医出路的探索，起源于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7，号曲园)，他写了《废医论》、《医药论》，首次对中医理论加以否定。其后，贬斥中医、推崇西医的言论不绝于耳。近代史上不少名人如严复、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是反对中医的激进人士。但奇怪的是，中医屡遭打压——不管是政府的力量，名人的影响，还是部分民众的反对——还是未走向消亡，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句话：看好了病。中医依赖的是自身的实力!我们今天通过近代期刊文献去观察这段历史，更值得注意的是隐匿在抗争喧嚣之后的社会思潮的剧烈脉动，这或已远远超过了医学史研究的范围，这是中西两种哲学观、文化观、社会观在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冲突与交融的过程，搞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大可从中窥斑见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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