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北京的寒流将一位完人化作了一面旗帜，“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同志终于走完了98载的人生历程。“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我做了一些事情”。这是他对自己最后的评价。
官方给他的最后悼词里，没有“久经考验”四字，哪怕这四个字已经如此廉价。但人民不会忘记，他是以怎样坚定的信仰，在中国还是美国，共产党中国还是国民党中国的抉择中，投向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以怎样惊人的毅力，走过了暗无天日的五年回国路；又是以怎样坚忍的决心，毅然决然的走向大漠，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凝成祖国不可侵犯的国器。
人民同样不会忘记，钱学森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现象，某一个时代特有的现象。一群学有所成的海外精英，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更不是为了娶一个二十多岁的老婆，仅仅是为了一种信仰：“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中国，没有洋专家也没有资本家的中国，不仅有了“两弹一星”甚至有了比肩波音、空客的大飞机。然而，多少人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于刻意的遗忘。文人只是一再教导莘莘学子，万不能忘某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多少学生竟批斗自己的恩师。但目之所及，只有政法大学学子付成励冲冠一怒，手刃恩师于课堂；文人只是不断声称，万不能忘某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多少知识分子竟被作为臭老九逼迫致死。但耳之所闻，只有高级海归涂序新博士在浙江大学肝脑涂地，只留下一句“国内学术圈残酷无情”。于是，也只有杨振宁先生那布满皱纹的手指在翁帆女士的阴蒂和乳头上艰难求索时，才能让人再想起30年前那一声呐喊“科学的春天！”。
既然自己做不到，那就只能让人家也做不到；如果人家做到了，那一定要把人家说成做不到；如果证据确凿，就必须声称，人家在做了一件好事的同时，也做了更多的坏事。这是中国式文人的典型逻辑与一贯作风。钱学森胆敢声称“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我做了一些事情”，胆敢警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也就是说，钱学森作为一名海内外知名的杰出科学家，作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共同敬仰的对象，竟然胆敢不仅仅做一名中国人，还要做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么，真洋鬼子、假洋鬼子和假共产党人们豢养的忠实奴仆，就必须将他打倒在地并踩上一脚，非如此不能捍卫自己的天堂，非如此，不能告慰肮脏的灵魂。
于是，钱学森同志论证亩产万斤可能性的文章被翻了出来，并装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架势，控诉道：“看看钱学森的无耻”！“钱学森欠的血债会有多少”！那么，钱学森到底说了什么呢？他只是说“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此言又何错之有？恰如著名物理学家瑞利说的那样：“当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说什么是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对的；但他说什么是不可能的时候，他差不多总是错的”。当前，各种粮食作物的产量都在不断前进着，番薯的亩产万斤已经成为了现实，水稻的亩产已经能够突破两千斤，今天还没有的，谁能声言明天就不会有？人民绝不会忘记，杂交水稻的成就，恰恰就是在那个据说是黑白颠倒的，据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年代取得的。说这个那个“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无耻文人指斥人民之前，倒不妨问问自己，不知稼穑之人，有何资格妄言亩产多少。
一个民族将脏水泼向功臣钱学森而不知耻，那么，也难怪钱老生前对总理发出这样的疑问：“国家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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