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于19世纪30年代转化为庸俗经济学
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演变历史过程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写道：“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可见，马克思将1830年，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是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间，看作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资产阶级经济学从16、17世纪产生，经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发展，到1830年这个时期达到了它的巅峰，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183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内，都属于庸俗经济学范围。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承认资产阶级经济学曾经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沿用了马克思的褒义的古典经济学的称谓，而当然地拒绝了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他们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事实。他们将18世纪末期开始从古典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继续发展的庸俗经济学，看成是对以斯密和李嘉图学说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否定前人理论时，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凯恩斯写道：“‘古典经济学者’是马克思所首创的名词，用以泛指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及他们的前辈们。这就是说，泛指集大成于李嘉图经济学的古典理论的那些创始人。我已经习惯于在‘古典学派’中纳入李嘉图的追随者，即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并加以完善化的人，包括(例如)J.S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我这样做，也许犯了用语不当的错误。”[2]可见，凯恩斯仍沿用了马克思“古典经济学”这一名词，但他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依据，本能地抛弃了庸俗经济学概念。在凯恩斯那里，“古典经济学”范畴是相当宽泛的。他把古典经济学界定为“从李嘉图的前辈起到他的剑桥老师及同事，这一整串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
如果说在凯恩斯那里没有拿出新的依据，只是冒着犯“用语不当的错误”的风险，人为地硬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那么，萨缪尔森则完全不同，他根据另外的标准重新解释了“古典经济学”的含义。萨缪尔森写道：“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讲，我们将那种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的学说称为古典理论;古典宏观经济思想植根于亚当·斯密(1776年)、J·B·萨伊(1803年)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的著作。”[4]可见，萨缪尔森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和“非古典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他将所有的“强调经济中自我矫正力量”经济学都称为古典经济学。
在萨缪尔森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撰写经济思想史时，一般都将古典经济学界定为从亚当·斯密开始，经过李嘉图及其弟子们的发展，到1870年结束;而将1871年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始，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马歇尔均衡价格论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1936年凯恩斯《通论》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产生。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史学者，虽然他们之间对如何界定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出于本能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划分的依据，进而拒绝了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说法。
二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批判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普遍接受的研究对象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的界定，他认为：“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5]这一规定到今天一直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认可的观点，如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其最新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6]然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流派关于研究对象也存在一些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在资源配置问题以外，要不要研究其他问题。如布坎南认为：“我建议将此人类关系制度引进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广泛地包括集体制度和私人制度。” [7]并且，布坎南对罗宾斯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罗宾斯把经济学：“变成一种比较简单的求最大值的应用计算技术……如果经济学没有比这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们最好就把经济学研究完全交给应用数学家。”[8]
自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任务明确为两个方面：一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二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做出理论解释并进行指导。在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将上述的两个任务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表面上淡化其阶级辩护性，从而更有欺骗性，使得很多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容易将其看作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具体做法就是将抽象的资源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然后在理性的经济人假定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最有效率，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然的、永恒的。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研究资源配置，而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资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问题在人类所经历的所有生产方式中都存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都不能不受该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决定，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原始社会极低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能是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果实;奴隶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只能是由拥有生产资料和奴隶自身的奴隶主来安排生产和分配;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只能由掌握土地的封建主来主导资源配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方面，而工人处于从属地位。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排除了生产关系、单纯地研究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如何配置资源，目的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源配置中的对抗性质，进而否认其历史阶段性。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不过是以一种抽象的、脱离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所谓的资源配置，取代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便实现掩盖资本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矛盾的目的。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在把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看作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结合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系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例如，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分析，就严格地区分了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经济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初期和资本主义部门内部竞争及部门之间的竞争充分展开以后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形式等等。
三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首先要指出它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无论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早期、近代和现代庸俗经济学，都以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阐述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做出发点;边际主义创始人则以一杯水，对沙漠中的旅行者和对涌泉旁边的人，有不同意义而作为判断一杯水的不同价值的根据。因此，边际主义也是以抽象的个人为出发点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谓的以利己为动机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也是以孤立的个人为出发点。以孤立的个人为出发点，这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为指导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反，马克思主义现代政治经济学，则以“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9]。现实社会中的人，不是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必然要发生一定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由此，马克思强调：“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0]
当然，现代西方经济学唯心主义方法论，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旧形式出现的。例如，近年来所流行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就是唯心主义的一个新派别。库恩的范式论也属于这个唯心主义派别。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看来，世界是不可知的。他们认为科学家的思想最初都是以科学假说的形式被提出来的。这种科学假说，在实践中从来不能够被实践所证实，而只能被实践所证伪。任何一种科学思想都要经过这样的不断被实践证伪的过程。一种学说在它没有被实践证伪的时候，他就是正确的。一种学说只有在它被实践证伪以后，他才被认为是错误的。萨缪尔森以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主观性，宣传这种不可知论观点。他以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鸭兔实验为例说明经济学研究的主观性[11]。这种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最主要的错误就是，否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为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思潮的泛滥提供理论支持。
其次，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另一个主要错误就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有多种表现，在这里我们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误用和滥用数学为例来予以分析。
不可否认，用数学语言表达一些思想观点是十分规范和精确的。在统一的数学语言表达规范中，进行交流和学术探讨是十分方便的。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盲目地反对一切运用数学工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型，并用经济模型表达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因此，决不能因为马克思为通俗化的目的而尽量使用简单的数学，就误认为马克思否定数学方法对经济分析的意义。
然而，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数学方法的运用我们却不能这样说。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被指责：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诸多的用于预测的经济模型，却没有预见到这场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西方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而在于他们不能正确地运用数学方法，或说他们是误用和滥用数学方法。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运用往往缺少科学的理论前提。例如，在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基础的生产函数理论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对生产过程中的数量关系的前提进行科学的抽象和分析。他们从来都不详细地区分，某一经济变量，和另一个经济变量在什么意义上存在着依存关系?他们从来不注意区分这种依存关系是在价值意义上存在，是在价格意义上存在，还是在使用价值意义上存在。他们也不注意研究一个生产过程所反映的价值关系和使用价值关系的不同。结果，就出现了用使用价值生产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掩盖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再如，在眼花缭乱的数学模型中，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应该是认可程度较高的一个“技术手段”。然而，恰恰是在这个几乎是普遍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接受的模型中，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错误。在里昂惕夫系数矩阵[aij]中，aij 表示的是i部门产品生产时，j部门产品作为要素的投入量，但是，里昂惕夫却回避了j部门产品作为要素投入到i部门产品生产时，是怎样经过市场进行的，在市场运行中会有什么矛盾?它实际上是将以货币为媒介的、对立统一的两个过程W—G(售卖)和G—W(购买)，看成是直接同一的、W—W的物物交换过程。可见，资本主义充满矛盾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在这里被偷换成没有任何矛盾的物物交换。资产阶级经济学运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自然就看不到W—W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要分解为W—G和G—W两个独立的过程，看不到在W—G的过程中有“惊险的跳跃”，当然也就更看不到卖W—G和买G—W的矛盾和脱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不过是披上现代外衣的鲁滨逊漂流记故事!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误用数学和滥用数学，并不说明数学方法不可用。问题在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脱离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范畴的指导来进行经济问题分析。本书的后续部分将会通过具体的经济理论分析证明：在唯物辨证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命题是完全可以简捷地运用数学公式或数学模型予以表达的。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页注①。
[3]陈岱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陈岱孙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5页。
[4][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 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页。
[5][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20页。
[6][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7][美]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8][美]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4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11]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6页。
[12]陈岱孙，杨德明：《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原载《红旗》杂志1987年第6期，参见《陈岱孙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0页。
☆节选自丁堡骏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 绪论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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