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扁平化管理与平民阶层利益制度化的路径

扁平化管理与平民阶层利益制度化的路径——再谈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区别

：老田

　　很多人不愿意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和概念框架，去看待平民阶层的利益实现问题，特别是经过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之后，仍然拒绝接受一种中层理论，把思想探索继续局限在宏观的概念框架上，这是一个左翼思想和理论陷入停滞同时也失去听众的主要原因。

　　一、长时段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的宏观概念
　　说到底，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刚刚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进行观察和思考的，他从资本主义寄生于商品货币关系之中的现实中间，抽象出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看到这种关系中间的不平等和剥削性质，进而看到，仅仅是纯粹的劳动力雇佣关系的市场领域，尚不足以维系阶级的不平等，资本家的权力还必须向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领域扩张，只有在得到了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共同维护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才是稳定有效的。
　　在马克思观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的形态尚不完备，而且，很多思想内容还根据技术装备——投资和积累的相关性，对资本家要履行好该种功能需要何种外部条件，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推演，带有一定的预测性质。这个预测过程及其背后的功能解释，对于理论形成的影响十分重大，而后人的理解上又有过滤掉具体历史环境的弊端，从而把一个资本家的历史进步地位，及其顺利完成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都绝对化了，共同创造了一个历史过程中间不可或缺的纯粹的、功能性的生产关系承担者角色出来。换言之，观察的经验材料和历史过程是有限的、具体的，但是，理论抽象和概括及其后的理解却把它普遍化了。
　　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仍然是最有效的，但是，不能把马克思的观察和部分中间性结论固定化，外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超越了理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结果是把在长时段（社会结构稳定时段）的结论不恰当地推广到超长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的攻讦，在为马克思的理论努力进行辩护的过程中间，恩格斯做出了一些普遍化的演绎，把特定时段才会出现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对应的概念，向前和向后延伸，寻找相关的史料作为佐证，在并非有意外推理论应用范围和条件的过程中间，把“长时段”的结论推广到了“超长时段”，把资本主义社会中间才会出现的历史现象，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联，变成全部历史线索的唯一解读依据。这个思路后来在苏联发展出“五阶段论”历史观，中国的官学和学官则在1980年代把这个说成理解是唯物史观的唯一公式，用这个公式搭配了历史阶段不可超越的假设，反向推导出一种“补课论马克思主义”。
　　从整个历史看，人类最初阶段是一种无管理的强共同体社会，儒家命名为“大同社会”，在这个时期强制性管理手段基本上是不需要的，所以这个时代也被道家命名为“自然”——意思就是不需要强制性的、人为的管理手段就一切搞定那样一种状态，这是第一个长时段的经典样式。在强共同体社会解体之后，人们意识到必须以某种人为的管理或者制度设计进行干预，才能获得秩序，据以组织生产和生活。农业革命之后发展到某个阶段，强共同体解体之后，基于强制性管理需要而出现了国家，这开启了第二个长时段的结构性特点。在第二个长时段中间，欧洲普遍性的社会组织形态是封建庄园，封建主有占据土地、行政权力和不完全占有农奴；这种权力的集合形态在中国没有出现，中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皇权对于农业社会进行一种松散控制，由于信息技术和管理成本方面的障碍，这种控制是不完全的——“皇权不下县”就是卡在管理成本困境上，在国家政治之外的民间社会，土地是私有的并且可以自由流动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剩余分配比例，服从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调节，在人多地少的近代中国，地租高企和劳动力价格低下，这是旧中国地主富农进行超额剥削的“市场奥秘”所在。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资本家在社会上唱主角，经济权力的作用非常突出，整个经济的生产和生活都按照资本积累的逻辑，组织起来，国家在外部为资本积累条件保驾护航，文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无可替代性辩护。这是第三个长时段的经典形态。与此同时，国家机器的力量和规模也在逐步增加，随着人们接受教育时间的延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也日益突出。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农业革命之后，国家出现是一个临界转折点，工业革命之后封建主受到削弱和国内市场的统一，是另外一个长时段的开始。马克思本人的观察，就是第三个长时段开始时期的状况，他发展出来的概念和分析框架，都与这个长时段中间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力量、社会关系和历史演化过程相关，并且主要是与欧洲的具体历史社会场景相关照的。
　　马克思本人进行研究的社会背景，使得他展开理论的时候，不得不对英国这样一个被选择的具体历史场景进行理论抽象和逻辑提炼，把主要社会关系中间隐含的功能要素或结构要素的特点，相应地转化成为几个成对概念，马克思以此去模拟复杂的现实，这样，这些成对的概念用于模拟社会结构中间那些相互冲突的利益和权力要求。而恩格斯则把马克思的结论进行了普遍化推演，导致把依据欧洲国家在特定阶段的社会关系提炼出来的概念联系，变成人世间的普遍规则，据以解释全部人类历史。后来的人们就倾向于认定，批判资本主义或者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维护一些规则，而不是制度运行的实际过程，特别是制度中间的执行者和被执行者。其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固定化了的成对概念，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前者之所以被马克思提炼出来，并具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间，劳动者和劳动手段的分离才是最彻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分法在此种特殊情况下，能够较好地模拟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同时，英国社会的上层是贵族和资本家集团相互分开的，新兴的资本家群体不占据政治优势，政治和经济中间最有的活力的领域是相互分离的，这种状况随着工业化的展开，最后导致国王与资本家合谋损害封建主的利益，建设全国性市场，政治的天平向新阶级倾斜，同时，这个过程也在一定的时限内，使得英国呈现一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外观，这个历史社会背景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分法，并且其中经济上最具活力的群体最终拉动了政治变革的方向，从而就从理论上提炼出一个具有决定另一个的基础性地位那样一种映射关系。
　　中国是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走上了与西欧不同的历史轨道，欧洲近代起点的那些条件，例如有组织的宗教体系掌握着文化权力，封建主拥有行政权力等等，这在中国早已经被秦始皇消灭掉了。更为重要的限制条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多地少，导致人均可分配资源有限，而且在工业化时代是后发国家，缺乏转嫁内部矛盾的外部空间，这是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必须处理的不同于欧洲先行国家的几个主要初始条件，换言之，中国进入新的长时段时，具有完全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资源和结构特点。为此，一个在中国履行工业化使命的统治阶级，就不能照抄西方先行国家的经验；或者反过来，一个在中国照抄西方经验的统治阶级，就无法履行领导工业化的职能，甚至，照抄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连基本的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都无法回应，这是毛泽东那个“先生打学生”命题的深刻性所在。

　　二、管理与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在管理社会到来之后，迄今为止，人们所能找到的工具箱还只有三样工具：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经济权力的功能性作用，在英国要联系到封建主和资本家的对比，要联系到穷人和富人的对比来理解，这是马克思肯定资本家和及其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对照环境。在中国特定的环境条件中间，黄宗智教授提出过密化理论，认为中国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条件下，实际上不可能经由市场货币关系的路径，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去推动工业化。而巴林顿·摩尔早就指出过，地主阶级不能推动商品化农业，最终导致共产党革命。
　　工业化时代与农业时代不同，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远远超出生产低于附近的狭小地理空间，通过各种方式去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有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人的利害关系，都与产品生产和销售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控制权逐步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多数人丧失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力，这不仅导致经济剥削，也导致政治压迫，所以，工业化时代的人类解放问题，就是要在控制权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同时，多数人陷入被主导甚至被奴役这样一种消极状态的问题。人类解放不仅要求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必须完成从当权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提出了“面对资本家的工人”这个问题，毛泽东则提出了“面对当权派的群众”问题。
　　从毛泽东的问题视野反观马克思理论，可以发现另外的理解路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概括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控制权角度看，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占据生产资料的少数人是按照他们的利润最大化来进行生产和分配决策的，多数人的利益与此紧密相关却丧失了发言权影响力，由此，就导致多数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问题，也就是说，按照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目标，必定会使生产可能性低于资源利用远远低于最优水平。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如果拘泥于马列主义那一套宏观概念，把阶级分析和道路分歧，作为发言的起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会远离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与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感受有着不小的距离，结果，导致这些概念只是一种遥远的方向性预设，从而丧失了具体的指导价值和认识意义，实际上是把理论指导从人们的日常经验中间弱化了或者是去掉了。从历史演进过程看，这些宏观概念只有经过较长的历史跨度之后，才得以检验和辨明，人们只是在改革30年之后才真正看到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关系的改造，新秩序的生成，生产与生活的再组织，劳动投入和利益分配，这些重要的范畴确实可以与阶级话语和制度话语联系起来，但是，要得出可以操作的判断却很困难，文革期间的所谓扩大化，所谓空头政治，关键就在于缺乏一个中间性的层次和概念体系，让人们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要求出发，表达自身的利益和制度要求，需要经过这样一种中间层次的制度要求的过渡之后，再与最宏观的的制度要求和社会关系定位方式相关联起来，才能更好地指导人们进行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间提出自己的取舍和斗争。换句话说，在公有制已经建立之后，人们将通过捍卫什么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进什么来把社会主义制度由低级推向高级，这需要一个扁平化管理作为具体的中间概念来联系实践层次。
　　当然，马克思本人对此持极度开放的心态，他甚至不愿意对未来社会进行预测，甚至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还对精确明晰地预测未来给予讥笑。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人们迫切需要知道，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和具体化内容是什么？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个已经实现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如何进行，一个全能型政权也已经建设起来了，计划经济也开始按照五年计划制定出来，此外还有什么？
　　毛泽东根据自己在革命年代，与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根据建国后党内消极现象的恶性膨胀的方向，提出“面对当权派的群众”这一中心问题。毛泽东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斯大林或者列宁提出来，首先在于中国革命期间的实践经验和组织资产的积累，没有一大批解放区成长起来的老干部，扁平化可能在建国初期就会被放弃。苏联官员一开始缺乏这个方面的敏感性，或者说，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在苏共当权派中间没有合法性，苏共内部的分歧一开始就是一些用宏观概念包装起来的具体政策分歧，而对于管理结构中间的官民关系问题根本就提不出来。有一个法国记者卡罗尔，在1966年春天到中国来参观了四个月，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否定一切的社会，固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相反，也大大不同于苏联，甚至是完全有别于斯大林的苏联。在制度实践中间，中国本身就是“既反帝、又反修”的。中国与美国的区别，当然是市场货币关系方面的不同，中国与苏联的差别，则是新中国沿袭了根据地时期的扁平化管理。
　　扁平化管理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低成本，对于这个低成本的怨言一直存在，1955年党内老军头就有怨言说毛泽东不让人过好日子。有一个报纸主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看到一个党内文件，好几个老帅联合起来给毛写报告要求改善大官的生活，他们说资本家吃五个碗，当权派只吃三个碗，说共产党干部只有酸菜汤吃，毛泽东毫不妥协，反而却批示说“酸菜汤里头出马克思主义”。毛时代行政费用只在财政支出中间占5%左右的份额，而改革后1978-2003年，行政经费在预算内上升了87倍，此外还有黑色的“权钱交易”和灰色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作为补充，干部终于过上了好日子。只要对比一下这中间的差距，就知道毛泽东多么可恨。
　　扁平化管理还有一个特点是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但是到了文革前夕，美国学者奥森克伯格发现，当权派已经发展出一种成功的策略，使得通常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完全无效化，因此，毛泽东继续推进就只能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道路，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群众参与路径，这引发了严重的冲突和混乱。文革期间冲突在两个层面发生，一个是当权派与群众组织之间，另外一个层面是群众组织对群众组织，前者体现官民矛盾，后者体现一种无序的恶性政治竞争；鉴于很多局部已经出现明显的霍布斯丛林状态，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终结大方向走偏了的群众运动。
　　采取科层化还是扁平化管理模式，这在公有制社会中间，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实践的核心问题，这是新制度实践的核心领域，也是不同制度的需要相互竞争和最后决定的领域。由扁平化管理向科层化过渡，可以在管理专业化的名义之下，把多数人排斥在管理过程之外，垄断管理权力的少数人，将有能力最后变更所有制，这是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最强有力的声音——毛泽东极左的主要表现就是反对正规化的管理。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变，正是从少数人的管理权力扩张开始，最后走向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占有权而结束的，最先起变化的领域，首先是管理权的再分配要求，按照正规化管理或者科层化管理的要求，管理层的份额要扩大，群众参与和监督要最小化，这样的改革从逐步侵蚀群众的管理权力份额开始，最后实现所有制的质变。
　　从毛泽东时代的实践看，农村公社以下三级政权，工厂车间以下，基本上是扁平化的。在扁平化政权的建设中间，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解决技术性问题——如何实现有效的职能分工和制度建设，第二步是如何有效地维护相对均衡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农村扁平化政权建设，先后进行了接近二十年之久，第一个十年首先是完成基层三级政权的管理职能划分问题，这到1961年“人民公社六十条”出来之后，基本上告一段落。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开始，加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围绕着维护扁平化管理的结构要求而展开的投入，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接受社员监督，群众组织起来，并参与周期性的相互查账和批评等等，这些可能运动型的方式还不是最理性的扁平化管理的维护方式，但是，更好的制度化方式是什么？迄今没有人能够指出来。在城市的工厂里面，车间、工段和班组三个级次，也是扁平化的，工厂一级的服从于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对口管理，相当于半科层化的安排。
　　但是，政权县以上的机构，工厂以上的层次，如何实现扁平化管理，则缺乏成熟的经验。文革期间，省以下各级政权实际上作废了，成立革委会实际上意味着政权的重组，也曾经强行塞进去过群众代表，但没有很好地起到预期作用。
　　提出扁平化管理概念，目的是在市场货币关系最小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最为重要的官民关系维度上提出一个有分析价值的中层概念，在公有制肯定了多数人相对均衡的“食物获取权”之后，寻求一个更为公平的政治关系建设样式，此种管理模式在全社会实施，根本上就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和结构，出现一种扁平化社会的景观。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落实公平分配原则这么简单，还必须在相对公平的社会中间组织好生产和生活，建设好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这两个目标都曾经达到过，也不是通过市场货币关系实现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从相对公平的社会中间，还需要生长出新制度的支撑和维护力量，这一力量要足够大，足以制约复辟力量。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在基层有部分成就，至少基层干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不像高层干部那样反感；邓小平搞非毛化时，就很担忧基层干部反对，所以，保留了一个抽象肯定毛泽东的外观去应付数量庞大的基层干部，同时以具体否定毛泽东去迎合高层干部的多数。从根本上说，毛时代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全局性的支撑新制度的力量组织形式，以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按照毛泽东的预测是“很可能出”）怎么办的问题。

　　三、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分工职责与职能要求
　　按照西方主流社会学观点，把物质生产过程纳入政府管理之下，看作是背离理性化的大方向的。反过来，把人与人关系纳入商品货币关系中间去定位，则是符合理性化的大方向的，商品货币关系最符合精确考核的特点也符合科层化管理的需要。人如何处理人的关系，是工具化还是反工具化的，是满足工具理性的还是否，这事关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地位问题。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仅仅在“劳动者地位”问题上是直接对应的，在经济建设活动中间劳动者被作为劳动工具看待，按照效率要求劳动者必须接受严密的管理和监督——此时劳动者就是一个消极的阶级而管理者是一个积极的阶级，而在阶级分析的视野里劳动者是依靠力量和主导阶级——此时劳动者是积极的阶级而管理者是消极的。
　　今天回顾毛泽东的实践，可以发现另外的内容，就是在人均资源不足的国度，市场货币关系的负面作用很大，对于生产特别是福利品的生产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不能够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这在三农问题中间表现得尤其突出，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福利条件的恶化，就是肇因于此。而且，科层化的管理也不适应贫穷的农村地区，改革后一个方面是农村涉农机构人员和数量的急剧增加，一个方面是实质性的服务数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农民以极为沉重的负担换来了更少的政府服务，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在面对直接生产者的管理层次上，这也是不能科层化的，哪怕是西方的大工厂里面也是如此，基层管理必须是综合的和人性化的，这是霍桑试验的发现，小官必须迁就人的基本要求，更接近于扁平化管理的特点。
　　扁平化管理中间，有一个核心的假设，对于各种管理技能和经验、包括社会声望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积累，不容许其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用途。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具备公共性特点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根本性限制，刘少奇所说的“公私溶化论”（或者“吃小亏占大便宜”）和“驯服工具论”，实质上容许个人掌握的那种公共性很强的人力资本也私有化，容许上级把下级的地位和利益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必然要强化人力资本私有化的倾向，这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制度核心价值的。这意味着在公共性很强的人力资本样式上，那种自己付出代价和投资，自己向上爬来实现自身利益，这样一种成本与收益的对应关系是不能接受的，被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格格不入。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要更新社会流动的选择条件，当时大学生搞“社来社去”、工农兵推荐，干部参加劳动，反对管理的专业化和神秘化，干部要经过群众评议，都是这个探索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则，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的再生产方式。
　　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过程中间，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在科层化的管理轨道获得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也无法在经济上充分挖掘其生产潜力，这就带来一个对于精英阶层（或者统治阶级）的根本性问题：能不能在履行社会分工职能的情况下，把满足自身权力和利益需要的形式化要求，与履行社会职责的实际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权贵集团在满足了自身的形式化需要之后，就往往完全丧失了履行社会职能的能力，结果把自身变成一个“非生产性”的累赘，结果得出一种“权力完全异化”的结论。似乎只有第一世界国家的统治阶级，还有取得形式化要求和职能分工需要之间某种平衡的条件。文革期间提出一个“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统治阶级公式，这似乎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宿命，所有的阶级斗争天天讲都奠基于统治阶级对于职责的背弃。这样，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背弃了扁平化管理的精英阶层，就从根本上堕落为一个完全不能履行其分工职责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不仅完全无用，而且是有大害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
　　中国要完成工业化任务，历史要求是必须实现低成本地集中农业剩余去支持工业化事业，但是，旧中国掌握大部分农业剩余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他们不能够像英国的资本家那样把自己掌握的剩余积累起来去投资工厂，以此推进工业化。反过来，中国也没有一个资本家群体强大到足以逐步排斥多数地主富农，掌握大部分农业剩余去推进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事业被一再延误，只能由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之外的群体去主导，而晚清洋务派包括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政府主导推动工业化进程，都失败了，关键在于政府主导若不能实现低成本就无法有效地收集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农业剩余，这要求政权必须低成本和扁平化，所以，中国的工业化事业要对待共产党人来主导。中国近代史中间不同的工业化主导力量的交替过程及其表现，是有普遍性意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事业对于主导力量的要求和限制是什么？这个问题背后内含了统治阶级和统治方式的选择标准和评判标准。或者换句话说，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要履行好其社会分工职责和职能，一个精英阶层（或统治阶级）必须克服些什么样的障碍和问题，政权组织的低成本和扁平化要求是否可以被超越？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统治上的低成本，统治阶级就无法把履行社会职能与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协调起来，这时，统治阶级就很容易被看成无用的累赘，并肯定要以自身的实际表现去支持那种“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思路。
　　近代中国史中间，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资本家，洋务派官僚和国民党政权，各色具有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都不能主导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的事业，这是一个检验标准：没有低成本的扁平化政权组织，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目标都是无法实现的，从而，为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辩护的理论努力就无效了。因此，中国的统治阶级要实现自身利益和职能的平衡，必须解释扁平化管理的制约。因此毛泽东晚期思想与扁平化管理是否不可超越，最终是需要统治阶级的表现来作为依据的。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
　　二○○九年六月十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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