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西山会议”的政治和理论思考

关于“新西山会议”的政治和理论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06年3月4 日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秘密举行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外泄的会议原始记录，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泄露了“不可泄露的天机”：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登记”的“非法”政党，党及其领导的人大、政府、司法等“权力架构”都“违反宪政”，要实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剥夺共产党的军权，以“台湾的模式”即西方式的“宪政”取而代之，“中国要一定走这个道路”。
    第二，使共产党“形成两派”，并组建“小群体”，建立反对党，搞“颜色革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治国的指导”。
    第三，以私有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己经实际上结束了”，“现在到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他们在这个“新阶段”“改革攻坚”的战略目标，重点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同时还要进一步摧毁国有经济，并实现土地私有化。
    第四，采取阴谋欺诈的斗争策略和手段，打着“改革攻坚”的旗号，“打左灯向右转”，现在要“图穷匕见”！“改革”的假面具撕掉了，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会议的组织者高尚全、迟福林、石小敏，发言者贺卫方、张维迎、李曙光、张曙光几个自由化精英泄露的天机看，“新西山会议”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孤立偶然事件，而是我国自由化势力第二次战略重点转移的标志和政治纲领的大暴露。他们的第一次战略重点转移，是在“六四”后由“街头政治”转变为潜伏恢复，发展力量，大力向体制内渗透，搞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认为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第二次是最近二三年，在加紧彻底搞跨国有企业的同时，逐步把“改革攻坚”的战略重点由搞“经济改革”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并抛出了极为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次会议就是在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必然激化的产物和典型表现；也暴露了自由化精英们同敌视社会主义势力，在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目标上的一致与合流。
    “新西山会议”的性质己经十分清楚。因此，我们必须像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部时的讲话》所强调的，要“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认真对待。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政治事件为标志的自由化猖狂的客观条件，我们自身工作上的问题，以及我们党应采取的对策和措施，与之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否则，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必将酿成某种新版“六四”政治风波，将比上次更难解决，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果。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的客观条件，是其具有一定阶级性的社会基础比以前明显扩大加强
    近28年来我国的改革、发展获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同时我国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等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自由化势力竭力推行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相对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新形成的暴富群体和利益集团，具有了日益扩大的特殊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要求不断膨胀：自主化势力向体制内的组织渗透，及其同敌视社会主义势力在根本政治目标上的一致和合流；自由化观点在社会上的深广潜移默化，国际因素对国内影响的扩大和加深，这一切使自由化势力的社会基础比八十年代相对明显扩大加强，国内小气候某种程度上也更适宜他们进行活动。这正是他们愈益猖狂的客观社会条件。
    1981年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这种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69页）
    改革、发展近28年后，我国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己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因而，现在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虽说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有关，但它在今天的新内容和新特点，则主要决定于现实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等国内因素以及国际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什么重要新变化，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有什么新内容和新特点呢？
    第一，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条件，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反方向变化。邓小平在1985年同穆加贝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个别资产阶级分于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他的这个重要论断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他在这次谈话和在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不会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的三个根本前提或条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确已消灭了产生剥削的条件（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139页，第二卷第168－169页）但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实际情况已经改变：一是内外资私有制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私营和外资经济是其主力；二是在全国的第二、三次产业中，内外资私营企业职工人数，即作为雇佣劳动者就业的人数，占全国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70.2%；三是我国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己超过许多发达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0.43左右。这说明，原来具备的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三个条件，己经发生了很大的反方向变化；而且在市场无序和泛化，腐败大量滋生的条件下，脱离对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直接控制，也能够以多种手段侵吞大量公私财产，进行掠夺式的剥削；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的扎根和扩张，也使极少数买办的产生至少成为可能。在这种新的条件下，我国是否己经产生了具有明显资产阶级属性，数量可观的以单个形态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呢？他们是否具有形成一个完整阶级的可能性和危险呢？这种新情况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又必然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各种暴富群体及其代理人——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已经成为干扰破坏我国社会本义改革和发展的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极少数人暴富，大体上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但各种暴富群体大量产生和迅速发展，是在九十年代以来。依靠各种非法手段和不规范改制掠夺大量公私财产的暴富群体，依靠合法、非法或二者兼具的手段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暴富群体，依靠贪污盗窃和具有职业特点的索贿受贿的暴富群体，以及其他暴富群体，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及其代表人物在体制内外的合法地位，通过勾结干部队伍中的各种腐败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并利用对于“四个坚持”不坚定的干部，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以至能够有力地影响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改革、发展决策及其执行结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合乎规律，经济力量强大的社会集团必然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强大力量。而分布于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舆论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等领域，活跃于国内国际的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则是各种暴富群体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我国全部具有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要求的社会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总代表，又是西方图谋在我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马”。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条件。他们凭借其握有的各种权力、话语霸权，力图在当前的改革、发展重大历史关头，迫不及待地把我国推向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邪路。
    第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斗争和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激化，愈益突出地成为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中，带有阶级性因素、阶级斗争性质和对抗性的现象增多，也变得比过去复杂。而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斗争和对立，并在当前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和重大历史关头趋于激化。这种斗争和对立，已经比八十年代更为突出，实质“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3页），还是巩固、发展和壮大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进行了多年的关于物权法的争论，2003年以来抢卖国有企业的狂潮和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图谋否定中国革命历史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间修宪”，以至这次“图穷匕见”的“新西山会议”，都是这种斗争和对立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己经激化的重要标志。这种对抗性矛盾在一般情况下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在特殊情况下则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资产阶级自由化死硬分子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敌人，极少数顽固不化的“六四精英”即是先例。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在我们工作方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一手软”
    邓小平在总结“六四”政治风波的教训时指出：“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5页）总的来说，一手软现象在九十年代以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四个坚持仍然不够一以贯之，存在薄弱环节。极少数人搞自由化的东西，在有的部门、领域、地区和单位，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制止，反而得到有的领导的默认、支持或采纳。
    我们在工作上一定范围内和不同程度存在“一手比较软”的现象，主要根源有以下四点：
    第一，不少领导干部近于丧失阶级斗争的观点，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尤其是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邓小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善于联系改革、发展中变化着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和方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改革中“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实际上又受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基本上泯灭了应当保持的阶级斗争观点，丢掉了阶级分析方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长期斗争和尖锐对立，缺乏明确的认识和鲜明坚定的立场，因而无视这种斗争的严重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这只手硬不起来。
    第二，有些领导干部有严重的片面性、绝对化，只反“左”，不反右，不敢反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页）必须明确，邓小平强调“现在”“主要是防止左”，是因为“左”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同上第375页）但他从来没有把主要是反“左”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永恒不变的教条，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有时这一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1983年他强调，当时“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同上第47页）在 1986年、1989年，他继续主要反对右的倾向，领导党和人民两次沉重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制止了社会动乱。现在改革、发展到了重大历史关头，自由化势力又十分猖狂的新的具体情况下，“四个坚持”、反自由化这一手理所当然地应该适度加重。但不少领导干部不是这样，他们不但从“文革”极大错误的教训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也没有汲取“六四”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的严重教训：自由化势力把反“左”绝对化为万古不变的教条，是为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保护自己而采取的一种阴险的斗争策略，有的同志上了当，怕被扣上“左”的帽子。这就导致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
    第三，多数领导干部长期误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同它必然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道路问题上，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基本上解除了在这个方面反自由化的思想武装。这是极端错误的。诚然，物质生产力本身不存在产生自由化的问题，不加分析地说自由化来自经济领域当然不妥当。但是，从实际情况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中，如果把公有制生产资料和产品大量私有化，危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造成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这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集中表现。“新西山会议”上几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正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人物。自由化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在九十年代以来，竭力以新自由主义干扰破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并认为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在经济领域搞的如果还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又是什么呢？
    第四，有的领导干部另搞一套，从我们内部干扰、破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邓小平在1983年指出，有的人是“长期在政治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同上第37页）他们的显著特点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合法身份，从我们内部千方百计地支持、庇护自由化势力及其活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正是由于他们从我们内部，以领导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进行干扰这个主要原因，才使“软弱涣散”、“一手软”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终于酿成 1986年底至 1987年初的学潮和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向我们体制内的组织渗透和新老交替，至今这种人增多了。他们进入了一些重要部门和单位，支持、庇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有的甚至带头搞自由化，干扰软化了反自由化斗争。
    三、处理“新西山会议”事件和解决“一手软”问题的建议
    在当前对这个典型政治事件进行坚决稳妥的处理，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事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们严重违宪，自我暴露彻底，完全输了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陷于孤立。严肃处理，能够以儆效尤，有效打击、抑制自由化势力的嚣张气焰，分化他们，教育干部群众，对稳定大局有利；并以此为契机，从思想认识和组织上认真解决不少干部中存在的“一手软”问题，以保障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更加鲜明坚定地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果断稳妥地处理这个事件
    建议党中央责成中纪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查明“新西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几个骨干全部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与活动，依据事实、党纪和国法对违纪违法者予以严肃处理，并予通报和公开报道；同时要对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进行有说服力的公开批评，扩大教育面，以昭示中央鲜明坚决的态度，镇住邪气，防止蔓延。
    第二，在全党全国高中级干部中，认真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教育
    这次教育要结合改革、发展的新实际，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实实在在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而不是在口头上字面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既包括生产力，也包括公有制生产关系。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必然联系和辩证统一，公有制经济数量同质量的必然联系和辩证统一互补所形成的综合实力，这两个方面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从根本上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二是要牢牢把握经济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必然联系和辩证关系。在改革、发展中，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逐步改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包括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关系的变更，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必然发生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的变化，日积月累，并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早晚必然造成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的恶果。上述论断绝不是纯理论和逻辑的推演，“新西山会议”要实施的“改革攻坚”战略重点的第二次转移，为这种论断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践确证。因此，割裂经济同政治的必然联系和辩证关系，并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不存在反自由化，是极为错误和危险的。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441—442页）始终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任务的根本政治保障。
    三是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观点，掌握阶级分析方法。要明确，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绝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但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在一定范围还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在长期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尤其是如此。因而，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确属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要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我们的干部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从思想上真正解决以上三个问题，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从认识根源上解决一手软的问题，全面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三，教育全党和全国高中级干部，正确把握反倾向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针，从自由化势力反“左”紧箍咒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毛泽东、邓小平一贯主张反倾向斗争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在反对一种倾向的同时，要“注意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毛泽东文集》第十三卷第144页）毛泽东在提到反对错误倾向的历史经验时还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们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7页）他们阐明的上述基本原则和重要观点，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邓小平在1987年指出：“有些人对改革的某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原来的情况就是这样，改革开放又以伟大成就证明了它的必要性，现在虽然还有“左”，但真正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的人就更少了，影响也有限，当然还要防。但是，在改革开放中，经过长期的“主要是防止‘左’和反‘左”’，不少干部忽视了被掩盖着的右的倾向；同国内某些阶层和国外境外资产阶级的广泛合作，有些干部又容易发生右的倾向。而长期以来不容回避的事实又恰恰证明，屡次兴风作浪干扰破坏改革、发展，并造成严重恶果的，主要是从右的方面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左” 自身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也没有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背景。自由化势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搞了两次图谋颠覆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社会动乱；而在九十年代以来，则发动了一场持久的无硝烟的战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图谋首先彻底摧毁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从上层建筑上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最终把我国拉向全面资本主义化的邪路。“新西山会议”泄露的天机可为这个论断作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如此激化的严峻形势下，在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历史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按反倾向斗争的基本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打破自由化精英反“左”紧箍咒的束缚，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只手一以贯之地硬起来，彻底粉碎他们妄图全盘西化中国，大定资本主义乾坤的美梦。
    第四，采取积极稳妥的组织措施，解决某些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不纯和领导权问题。
    为此要坚决把在我们内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支持、庇护自由化的人，调离领导岗位，有的还必须严肃处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两次动乱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人很危险，危害很大。因为他们在我们内部，具有领导干部的身份，手中有权，有上下内外广泛联系，能量和欺骗性都比较大。九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多是新生代，有的在“六四”风波前已经初露头角但没有充分暴露，也有在这场风波后蛰伏下来的搞自由化老手。九十年代以来他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这次政治事件，充分说明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危险、危害最大的因素，是我们内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因此，对他们应当坚决予以清理，恢复有的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媒体、群众团体等）、国有经济机构中，被他们窃取的那部分领导权，交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人。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从组织上解决一手软问题的一个关键。此外，对“天则研究所”这类名为“民间学术团体”，实为搞“颜色革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要依法严格管理，凡是以学术研究之名进行违宪违法活动者，应依法坚决不予登记或及时取缔，不要怕它们的支持者国际敌对势力说三道四。他们同我国体制内的自由化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是有密切联系的。
    以上是我对“新西山会议”的思考，总而言之是两句话：
    我国“六四”政治风波的严重教训可鉴，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可鉴。有些事情不具必然性，还有偶然性，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啊！
    在当今这个决定中华民族长远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千万不能在“四个坚持”方面犯一手软这种几乎无可挽回、悔之晚矣的历史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