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王怡在澳洲的演讲

余杰王怡在澳洲的演讲

两位大陆青年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副会长余杰和副秘书长王怡应邀造访澳洲，2月8日晚在素有澳州政府智库之称的“悉尼研究院”面对澳洲当地关心政治事务的人士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政治现状相互关系的演讲。研究院的主持杰拉.德汉德森先生是当年反对党副领袖、现任澳洲总理何华德的办公室主任，曾随何华德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也比较关注。当晚余杰和王怡分别作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谎言》和《地方主义与中国的政治转型》的演讲。

演讲后悉尼笔会的周思、克莱尔、罗利等与余杰、王怡及旅居美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另一位副会长陈奎德等进行会谈，交流对中国现实社会状态的看法。

2月9日，余杰、王怡一行驱车直奔澳洲首都堪培拉，开车的是悉尼笔会的罗利先生。罗利来自美国，现定居澳洲。他七年前开始学习汉语，现在已经能够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罗利先生代表悉尼笔会加盟这次活动，悉尼笔会一贯奉行维护作家自由写作权利这一宗旨。

第一场原本是与澳洲民主党籍参议员纳塔莎.斯多特.黛斯博雅的会谈，因参议院有一个提案需要进行辩论，而她是提案的动议人，会谈时她不得分身，改由她的助理凯特.佩赛主持了与余杰、王怡等的会谈。

第二场会谈在余杰、王怡与四位工党的议员之间进行，维省墨尔本港选区的迈克尔.丹比、维省戈腾选区的布兰登.欧考诺、昆省斯旺选区的金.伟奇和纽省帕拉玛打选区的茱莉叶.欧文斯。议员们很认真地向余杰和王怡了解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民主化进程的状况，提出了许多个问题，余、王二位也根据提问一一作答。其中迈克尔.丹比议员一向以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著称，会谈后，丹比议员还饶有趣味地带领客人参观了国会大厦，并向客人介绍了部分建筑和内部布置。在国会大厦正中间象征澳洲民主政治的公平和透明的流水平台处，丹比议员还特意向客人引见了工党的影子外长、能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凯文.拉德。

第三场会谈与澳洲的绿党领袖鲍勃.布朗进行。布朗先生在澳洲以大胆敢言著称，多年为孤独的反对者，现在其带领下已经将联邦议席扩至4席。布朗先生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怀有特殊的感情，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去年3月为“中国民运2005年澳洲大会”在国会传媒大厅主持新闻发布会，并在当天下午的参议院发言时利用提问的机会质问澳洲政府是否给中国的民主运动予支持。

第四场会谈是与澳洲国会中国外交关系政策研究的弗洛斯特博士以及他的助手进行的。弗洛斯特博士仔细地倾听了余杰和王怡对澳洲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弗洛斯特的工作就是向国会的每一位议员提交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报告。

余杰和王怡在他们与议员们会谈中，多次反复的强调大陆目前的民间维权运动，他们介绍中国近来的这一维权运动，是一种不同于89民运的新型的追求民主化的浪潮。自由派的新闻人士、公共知识分子、异议作家、人权律师和维权活动家是其中主要的几种力量，他们和广大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在一起，用一种温和的、尊重法治秩序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

他们介绍了最近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恶化，提到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统计的50多位入狱作家。特别是师涛案件，以及雅虎、google等西方公司在中国政府镇压互联网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还介绍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恶化。目前有一亿多信仰团体包括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受到政府的迫害。

他们说，民间的维权运动目前存在两个危险：第一是正在受到中共越来越严重和粗鲁的打压和控制。第二是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此缺乏了解，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专制国家，他们还是按照以前对待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民运人士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维权人士。因为对中共的恐惧而不敢给予这些人更多的道义的支持。

他们强调说，如果目前中国的这一场民间维权运动失败了，中国社会可能会出现更激烈的社会改革方式和政治冲突，所有那些因为顾忌在中国的短期利益而向中国政府的价值观妥协的西方国家和他们的民众，都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他们强调说，所谓中国模式，正在用一种腐败的市场体制和专制的政治，威胁着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正在鼓励西方政府和他们的企业降低自己的文明程度去赚钱。中国模式对全世界的这一威胁和收买甚至变得越来越有效。他们基于自己的观察，对共产党在澳洲的势力和影响，对共产党的威胁和控制甚至延伸到了澳洲的华人社会表示震惊。余杰还严厉批评了澳洲政府出卖铀矿给中国的政策。认为这是在帮助中国政府镇压民众和维持自己的独裁。而且也出卖了澳洲自己的国家利益。王怡说，在中国人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如果澳洲政府长期选择站在共产党政府一边，这种外交政策本身就是在出卖澳洲的长远的国家利益。他们强调，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不但要关注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承诺的事项，更要关注那些能够保障中国政府遵守自己的承诺的更广泛的条件，比如自由的新闻报道和独立的司法裁判。他们说，如果中国有起码的新闻自由，那么每一家中国的报纸就都是澳洲利益的捍卫者。

他们说，自由民主是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个别价值。但在和共产党政府打交道时，西方国家正在放弃这种普世价值，或者以某种多元价值论为自己的妥协找借口。从来没有一个专制国家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公开地和如此成功的腐蚀着全世界的文明价值。

他们建议澳洲政府：1、通过立法，以更高的文明标准约束、调查自己的企业和投资者在中国的行为；2。通过立法对大量中国腐败官员向澳洲转移财产和移民进行调查和限制；3。在与中国政府官员，尤其是与司法人员交流合作时，对那些在政治案件中帮助共产党镇压和侵犯人权的人进行甄别、区分和限制。如果今天一名澳洲法官和一名镇压法轮功、基督徒或作家的中国法官站在一起，就如同和一个在杀死犹太人的判决书上签字的纳粹法官站在一起。那是西方业已取得的法治文明的堕落和耻辱。

其间，国会辩论时候，余杰和王怡受邀观摩澳洲政坛人物激烈的辩论。澳洲总理、财长、外长和其他的前排内阁部长们和他们相对应的反对党领袖、影子财长、影子外长以及前排影子内阁齐齐就坐，双方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一方讲话，另一方往往报以一片嘘声。的确，西方国家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操作，有时候是显得效率不高，但是毕竟是公开的、透明的、人人可以监督的。

2月10日傍晚，余杰、王怡文学恳谈会在悉尼举行，恳谈会由一群悉尼华人作家发起。组织者高度评价余杰是中国著名的新锐青年作家和政论家，是中国的良心的新一代代表人物。他们邀请余杰和中国著名的网络作家、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秘书长王怡。悉尼地区四十多名作家、艺术家出席了此次会议。久负盛名的悉尼作家施国英女士与其中的到访作家关系源远流长，对几位作家的背景情况多有了解，故自我请缨热情地向参加恳谈会的人士颇为详细地介绍了余杰、王怡、陈奎德等作家学者。青年作家王怡和余杰先后即席演讲，余杰的讲题是《文学与个人的历史》王怡的讲题是《大声写作与地方记忆》。他们介绍和分析了他们眼里看去的中国文坛现状，讲到文学的社会使命以及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讲到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影响，又从中国的政治讲到当今的社会现实。两位的演讲，对中国社会的清醒认识，对权势的无畏无惧，令人有英雄出少年之感，两位同出西蜀，大家也为蜀中人杰地灵由衷地感叹。来悉尼出席学术会议的旅美著名学者陈奎德也出席了这次恳谈会，并做了即兴发言，同样非常精彩。恳谈会结束时，一位年长的悉尼作家有感而发，即席填词一首，调寄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君”，并当场演唱给在座的各位。

2月11日，余杰、王怡滞留悉尼的最后一天，是对华人的公开演讲。余杰的演讲题目为《冰点事件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王怡的演讲题目为《太石村和大陆民间维权运动》。余杰很谦让，一定让王怡先讲，可能是余杰已经来过澳洲的缘故吧。两人的演讲各有千秋，虽然余杰说当王怡在他之先演讲，王怡的口才和表述给他有某种“压力”。但在笔者看来，两位出于同一地方、同一年代，两位才气不同一般，只是侧重不同。两位所具有的道德勇气、政治意识、敢为天下先等品质是不分伯仲的。

前来听演讲的不乏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士，向两位提出许多问题。其中关于中共宣传部是不是戈培尔，中共政权的性质是不是法西斯的提问，王怡很智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称中宣部“是一个智商低下的戈培尔”，并用前人评价蒋介石的话，称目前的中共政体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王怡幽默的说，“做一个有诚意的法西斯也是需要勇气的”，在16年前，共产党失丧失了做民主派的勇气，16年后，共产党连做法西斯的勇气甚至也丧失了。

在回答关于中共派团参加悉尼春节大游行的问题时，王怡说这是中共的“全球送温暖活动”。在游行中看到法轮功方阵和国内的官方方阵一起亮相，使他想起一句话——'PK'。也就是超女游戏中一对一象西方竞选一样PK谈。这也说明中共的独裁无胆，它花费一个多亿，用这么大的代价在华人社会渗透它的价值观，但它现在也要被迫接受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站在一个PK台。王怡说，希望有一天这样的PK台能够搬回国内去。

余杰较多地回答了他对中共花巨资在海外做政治秀的看法。他表示当天去观看了游行，有很多的感慨，他说：我是生活在大陆的一个中国公民，我也是纳税人，我个人的收入被他们挥霍在这里，作为纳税人我感到受到很大的伤害。余杰认为中共在悉尼华人新年大巡游中的所投入人力、物力仅仅是中共对外宣传活动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他在两年前去法国时，曾经看到中共花费不亚于澳洲规模的巨资投入中法文化年的活动，甚至用巨大的红布把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包围起来，这是一个所谓的巨大的行为艺术，也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权力审美观的展示。他说红色在今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这只能使人想起89 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屠杀，和青年学生、无辜市民的鲜血。

余杰还提起这么一件事：89学运被镇压之后许多中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流亡到法国巴黎，就在1989的法国大革命2百周年庆典上，香榭丽舍大道上走过的第一个游行方阵是中国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这次来澳洲的陈奎德先生。但是短短17年后，法国却容许中共政府用一块巨大的红布将法国的象征埃菲尔铁塔包裹起来，这恰好象征了近年来中共政权对全世界的收买和威慑。中共在海外的包装相当的成功，普通的西方民众很容易受这些因素的诱惑和蒙骗，它很巧妙的把专制的政治文化跟中国文化、自然地理融合起来，中共也不会举着毛泽东的像、也不会举着红五星，它选择了新的意识形态，用熊猫、和平鸽、及各种各样中国特色的舞蹈、杂技来装扮。

同时余杰也披露了由于法国政府听从中共的要求，在中法文化年中拒绝高行健出席作家研讨会的丑闻内幕。他说：当时中法文化年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邀请了一些中国作家去法国进行签名售书活动和面对公众演讲，当时国内面上的20多位很著名的作家都去了，本来主办方邀请高行健去的，高行健是法国华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他对中共持批评态度，中共就向法国文化部施加压力，而法国很屈辱的听从了中共的要求，没有给高行健发邀请，自动把他排除在外。就这一点上，余杰认为澳洲政府比法国政府好多了，同时他也对法轮功群体在悉尼华人游行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表示敬意。

演讲会结束后，听众纷纷上前请两位演讲者为他们购书籍签名留念。之后余杰、王怡搭乘澳航飞机去墨尔本继续余下的行程和演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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