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内部争论析评

 郭剑仁

一、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福斯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1][1]，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1. 哲学方面——梳理和重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

福斯特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入手，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来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那里。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深深地影响了处于黑格尔主义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坚持以自然解释自然，排斥神学目的论、决定论和还原论，并且具有进化论色彩。尽管马克思后来较少论及伊壁鸠鲁，但他相信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思想已经内化到了马克思的思想中。这构成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中的认识论层面的内容。福斯特进一步认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的存在本质及自然是人的基础的观点，对马克思的本体论唯物主义产生了影响。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的第三个要素——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及自然科学，特别是借鉴和吸收了当时的李比希的化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等思想才真正地完成。[2][2]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来表达他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的重构，表明了他对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的理解。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主要表现为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四条生态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everything must go somewhere）；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nature knows best）；没有免费的午餐（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3][3]生态唯物主义的现代内涵意味着新的历史观，它要求考察的不只是自然的进化或社会的进化，而是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进化。因为从生态唯物主义看来，自然和社会处在斗争与和谐辩证统一的、进化的同一个历史过程中。

2. 环境社会学方面——建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在福斯特看来，我们可以从自然内涵和社会内涵两个层次来理解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内涵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2）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受到物理、化学和生理规律控制，人们对这些规律只能研究、遵从和利用。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一方面渗入了劳动的目的，烙上了人类的创造性和选择性的印记，另一方面又以自然界提供的物质为质料和工具。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受到由李比希揭示出的“归还定律”、“最小因子律”等农业化学规律或生态规律支配。因为这些规律内在地反映了人类的实践活动，所以，在福斯特看来，我们在考察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时，更应该注意物质变换概念的自然内涵中的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物质变换的社会内涵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产品交换、分配、消费的物质关系，它们受到人类社会规律的支配。19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史有过三次严重的危机，福斯特注意到马克思用“裂缝”这一术语来描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运用他自己挖掘出来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福斯特由此梳理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建构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4][4]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造成19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三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则是根本原因。19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危机和20世纪的生态危机即是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以及自然异化的具体体现。物质变换范畴帮助我们理解人类与其居住环境（地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转换关系，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与其居住环境（地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转换关系之发生扭曲的机制。所以，福斯特指出，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可以作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研究人与环境关系为主旨的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5][5]

3. 现实批判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的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以生态唯物主义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为基础和前提，福斯特从技术、制度及社会运动等方面批判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和生态的关系。福斯特认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和价格调节之中等措施，都不能真正地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生态问题；以阶级为基础的旧社会运动同以妇女、环境、城市空间和和平正义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共同完成人类第三次革命——生态革命，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人类社会内部人人自由。[6][6]

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现在《自然的理由》（1998）一书中，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

1. 哲学方面——修正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到底需要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领域延伸到何种程度。奥康纳尝试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改进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完整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在这个方法论模式中，奥康纳提出的核心观念是：作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媒介的劳动和文化、自然是三位一体的。在修正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地位。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都丰富了劳动范畴。这具体地体现在奥康纳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的重新理解上，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只是具有技术性质，而是都既具有自然性质又具有文化性质，既具有客观性维度又具有主观性维度。

2. 资本主义矛盾理论方面——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

奥康纳创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这个理论较充分地反映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7][7]指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条件”概念，是奥康纳建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前提。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界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条件：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奥康纳认为，马克思赋予了“生产条件”概念很强的决定论性质和技术性质，“生产条件”概念被非主体化了并且缺乏历史文化含义。以他的文化—自然分析方法和经他修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奥康纳重新定义了“生产条件”概念：“那些并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8][8]依据这个定义，奥康纳认为自然、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社区以及劳动力无疑是符合这个定义的；然而，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条件被忽视而导致的生产性能力的破坏，预示着一种独特类型的经济危机——生产不足（underproduction）危机。这种资本生产不足的危机，就是由资本的第二重矛盾促成的。因此，他认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同样，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由危机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和重构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奥康纳指出，由于马克思本人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很少考察资本具有的如下性质：由于自我破坏而自我设置障碍，对生态具有破坏作用的那些农业耕作方式会提高资本的各种要素成本，因此马克思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进而马克思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奥康纳进一步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第二重矛盾占据着主导地位。

3. 现实批判和建设方面——国家民主的缺失和生态社会主义

奥康纳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遭受破坏的原因，认为破坏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国家成为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中介，生产条件政治化了。国家本身能创造某种独立的或“相对自主性”的东西，借以控制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参与和退出商品市场的时间和地点。因此，由第二重矛盾激发的危机不仅仅是资本经济性的危机，还是国家的立法危机或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而如何转变国家的职能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第二重矛盾的关键。生态社会主义被认为是替代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生态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9][9]，而政治上的革命即真正地实现国家民主以改革现实的生产条件是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

三、福斯特阵营与奥康纳阵营的论战

在英语世界，分别以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和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为核心形成的两个思想阵营，在2001-2002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概括起来讲，奥康纳阵营的学者艾伦·鲁帝（Alan Rudy）、考斯塔斯·潘娜若塔基斯（Costas Panayotakis）、乔柯·维尔（Joel Kovel）、马登·卡德（Maarten Kadt）和索瓦托·恩格第马洛（Salva-

tore Engel-Di Mauro）分别从四个方面评判了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1）福斯特用物质变换裂缝概念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剥削，因而忽略了对一般公共生产条件的关注（对一般公共生产条件的关注恰是奥康纳的理论要点），并且无法探索资本主义农业中不断强化的复杂性和不均匀性。（2）福斯特简化了对生态思想的理解，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忽视了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和生态学关系的论述，二是生态思想等同于对物质变换裂缝的分析。鲁帝认为，福斯特借用培根主义的原子化的自然观来处理自然和社会现象，导致忽略了社会和生态的多样性，根本原因更在于福斯特为了泼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盆洗澡水，而把洗澡盆中的文化和社区这些孩子也泼掉了。福斯特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承认社会辩证法而否认自然辩证法，但矫枉过正了，他所强调的一般公共生产条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有文献基础的，“生产条件”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同“物质变换裂缝”一样是同劳动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城乡分离等主题密切相连的，并且在理论分析中同等重要。鲁帝坚持认为物质变换裂缝分析不能不考虑一般公共条件和合作问题。[10][10]（3）潘娜若塔基斯认为，福斯特把卢卡奇的辩证法同莱维斯（Richard Levins）和莱沃汀（Richard lewontin）的生命科学中的辩证法传统对立起来，致使福斯特无法认识到由生态危机激起的解放政治学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新的挑战。[11][11]（4）柯维尔则以一个生态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身份，指责福斯特想用内含自然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Marxist ecology）来取代当前的影响日甚的诸多绿色理论，却对为建立生态社会而斗争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力量等主题、这些主题出现的原因及它们怎样统一起来的可能性没有给予任何可能的建议。[12][12]德卡特和恩格第马洛合作的评论认为福斯特所作的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分析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因为科学进步了，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3][13]

福斯特委托保罗·柏格特（Paul Burkett）代表他作出回应。柏格特从整体上概括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后，一一回应了奥康纳阵营的学者，特别指出的是，他认为鲁帝没有认识到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因而既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又误解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和作用。[14][14]奥康纳阵营作了回复，重点仍在于强调“生产条件”（不只是与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相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有文献基础的，在探讨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时具有重要的理论作用。

在第二回合中，福斯特对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的理论目的、逻辑结论和可能的实践后果三个方面展开批判和质疑。[15][15]福斯特首先区别了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机制的理解上的不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机制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破坏提高了生产成本，进而导致资本生产不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供方由于资本不足引发的危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危机根源在于：一方面，商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商品购买力不足，进而导致商品供求出现失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商品需求方由于购买力不足引发的危机。奥康纳强调在现阶段第二重矛盾相比第一重矛盾而言占主导地位。

以上述的理解为基础，福斯特指出，奥康纳把他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等同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一旦生态危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演变成经济危机，那么一种以资本为杠杆的反馈机制就会产生，并运用这种机制通过资本的直接手段或间接手段来控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实现生态可持续的社会。福斯特针对这个目的提出两点质疑：（1）生态危机不一定必然触发经济危机；（2）不存在把环境破坏的结果转化为成本的增加这样一个自然反馈机制。福斯特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带来的逻辑后果。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如果有两重的话，那么在理论上，如何普遍有效的处理这两重矛盾的关系呢？在奥康纳那里，第一重矛盾对应于旧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运动，第二重矛盾对应于新的社会运动，如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城市运动等。那么在实践上，如何处理新、旧社会运动主体及其力量的关系？奥康纳强调第二重矛盾的主导地位，在实践上与之相对应的新社会运动将会得到重视。那么如何看待阶级问题呢？最根本的问题是，强调环境、妇女、城市问题而结合阶级运动能真正地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问题的解决吗?

鉴于此，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危机趋势仍是第一重矛盾决定的，而在思考和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时，仍然要回到对马克思的理解上，但不能把生态危机纳入到具体的经济危机理论框架中。福斯特从马克思的文献出发，认为马克思时代的农业土壤危机、工人生存状况和自然与环境问题足以促使马克思去强调生产条件成本、生态问题对经济危机的影响甚至对即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但马克思没有这样做，而是去关注人类社会同自然之间的合理的物质变换问题，即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变换裂缝问题。因此，在福斯特看来，物质变换范畴更根本。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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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脆弱的行星》(1994，1997)、《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及论文集《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2002)。

[2][2]  参见J.B.Foster, Marx’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2000, pp2-70, pp190-191.

[3][3]  J.B.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of the environment.,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9,p118.

[4][4]  J.B.Foster, Marx’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0, pp148-170.

[5][5]  J.B.Foster,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 Foundations for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9,Vol.105:2,pp366-405.

[6][6]  参见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7][7]  第一重矛盾指传统上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8][8]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9][9]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26页。

[10][10]  Alan Rudy, Marx’s Ecology and Rift Analysi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以下简写为CNS）, 12:3(2001), PP.56-63.

[11][11]  Costas Panayotgkis, Nature, Dialectics and Emancipatory politics CNS 12:2(2001), PP.63-73.

[12][12]  Joel Kovel, A materialism worthy of nature, CNS 12:2(2001), PP.73-84;

[13][13]  Maarton Kadt, Salvatore Engel-bi Mauro, Failed Promise, CNS 12:2(2001), PP.50-56 .

[14][14]  Paul Burkett, Marx’s ecology and the limits of contemporary ecosocialism, CNS, 12:3(2001)

[15][15]  J.B.Foster, Capitalism and Ecology: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diction, Monthly Review, 54: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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