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庆祝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岳青山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即将到来，神州大地，喜气洋洋。在此大喜日子里，全国人民更加想敬仰、崇敬和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六十年来，我国工农大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也走到了严重的困境，社会矛盾尖锐，危机随处显现。　　

那么，我们面临诸多问题的核心、症结何在？ 　　

这就是，我们人民又一次面临着：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是靠科学社会主义救中国，还是靠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救中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不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光辉大道。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多次提出前三十年的关键问题，是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全局性的判断究竟正不正确？如果此前中国共产党真是稀里糊涂到连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没能搞清，那么这些年来登台表演的各色各式“社会主义”又科不科学？　　

这个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路线、方向、目标，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和全国人民的核心利益。在纪念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 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温《共产党宣言》，敢于直面社会矛盾，深刻反思，求得共认，继续前进。　　

一、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是正确解开社会主义的“锁匙”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从中央领导，到各路诸候，乃至理论“精英”， 对于这个问题回答，真可谓五花八门，热闹非凡。　　

邓小平在处居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十多来年里，一直在探索、思考这一关键问题。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过很多的甚至矛盾的概括和规定。而最有代表性的规定，理应是《南巡谈话》中所作出的结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邓选》第3 卷，第373页) 这个五句话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概括，一直被各级领导，主流媒体奉为“经典。”这个规定有其合理的方面，如把“消除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总的讲来，则并不是科学规定。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其所作的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 理所当然地成了改革开放诸多“设计”的出发平台、目标和归宿，关系之大，影响之广，无可与比。　　

除此之外，这些年中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所谓“民本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　　

先看董辅仍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位原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经济学家自称根据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新概括”。他把社会主义简化为一个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这就是：“确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的思想。”所谓“不是其他思想”，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更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　　

   复看高尚全的“民本社会主义。”此人长期担任国务院改革发展误会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影响高层的决策。他说:“我体会,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国的国情实行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它有五个基本特征:１.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２.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４.民主政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５.中华文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再看李锐和谢涛的“民主社会主义。”《炎黄春秋》07年第2 期，发表笑蜀对李锐的访谈，题为《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李锐说 ：“1959年后我的思想变化很大。从自身的经历来看，我同意邓小平讲的一句话，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们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制。”于是，他得出结论：民主“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当今中国，真已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世博园”。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竟然落得不太“行时”境况。　　

毫无疑问，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社会主义？它同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和一定的质，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所谓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部的规定性。鹿之所以是鹿，不是马，就是由于它们各自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其所以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就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不能“指鹿为马”，也不能硬把资本主义美其名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质，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究竟怎样才客观、准确和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什么这些年来人们对它的认知如此众说纷纭、尖锐对立？　　

这种对立歧见的实质在于，是否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指导。只有唯物史观的方法，才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锁匙”。　　

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是因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史来看，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从空想到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原本就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他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恩选集》第3卷，第424页)　　

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这两大“科学发现”，那就能有什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言？　　

因之，要回复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指导。　　

只有历史观的共识，才能有社会主义观的一致。　　

   　正如毛泽东说的：。我劝同志们学习哲学，不然，“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毛选》第5卷，第145页) 这些年来，我国上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知上，其所以扯这么多皮，“还扯不清楚”，根源岂不就在这里？ 　　

原来，唯物史观的发现，提示了社会基本矛盾，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社会基本矛盾构成了社会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过经典的总括：“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来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略地概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物质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即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合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2 卷，第82页) 　　

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这个经典概括，深刻揭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决定性的。这是经济基础的“基础”。这就为正确定义和看待社会主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现今中国许多“大人物”，既否认了剩余价值学说，又离弃了唯物史观， 他们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是何种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现今流行的各种版本社会主义，就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能不能把“发展生产力”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作的规定。这些年来，人们都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乍看起来，不无道理，其实不然。　　　

　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生产力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三大层次中，无疑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不承认这个观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却并不直接规定社会制度的性质，不是构成特定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只有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形式，才能构成特定社会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不同质的社会形态。此其一。其二，生产力也不能使这一社会和另一社会区别开来。试想：把生产力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能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吗? 不能。众所周知，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大陆是社会主义，香港为资本主义。根据何在？区别在哪？当然只是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不同，特别是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以及政权性的不同。 否则，单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香港的生产力水平比大陆高出很多。如果把生产力说成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那香港不就成了社会主义？而大陆反倒成了资本主义？其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要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却并不是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不能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等同起来，混为一谈。邓小平的著名规定，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误以为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　　

第二、能不能离开所有制形式来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　　

应当看到，邓小平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这是科学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南巡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结论性的规定时，却把“公有制”去掉了。应当说这不是无意的疏漏。有的学者说什么邓小平的规定中“削除两极就内含的公有制”。这也很难令人信服。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础”，为何偏不“明含”，而要“内含”？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为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而理论要彻底，就必须抓住根本。如果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离开了公有制这一“根本”，那就岂不为形形色色假社会主义敞开了大门？　　

在这些年中国流行各色各式的社会主义流派中，无论是董辅仍的市场社会主义，还是高尚全的“民本社会主义”，乃至李锐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共同的特点都是离开、抛弃和否定公有制形式，而侈谈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唯物史观的发现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毕生“两大科学发现”之一，说到底，是因为它破天荒第一次科学地揭明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在经济基础当中，所有制形式有决定的意义，是基础的“基础”。因之，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就成了各个社会最主要的、决定性的本质。任何讳言、离开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侈谈社会主义，那都是远离了唯物史观，并为各种假社会主义洞开方便之门。　　

李锐公然诬谓唯物史观“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有问题、不科学”。所以，把民主定义为社会主义最主要内容和本质，乃必然的逻辑。　　　　

可见，当今我国畅销的各种社会主义版本，尽管其共同特点都是讳言、抹杀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们不懂得一定的所有制形式是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倒是相反，他们深谙此理。不然，为什么他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恨之入骨？为什么他们那么无视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热衷于推行私有化运动？　　

第三、能不能按贫富来定义社会主义？　　

一句名言:“贫穷 不是社会主义”。言外之意，似乎富裕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值得商榷。　　　

因为，贫富只是人的生活的质，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质的规定。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只能源自社会基本矛盾，最关重要的是所有制的形式。至于论及“富裕”，则的“少数富裕”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区分。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管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特点则是“少数人富裕”、剥削阶级富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向共同富裕。“贫、富”不能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区别开来。如果把“富裕”当面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那么，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沙特，岂不都成了最高的“社会主义”？再说，“共同富裕”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之一，但要达于共同富裕又不能不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应当看到，由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些在比较落后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仅管不富裕，甚至还“贫穷”，能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为社会主义？当然不能。我国在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又比较贫困，能说不是社会主义？再说，我国至今也只达到所谓“总体小康”，未曾富裕，岂不是也不算社会主义？此外，邓的“规定”中不是也是讲“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那么“最后”以前岂不不是社会主义？　　

总之，在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时，要想达于共识，就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指导。否则，“扯了很多皮，还扯不清楚。”　　

能说“共产党干的”就都是社会主义吗？当然不能！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200来年的共运发展史，特别是近二十年苏、东的和平演变史，早已经作出了不容分辩的清楚的回答。　　

二、   在马克思主义里社会主义有其明确的质的规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观察、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振聋发聩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宣言》和《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马恩选集》第不卷 ，第263页)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出发，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新的解读。　　

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又是什么？大而言之，有如下四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美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恩全集》第1卷，265页）这是唯物史观的逻辑使然。在这里，马恩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消灭私有制。”从而科学地、深刻地揭明了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本质。换言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规定。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其经济基础；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则是立足于私有制基础之上；否则，也无所谓资本主义。两者对立，泾渭分明，不能含混，不能“合成”。　　

毛泽东常讲，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1955年10月29日　，他《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对于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是好事，没有什么可怕的。”（《文集》第6卷，第498页）他亲自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他还说，我国的宪法的第一条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的原则”。公有制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则。1961年2月，他在同浙江省委负责人在谈话中重申：“要抓紧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引自《毛传》下，第1125页）　　

可见，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是明白无误地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共产党是“共”字当头，抛弃“共”字，党就变质。社会主义以“公”为基础，去掉“公”字，国就变色。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既是工人阶级的领导的命根，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　　

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的序言中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巍然 灭亡。”(《马恩选集》第1卷，第231页)资改派铁心推行私有化，显然是逆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动。而他们却又侈談什么社会主义，这就只能是假社会主义，“挂羊头，卖狗肉。”　　

无庸讳言，毛泽东未能看到，这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固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保证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个体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展。这是一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无疑是很必要、很重要的。这是社会实践证明了的。这样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但是，几事都有自己的“度”。量变突破一定的“度”，即量变的界限， 就必然引起质变。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积极发展”私有制经济，就动摇和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之“度”，那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　　

这样的私有化改革，目标所及，当然不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而是复辟资本主义所有制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焦点正是在于，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还是实现私有化？ 　　

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经过30年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变。　　

那么，当前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变化的情况，统计部门已有多年没有公布全面的数字。原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根据工商局等单位提供的有关数字估算：在二、三产业中，2006年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实收资金是48％比52％；从业人员是32％比68％；国内生产总值是37％比63％。　2007年的二、三产业中公私经济比重，资金是50％（或以下）比50％（或以上）；从业人员是30％比70％，国内生产总值是35％比65％。概略地说，资金是对半开，人员是三七开，产值是1/3对2/3。　　

这就表明，三十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从“主体地位”下降到了非主体地位。与此相反，私有制经济则从非主体地位上升到主体地位。这　一升　一降的实际结果，我国宪法、党章明文规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不是存在？能不能无视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硬说我国仍然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吗？　　

其实，几年前高尚全主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就曾兴高采烈地宣告，私有化已经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就已经完成了。他们得意忘形地宣称：“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呀!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经济基础，是农民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站居重要地位的经济基础。近三十年来私有化的推行，从根本上损害了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的核心利益，中国社会重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国工人农民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都是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2、产品分配方式的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是一种社会区别于另一种社会的又一质的规定性。在生产关系里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基础，不同的所有制决定着不同的分配形式。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这种按劳分配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倘若 既要搞私有化，按资分配，又讲共同富裕，那么，这种共同富裕则只是一种漂亮的“理论包装”而已。　　

毛泽东强调：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们的目标是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同上书，第495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所有制的巨变，我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出现，并在不断加剧。关于我国居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国家统计局一贯只发表《农村居民贫困状况》。2006年农村按贫困标准每人每年693元，全国共有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2.3%。对城镇没有发表数据，似乎不存在贫困问题。然而，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照贫困线（这个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家）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中国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214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6%。联合国2006年按同样的贫困线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指出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穷人不但相对贫穷，而且绝对贫穷。从2001-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关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状况，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所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富的10%的家庭，与最穷的10%的家庭相比，收入差距为32.1倍。　　

据媒体报导，最近在上海发布的《2007年胡润百富榜》：拥有8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富豪，2006年为500位，2007年增加到800位。这些富豪拥有的资产总额，2006年为1.1万亿元，相当2005年GDP的6％；2007年增加为3.4万亿元，相当2006年GDP的16％。中国首富，2006年为张茵，拥有资产270亿元；2007年为杨惠妍，拥有资产1300亿元。又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全国26.7％的普通工人，在过去5年内未增加过工资，而物价不断上涨，实际工资是下降的。（《新华每日电讯》　2008年3月13日　）。 　　

国际通行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化验指标”，即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透露，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一翻，如今已经接近0·5 了。这在世界上亦属罕见。据世界银行资料，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7，日本为0.249，韩国为0.316，印度为0.325。中国的基尼系数高到了如此程度，硬不承认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硬说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当局者迷，傍观者清。且看《纽约时报》文章如何评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超过美、日、韩、印，已接近“到解放前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毛泽东一生痛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痛恨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配方式是按资分配，两极分化就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内部规定性。贫富两极分化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　　

邓小平曾说，我国的改革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显然是正确的。但是，既然要无限发展私有制，又不想出现两极分化，岂不成了天真的幻想？现今我国面对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的残酷事实，能说三十年的改革是“伟大的成功”吗？ 　　　

3、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因而，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无疑是特定社会的另一个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　　

毛泽东认为，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因为事物的性质，本来就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除了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在政治上层建筑中，不管哪全政党上台，政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换言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资产阶级总是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则处在被压迫地位。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当着资产阶级由强变弱，无产阶级由弱到强，“上升成为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就转化成了社会主义。　　

毛泽东一贯旗帜鲜明，强调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他还指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文稿》第6册，第60页）邓小平之所以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 一，也是这个道理。因之，在毛泽东领导的那个时期，我们党出主意、定政策，处处为着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大于天”。这就是毛泽东特有品格，鲜明地凸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　　

1949年中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全国政权，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种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是几千万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可见，上层建筑中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又一个内在的规定性。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始终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但是，无产阶级夺取之后，会不会得而忽失？工人阶级在政权的领导地位有没有削弱，乃至丧失的可能？　　

毛泽东早就向全党、全国，以至社会主义世界尖锐地提出必须防止这种危险。尽管当时人们感到“很不理解”，而现在无数事实证明，他不幸而言中了。苏、东剧变，工人阶级不是已经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了吗？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倒退成为资本主义了吗？　　

现今，我国的工人阶级的处境又怎么样？他们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被逐渐剥夺。三、四千万工人一下子被赶工厂，下岗失业。二亿农民工很多连“包身工”也不如。国家的领导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大众，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难道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显现？ 　　

4、        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有其极大的反作用。《宣言》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恩选集》第1卷，5经268页)人的行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这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任何一个阶级，总是按照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之，马恩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两个彻底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既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思想保证，又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理论基础，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内在规定性。　　　　毛泽东尖锐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转引自1967年第9期《红旗》） 这是社会发展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如果马克思主义陈地相继失守，让资本主义占居了指导地位，那就是外国资产阶级的“西化”的图谋已经得逞，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平演变”。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头，“四项坚持”之声渐行渐远，各路“精英”挑战“四项基本原则”、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则是炮声隆隆，愈演愈烈。李锐这个前中组部副部长、自称“毛泽东秘书”(实际上只当了一年半毛泽东所谓的“通讯员”)的人，咒骂我国前三十年是“专制社会主义”、“暴力社会主义”、“权贵社会主义”。他公然宣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 李慎之诬谓：“出了个列宁，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而到了叶利钦上台搞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才“重新接上”。（《怀念李慎之》，任不寐文）更有甚者，此人恶毒咒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土匪”、“军阀”、“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　暴　君”（同上，戴煌文）。另一方面，则又恬不知耻，奴颜婢膝，竟然说出：中国要实现代化，必须跟着美国走，“给美国当孙子”（《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他恶狠狠地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最后一颗钉子”（《亚洲周刊》　2004年12月12日　）。污蔑前三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漆黑一团，比国民党黑暗时期还差很多，“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
　
 
 　　　

高尚全主持召开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说：“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天机不可预测，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个人的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现在）“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　　　

凡此种种，难道不是清清楚楚说明这些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烟幕下，拼死地“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们这是干什么？善良的人们从这些言论中都嗅出一种强烈的浓厚的“颜色革命的味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夺取政权。” 　　

总上所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的质的规定性，就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关系中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本质特点。　　

这些年来，人们常讲社会主义够不够“格”。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格”？这四者就是社会主义的“格”，是社会主义的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怎能说，共产党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怎能说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不够格”？　　　

三、   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 　　

毛泽东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就曾明确指出：“当中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何处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选》第5卷，第373页)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清楚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确如毛泽东所说的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人国，社会主义已经确立之后，总会有一些人梦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无产阶级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现资本主义之间誰胜这个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文集》第7卷，230页）　　

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基本制度的巨变，把共和国又一次推向历史选择的关头：“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 　　

 这些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始终贯串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改革的尖锐斗争。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改派”，总是顽固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在改造中国。　　

“资改派”的著名理论家吴敬琏，去年在广州作过题为《经济转型如何过难关？》的演讲，坦承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原本就不是使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是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在改造社会主义中国。他说：“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改革目标比较模糊。改革最初几年，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样零打碎敲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社会体制。于是，就开始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那么，这个“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吗？不是。吴敬琏说：“我们学习的目标模式大体有四种个”。最先，我们是学习苏、东模式。“主要的试验是70年代年末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从四川开始，很快推广全国。”“这个东西一时很热，但很快人们对它人希望就幻灭了。”这是为什么?”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主持东欧改革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讲学时，自己都承认这一套东西是成功的。另一个，是实际情况不理想。……匈牙利走走停停，到了80年代初干脆陷入困境。”苏东模式碰壁后，“路”在何方？吴说：“80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导的是另外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就是以日本为首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再一种就是欧美模式，我们把它叫做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大体上说，领导干部偏爱东亚模式，比如邓小平最推崇新加坡。而受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都偏爱欧美模式。”这两个模式岂不矛盾？据说不会。因为“他们大的方向没有分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共同面对计划经济模，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一方面，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也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一来，两个模式“就这样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造成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可以存而不论。但这一点就成了目标模式上的一个模糊之处。”这一“合二而一”的目标模式“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往往表现为第四种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　吴敬琏　在此和盘托出了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原本就是按照资本主义主模式改造社会主义中国之路。此人如此坦白，人们应当感谢！ 　　

曾几何时，“资改派”们口珠笔伐毛泽东“不从中国国情出发，照搬苏联模式。”并且信誓旦旦说什么“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现发展。”这一切，原本只是策略、烟幕，都是愚弄、忽悠老百姓呀！ 　　

国防大学这个中国培养将军的摇篮里的辛子陵、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涛，更是公开亮出了资本主义旗幡。　　

辛子陵说：“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民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现在辛子陵们“底气”足了，无须“社会主义的理论包装”了，要理直气壮打出“新资本主义”的旗幡。他说：“人类历史自然演进的趋势，在现今或预见的未来，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这种合成了的“新东西”，“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美国叫新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叫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原来如此呀!　　

还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决排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辛子陵说：“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　　

谢韬公然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幡，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又是什么玩意？　谢韬说就是包括北欧在内的“欧洲十三国”，乃至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令人气愤的是，此人还在香港大学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公然叫喊要“清算毛泽东的罪行”。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算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真是杀气腾腾，嚣张已极!　　

 从杨慎之恶毒污蔑和咒骂毛泽东是“土匪”、“军阀”、“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到谢涛叫嚷要“清算毛泽东的罪行”，“资改派”们的原形毕露了!　　

只不过这类叫嚣，中国人耳熟能详呀!　　

谁也不会忘记，曾几何时，蒋介石不是常骂毛泽东是“匪首”，不是以“罪恶滔天”而悬赏十万大洋买毛泽东之头嘛。可结果怎么样？他自己反倒成了“独夫民贼”，被列为中人皆曰可杀的“第一号战犯”。　　

谢韬等想要完成“蒋公”遗愿，“清算毛泽东的罪行”，结局注定好不到哪里去!　　

社会的运动发展终归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振聋发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毛泽东57年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全发生，并且必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8页)　　

中国应向何处去？　　

只能是毛泽东五十多年前在《正处》中讲的：历史已经作了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在庆祝共和国60华诞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工农大众振臂高呼：《共产党宣言》永放光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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