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
北京大地微微文化发展中心 整理
“改革”“精英”们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3月4日西山会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发表“座谈会发言纪要”时表示：“此次会议的宗旨，是要结合一年多来社会方方面面对改革的讨论与反思，进一步坚定改革的方向。” 这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在会议的小结阶段说：“在小结当中我可以提一个建议，我们召开这样的会议，应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怎么表述？第二，为了解决问题，能够下更大决心推进改革，我们向中央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围绕这两点大家发表意见。”
高尚全在会上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内部会议，内部会议，我们不希望外面的记者都炒来炒去，内部形成共识，有了正确的声音，给中央提出一些建议，达到目的。”著名“改革”“精英”张维迎在会上发言时说：“我发现今天讲话容易出问题，……好在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
正因为是“内部会议”，所以发言毫无顾忌，才能听到发言人的心里话，才能从中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话节选出来加以归纳，问题的实质便一目了然。
“精英”们不得不正视广大群众对改革的反思大潮，因此一方面叫喊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叫喊改革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正在考虑如何把反思改革的主动权拿到自己手里，以便对有关争论进行“引导”。足见“精英”们颇具政治头脑，并非都是书呆子。
“精英”们在这次会议上众口一词地阐述着他们的基本理论：改革中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以及看病难、上学难问题，是因为政府监管作用发挥不够、政府对社会公共产品领域支出不够。他们认为，在医疗和教育这些“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和老百姓谁付费更多一点的问题，属于财政体制问题，而不属于资源配置问题。因此，之所以产生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不是因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不合理，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只有政府放弃对医疗、教育的垄断，实行私有化，实行市场竞争，才能解决看病难和上学难的问题。
可爱的“精英”们没有阐明，在市场经济里，公民的收入，是否来自市场？如果是，为什么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却不能归咎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不公？可爱的“精英”们没有阐明，为什么彻底市场化之前，政府和老百姓谁付费多的问题，属于财政体制问题，而不属于市场资源配置问题，而彻底市场化之后，就属于资源配置问题了？“精英”们能否保证，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贫富两极分化的中国，像医疗、教育这些“公共产品”领域如果彻底实行市场化，肯定就不会出现行业垄断？肯定就不会造成产品价格的水涨船高？“精英”敢打保票吗？“精英”们更没有无法解释，如果政府的监管作用实施到位，如果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支出到位，那么看病难、上学难不就不存在了吗？这时再来个“公共产品”领域的市场化，岂不等于脱裤子放屁？让政府买单为一个“市场化”保驾护航，那么这个市场化又是为了什么？
鉴于政府作用不到位，“精英”们提出政府必须转型，从而进一步提出政府职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精英”们宣称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完成，改革必须重新定义。这样，政治改革的号角就吹响了。随着政治改革的展开，资本主义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大行其道了。这就是“资改派”的如意算盘。
右派“精英”在此次会议上，对弱势群体问题，对看病难、上学难问题，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但是，他们对于事情的解释，贯穿着他们错误的理念。此外，他们坚持错误的历史观，硬说“毛泽东闹革命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了民族问题，中国把帝国主义赶跑，中国人自立于世界之林，但是毛泽东遗留的两大遗产：一是经济上的贫穷落后；二是政治社会的专制统治。这两个遗产，谁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东西，这是我们的基础。”（张曙光）以此作为他们“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根据，又以此作为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根据。然后他们又说“一些年轻的同志，四十岁以下的同志，对过去了解不是太多，……”“从网上来看，主要是四五十岁以下的同志，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并不太了解，……”（杨启先）这是他们的荒唐可笑之处。
1．对改革的反思争论是“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胡锦涛出来讲话，讲话内容为：坚定不移搞改革，不要争论。要把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主动权拿到自己手里。要对争论进行“引导”。
高尚全：
——“首先讲一下对改革形势的判断。第一种判断，总体是上好的。另外一种判断，认为形势糟得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说国务院36条是违宪了。二是认为作为90年代以后选择一个破坏社会条件的道路，三是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四是改革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来指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改革实现了和平演变。这次争论跟过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过去姓资姓社，现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在继续，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联系，说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第二是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决议。第三个范围广影响很深，过去万言书，是少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向世界都传播了。而且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参加进来。第四是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好像是骂人的越多越好，谁讲改革开放就骂谁。皇甫平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可动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尤其原来的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写了一篇文章，马上遭到了舆论攻击。”
——“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
——“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
张维迎：
——“我提出一个概念，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我理解为四点含义，第一个是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要换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我认为作为政府来讲应该整体来考虑。第二，你不能在没有可行性的环节考虑问题；第三，你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这是很容易误导了。第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问题，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而不是往过去看。”
张曙光：
——“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
张维迎：
——“我们现在讨论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我感觉这两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一个公司感觉领导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见，反对，没有关系，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你感觉缺少这个，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提意见就特别的谨慎，因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没有信心，所以，打比方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改革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表达自己，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
——“我想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提出来，积极推动改革者应当把对改革的反思抓到手，应当拿到主动权，而不是说把对改革的反思与推给意识形态上很少的一部分人，意识形态层面上来附和改革的人，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迟福林：
——“现在反思改革，改革的研究者应该把改革的反思拿到自己的手，这个话是很对的。从实际情况看，最大的问题在改革的背景下，在各方面的争论下，主要的矛盾是改革的供给严重不足，改革的供给同改革的实际的需求、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严重不相适应。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地推出一些改革的产品，做出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缓解改革在一些方面的争论。同时有利于利用这样的一些争论把改革往前推。所以，这个时候我想给上面的建议也好，是不是大家研究一下，我们现在的改革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状况下，改革的供给问题怎么解决？目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概括一句话，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应该说目前无论从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石小敏：
——“我想这场争论，从观察来看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争论停止不了怎么办？能不能够因势利导，把争论引导为建设性的方向上去。”
——“怎么引导？我想有一个面对争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具有建设性的共识，我认为很重要。国外有华盛顿共识，那是多少年前为了解决全球问题而出的，这两年媒体在说有北京共识，看来北京共识并没有形成。前两年有点味道，所谓北京共识是对20年改革的总体肯定，现在又讨论出来了。真的共识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总结过去。未来20年，中国怎么走？这个共识现在好像还不清晰。”
2．之所以造成分配不公、看病难、上学难，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到位、政府支出不到位。在医疗、教育这些“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和老百姓谁付费更多一点的问题，属于财政体制问题，而不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看病难、上学难的原因，不是因为实行了市场化，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只有打破国家对这些事业的垄断，彻底实行市场竞争，才能解决看病难、上学难问题。
迟福林：
——“改革的实际需求和政府的作用不到位，就是与政府的转型关系的问题。从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加快公共建设体制的角度来看，政府严重不到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杨启先：
——“应该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要全盘否定的话，一是不符合事实，一个是对整个改革不利。但是怎么能做到政府开支里面有更多的东西交由社会保障来解决，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化解这方面的矛盾来讲有非常大的意义。我们党的这种理念，我们强调分配公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提倡清廉，反对腐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总体来说，对现在这次的争论比较确切，争论是必然的，是正常的。而且对这几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可能都一致，不同意改革的人对这几点也是承认的，我们主张改革也是承认怎么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一是提高共识，增加对改革的力度支持。另外尽可能在国家收入分配做调整，提高财政支出方面，来增加公共产品支出力度，来缓解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解决弱势群体的基本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改革就比较顺利了。”
——“分配不公的问题，我认为改革以来不能叫失误，但是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加以很好的注意，这个责任不在于群众，甚至也不在于改革，主要在于我们这套宏观调控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王晓鲁：
——“有几个现象，大家刚才讲了很多的，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确实有很多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在这些年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得到实惠，反而觉得利益受到了损伤。过去能看得起病的人，现在也有很多人看病看不起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什么？而且这些问题恰恰都出在那些像医疗、教育、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完全市场竞争的部门，制造业不是问题，餐饮业、批发零售这些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在和公共服务有关的部门。而这些部门，刚才几位发言人谈得很好，包括互相之间观点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实际问题，大家都认识到在这些领域里没有公平的竞争不行，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像医疗、教育这样的领域里没有公平竞争不行，但是，没有严格的政府监管也不行。现在毛病出在哪？可能两个方面都有问题：一是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二是政府该监管的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
宋晓梧：
——“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走了商业化的道路才导致失败，我对这个有不同的想法。恰恰应该明确医疗机构就应该引进市场机制，有部分医疗机构就应该是民营化，而不应该国家都拽在手里，这样才会造成竞争机制。”
张春霖：
——“现在医疗改革不成功或者还没有成功，或者还没有解决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根源是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再一个在医疗保险制度当中，国家财政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是问题的根源。”
——“我和葛延风最大的分歧就是这个事情是否由市场化造成的。我们主要谈医疗体制改革，我不会争论这个事，但现在的是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讨论医疗制度改革，这个时候怎么用这个词意义就很大了。如果是市场化过度造成的，就是改革改错了，过度市场化了，完了以后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改革等等，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了。另外一个观点我赞成秦辉的观点，是政府责任造成的观点，不是市场化过度了，而是政府在医疗行业的职能没有到位，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过去政府承担了很大成本，现在在医疗保险制度没有充分建立的情况下，政府把医疗付费的责任推给了老百姓个人，这是发生的事实，大家都承认。这个事情能否叫市场化？我认为不能叫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主导了医疗卫生行业资源配置，付费责任在政府和老百姓个人之间的划分，不是一个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实际上是财政体制的问题或者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
——“从产出的方面来说，医疗服务的价格能不能够调整医疗行业的资源配置？根本不能调整。大家知道医疗资源的价格是政府人为压低，是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市场价。药品确实有市场了，医疗器械有市场了，但是这个市场是黑市场，是没有监管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整个问题的根源，比如医疗服务的价格为什么不能提高到真实的价格，医药分开，为什么不能分开？如果追根溯源，我认为由于医疗机制没有建立，政府没有对医疗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不仅穷人看不起病，富人也看不起病，如果花100万的病也看不起病，真正的根源是政府没有承担起应该付费的责任，没有建立起医疗机制的问题。问题的实质不是过多使用一般市场化机制，而是政府的职能没有到位，这两种说法对于整个改革的讨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影响，我还是提出来我们再争论。”
张维迎：
——“我的意思说，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要私立化，我是说政府提供你的公立医院，但应该给其他人自由，人家应该有自由提供，我可以跟你竞争，如果我做得不好我就生存不下去。如果有私立医院还有一个好处，私立医院高档的话就收费很高，这样富人就会吸收到这里去了，反倒剩下的医疗设施就可以更好地为低收入阶层服务。现在的情况的话，既对富人不利，对穷人也不利。我个人认为，医疗市场一定要使私立的医院进一步的放开，这样的话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张曙光：
——“不光是政府该拿的钱没拿，而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政府该管的事没管，不该
管的又管了。……现在的医疗机构不合理，大医院，很多人往里面挤，剩下的发展不起来。政府是该他管的没有管，不该他管的没有管。所以付费和这些东西结合起来，这就是出问题的原因，不是市场化失灵的问题。”
杨东平：
——“如果我们能够把三分之一左右的高等学校通过部分改造或者其他的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就可以省出非常多的钱，可以有效的改善义务教育。”
张春霖：
——“学校的盈利动机太强烈，学校办成了企业，就想赚钱。基本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叫市场化或者是市场机制太多了？政府把付费的责任推给了私人，跟医疗方面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不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一种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所以，政府和市场相对应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资源配置。如果讲到资源配置，政府不到位，肯定是市场很多了，政府太多了，一定是市场不到位。但是，现在如果讲到这个问题，对立的不是政府，是私人，就是公司的分解。教育的总成本，教育培养一个学生五千块钱，说私人承担多一点，还是政府少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私人少一点，不是市场的问题，是政府推卸了责任。”
——“是公共管理制度严重混乱的现象，这和引入市场机制毫无关系，不是市场机制。说的严重一点就是腐败机制，所以，这两个事情和市场机制沾不上边，但是现在都说教育市场化，有人是故意的，如果说成是市场化，下一步说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失败了，教育失败了，卫生失败了，整个市场化失败了，真实的含义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词还是要斟酌。”
3．“改革”需要重新定义。“改革”已经超越经济领域，下一步的“改革”是政府职能改革、法制改革、政治改革。同时，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
李曙光：
——“改变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我认为一直是单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经济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可以佐证其他方面。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的经济改革走的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但是，目前社会治理的方式还是沿用以前的方式，特别是这一届中央政府，……。现在的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包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框架下制定的所有的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
——“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就是不是学者治国，经济学家不能治国，法学家不能治国，社会家不能治国，但是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会计职业工，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
贺卫方：
——“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
——“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这样一说不得，显得我们跟别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过坏人，好人一打一个死掉，就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
——“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地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先不把话说透……”
张维迎：
——“意识形态的约束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革领导人没有办法提出了一个显性的、明确的改革目标。这使得许多改革措施必须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应该说，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改革领导人一直试图通过‘理论创新’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理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看来，为了进一步突破传统意识形态对改革的约束，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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