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访经济学家奚兆永

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访经济学家奚兆永

    

    叶：上面所谈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您是不是就这个问题再谈谈看法。
    奚：好。确实是这样，上面谈的每一个问题后面都隐藏着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究竟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呢，还用用新自由主义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按照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我国宪法总纲所作出的庄严规定，我们当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进行改革。但是，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我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叶：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学术界有很多说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奚：有一种说法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虽然这一说法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只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角度突出了其反凯恩斯主义的特征，而没有从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角度突出其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虽然反对凯恩斯主义，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并不是指向凯恩斯主义，而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这一点，从新自由主义出现的时间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后才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出现的，它的出现要比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早得多。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的祖师爷是米塞斯。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米塞斯断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不可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产生之初就把反对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显然，米塞斯1920年时所反对的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当时凯恩斯尽管已经很有声誉，但是他的《通论》还远没有出世，所谓的“凯恩斯主义”连影子还没有，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以反对凯恩斯主义为特征的。
    叶：哈耶克呢？
    奚：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凯恩斯《通论》出版好几年后出版的，该书也没有把反对凯恩斯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其斗争的锋芒仍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他在书中写道：“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并不是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主动要支配20世纪世界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他列了一大串德国人的名字，但是真正起这种历史作用的就是马克思。他在书中哀叹：“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已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的警告。……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哈耶克也很清楚，当时的苏联正蒸蒸日上，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苏联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却使他顽固地硬把德国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他不愿称苏联，而坚持称俄国），将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拉到一起进行批判，他还借用别人的话说，“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药可救。”他宣称：“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他甚至认为，“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不过，在当时，哈耶克所宣扬的这一套并没有市场，连他自己后来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我因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而使自己名誉扫地。”“由于那本书如此不受我的同事们的欢迎，以致30年来，我的名声不断下降。”
    叶：看来，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本质对于认识它的反动性是非常重要的。
    奚：特别是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已经不仅是一个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它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政策主张．撒切尔和里根上台后，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大搞私有化，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削减福利，“劫贫济富”。现在布什实行的也是这种政策，不仅如此，美国还用各种手段，包括暴力和战争的手段，在世界范围竭力推行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是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化的政策．
    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曾向中国宣扬其新自由主义主张，另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张正常，不仅在中国香港不断写文章出书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而且以其靠近大陆的方便，公开兜售其新自由主义的主张．
    此外，一些在西方受过“新自由主义”教育的中国学者，也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宣传和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如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有人就改变社会主义的定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公式”，让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脱钩．又如，为了给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主张找理论根据，有人就从孟子那里搬出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作为“论据”。这些，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
    可以说，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范围，新自由主义都表现出了一直强烈的进攻的态势。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美国虽然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要别的国家开放，实现自由化，但是当问题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设定限额，搞保护主义。这充分表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欺骗性和虚伪性，我们应该坚决加以揭露。
    叶：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呢？
    奚：应该说，对于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我们国家是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的。就是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别国是无权干涉的。但是，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影响，就不符合事实了。从一些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了决策的“智囊”看，从一些主张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成了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看，从某些政策的制定（如“效率优先”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科斯等的观点）和执行情况（如有些地方制定“改制”的时间表，而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还进行攀比竞赛）看，应该说，这个影响是不可小视的。所幸的是，新的中央领导已经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开始组织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动向。这一点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将不可能在我国继续泛滥下去。
    但是，要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还是一项相当艰苦的任务。虽然我国一部分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直到现在，有人对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畏首畏尾，甚至连“批判”一词都不敢用，只是说对其“评析”，还提出对新自由主义要“一分为二”。殊不知，我们看任何事物都应该看本质，如果我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动的，那我们就不应该再犹豫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符合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有的人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反对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这当然也增加了批判的阻力。但是情况越是如此，就越说明有加强批判的必要。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已经对我国经济改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社会两极分化就是证明。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未来的前途都有极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有科学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采取坐视不理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环球视野》摘自2004卷第11辑《海派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