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发表已经接近一百七十年了。可是，犹如春风过驴耳，仍然有许多的中国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共一切“财产”。
可叹的是连中国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某些研究《共产党宣言》的专家都说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更不用说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了。难怪学生们会提出一个非常奇怪却经常把教师难倒的问题：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可是资源有限、欲望无穷，这个“条件”怎么可能具备呢?经济学的前提就是“资源有限”，共产主义岂不是连经济学的前提都要取消了么?
实际上，几乎所有与“共产主义”相关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都有明确的答案。当今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宣言》所不可能预料到的现象，但其本质，却无一例外都在《宣言》中得到了阐明。人们之所以读不懂，并不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不够清楚，而是由于人们不习惯辩证的思维方式。
现在就让我们逐个地来分析这些问题。
一、科学共产主义“共”的是资本，而不是个人消费品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也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只是在资本的私人占有制是私有制的最高形式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才意味着最终消灭私有制。这就是人们以讹传讹的“共有一切财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消灭个人占有制，不是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不是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力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相反，资本的私人占有剥夺了人的自由、活力和独立，共产主义通过消灭私有制，恰恰是要恢复人的自由、活力和独立 。
可见，共产主义“共”的是资本，即那种据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力量;而不是“共”个人消费品，不是“共”那种“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力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相反，共产主义主张“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恰恰是为了让人无偿地得到个人消费品，从而真正获得“自由、活力和独立”。 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并不是废除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制，而是要重建已经被资本主义消灭了的消费品个人占有制 。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本来就不是按照资本、土地，甚至也不是按照劳动能力的大小分配个人消费品，而是由每个人无偿占有作为他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个人消费品，其他任何人不能剥夺。
说得够明白了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要获得个人消费品，就必须为资本家劳动，取得工资，然后用工资到市场上去购买个人消费品。因此，工人如果找不到工作，是谈不到“自由、活力和独立”的。而按照从亚当•斯密那里流传下来的公认说法，资本家雇佣工人，并不是出于为工人解决失业问题的好心，而是出于谋利的私心。只有工人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资本家才会雇佣工人，如果不能赢利，那么即使工人饿死，也不关资本家的事。工人阶级的“自由、活力和独立”表现在哪里?
本来，由此可以像青年马克思那样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一种把货币置于人之上、让工人成为资本自我增殖工具的“异化劳动”制度。只有资本的占有者或有钱人才谈得上“自由、活力和独立”，直到马克思的时代，工人连生存权都不能保证，所谓“自由、活力和独立”岂不是画饼?但亚当•斯密是一个伦理学家出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个道德哲学教授。他必须调和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至少也要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涂上一层道德的油彩。为此，他提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每个人既有自利心，又有利他心。自利心表现为谋利的冲动，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利他心表现为对他人的同情，属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两者之间通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沟通为一体。市场是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是有意识的自利和无意识的利他的统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资产阶级要抛开道德的一面，单纯强调自私的一面，把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歪曲为自私比利他更有价值?这并不奇怪。“共有资本”?兹事体大，涉及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欧洲早就有一种说法：如果几何学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就连几何学也要被禁止。共产主义要消灭资本的私人占有制，资产阶级怎能不疯狂反对，怎能不造谣、污蔑?
难怪上世纪末中国有的著名经济学家得出了“经济学不讲道德”的高论。他们不得不承担起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历史任务。
同资产阶级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的主张，而且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从以往的历史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只有一种 ，即“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都是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既不剥削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剥削。有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小农视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这是一种荒谬的看法，因为“自己的资本家”按其本质来说，根本就不是资本家。真正的资本家只有在预期能够带来利润时才组织生产，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必须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为自己的生存而生产，哪怕这种生产不能带来剩余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当然可以要求自己生产出超过生存需要的劳动产品，但他们也可以不这样做——这本来就是“自由、活力和独立”的含义。然而，体现“自由、活力和独立”的这种财产恰恰是被资产阶级所消灭的。在工业的发展中、在商业的竞争中，通过大鱼吃小鱼的弱肉强食原理，最终必然形成两极分化，把小部分人变成资本的占有者，把大部分人变成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
要知道，“剥削”自己和剥削别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资本主义的前提假设就是人性自私，资本家不可能像爱自己那样爱工人。即使是在通常情况下(更不要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自己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剥削别人那样大。资本主义的“自由、活力和独立”，同小农或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活力和独立”不同，并不是来自自我主宰，而是来自对他人的剥削。这是由剥削别人的积极性带来的“自由、活力和独立”，因此是以戕害大多数劳动者的“自由、活力和独立”为基础的，说穿了，不过是资本的“自由、活力和独立”。 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远远大于以前剥削方式的秘密所在。
从逻辑方面来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离开工人的劳动就不能创造“利润”，因此，“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许多社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做一个资本家意味着“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金钱万能，有钱就有一切。“资本”的对立面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不能给自己创造资本，只能为资本家创造资本。如果考虑到富国对穷国的剥削，从而把富国和穷国放到一起，从全球平均的角度来说，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只能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如果工人不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那么资本家就宁愿让资本闲置，至于由此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和全球1亿多人挨饿，在资本家看来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炮制出一个“自然失业率”的谎言，似乎只有让一部分工人饿死，才符合物竞天择的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规律”。
套用一句古老的英语谚语，这就叫“资产阶级没有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心”。
二、为什么说“要素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是荒谬的?
老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老鹰的高度。因此，鸡夸奖的永远是飞得最低的时候的老鹰。
经济学家们对待斯密，就跟鸡对待老鹰一样。
斯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者。但与此同时，他总结前人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综合为流毒甚广的资本、土地、劳动的“生产三要素”理论，从而不自觉地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按照劳动价值论，既然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那么以价值形式出现的一切收入当然都应该归劳动。但另一方面，按照“三要素”论，既然资本家出资本，地主出土地，工人出劳动，那么，在分配劳动成果时，就应当由资本家得利润，地主得地租，工人得工资。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错误，集中体现在“要素分配论”中。
美国思想家亨利·乔治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要素论的错误。乔治认为：生产要素只有两种，即土地(包括由土地派生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只要这两者结合就能进行生产，根本不需要“资本”加入。资本不是必备的生产要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没有资本照样可以组织生产，但土地和劳动两者却缺一不可。乔治不仅由此揭露了三要素论的错误，认为资本是后来从这两种要素中派生出的力量，而且认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因此，正如土地不应得到地租一样，资本也不应得到利润，至多只能由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息”。资本家的利润，正如地主的地租一样，并不是生产要素收入，而是所有权收入，本质上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成果。如果要素分配论成立，那就应该把利润给资本而不是给资本家，把地租给土地而不是地主，这显然是荒谬的。正如利润并没有给资本，而是给了资本的所有者一样，地租并没有给土地，而是给了地主。乔治认为土地的私人占有是万恶之源，从而立场鲜明地提出了“土地公有”的主张，只是为避免由此造成社会动荡，他才退而求其次，提出了“没收地租归公共所有”的政策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土地涨价归公”论。它是后来的房地产税的理论基础，也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主张即“平均地权”的理论基础。
问题是，乔治同样没有区分财富的生产要素和价值的生产要素，因而必然陷入同斯密一样的自相矛盾，因为，如果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就既不可能存在财富生产的二要素论，也不可能存在财富生产的三要素论，而只能存在财富生产的一要素论，即“劳动要素”论;反之，如果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那么财富就不可能有土地或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既然如此，那就应当连“利息”一起废除，而不仅仅像乔治想的那样，只废除地租和利润。
究竟是单一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或三要素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区分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乔治和斯密犯了同样的错误：既在使用价值的意义上谈论“财富”，又在价值的意义上讨论“财富”。一旦把“财富”的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区分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前者是自然经济时代的“财富”，后者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财富”。换言之，在自然经济时代，可以根据一个人拥有的使用价值量判断他是穷还是富，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只能根据一个人拥有的价值量(即作为购买能力的货币量)判断他是穷还是富，在这一意义上，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的是使用价值，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却是以交换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价值。只要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价值的生产区别开来，就可以看到，所谓二要素或三要素，都是指使用价值的生产要素，而价值的生产“要素”只有一个：劳动。准确地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但是这样一来，作为使用价值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和作为价值生产唯一源泉的劳动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不可混淆。马克思把前者称为“具体劳动”，把后者称为“抽象劳动”，由此澄清了笼罩在古典经济学上的重重迷雾。
如果看不到货币与产品的区别、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就会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或具体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抽象劳动混淆起来。有的经济学家误以为抽象劳动就是对劳动的抽象，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明说，抽象劳动就是抽掉了劳动具体特点的人类体力和脑力的耗费。他们没有看到，对劳动的抽象是一种历史事实，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主观行为：这种“抽象”首先发生在市场上，发生在人们的交换行为中，而不是单纯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不是单纯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中。作为购买力的“价值”以整个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如果脱离了市场经济的大背景，那么单个的企业就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一样，只生产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因为不参与交换的劳动只是私人劳动，无法被市场所抽象，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
“价值”体现的并不是效用或产品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购买力或产品的交换能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只有在确定产品的交换能力的时候，才需要对生产它的劳动进行抽象。因此，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社会劳动一个部分的私人劳动才创造价值，在自然经济或后市场经济中，劳动只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你生产的东西很多(如农民的大白菜或中国工人生产的食品、服装)或使用价值量很大，但卖不出去，那就一文不值，因为你的劳动没有被市场“抽象”为购买力;相反，你生产的产品虽然少，但能换得很多的货币，那么你的劳动的价值就高，因为它在被“抽象”的过程中被承认为较大的购买力。限产保价的行为，例如把牛奶倒进海里或把衣服烧掉、把粮食埋到地里，而不是把它们无条件地送给需要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不是一种荒谬行为而是一种合理行为，原因就在于生产者追求的并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购买力或交换价值。
一旦看到价值的源泉是抽象劳动，而作为使用价值生产要素的劳动则是具体劳动，就可以摆脱劳动价值论和三要素论之间的自相矛盾。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分配的对象不是产品或使用价值，而是货币或价值，因此，要素分配论的实质是要素的所有者凭借要素的所有权瓜分唯一由(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
既然要素价值论根本不成立，那么要素分配论显然是荒谬的。正如乔治在小商品经济或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张土地共有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必然得出的结论就是“资本共有”。只有在资本共有的条件下，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进而为通过按需分配重建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奠定基础。
问题是，“共有资本”的条件究竟能否具备?答案是肯定的。
三、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与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
为什么像乔治和斯密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会犯下混淆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错误呢?主观上看，这与他们不懂辩证思维、不了解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有关;客观上，则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尚处于发展的早期，没有到达自我否定的阶段。这与后来的经济学家不同。后来经济学家的错误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到达自我否定阶段的时候，顽固地坚持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所导致的选择性失明。
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并不单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首先取决于客观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对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的分析。他们拒绝对地主或资本家个人作道德评判，认为如同农民和工人一样，地主和资本家本身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要求地主或资产阶级超越他们的时代。
对资产阶级的评价只能立足于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述了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然后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2]。这一切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资产阶级无非是这种客观要求的主观表现而已。因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被取代的时机就到来了。无产阶级将成为旧社会的破坏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
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俄国十月革命后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并不表明俄国已经稳固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时还存在大量小生产的残余，因此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3];在没有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客观条件之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并不表明当时俄国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4]。遗憾的是后来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过早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至于人们误把当时还广泛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有的东西，从而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同样，中国虽然在1956年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中国还存在大量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需要运用资本主义手段加以克服。这意味着，同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俄国一样，中国需要经历一个“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阶段，以便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这一历史阶段。
那么，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是什么呢?过剩经济。只有到达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才能实现自我否定。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同自然经济以使用价值作为财富、市场经济以价值(或作为购买力的货币)作为财富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剩余价值(或利润)作为财富。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而不是单纯的价值生产或使用价值生产。一旦资本不再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时代就到来了。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包括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两个环节，由于在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工人的工资被当作“劳动力成本”极力压低，导致在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来自工人的需求成为缺乏购买力的无效需求，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使剩余价值无法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剩余价值的实现成为不可能，这一矛盾只有通过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政策才能缓解。二战后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反而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政策，消除了相对过剩。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并不是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以改良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丰裕社会”到来之后，必然导致滞胀等一系列新问题。原因很简单：随着福利成本的上升，平均利润率必然下降，由此必然导致资本的自我取消。要避免这种情况，维持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唯一的办法向经济注水，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预见到了这些问题，提出，那种以“资源有限、欲望无穷”作为前提的经济学只是短缺经济学，而不是“丰裕经济学”，因而已经过时了。不了解这一点，必然会导致种种新的经济问题。到70年代末，这些问题果然发生了。
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进入过剩经济时代。现在，过剩的产能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如果说，在《资本论》发表的年代，只有英国能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话，那么，到21世纪，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随着原苏联东欧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中国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整个人类都进入了《资本论》的语境。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已经成熟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主观方面，我们能否找回失落了的“共产主义”本质?
四、“人的需要”的性质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
那些对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感到困惑的人，很多是由于缺乏辩证思维，不理解“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的性质。由于受到资本的毒害，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人的客观的、健康的“需要”混同于主观的、病态的“欲望”，因而声称生产力永远达不到满足所有人的欲望的水平。他们不懂得：“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是一致的[5];共产主义并不是只改变资本，它也改变人自身、改变着人的需要的性质。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由资本所造成的、低级的病态欲望必然被改造为属人的、高级的健康需要。
在当今时代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需要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的、真实的需要，不满足它们会导致机体的损害;一种是主观的、虚假的需要，其满足与否对机体并无影响。例如，马斯洛认为，需要分为由低到高排列的许多层次，在每一层次上，客观的、真实的需要是有限的;如果低一级需要得不到满足，高一级需要是不会显现出来的;相反，一旦低级需要得到了满足，它就不再产生激励作用，高一级需要就会显现出来，并成为人的行为的动力。这实际上假定了所有需要都是健康的、正常的需要，而不是异化的需要、病态的欲望。前者是有限的，只有后者才是无限的。加尔布雷思提出，相对于肉体需要和私人需要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物质产品和私人产品已经过剩，但相对于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来说，公共产品和教育事业等则供给不足。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为了增殖自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多余的虚假需要，以便通过浪费的方式解决物质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过剩问题，但就是不去投资公共产品和精神产品，因为那样做不会带来利润。圣雄甘地的话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异化现象的总结，他明确指出：地球上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不足以满足人类的贪婪。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认识到，资本的自我增殖会导致所有的需要都为对金钱的数量需要所代替：“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6]数量原则使人用低层次需要的自我复制抑制了向高层次需要的升华，从而导致病态的无穷欲望代替了健康的有限需要：“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马克思把人为制造病态欲望的过程称为“需要的异化”，在他看来，“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7]
马克思指出，需要的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8]“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9]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对私有制的扬弃，共产主义仅仅是“人的自我改变”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它的全部。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这正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他们从根本上否认那种“把所有的工人都变成资本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制”的幻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已经超越了绝对贫困的生活状况，进入了相对贫困时代，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成资本家。工人可能有车、有房，甚至可能有少量的存款或股票、债券，可是他们的存款或股票、债券，并不足以使他们脱离劳动过程，单纯依靠这些“投资”过活。相反，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工资来养车、养房。只要他们停止工作，他们就将失去自己的车子和房子，进而失去生存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消费品的占有并不足以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条件，更遑论“成为资本家”或“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了。因此，虽然在有车、有房的意义上，发达国家的工人是有“财产”的，但在缺乏“资本”或“资产”的意义上，他们仍然属于“无产阶级”，因为“无产”与“资产”的对立，并不是在个人消费品的意义上，而是在有无资本的意义上。
“资本主义”本来就要求“利润至上”，这意味着用对货币的量的需要取代其他一切需要，而不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后者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目的，它不仅意味着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私人需要，而且意味着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需要、精神需要，乃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这当然是以每个人充分占有发展自身的个人消费品、从而是以资本的公有制为前提条件的，因为资本的私有制意味着只要不能产生利润，就不会组织生产[7]，虽然这会导致资源的闲置，从而导致人为的短缺;反过来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产生利润，哪怕对于需要的满足来说是不必要的，哪怕这只能造成浪费，资本也必须组织生产。在共产主义社会则相反，不管产生不产生利润，只要产品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就会组织生产，以便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因为那时候利润不再是衡量标准，需要的满足才是衡量标准。
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人类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而是最近的将来就必须做出的选择。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客观上是必然的。区别只是在于我们是积极地自觉地走向共产主义，还是自发地被动地走向共产主义，或者甚至由于主观错误而走向自我毁灭。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2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7] 按其本义来说，不能带来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货币生产属于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有资本生产才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原标题：找回失落了的“共产主义”本质 文章原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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