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夜上网看到迎春先生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文中提到“马克思最注重生产关系以及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斗争”。这不是迎春先生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一大批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任何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都是有其时代背景和阶级基础的。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污蔑者可以理直气壮得声称共产主义在生产力的竞争中落败了；而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则声称，共产主义尽管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落败了，但是却创造了一种更加公平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从这种认知出发，无论正反左右两方都认同了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对立起来，从而衍生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长期被恪守的国策，进而异化为“ＧＤＰ主义”这一唯生产力论的极端形态。然而，将生产关系范畴的公平与生产力范畴的效率截然对立起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公平与效率的对立只在某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内部存在，而且是短期的存在。鼓吹“公平与效率”矛盾论的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想必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这一概念是烂熟于心的，一条“无差异曲线”只对单一消费者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有意义，对于不同的消费者或是同一消费者在不同的时期则毫无意义。同理，若是要戳穿“公平与效率”矛盾论相当容易，考察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岂不是比奴隶社会更公平？岂不是比奴隶社会更有效率？
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那么，正如同资本主义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两者都远远超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一样，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就不仅仅囿于生产关系上的公平，而且还必须是生产力上的效率。
【二】
生产力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并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人，并且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不是生产工具，也不是科学技术。原因很简单，生产工具的制造者、科学的发现者、技术的发明者只能是从事生产实践、科学实践的劳动者。
但是，如果要对生产力水平定一个标志，那么就只能是看得见摸的着的东西，那么就只能是物化的东西，也就是生产工具。当然，在提到生产工具的标志性作用的时候，切不可忘记生产工具的背后是发明、制造、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的社会”，手推磨、蒸汽磨是生产工具，也是在某个特定产业之中的生产力标志。而要进行生产，一要有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二要有劳动者。有了这两者，还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讲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方式就是生产关系。上面引用的马克思的原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并且是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又必须再次强调，在提到生产工具的时候必须记住生产工具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决定了生产关系。
那么，生产工具本身不会说话，更不会闹革命，它又是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呢？
就磨粉行业而言，无论是使用手推磨抑或蒸汽磨，都对应了许多种组织生产的方式，而优胜劣汰的竞争决定了只有能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合适的产品的方式能够保存下来并为绝大部分生产者所采用。如果说以“手推磨”与“蒸汽磨”为例无法使大多数中国读者有个清楚的认识的话，不妨以农业生产为例。
锄头产生的是小农生产，而拖拉机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大农庄或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这是由于，以锄头为生产工具的农业小生产中，缺乏劳动的分工，以单个农户为单位组织生产是最有效率的。若是在锄头时代就有“超前”的地主将农民组织成集体农庄，对农民按月发放工资，收入与产出不挂钩，则难免会产生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问题，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降低。但是，拖拉机时代，一方面农业劳动的分工大大细化，另一方面，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于是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若继续沿用封建社会的租佃剥削方式，则单个农户无力添置大型农业机械，从而无力完成机械化。而农业资本家可以使用分工细致并且使用了大型农业机械的少量农业工人代替大量农民、农奴，从而也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是削减劳动力的投放，而在“亩产”相对于小农生产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的精耕细作毫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亩产”的提高更多的是靠杂交稻等新型作物的培育和化学肥料的广泛使用）。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关系选择中的“看不见的手”。
【三】
如果要进行实证分析的话，这只“看不见的手”恰恰给了对它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右派经济学家们一记响亮的巴掌。苏东剧变之前，社会主义世界农业最成功的国家是匈牙利，卡达尔时代农业人均产值仅次于丹麦，居世界第二位，高于澳大利亚等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但是，在剧变之后，资产阶级政府勒令解散了农业合作社，资产阶级右派政府对生产关系的强制改变迅速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剧变四年内匈牙利农业减产３８％，若无社会主义时代以卡达尔为代表的匈牙利社工党（即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战天斗地打下的雄厚基础，资产阶级政府的“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政治挂帅”的胡搞，必然导致匈牙利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匈牙利超过９０％的农民强烈反对农业私有化，并开始重组农业合作社，俄罗斯等国虽各有本国特色，但情况大体类似。（参考《匈牙利农业及其植保技术应用》，转引自上海农业网， http://www.shac.gov.cn/hwzc/kj/200710/t20071025_185118.htm；《匈牙利合作社在不断探索和改革中发展》，转引自中国农业科技推广网，http://www.agricoop.net/news_view.asp?id=33）
与东欧列国比较，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遇到的来自于农民的阻力较小，客观资料统计来看，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似乎是提高的。但在这里不得不提一提国情。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拖拉机工业虽从无到有，但机械耕种土地面积仅为三分之一，（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http://www.chinaexpertsweb.net/yxlw0608/yxlw021.htm）远远低于苏联水平。同时，杂交稻的培育并投入生产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亩产，客观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化任重道远，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充裕，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从而使得机械化的优势无从发挥。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业机械化对最广大的农业劳动力的解放效应必将逐步发挥出来，毛泽东同志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方能完全应验。
【四】
从生产力原则出发，进一步考察一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产生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在著名的“两个决不会”思想（之所以在我国耳熟能详是因为常引用）中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那么，十月革命之后在六分之一个地球上诞生的崭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物质存在条件是不是在旧的资本主义的胎胞里成熟了呢？
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第二次工业革命掀起高潮。首先，在工业上，流水装配线的发明应用使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１９１３年美国的亨利·福特率先在汽车制造中使用流水线生产，这一运用使制造一辆汽车的时间由７２８人工小时缩减到１２.５人工小时，汽车的价格也随之由４７００美元骤减到３６０美元。转动的流水装配线将旧式的手工生产不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便是送进奢侈品的陈列室。几乎与此同时，１９０４年，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发明了履带式拖拉机，可用于翻耕、播种等，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各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农业机械化。轰鸣的拖拉机一方面生产出了更多的粮食，而另一方面则将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驱逐到城市，充当新的产业后备军。这两个结果互相作用，就印证了恩格斯在１８８０年的天才预言：“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面对这两个过剩，“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的矛盾，并且使这一矛盾日益激化了，其最高的表现形式便是１９２９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大萧条。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一切都成为了国家前进的驱动力。流水线和拖拉机分别意味着在工业和农业上大生产都取代了小生产，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继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之后，新的，更高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开始出现，并出现了最极端形式即德国的纳粹主义。而在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国家以指令性计划（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调控了全国的资源，从而就将社会化的大生产推向了顶峰，诞生了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前所未有的工业巨人。
操控这些工业巨人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并非布尔什维克的创举，而是直接来源于泰罗制即科学管理。列宁评价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泰罗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计划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却加剧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苏联用国家计划控制了微观经济的运行，从而消灭了这一无政府状态。
霍布斯邦在他的《革命的年代》一书中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并称为经济、政治的“双元革命”。同样的，美国人创造的流水装配线、拖拉机、科学管理这三大发明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几乎同时发生，也构成了当时的一场“双元革命”。这场“双元革命”的结果就是在斯大林时代创造了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在战后走向了“共同富裕”。
【五】
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为社会主义解放了被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大大提高却被资本主义所束缚的生产力。而反对生产力原则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而恰恰是修正主义分子。
修正主义者的要害在于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上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修正主义的鼻祖爱德华·伯恩斯坦那里，“他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谁这样做，他便认为是‘最多余的事’‘真正的浪费力量’，就要给谁扣上‘社会历史宿命论’的帽子。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只是一种‘道德意向’、‘伦理要求’。”（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第３６３页，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伯恩斯坦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即将社会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伦理要求。这也意味着，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腐朽仅仅定位于生产关系带来的剥削，而否认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束缚，否认了随着生产力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就是认为适当的限制资本家的剥削，从而在“伦理”上看起来还像那么一回事，从而让这个生产关系能够不让工人起来造反。他们忘了，奴隶制度并不是被斯巴达克推翻的，而是被铁犁牛耕推翻的；他们忘了，封建制度并不是被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砸烂的，而是被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砸烂的。
而更低级的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的俱乐部社会党国际是绝不会接纳这样的“同志”的）则是指着斯大林的工业奇迹，拿出了伯恩斯坦的这一套东西，指出斯大林体制不那么人道，不那么符合“伦理要求”；而当他们指着被修正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断送的国家，却个个变成了“唯生产力论者”。这样的持双重标准的“唯生产力者”带来的决不是“伦理要求”，也不是“生产力的解放”，而往往是伦理和生产力的双重破坏。
这种看风使舵的蝙蝠主义者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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