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
northk
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这是一个容易让某些人肾上腺素大增的问题，很容易引来无聊谩骂。但咱们今天却不是简单地对这问题下个结论，表个态度，而后论证自己的结论正确、态度正义，而是要讨论一下对这一问题处理时采用的不同理论，也就是说，如果认为围观强奸是“自由”的，采用的是什么理由，认为不是“自由”的，又采用了什么理由。因而各位看客且先不忙着分泌口水。
首先要看到，“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是一个西方式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显然咱们这里考虑的是关于“人”的问题，动物们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不在讨论之列。但对“人”考虑问题时，却要区分是针对大写的“人”，还是针对小写的“人”。一般来说，只有针对大写的“人”才具有普遍性，大写的“人”不是小写的个体“人”的简单集合，而是超越了所有个体人的一个更高级的存在。通俗点说就是，个体人的各种意见的各种线性组合不构成大写“人”的意见，有的人同意围观强奸是自由，有的人不同意，但把所有这些人的意见汇总统计，即使再通过复杂的函数变换，得出来的结论仍然不能代表大写“人”的意见。大写“人”的意见是与个体人的意见不相关的，人多不能代表有理，人少也不表示无理。正是这样与具体的个体无关的“人”才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它不被经验世界的种种纷纭所左右，是一个完完全全精神世界的产物，是与时间无关的存在，因而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所有对西方人神经兮兮的“精神”有所追求与向往的人，都应该以这样大写的“人”为终生目标，抛颅洒血在所不惜。
当“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针对的是大写的“人”之后，对问题的考虑就可以简化了。“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的结论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是”，一个是“非”，而当针对的是大写的“人”之后，“是”就成了“大是”，“非”就成了“大非”。大写的“人”是所有人的最终模板、终极追求，因而当大写的“人”说是“是”时，所有人都该说“是”，大写的“人”说“非”的时候，所有人都该说“非”。有了“大是”、“大非”之后，“法”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大是”的就是“法”所允许的，“大非”的就是“法”所禁止的，“法”面前人人“平等”，“法”让你向东，你就不能向西，否则就要挨“法”的揍了。有了这人人“平等”的“法”之后，西方社会的秩序就得以建立了。
有了“大是”、“大非”的基础之后，咱们就可以来讨论“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的各种理论了。承认“围观强奸是自由”的，一般是自由主义中的右翼，其理论基础通常是“自然权利”理论，即认定“围观”是上帝或类上帝的东西所赋予“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大写“人”的理论类似，“围观”也是大写的，也就是说，“围观”与所围观的对象是无关的。围观别人表演千手观音是“围观”，围观别人强奸也是“围观”，你不能因为看的东西使你不满意就说这不是“围观”，“围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围观”作为上帝赋予人类的天然“权利”是不容剥夺的，任何消解或削弱“围观权利”的企图都是挥舞道德大棒的“以理杀人”，都是“道德暴民”。如果被强奸的女人是位这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她大概也知道对强奸犯宣讲“自由”的理论没有多大用处，但对试图制止围观的人却拥有道义上的优越感，绝对会把那些制止围观的人视作“未启蒙”者，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劝告那些人：“个体权利拥有最高级别的优先性，坚贞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坚贞，就在于即使自己被强奸也要维护人类围观的自由”。这样的人如果活下来，肯定是建设现代自由中国的栋梁之材，这世上还有他们干不成的事吗？
能象上面那位被驴踢过脑袋的女人那样维护“自由”的，应该不太多。大多数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勇气表现这样的脑残，而会采用鸵鸟政策，回避问题，不说围观强奸是自由，而强调对个体天赋“自由”的干预是比围观强奸更恶劣的行为，与围观强奸相比，干预“自由”才是真正的、或更大的敌人，因而自由人类的目光应该聚焦在“干预”上，要充分理解“干预”对自由事业的更大伤害。“干预”涉及的是路线问题，是方向问题，而围观就只能算是前进道路上的小坷垃，忍一忍也就过去了，牺牲几代女人，牺牲几代工人都算不了什么，只要实现了“自由”，一切都是值得的。明眼人当然就知道，张维迎、厉以宁之类东西就是采用的这调调，他们嘴里的“二坏理论”---即与围观强奸相比，侵害人类的围观自由才是更坏的结果，因而理性的人们当然宁可选择第二坏的允许围观强奸---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
如果鸵鸟政策解决不了问题，被人识破了的话，右翼的自由人士会不得不承认围观强奸的自由有点缺心眼，但虽然缺心眼也不能否定“自由”的伟大价值，他们仍然认定，自由的大业还是不错的，大方向还是不能动摇的。然而要他们就此承认围观强奸不是自由了，却仍然不甘心。对此，他们可以引入“信仰”理论，围观强奸仍然是人类的天然权利，但不围观强奸也是人类的天然权利，人类是上帝与撒旦的复合体，你可以选择围观，但那是选择撒旦，死后将落入地狱，因而更好的方式是选择不围观，这比较招上帝的爱，指不定什么时候上帝就能让你成为他的选民---象买彩票一样，这更值得尝试。引入了“信仰”的自由主义，就看着不那么牲口，有点人味道了。将这种想法深入发掘一下的话，就是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了，缺心眼的“自由”还是不能否认的，但只要有了“信仰”，在“信仰”的指导下少干点缺心眼的事，那么这“自由”还是能使人容忍的。以咱们国内的现实来说，在黑砖窑、黑煤窑，血汗工厂，以及有毒食品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那种原教旨式的自由主义的问题，很多人开始强调“信仰”，强调“道德”，提出所谓“有道德的资本主义”、“带教堂的市场经济”等，采用的就是这种思路。
在这种思路下，“信仰”其实与“道德”相近，都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因而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康德头上。然而这里却又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儿的“信仰”或“道德”与“法”是相对立的，“法”仍然是那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围观强奸仍然是“法”所不禁止的，“法”不禁止却不意味着“道德”也支持，对受“法”保护下的缺心眼行为就要靠“道德”来微调了。然而“道德”却不具有“法”的强制力，只能采用舆论谴责。因而这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与“道德”的二元论，“法”之下的正当行为，却可能是“道德”下的不正当行为。在司法法庭之外再搞出个道德法庭，就是这种二元思想的体现。在这种体系下，个人就难以分清是非黑白的，你可以讲道德，也可以不讲，不讲也是合法的，你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你所受到的待遇充其量不过是茅于轼的待遇，虽然被人骂做老狗、畜生，但该收的红利一分不少，兴许还能从什么研究所里拿点美元。在不“道德”的行为可以不受惩罚并且还能挣美元的时候，你是选择“道德”还是选择“美元”？中国的精英们对此给出了鲜明的答案。当然，精英们选择“美元”的时候都是私下交易的，公开的场合里，脸上的“道德”荣光还是不能少的。
“围观强奸”可以用“人性”来解释，是个人就爱看这调调，这是“人”的本能之一，围观的人都象范老师一样“很真实”。“本能”或“真实”可以作为“围观权利”的来源。但不“围观强奸”的信仰或道德是怎么来的？也就是说，人为什么不应当选择围观？搞怪的是，这也可以用“人性”来解释：是个人就不该看这类不要脸的事，看这种丑事的都不是人，毫无“人性”可言。这种“不是人”的理论一般就成为有“信仰”或有“道德”的人的看家武器，如果你用范老师的“真实”来攻击他们的“信仰”或“道德”，他们就会祭出这“大杀器”。“不是人”的理论有点蛮不讲理，但“信仰”本来就是不讲理的，“相信”不需要理由，说你“不是人”，你就“不是人”。
以“信仰”的方式来处理“围观强奸”，本质上是一种和稀泥，它只是从道义上宣称这种行为的不合理，但不敢对现实做出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它不能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制止别人的围观行为。以自由主义的分类来说，这类型的自由主义仍然属于自由主义的右翼，虽然宣称了围观的不道德，但对采取行动制止这种不道德却感到恐惧。更现实的版本是，这类型的自由主义者虽然看到了某些老板的胡作非为，也承认这类行为的有害，但却害怕穷鬼们的造反，所谓“小资产阶级”应该就是指的这类人。
自由主义左与右的分界其实就在于对“围观强奸”这类缺心眼的行为是否干预上，以种种手段不允许干预的，一般都属于自由主义右翼，而以种种手段想法子干预的，一般都属于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无论左右，其基础都离不开丛林理论与契约理论。丛林理论让人相信，在“文明”发生之前的丛林状态，个体人是无约束的，面对“围观强奸”这样的问题，个体人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看，也可以选择不看，选择不看的人可以制止选择看的人，只要能打得过人家，选择看的人也可以消灭选择不看的，只要拳头足够硬，因而整个社会状况是无序的。“文明”就在于制定了一定的标准让人人都遵守，当有了一个人人都遵守的标准的时候，社会就不再“丛林”，而是迈入了“文明”。但问题是，“丛林理论”无法对制定的标准进行约束，它只能表明“标准”的必要性，而无法给出一个唯一的标准，于是在制定什么样的标准上，自由主义分裂成了左右两派。
右翼的自由主义制定出来的标准是，对“围观强奸”你可以看，也可以不看，这与“丛林”的状况类似，但差别是，不看的人不能干涉看的人，看的人也不能干涉不看的人，这就是“文明”的意义所在了。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制定出来的统统不许看相比较，你可以看到，右翼的说法更尊重个体，看似更“自由”一些，因而右翼往往自称是自由主义的正宗。但在“围观强奸”问题上，右翼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是非观念的，除了表明干涉是不合理的之外，对除干涉之外的人类的众多行为无法给出适当的价值判断。“信仰”的引入其实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但“信仰”面对“美元”时的崩溃，表明相信“信仰”就等于相信母猪上树。与“信仰”无关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契约”，对右翼的自由主义来说，契约只能是个人间的契约。你说围观强奸不好，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要自由人不围观强奸却不是说声“不好”就能完了的，你总得付出点“自由的代价”吧？咱们可以谈个价钱，订个合同，“围观”是自由人的权利，“权利”可以转让，只要价钱合适，不看就不看了罢，又不是没渠道看。所以，不靠“信仰”，靠“契约”也可以解决问题。这类解决“围观强奸”的方法，被中国的精英们用于解决腐败问题，高薪养廉就是“围观强奸”的契约解决。
非强制的“信仰”与购买腐败的“契约”能解决“围观强奸”的问题吗？现实世界可实证的效果给出了答案。因而对“围观强奸”就不得不走向了左翼，也就是说，应当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制止“围观强奸”的行为。
左翼的解决方案里，首先进入的是“义务论”。“义务论”的基础也是丛林理论，如果你想待在这“文明”的社会里，文明社会在保障你有围观千手观音权利的同时，也要求你有不围观强奸的义务。“义务论”也可以追溯到康德，就象自由主义的左右翼都可以追溯到霍布斯一样，这并不奇怪。“义务”与“信仰”的差别在于，“义务”不单单只是心灵对自己的约束，它还将约束外化了，你不仅应该认识到你应当遵守“义务”，而且“社会”还可以采取措施来让你遵守“义务”。你有对“义务”的“信仰”那是最好，没“信仰”你也得遵守“义务”，想靠转让“义务”来捞点钱，就没门了。“义务”之下，腐败就是不可购买的了，当官的老老实实干活，本来就是“义务”，居然还要老百姓掏钱买，凭什么？
“义务论”里，麻烦的是如何认定“义务”，以及由谁来认定“义务”。你说“不围观强奸”是义务，凭什么说？是由代表们来认定，还是由老百姓来认定？以投票的方式来认定，一般被认为是“民主”。右翼的自由主义里，你很少能看到这种投票的“民主”，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认为，想看的人看，不看的人不看，已经是“民主”了，“民主”的社会应该保证这种“自由”状态，制止愚民、暴民们的干涉，才是“真正”的“民主”。靠投票出来的结果来干涉，这早已不是“民主”，而是“专制”了。文章开头也说了，认为个体人的某种组合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是不符合西方的传统精神的，因为它并不能给出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次投票可能赢了，下次却可能输了，对错与投票的次数相关，这还能是永恒的真理吗？不永恒的东西能有价值吗？又凭什么以这种不永恒的东西去约束所有人？
西方人处理“义务”时，一般采用“道义理论”，或“功利理论”。“道义理论”其实就是“不是人理论”的左翼版本，也就是说，不围观强奸本来就是“人”的义务，不遵守你就“不是人”，因而就要受法律惩罚。“道义”的演化是引入“社会”概念，不围观强奸有利于“社会”，你要待在这个“社会”里，你就应该有这种“社会”的“道义”。“不是人理论”的正经点的说法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与上述购买腐败的个人契约完全不同，社会契约是一种先验契约，只要你一生下来，你就与这个“社会”签了约了，卖身契是早给你准备好了，就等你出来了。社会契约与你的个人意愿无关的，无论你愿不愿意，一出来你就得签，而且只能签“同意”。社会契约里就包括上面所说的“道义”，是个人你就得遵守那些“道义”，因而说“社会契约论”就是“不是人理论”的高端版本。
然而，社会契约也象丛林理论一样，只解决了必要性问题，没有解决充分性问题，它不能告诉你“道义”里应该包含哪些东西。对此，就可以引入“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说法，围观强奸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不利于社会稳定，侵害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概念是超越的，也就是说，是属于那种“大字母”的概念，它不会因为涉及的人数少就被认为不是“公共”了。比如说，你不能因为围观强奸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就认为围观强奸没有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一个投票出来的概念。
强调“社会”的重要性，把“社会”搞成了一个大词，应该是卢梭的功劳。具有强制效力的“义务”，再配合上伟大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雏形了。“社会主义”之下也讲“自由”，但这“自由”却不是不被干涉的“自由”，而是被大概念建构出来的“自由”，此所谓“积极的自由”，与不被干涉的“消极的自由”相对。广义的“自由主义”里是包括“社会主义”的。
如果把遵守“义务”也看成是一种“道德”的话，这时候就不再有法律与道德的二元问题了，道德与法律是同源的，都源于伟大的“社会”概念，道德只不过用于处理情节轻微的行为不当，与“法”并无冲突，道德与法之间处理问题只是程度不同，其对问题的看法是统一的。“义务”之下也可以有“信仰”，但这“信仰”只能从属于“义务”了，你的“信仰”不能违背“社会”的“道德”。
“功利理论”是相信快乐可以拿斗量、幸福可以上称约的。“功利主义”也分“个人”的功利主义与“社会”的功利主义。个人的功利主义如马基雅维里之类，强调个人利益的至上性，极右翼的自由主义其实隐含了这种功利主义，中国的有特色的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信徒，当然，他们嘴上不会这么说，远不如范老师“真实”。嘴上不说，骨子里却是，这其实就是厚黑的理论，这是另一门大学问，是中国人对右翼自由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功利的“利”一般是实际的利益，因而“功利”之下的理论就有了经验的基础，不再象“信仰”、“道义”、“社会”那么看不见摸不着了。个人功利如果再结合不干涉，那么实际上就为昧着良心只管捞钱开辟了道路。个人的功利需求如果成为了不被干涉的“自由”，那么贪官捞钱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虽然有人说，“官”与普通人不同，普通人捞钱是合“自由”的，而“官”捞钱是不合“自由”的，因为“官”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但这样一来，“官”与“民”在“自由”上就不平等了，有些“自由”是属于“民”的，有些“自由”是属于“官”的，“民”要成为“官”就必须经过心灵的洗礼，给人脑袋上安上个开关，作为“民”的时候可以随意个人功利，当上“官”的时候却要拨一下开关，忘记“个人”，一心为“公”了。这不是一般的洗脑技术手段所能完成的，愿望良好，但技术跟不上。
个人功利是只能背地里干的，也就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西方人没能将此问题上升到理论，从而给了中国人的厚黑学者留了个碗饭。个人功利通常要与极右的“自由”相结合，才能发挥出伟大的财富聚敛效应，中国的精英们又加入了只做不说的厚黑，官商勾结，近些年来已是运用得炉火纯青了。在这种观点下，围观强奸当然是自由，但这“自由”却是打死了也不能说的，“打死也不说”就是这伙人的最高道德的境界了。
功利主义还有一类，那就是社会功利了。社会功利与“公共利益”的说法有亲缘关系，可量化的“公共利益”就成为“社会功利”了。“社会功利”一般是自由主义左翼的观点，它与卢梭式的宏大“社会”概念不同，“社会功利”是有经验基础的，它只承认可实际检验的公共利益。福利经济学就是社会功利主义的一个例子。所以说它是左翼的，是在于在它的功利计算之下，如果得出的结果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那么就有理由要求干涉个人的权利了。因而“围观强奸”如果在社会功利计算之下不利于社会的，那么不许你看就成为合理的了。福利经济学通常认为是自由主义中左翼的理论，但近年来在右派们的捣鼓下，也可以用于右翼了，只要能想个法子找到“围观强奸”对社会利益没有多大影响，兴许还能缓解性饥渴的例子，那么要求不干涉也是有理的了，于是社会功利也可以成为不干涉的理由了。
事实上，越是现代的理论，对“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越是说不清道不明。古典理论往往都从“大词”出发，具有先验性质，因而一种行为即使没有发生过，古典理论也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大是”“大非”的判决。而越是现代的理论，越弱化先验，越重视经验证据，从而那些缺乏经验证据的行为的是非问题越来越难判定。比如说，如果以完全实证论的思想来考察“围观强奸”问题的话，它不会立即就告诉你结果，而是要先立项，写开题报告，说一下研究思路，到哪里找案例，如何设计试验来验证结论，然后找个傻瓜出钱，搞到经费后，做统计，画图表，忙乎个一年两年，然后告诉你，60%的情况围观强奸是不好的，30%的情况是说不清的，10%的情况是良好的。至于到底该不该禁止围观，跟我没关系，我可以出点馊主意，但决定权不在我手上，出了问题咱不负责任。
对“围观强奸是不是自由”的讨论，常见的大致就是文中所述的这些方法了。虽然结论很简单，对围观应该干涉还是不干涉，但得出结论的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每一种方法你都不能简单地说其对与不对，而是要看其是否会产生其他的负效应。也就是说某种方法用于解决“围观强奸”时效果不错，但对于解决其他类型的问题时是否适用就成问题了。右翼自由主义主张不干涉，但不干涉引出的其他问题处理不处理？左翼主张干涉，然而是不是其他的问题都要在干涉下才能解决？不巧的是，现在的舆论环境里，还就是那些要么主张干涉、要么主张不干涉的两头走极端的人最吃香，论起道理来都是一套套的，都想把自己这头的大词概念普世一下，让“法”的制定反映他们的诉求。
那么，干涉与不干涉之间能否走出一条中间道路？西方模式下走不出，因为“法”只能唯一，除非国家分裂成两部分，拥有双芯，两个CPU，一个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另一个执行资本主义的“法”，否则不能做到“并行计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五年干社会主义，再五年干资本主义，通过“分时计算”实现“并行”理想，再引入进程、线程概念，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也“分时”，不过这对于操作系统要求较高，硬件即使够档次了，软件只怕也跟不上。上述两种是常见方法了。事实上还有第三种方法，但那将涉及高性能的分区计算、云计算之类的话题了，而且还要突破西方文化的框架，在中国的“礼”文化之下才能讨论，此文不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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