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家村又引出了文革这样的热门话题，笔者决定也赶一把时髦，打算说几句精英主义者必然会不高兴的话。
一、 对于文革的基本判断
中国精英对文革具有整体的黑暗记忆，是具有充足理论和事实依据的，而毛泽东也一向宣称要旗帜鲜明地为人口的95%服务。
中国精英说亿万农民和他们完全一样，对毛泽东时代怀有深刻的仇恨和憎恶，是没有理论和事实根据的，穷人和富人的看法永远有区别。
中国精英们把文革说成是一种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常态"，或者是说成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历史时期，则是精英们另外一个喜欢使用的逻辑。这种逻辑从否认毛泽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出发，否定中国当时有进行国家总动员的必要，进而否认中国确实社会已经进入动员状态。实际上精英们简单否认过国家动员的必要性（笔者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关于这一点的认真深入的分析），但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文革确实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有力论证。把文革归结为（或者有意混同为）和平时期的论点，不仅见于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且也是精英们的共同理论偏好。
从这样的心理幽怨出发，文革不可能不被剥离掉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不被归结为某种个人因素或者是理论认知错误，不可能不落入"英雄创造历史""坏人祸害中国"的套路。如李泽厚所系统论述过的"毛氏斗争哲学说""马列主义民粹化"就比较具有代表性；而流行的媒体论调，说文革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向刘少奇夺权说"就基本属于骂街性质，虽然在现实中为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所乐意信奉，但是在理论上不值一提。当然应该承认这在中国道德主义作为核心源流的文化中，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简易办法，"坏人不会干好事"是一个道德铁律，批判坏人当然具有道德优势地位和异常的杀伤力，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一来人数最多的农民就非常必要与精英主义者保持认识一致了，姑不论事实如何，首先是理论需要农民同志，更何况毛泽东这样的坏人怎么可能为农民干好事呢（因为这不符合道德铁律）？
二、 高人的"现代化高见"与农民的"目光短浅"
笔者刚好与文革同岁，谈不上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小时侯就是穿着破衣服吃着咸菜长大的。笔者的母亲是富农的女儿，但是她和我的许多父老乡亲一样，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我的一辈子会比他们过得好。今天虽然农村许多人家的境况不比当年更糟，但是基本上再也没有人自信到说他的儿子会生活得更好了。因为今天农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如水利工程、土地平整和改良等等），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费心和费力了，再也不可能在什么工地见到和农民老大爷一起，抬一整天石头的省长县长了。
1999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公布"1997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根据得分情况，中国排在南非之前。主要就是靠教育指数（得分0.78）和人均预期寿命指数（得分0.75）拉高的，这两项成就主要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这两项指标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由于学费的急剧上涨和合作医疗强制停办，反而有相当的退步；若任其发展下去，农村儿童入学率长期下降，可以指望在几十年后中国成人识字率和印度持平。精英们所极力称道的经济发展成绩，在二十年的超常规发展之后只得0.57分，是扯后腿的项目。今天由于化肥的急剧增加粮食产量有所增长，如果认为这就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农民恐怕不能同意，当然精英们可以闭上眼睛认定农民唯一的需要就是有饭吃。对多数人有益的事情，今天物质和技术条件比当年都要好得多，为什么反而办不成了呢？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农民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农民是有意见的，因为如果不管黄淮海平原和北方农民的死活，他们本可以不必那样挨饿的。精英们有意见就更加理由充足了，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精英阶层在整体上和底层民众共同挨饿的困难时期，精英们把三年困难时期说成是"人祸"和"制度导致"，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老蒋时代难道他们也会整体上和普通民众一样吗？
中国精英几乎毫无例外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进而否认中国农民的"丰衣足食"愿望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欢迎实际上的"超英赶美"（或者说成与国际接轨）痛恨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工业产品结构战略。工业产品的"高精尖"和国际接轨的结果，经过最近二十年的现实的验证，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农民是搭不上与国际接轨"这一班车"的，因为"这一班车"的座位和空间都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9亿农民连"站票"都买不上。
拒绝放弃不切实际的现代化白日梦，是中国精英们的主要思想特色和最主要的理论基础，并且现代化言说也成为精英主义者自认为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的、自欺欺人的、虚伪的道义工具。如果有5-6个地球供地球上60亿人口生息，大概中国精英的白日梦就有希望实现，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只有地球一个。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只能关照精英主义者小集团利益的"精英优先"路向，精英们嘴里的现代化永远不可能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
不管是松下幸之助在街头感悟到的"自来水哲学"，还是马克思周密论证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看来都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至少也是在人类彻底放弃"消费主?quot;和"精英主义"之前，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两种法力无边而且吸引力多多的主义面前，地球资源永远赶不上人们日益膨胀的欲望，就象我老家农民所常说的"人心不满百，当了皇帝想外国"。虽然在中国农民甚至是精英主义者看来，欧美日诸国富得流油，但是他们仍然孜孜以求。
大概人类最终必须回到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以高人会最终放下架子和优雅的思想，去向农民看齐，实现李泽厚所憎恶的"知识分子农民化"。即使平均主义不能实施，也许过分的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也必须主动抑制，也许有限的资源必须首先向全人类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福利倾斜。
中国的精英主义者看起来不是"高贵者必然聪明"的那一种。农民没有精英们说的那么傻，他们到今天仍然不清楚谁最关注自身的根本利益。农民也不是精英们想象的那么笨，仅仅是为了对现实的不满才怀念毛泽东。农民也没有精英们那样好逸恶劳整天梦想出奇制胜，我的父老乡亲从来就不梦想馅饼会从天上掉下来，他们认为建设国家就是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的唯一道路，所以他们还很怀念那一段充满希望的艰难困苦的岁月。正是这样一个脚踏实地最少做白日梦的广大阶层，配得上"卑贱者最聪明"的称誉。
三、 究竟谁应该妥协，是精英还是平民
文革这样一个时期，即使没有当时的特殊情况，也仍然在人类的漫漫征程中具有光辉的启示性意义。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必须主动抑制，个人利益和奢侈需求不能比整体利益和基本生存需要更加优先，极端的个人主义也必须主动抑制。 在西方的崛起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世界性的"西式乐观主义"。第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笔者称之为"欧式乐观主义"（托夫勒称之为"第二次浪潮"），这一次变化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撮取工农业"剪刀差"成为可能，西方开始在资源利用和财富集中上全面超过世界其他地区，西方社会财富分配发生了从金字塔尖下流现象，富裕阶层开始扩大。
第二次西式乐观主义还在进行之中，大致上起源于1980年代，这一次笔者称之为"美式乐观主义"。这一次的乐观主义是因为计算机和其他智能化技术的进步，西方赢得了以技术垄断为基础的空前的垄断地位，财富转移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如果说仅仅是技术本身就导致这样的结果那显然是不全面的，西方国家从1980年代也开始放宽法律限制，大力地促成大公司进行并购，以进一步加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且配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全力兜售"小政府主义"，消灭对跨国公司的最后威胁力量，应该指出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摇旗呐喊功不可没；同时苏联的及时解体、东欧的转向和中国的不设防的开放，客观上使得西方大公司获得了一轮（大概也是最后一轮）新的攻城略地的扩张机会。西方尤其是美国怎么可能不繁荣。 这两次西式乐观主义本质上都是经济变化和财富的区域转移，但是"富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有钱就是有理。两次西式乐观主义的结果都在世界范围内导致社会思潮的整体向右转，恩格斯的关门弟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欧式乐观主义"中，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而苏联的"新思维"和中国的"总设计师"，也不能说是辜负了好时代。中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小平同志就两次荣登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其中一次下面配发的大字标题?quot;中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决定〉只是提一提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中心环节是要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美国人这样的论断真是够大胆的。结合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开始出现频繁的全行业亏损甚至是总体亏损，十五届五中全会痛下决心提出"退出战略"，真不能不佩服美国佬真他妈的见微知著，搞资本主义真是经验老到。
认识的统一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终归是要在现实中才能得到解决。只要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现实就难以叫人乐观，资源没有增加，而且离支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实现现代化的需求越来越远，共同的富裕和发达是没有指望的，而资源的分配在新的西方繁荣中更加向富人倾斜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富人和穷人的距离更加大了。 西方的成功只是提供一个无法学习的假榜样，穷人不可能都变成富人，只有少数人能够变成富人，因为地球只有一个，资源不是无限的。李泽厚所梦想的"工农知识分子化"是没有出路的。
四、 如果精英主义需要抑制，用什么来抑制
舆论控制、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一直是三大社会控制手段。在毛泽东时代，经济控制无法实施，因为需要进行高积累，人们的收入已经被压制到生存保障线的水平上，这样再进行经济剥夺就成了生存剥夺；司法控制的条件也不好，而且司法体系本身就是精英主义者的天下，西方的司法体系也一样无法有效抑制精英主义。
所以舆论控制手段几乎成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和国家管理手段，舆论控制若要取得实效，就要求被管理者敢于进行"逆向管理和监督"，这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实质；而且防止管理者对这种逆向管理的反感和报复也是必须的；而舆论控制本身的非专业非精确特征，也要求舆论控制的结果不能够精确应用和作为唯一的依据；所以根据老毛的总结，舆论控制的特点和规则有以下三条：一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二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总而言之，舆论控制最后必须以"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方式进行，而且在三种社会控制手段中也只有舆论控制能够比较好地抑制精英主义，而不会被精英主义者所利用，反过来制造精英优先，而经济控制和司法控制就可以被精英所利用。
应该如实承认舆论控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专门针对精英（地富反坏右）的，精英主义者对"大民主"式的舆论控制的恐惧心理是有现实根据的。而且由于舆论控制的不规则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精英阶层对文革具有整体黑暗记忆，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的逻辑（而非事实本身）。精英主义者喜欢把这种特殊阶层的黑暗心态说成是全民感受，则是出于捏造和妖魔化。实际上文革的秩序消失，给了精英以非常机会，许许多多的精英非常努力地把握了这一机遇。直到今天北大许多当年的文革积极分子，再一次成为改革时代的积极分子，为改革鼓与呼。当年动手打人的今天是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北大的朋友评论说"这些人不是等闲之辈，是'人精'和'人尖子'，无论在老毛还是老蒋时代，他们都一样能够脱颖而出。和他们的人品相比，聂元梓并不是最坏的"。
实际上文革的重灾区就是这些"人尖子"集中的地方，如文化部特别是文联的相互攻讦和揭发，简直是文革的经典，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文革大革命确实是一面"触及人们灵魂"的照妖镜，终于让人们看见人性中的自私、丑恶和卑鄙，这大概是精英们在对文革的恐惧心理之外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心理感受。梁晓声就公然宣称是"和婊子混了几年"，很显然不容易在他那里寻求到正确答案的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婊子"。最常见的状态总是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一些新右派人士和伤痕文学作家，就明显具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挑动群众斗群众"没有现实的依据，但是精英们发生"窝里斗"就比较普遍，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精英们有组织"对"平民的无组?quot;的优势荡然无存，全然不象今天精英们在有组织的官僚机构中那样，能够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行予取予求的敲剥。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确实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封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倒是十分突出。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确实不是西方左派的路线，也不是新右派所攻击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而是中国古圣先贤"复三代之盛"理想的实践。在毛泽东时代，不仅根除了盘踞在农村社会中上千年之久的宗法势力，而且基本从整体上消灭了社会丑恶现象，危害中华民族上百年的大烟毒害被迅速根除，妓女消失，性病也被消灭，并提醒人们要时刻提防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复辟，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接近于大同理想?quot;小康社会"。这种社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境界，而是一种道德境界。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基本上达到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天下太平"境界。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也不能想象世界上存在：不是大民主方式和大批判运动形式的抑制精英主义的有效方法、不是道德主义和舆论控制形式的抑制精英主义的方法。如果有的话，大概也只有精英主义者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这一道路不仅精英主义者不愿意走，而且事实证明被强迫走过一段"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中国精英，至今仍然怀着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在反攻倒算。
正是因为主动协调的方式看来不可指望，被动方式的必须性是显而易见的。而由于对精英主义者监督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在利益牵连日益脱离社区范围的情况下，民众进行舆论监督的局限性和困难也是非常大的。毛泽东的难题是全人类所无法回避的共同难题，相比较而言，文革时代的成就还是在现实中所能够实现的比较理想的成就。
二○○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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