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最牛钉子户”的男主人杨武爬上了建筑工地大坑中的“孤岛”，那里是他祖辈留下来的房屋，曾经温暖的家，如今因为与开发商的持久谈判而成为舆论的焦点。他知道四周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的镜头在对着自己。他站到了屋顶，挥动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这个瞬间被记录下来，随后出现在各个网站，甚至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的头版。
国旗的这类用途——握在抗议者的手中，并登上报纸的头版——并不多见，因此每一次都显得意义非凡。杨武夫妇这样做，是受了北京一位老人的启发。这位老人为了在拆迁运动中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曾经将《宪法》第十三条大书于墙上，并在门口插上国旗。那条规定是：“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时，国旗和公民权利站在一起，它彰显着《宪法》的尊严，它书写着公民的真正的国家意识，也就是在个体权利受到威胁时，向《宪法》和国家寻求保护。从现代公民意识上说，这是国旗的荣耀。
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期间，媒体上也反复出现人民大会堂上的国徽与国旗，读者记忆犹新。钉子户手中的这一面国旗，使庙堂之高的国家象征与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有了一个连接的通道。
不可否认，赋予国旗这一荣耀、使它得以完成这一连接的是大众媒体。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杨武就不会去挥动国旗，或者说挥动了国旗也没有意义。世界上任何地方，抗议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传播环境、有舆论监督。
正是因为如此，阻止或漠视抗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舆论。这是一些地方惯用的伎俩，或者说是在某种长期合作中达成的默契，成为一种惯性思维。重庆出了个“史上最牛钉子户”，位于市区的一个轻轨站旁，其独特的景观人人可见，长达两年多时间。借用重庆市房管局一位官员的话说，这件事大到已经影响了城市形象(所以必须强制拆迁)。这么重大的事情，重庆媒体却不约而同地，或者是应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而在这些媒体上，可以肯定的是，每天都会报道若干件意义比这件事小得多的事情。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物权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中，杨武夫妇肯定算不上“史上最牛钉子户”，我甚至怀疑他也不是中国最牛的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在哪里呢？我们未必知道，正如一周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重庆这个钉子户一样。在上海就有一个几天前刚被拆迁的钉子户，曾经以自焚抗议，其激烈程度远甚于杨武夫妇，但是因为媒体未能进行报道，人们对其“牛”劲如何不得而知。
所幸的是，我们拥有了互联网。上周的某一天，重庆“最牛钉子户”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并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一个舆论热点，记者纷纷赶赴现场。在最初的几天，重庆媒体仍然对此视若无睹，但当全国媒体都热热闹闹之后，他们很难继续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了，也进行了报道。
强制拆迁的裁决一出，各地记者继续赶来，甚至有网站在附近租房进行全天候直播。从此，一切故事都在阳光下发生。这时，户主就有了抗议的机会，也就是公开表达的机会。随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就被赋予了保护公民权利的荣耀。
这一荣耀属于这面红旗代表的国家，属于这个国家中所有的公民。因此，回顾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显得很有必要。
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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