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就像当年的义和团员一样！（上）
杨连旭
（2006年3月6日）
同样的目的，同样的意思，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述。
同样都是主张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向，表达的也是五花八门，可却是殊途同归。
皇甫平老先生婉转地表述为“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和“行政体制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的改革；从而回避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资本主义民主、私有化”这类敏感问题。
吴敬琏老汉更为老道，只是用了“市场化改革”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就实现了画龙点睛。
相比之下，还是这袁伟时老先生实实在在、直截了当：
“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 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看！
面对着邓小平关于：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326和379页）
面对着这样的高压态势，袁老汉竟然无所畏惧、毫无遮掩的冲锋在前。这形象，同当年喝罢神符圣水后就自以为果真是神灵保佑、刀枪不入、赤膊上阵的义和团员别无二样。
敢作敢为，真乃大丈夫也！
遗憾的是，他也同当年的义和团一样，动机是好的，依据多是荒谬的，自然做法就是荒唐的，效果更是糟得很！
不信吗？请看老汉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一）
“20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经济。”
老汉在这原文的第一段，就开门见山的信口雌黄、张嘴胡说。
第一、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下半叶却难得一见”。
这显然是个假说嘛。
要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这话不假。可要说“下半叶却难得一见”，却是睁眼瞎说！
那些在日本和美国面前点头哈腰的李登辉、陈水扁之流，难道还是爱国者不成？！
就说大陆，逃到国外的人也不少了！还不知隐藏着多少呢，只不过因政治环境问题不敢公开罢了。
第二、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
这明显是个伪说嘛。
古代的宋朝，经济乃“天下第一”，可照样是不仅出了秦桧、贾似道这类的“卖国贼”，而且还出了在辽、夏、金和蒙古面前俯首帖耳的卖国皇帝！
当代的共产党，战争年代经济无基础、资金无来源，建国时期经济异常困难，也借了外债，怎么就没那么多的“卖国贼”呢！？
就政治而言，经济是基础。可就每个人和各个党派而论，经济是重要的但却决不是第一的因素。邓小平强调：
“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48页）
（二）
“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海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
在这第二段里，袁老汉接着不顾常识的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第一、“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
明摆着，这是颠倒黑白、语无伦次。
依这老汉的意思，中国只有分裂成众多小国才是符合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
所谓“联省自治”运动，实质就是古中国“春秋战国”和西欧“神圣罗马帝国”的翻版，是名义统一和实际割据的结合。
难道“北伐”不是为了统一，不是为了创造、而是为了破坏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吗？！
再说，就在“北伐”统一之前，外蒙已处于事实的独立状态；之后，日本人又搞出了个“满洲国”。如果没有“北伐”的统一，那就说不定还要出来几个国！又怎么能形成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
统一就能强国！这是历史的规律。这袁老汉如果不是别用心，就是不懂常识。
先看中国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雄汉的基础；
隋文帝统一了南朝、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础。
……
再看欧洲史。
经过长期混战、形成了各民族国家后，西欧由国家资助才有能力开始了远航扩张，发展出了资本主义；
正是俾斯麦以“铁血政策”实现了统一，落后的德国才得以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跃居世界先进！
美国正是在通过南北战争实现了完全统一，才开始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
……
第二、“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
既然如此，近20年以前的中国也没闹分裂呀！
不仅如此，即便有了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也不一定牢固统一。
南斯拉夫和苏联就是明证。都改革成市场经济了，而且至今乌克兰等国也离不开原苏联的经济市场，可也都分裂了嘛。
（三）
“参加WTO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在此，这老汉不仅是生拉硬扯，而且是痴人说梦！
第一、“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
依老汉的说法，中国不仅在没参加WTO前，而且就是至今也还没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呢，自然也就是“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了。
相反，菲律宾、印度等早已“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的国家，就是有了“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的牢固的基础”了。
那么，菲律宾、印度等国与中国谁更现代化了呢？
更何况，英国可是所谓 “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 的原产地，肯定是有“国家的完全统一的牢固的基础”。但事实是，爱尔兰早就在没完没了的闹独立呢。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对此，这老汉嗤之以鼻。不仅看不上共产党，更看不起国民党，而且还是瞧谁也不上眼，俨然是“老子天下第一”。
精神可嘉！可惜，却是在想当然呢。
看看国际情况：
德国没有如英法两国那样的革命，“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实行的是“开明的君主专制”，却赶超了英法两国！
苏联更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却发展成了超级大国！
再看中国实际：
当年，“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⑵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⑶、康有为⑷、严复⑸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⑹，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毛泽东选第四卷 论人民民主专政）
现在，且不说西方国家依然对我国实施着封锁和遏制的政策呢，就说“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的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页）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1页）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独具慧眼、另辟蹊径，才可能为中国的劳动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杀出条血路来！
这袁老汉全然不顾历史和现实的常识、事实，竟然把中国现代化一再受阻的原因归罪于“走捷径”、“独辟蹊径”，真乃天下奇谈！
不准提赶超，只准乖乖地跟在西方后面，“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
请问这是什么理论？又是谁最欢迎这种做法呢？
西方，只有西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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