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出版书籍《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编辑同志:
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认识,参加农业生产,当个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太小了。如果继续升学,将来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比如说当了专家,那对国家的贡献不是更大吗?他还说,当个农民干得再好,贡献再大,也远远赶不上陈中伟的“断手再植”那样能震动国内外。我觉得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又说服不了他。所以特写信向你们请教,盼予解答。
江西 庐山 陶吉庆
吉庆同志: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愿意和你交换一些意见。
青年人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愿望是好的。问题是,怎样看贡献的大小,怎样才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不论在哪种岗位上从事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都是祖国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能抽象地去比较农民和专家的贡献,也就是说,不能按所从事的不同工作来看他们对国家贡献的大小。
一个专家,就他具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来说,有着为国家做出一定贡献的可能性,但是究竟能做出多大贡献,还要看他怎样做。如果他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不同工农群众结合,不同生产实际结合,尽管他有很多书本知识,也不会做出真正的贡献。
一个农民,只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敢于改造自然,勇于革新技术,也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吴吉昌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积极革新植棉技术,他创造的棉花芽苗移栽法,解决了多年来许多人(包括一些科学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大田里的棉花适时补足全苗问题。现在这个办法正在很多地区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能说他对国家的贡献小吗?
又如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由于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为全国人民首先是青年一代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徐学惠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由于她以维护国家财产的英勇行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待国家财产的范例。
许多先进人物都是这样,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比较大,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工作中劳动中创造了出色的成绩,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行为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给人们以广泛的影响,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促进的作用。
可见,一个人对国家和人民贡献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他从事什么劳动,做什么工作,而是取决于他思想觉悟的高低,看他是怎样对待工作:是不是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是热爱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勤勤恳恳地、艰苦地劳动,是不是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即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所以,我们青年要想对国家和人民有较大的贡献,不应当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贵贱,从中挑肥拣瘦,不应当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成高低、贵贱,轻视体力劳动,而是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和分配,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最大限度地发挥革命干劲和钻劲,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正在就学的青年,毕业后,升学或就业,都要服从祖国的需要,听从祖国的分配。祖国需要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就应当自觉地走向农业第一,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能够对国家对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吗?答复是肯定的。
首先,知识青年务农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走的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道路,走的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为了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是今后长时期内大多数知识青年要走的道路。走在前面的人,可以是开路先锋,是做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情。
其次,知识青年下乡,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使自己劳动化,还能把文化知识带给农村。目前农村需要文化知识的地方很多。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时事,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需要文化知识;
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需要文化知识;
进行科学实验,推广农业先进经验,掌握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需要文化知识;
宣传科学破除迷信,普及文化卫生知识,改造落后习惯,需要文化知识……
这说明了农村迫切地需要知识青年,也说明了知识青年下乡后,用武之地十分宽广,正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出贡献。
再次,知识青年在农业生产上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认为只有进大学才能成为专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然,高等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但并不是唯一的场所,在生产实践中同样可以培养人才,造就专家。
世界上有许多发明创造,是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的劳动人民做出的。董加耕说:“专家不一定人人是大学生,大学生不一定人人是专家。”这话是有道理的。
我看,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原来是个“泥腿子”,可是他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又肯刻苦钻研,结果成了著名的水稻专家。
另外像植棉能手吴吉昌、张秋香、吴春安等,也都是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专家。在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像吕根泽、邓炎棠、肖庆森、宋喜明、柳昌银等人,他们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在农业战线上经过几年、十几年的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锻炼,在培育良种、改良土壤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具有一定专长的人才。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被农业科学研究机关聘为特约研究员。
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而且越来越多。可见,要当对人民有用的专家并不是非升大学不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同样可以增长知识和才干,练出真正过硬的本领,成为红色专家的。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和农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诚实地劳动,刻苦地学习和钻研,完全能够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
你来信说,有些同学还认为“当个农民干得再好,贡献再大,也远远赶不上陈中伟的‘断手再植’那样能震动国内外。”
这种认识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青年一心只想升学,当专家,不肯参加农业生产,表面上好像是从对国家贡献的大小着眼,是为国家着想,实际上有很多个人打算。脑子里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当专家容易出名,当农民不容易出名,就是这种个人打算的一种表现。
这里有个根本问题要加以解决:新中国的青年应当从什么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志向?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个人的名利出发?
董加耕说:“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是的,要做一个革命的青年,只能是这样。革命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要努力把它干好。
目前革命需要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就应当把个人的抱负同革命的需要结合起来,自觉自愿地、高高兴兴地到农村去,做一个新型的农民。
如果我们在劳动和工作中对革命有突出的贡献,人民给我们以荣誉,成了“有名英雄”,那当然很光荣。要正确对待这种荣誉,它首先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个革命者对此不应有丝毫的计较,更不该以此炫耀,因此自命不凡而停滞不前。
但是在农业战线上,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也是“无名英雄”占多数。有些人即使有突出的贡献,革命利益不需要他出头露面,那他也还是“无名英雄”。
只要坚持革命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风格高尚,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而这正是有高度革命觉悟的表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胸襟开阔,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
顺便谈一下怎样看待陈中伟的贡献。陈中伟所以能完成断手再植的手术,得到政府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绝不是追求个人名利的结果,而是走又红又专道路的结果。
陈中伟在接断手的时候,想到的并不是什么要“震动国内外”,他想的是:这是一只工人的手,而且是一只右手,一定要救活这只建设社会主义的手。他在工厂里为工人治过病,进行过工人职业病的调查,并和工人在一起劳动,深深体会到一只右手对于工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因此,他在党的支持下,在同志们的配合和协助下,竭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抢救这只手。正是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对工人兄弟强烈的阶级感情,以及在日常工作中勤学苦练出来的精湛的基本功,才使他敢于打破医疗的陈规,勇于战胜种种困难,完成这次断手再植的复杂手术。要是陈中伟不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是从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出发,即使他想“震动国内外”,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服从祖国的需要,走上农业生产岗位,只要自己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同样可以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这就是我的看法。
这些意见不一定对,仅供你们讨论问题时参考。
施 新
1965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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