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宗教化批判
标题：一.主要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市场是什么
宗教是什么
神圣是什么
私有制是什么
二.市场与宗教
1.市场与《圣经》
2.神秘的“看不见的手”
3.市场与新教伦理
4.宗教市场化和市场宗教化的双向运动
三.耶和华的创世纪与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
四.市场宗教化的本质
市场宗教化批判（上）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卡尔.马克思
有人说，文艺复兴是对宗教的批判和对上帝的否定。以我看，批判是为新上帝的诞生鸣锣开道，否定是为新上帝的诞生制造虚无。文艺复兴充其量是将上帝从天上请到了地上，脱去各种自然现象的神秘外套，穿上用资本缝制的人造新装。为人造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斑斑血迹予以遮盖或予以本体论的终极合理化论证。它将人由原来对神的崇拜，变成对资本的崇拜，把上帝创世换成“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行为创世。将人性从一种异化状态变成另一种异化状态，从一种宗教装进另一种宗教，再一次将人性送入神圣化市场的精神囚笼。
有人说，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化制度倒退是改革开放。依我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宗教化的运动群众，把人的精神世界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引向对现实金钱的追求和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市场、私有化、宗教是怎样在改革开放的帷幕下结下了神圣的同盟，市场是怎样成为连接“赚钱”与“神圣”的纽带。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中，出现了市场、私有化、宗教和神圣四个关键性词汇。为了更好地讨论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宗教性质，我们先对上述的四个关键词予以界定和说明。
一． 主要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市场是什么
市场是什么？这对于有行为能力的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她）每天都要进行无数次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交换，交换就是市场行为。但要给市场下一个规范性的定义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市场可能不是一个很确定、很具体的概念。除了有物质上的交换市场，还有精神上的交换市场，有可以量化计价的交换市场，还有不可量化计价的交换市场。但不管什么样的交换行为，都是进行价值的交换。因此，价值交换的行为的本身就是市场，没有交换行为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值的交换同样也是不存在的。另外，市场还有现象学中的象征意义，例如，某种“思想”或“主义”有没有市场等等。但它也存在价值的吸纳与吐故的内涵，精神的外化与吸纳就是价值交换。到此，我们可以为市场下个定义：市场是按照某种规则进行价值交换的总称。价值交换行为只反映交换者之间的一般关系，并不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性质，而反映交换关系性质的是规则。一般来说，谁垄断了资源谁就是交换规则的制定者，规则是价值交换的活的灵魂。
人与人进行价值交换的市场在许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具体的表述和定义，在这里我们不再引经据典予以说明。但人与神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市场只能到宗教的经典著作《圣经》中去寻找。（这个工作我们留到后面再做）这里只把市场神圣化的来源提出来，从而指出市场与宗教的内在关系。
宗教是什么
提出宗教是什么的问题就是要给宗教下定义，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物，是人造的产品。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从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看，宗教是遮盖人造社会特征的遮羞布，用彼得.贝格尔的话说：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从阶级社会学的观点看，宗教正象马克思说的那样：“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鸦片。”如果我们用经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宗教，它应该是什么呢？宗教是教人如何通过交换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神圣课堂。因为它教人如何从现世的苦难走进来世的天堂，把忍受地狱般的生活作为走进天堂的代价。如果我们用世俗的观点看宗教，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和物只要赋予神圣化的形式，它就是宗教。世俗和宗教的本质差别就在于“神圣”二字上，例如，一座山、一条河、一种植物、一种动物等等，都可以赋予神圣的形式，这就是自然宗教。也可以是人造之物，例如，一座坟头、一具灵位、一间庙宇、一座殿堂等等。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思想、精神、习俗等等，只要对这些人文之物赋予神圣的形式，它就是宗教。那么什么是神圣呢？
神圣是什么
神圣一词就汉语的特点，它是由“神”和“圣”二字合成的。神是天上超验虚无的客体化，圣是地上能与神相通的人，这种人是众人中的“智者”，也就是圣人。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和孟子，被历代王朝尊为圣人。但在西方语义中，神圣总是与神秘有关，现代宗教学家鲁道夫.奥托把神圣定义为“神秘的”或“令人敬畏又想往的”，贝格尔则认为，神圣是一种“神秘而又使人敬畏的性质”，它不是人而又与人有关的精神力量。任何自然的，或人造（包括人自身）的东西，只要赋予神圣的意义或形式，它就具有了本原的意义，是不可动摇，不可侵犯的。由于神圣与神秘联系在一起，对于人间的私有之物和私有财产（包括生产资料），不管其来源如何，一旦与神圣联系起来，它就有了本原意义的神圣性质，不管个人财物的多寡优劣都源于神的恩赐，都要受到神的律法的保护。于是人造的法律才具有神圣的意义。这样，人间不平等的财富都受到了同等神圣法律的保护，其实，神圣的法律保护的恰恰是不平等。
私有制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歧义不大。都认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就是私有制。但对私有制的生产方式的好与坏的评价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相反。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有了基本概念的定义和说明，为我们讨论市场与宗教的关系提供了方便。
二． 市场与宗教
如果我们用经济社会学的观点来审视基督教经典《圣经》，就会发现在《圣经》里随处可见人与神进行价值交换的市场气息，只是这种交换行为的气息被神圣化或神秘化了的。那么，市场是怎样被神秘化了的呢？
1．市场与《圣经》
人与神进行价值交换的市场行为是市场神圣化的源头。在宗教学的许多经典著作中，都把人与神之间的交换解说成是神与人的对话。他们都忽视了神人对话的背后是一种价值交换的市场行为。人崇拜神或以实物祭献神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能得到神的保护，或者能从神那儿得到更多的实物恩赐，神对人进行保护或赏赐是为了使一神独尊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得到人们更多、更好的祭献。由此可见，神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也符合“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世俗的逻辑。下面，我们用《圣经》里有关神人交换的文字记述来证明我们的观点。
神和人的第一次交换行为是发生在伊甸园里，交换的当事者是耶和华神和亚当。这时的亚当已是“有灵的活人”（《旧约》圣经“创世纪”2章7节），交换的内容是亚当给耶和华神当伊甸园的管理工，。由于亚当是耶和华神用泥土制造的，从鼻孔给了他灵气，亚当必须终身为奴，他不是零售的劳动力。耶和华神给亚当的回报是：先给亚当做一个妻子，名叫夏娃，使他们相伴，为伊甸园生殖更多的奴隶。另外，他们可以随便吃园中生命树上的生命果。（保障生存的基本条件）限制条件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1章17节）
从这第一次神人交换的条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极不平等的交换契约。因为契约的条件全部是由拥有全部资源的耶和华神提出的，一无所有的亚当只能服从，这就是私有制度下最原始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耶和华神为什么不让亚当和夏娃吃善恶树上的善恶果呢？因为耶和华神清楚地知道，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果，他们就能与神一样知道善恶，知道善恶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创世纪”3章6节）。有智慧的人就能看清耶和华神的真实面目，他们就不愿终身为奴，他们就要造反，就要革命，这就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对亚当和夏娃进行去人性化处理的原因。
耶和华神为了不让他自己创造并养活的奴隶成为有智慧的人，他对违约者的处法也是非常残酷的，要么处死，要么世世代代做苦役。亚当和夏娃终究不能抵挡吃的诱惑而违约了，耶和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让他们“耕种他所自出之土。”（“创世纪”3章23节）并堵死通往“生命树的路”（“创世纪”3章24节）。就这样，劳动者的祖先就成了耶和华神的“罪民”和“弃民”。于是，对私有制下的一切人吃人的社会制度给于终极的合理化论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过，如果我们再从经济社会学的观点来讨论耶和华神和亚当的交换行为就会发现，人和神的第一次价值交换行为就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有交换主体，有交换实质性的内容，有交换规则，有交换约定，有违约处法。这与我们现世中的交换市场已相差无几了。只少了法律公证，但这是不需要的，因为耶和华神就是神圣法律的制定者和最终仲裁者。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谁拥有生产资源谁就是上帝，谁就是交换法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上帝创造了万物和人，现代资本家和历代的剥削阶级都说自己的财富是自己创造的。（现在许多艺术作品亦然这样宣传）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阶级是靠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养活的（精英们的说法），资本家是上帝。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交换也如伊甸园中的交换一样，不正义、不平等。只要市场交换存在，“被养活”的亚当和夏娃或现代工人就会世世代成为市场中的奴隶和受害者。
神和人进行的另一次交换行为是发生在耶和华和亚伯拉罕之间。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8章7-8节中，就记述了亚伯拉罕向耶和华神提供洗脚水，亚细亚面饼，“奶油和奶”，“还有又嫩又好的牛犊”等实物和服务，换来的是耶和华神以神秘的力量，让亚伯拉罕已经绝经的妻子撒拉怀孕生子。这次交换虽然没有伊甸园交换那样正规，但这次交换增添了神秘的力量，具有了神化的性质，增加了耶和华超自然力的神奇。在以后的多次神人交换中，多半发生在祭坛或祭坛以外的神秘环境中，如：风、火、雷、电等自然环境中。其中最典型的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立约。由于这次西奈山立约具有比较典型的神人交换的市场意义，根据《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0章1节“十诫”的记载，我把这次交换行为尽量叙述得祥细些。
1）．这次神人之间的价值交换不是交换主体之间直接发生的，而是由资源拥有者耶和华上帝指定其仆人摩西作为交换双方的中介人。
2）．对发生交换行为的中介物西奈山，先由耶和华单方提出约定“要在山的四周定界限，叫山成圣”，“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同时，还规定前去参与交换立约的人，必须提前两天“自洁”、“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等，有了这些恐赫性单方指定条款还不够，耶和华又对西奈山进行了神秘的包装，把西奈山描绘成一座活火山，会“冒烟”，“如烧窑一般”，“遍山大火的震动”，“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出埃及记”19章10-24节）等等，使这次交换是在“看不见的手”的神秘操控下进行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神人进行交换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以物（祭祀、祭献等物品）换物（赐予土地、牲畜、财宝等）直接交换发展到间接交换，具有货币性质的摩西出现了，整个交换行为是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神秘完成的，而交换的弱势方是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态参与的。最后又将平安祭的牛血洒在百姓身上作为“立约的凭证”（“出埃及记”24章8节）。从上述的记载看，这次西奈山的神人交换方式已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市场性质。
为了忠实反映宗教经典《圣经》，我将摩西传达的“十诫”全抄于后：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首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予安息日，定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章1-17节）
从这十条诫命中，我们不难发现，耶和华是以物质换取人对他的独尊与崇拜。他以利诱的办法排除了其他物神与之相竞争，而人只要尊从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就可以得到耶和华给与的多寡优劣不同的赏赐，这些赏赐又作为私有财产得到了神的诫命的保护，据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终极价值，并可以传至“千代”。
如果我们把这十条诫命合并起来考察，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这十条诫命基本可以建构私有制度社会秩序框架。前四条保证统治者耶和华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他代表着最高的政治统治者。第十条保证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所有者是由最高统治者耶和华按照祭献选择的“选民”组成的，这是拥有“赏赐”私有财产的奴隶主阶级。在第十条和“牛驴”放在一起的“仆婢”是奴隶阶级。这个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旧约》圣经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想，他们肯定是那些被耶和华认为有罪的“弃民”。其余五条是以道德律和律法形式来保障政治性的统治和私有制经济基础。
自西奈山的神人交换成功以后，耶和华用他那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约定，以神的命令对神人交换行为及场所进行规范化，制定了许多“规定”、“指示”、“责任”和“条例”。这在《旧约》圣经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恕不赘述。在《旧约》圣经的“利末记”和“民数记”中，把大量的民俗加以神圣化，使之成为宗教的教义，用以稳定由十条诫命确定的私有制社会秩序。
但真实的以色列社会并没有因为有了神的律法和道德诫命而和谐起来，由于上帝恩赐给人的财产不均，耶和华制造了人间的富人和穷人。于是，由于土地和其他财产权引起的纷争不断，战乱连绵。作为上帝的耶和华神也常常偏袒战争的一方，并参与战利品的分赃（从1%到15%不定）。这在《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约书亚记”等许多篇章中都有记载。
在《新约》圣经里，记载耶稣同耶和华与人交换行为不同，耶稣除了肯定他的父耶和华与人交换方式是正确的以外，他更注重以现世换来世，以物质换精神，以人间换天堂，以今生换永生的交换方式。他把人在现世的奉献作为对永生和在天国获得更多财宝的投入或代价。人只要相信他，按照他的教诲去做就可以使其现世的投入实现收益最大化。
我们认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的“山上宝训”是《新约》圣经的纲，在“论福”（3-12）节中是这样记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待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子。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喜欢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在这里耶稣要人以忍为核心的忍让精神不是无辜而没有回报的，不仅仅是现世的“天国”、“安慰”、“地土”、“饱足”、“怜恤”、做“神的儿子”等物质和精神的回报，最关键的是告诉人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16-22节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有一位年轻的财主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告诉他：“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年轻财主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你若愿意做个完全的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由于那个少年财主有很多财产，没有听从耶稣的话，而是“忧忧愁愁地走了。”
从这一段记述里，我们不难看出，年轻财主不愿放弃现世的许多财产而到天上去获得更多超验的财宝。年轻的财主已经在头脑里算清了账，产出与投入的比值远远小于一，甚至为零，这是自己与自己交换，不值得。而且还要跟从耶稣去传教，过着居无定所的清贫日子，所以他才忧忧愁愁地走了。
年轻财主的离去，引来耶稣一段精彩的评论，耶稣对门徒们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章23节）耶稣的这段评论又引起了门徒彼得的疑问：“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马太福音”19章27节）耶稣对彼得的提问作了认真的回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了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而承受永生。”（“马太福音”19章28-29节）
从上述耶稣和使徒彼得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
（1）使徒跟从耶稣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着明确经济目的的。他们把现世的亲情与财产的放弃，乃至舍去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在天国里得到“百倍”的财宝和尊荣，并且“承受永生”。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是百倍，远远大于现世中的任何回报，这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2）耶稣改变了耶和华与人交换的方法，把以实物交换变成期货交易，这种期货并不存放在现世里，而是存放在神秘的天国里。把耶和华神秘的交换环境变成期货存放在神秘仓库。
（3） 耶和华与人交换时，神是交换的主体，他以实物换取人对他的无尚尊崇。耶稣不是交换主体的一方，他不直接或间接与人立约，他只把投资价值先告诉人，投与不投由人自己自由选择。例如：年轻财主就没有选择这样的投资方式，而耶稣的12个使徒及听从耶稣教诲的人们就选择了这种投资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耶稣不是宇宙的创造者，当然也不是宇宙万物的拥有者，他只是人与神进行交换的市场开拓者。
（4）耶稣把耶和华与人的外在交换形式转换成人自己内在的交换形式，先由人自己算好投资效用（产出投入比越大越好），这有点象现代的股票与期货投资市场。由此可见，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投资，投资者的动机只有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上获得收益最大化，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总之，宗教是教人如何通过交换行为来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神圣课堂。
2.神秘的“看不见的手”
前文讨论了《圣经》中神人交换的记载，使我们认识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人学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神圣课堂。不管《圣经》中有多少批评私有制度的经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在现世中的行善是为了死后进天堂，而不是为了进地狱，如果现世行善的人在来世个个进了地狱，我想不会有多少人跟从基督做善事。很显然，现世的行善也是为了来世可以在天堂里过上比现世更美好的生活或获得永生的灵魂安息，这正是宗教的诱惑所在。所以，任何宗教都要首先设定一个超验的美好境界。
是谁将《圣经》中的神人的神秘交换搬到地上，并使人与人的交换也受某种超验的神秘力量控制的呢？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每个人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也不知道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这一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斯密的这段表述与前文耶稣和彼得的那段对话比照一下，就不难发现，耶稣是要现世的人将自己的财产散给穷人，以增加社会福利，而散发的钱财可以在神的天国里得到百倍的回报，并可承受永生。这是用期货的办法让现世的人可以在天国里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斯密是要人通过利己的现世获取，而由那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将以私利为目的获利引导到公共福利上来。耶稣和斯密教人利己的办法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实现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斯密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就是宗教活动，而且他的老师就是耶稣。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看法，我们再来看看斯密是怎样看人的。他为了说明他的理论是实证的，他将人的属性作了静态的、割裂的三重假设，即人同时具有兽性、人性和神性。他从自然主义思想出发，先将人还原成野兽，因为丛林中的野兽都是为自己而存在的，它的生命和自然是一致的，它的生命是自然界的一部份，自然界也是他生命的一部份。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应该和动物一样，都有与生俱来的利己之心。这样，他把动物的自然理性的内在规定性等同于人的社会理性的内在规定性。人首先要象动物那样服从自然法则，就是要服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他反对人为的干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神秘功能，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也应该象动物世界那样出现狮子、老虎这样的终极强者。其实，他的错误也正在于此，自然法则并不造就也不保护终极强者。自然法则保护的是相互制约的自适应反馈平衡体系，比狮子、老虎更强大的人类，也要受到病毒和细菌的制约。真实的丛林法则，狮子、老虎也常常受到数量占优势的其他食肉动物的制约。例如，鬣狗就可以以其数量优势从狮子或豹子口中夺食。当斯密发现他的看不见的神秘之手不能在人类世界中成就终极强者时，他发现人是社会性的人，不是动物。既然是人，就要用治人的办法，他断然放弃了“自然秩序”，要建造人的社会秩序。把那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换成了看得见的拿枪之手镇压联合起来的劳动者阶级，保卫人造社会的终极强者，用人造的枪杆子保卫人造的“丛林法则”。
人类的世界是人自己建造的，人只能建造过去和现在，但人更应该为了未来而建造现在，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但斯密不懂，他不知道他要建造社会终极强者是宗教乌托邦，在人的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耶和华式的终极强者。其实，《旧约》圣经中记述的战争就是那个终极强者耶和华神制造的，现世中的纷乱和战争也是由那些想成为而又不能成为终极强者的人或国家制造的，纳粹德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莫不如此。这一点斯密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他却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归结到作为耶和华“弃民”的劳动者身上。于是，他又把人看成是宗教人，动用上帝之手对那些不拥戴终极强者的弃民进行来世“审判”。
斯密理论体系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首先他把宇宙自然体系理解为开环的，宇宙自然体系不是自适应的闭环反馈平衡体系，而像《圣经》“创世纪”说的那样，耶和华神创造宇宙万物，他是宇宙的主宰，是终极的强者。亚当和夏娃及其后代是耶和华神创造的，又是耶和华神所创万物养活的，他们是耶和华终极的仆婢。这样宇宙就成为由终极强者和终极弱者构成的二元对立的开环体系。其次，斯密的自然观决定了他的社会观必然是社会进化论，人类世界是镶嵌在自然世界之内的，人类世界应该和自然世界有同样的规律，自然世界是由终极强者和终极弱者构成的开环体系，人类世界也应该是由终极强者和终极弱者构成的开环体系。他认为依靠人的自然力的差异就可构成丛林动物世界的强弱状态。人类社会只有符合他的宗教宇宙观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应该建造成耶和华神“十诫”所确立的社会状态才是正常的。他一旦发现现实社会不符合上帝规定的社会状态时，他就要求社会统治者动用耶和华的“律法”制裁，耶稣的来世“审判”这两只看得见的手。斯密这种由终极强者和终极弱者构成终极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不是孤立的，因为斯密就是成长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基因里，基督教文化一直是西方文化的根基，而至今不衰。
3. 市场与新教伦理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好是诞生在宗教改革的时代，也是宗教逐步走向世俗化的时代，也就是上帝逐步向地上回归的时代。许多思想家根据新教的论理精神生产出一批理性的资本家和理性的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制造终极强者的丛林法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根据新教伦理精神，对终极强者的上帝进行理性化的改造，把斯密关于人的兽性、人性、神性的三重假设统一到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中。于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开宗明义地为理性资本主义下了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这个所谓的理性资本主义定义和斯密的思想没有多少区别。人的交换行为都是为了谋利，都是功利主义的。但斯密的功利主义赚钱行为绝对是为了自己，而无任何利他意识，为别人提供便利（有有利的，也有有害的。例如：黄、毒、赌、假冒、伪劣等等）是“看不见的手”引导的非预期效果。斯密资本主义的牟利行为是绝对“为我”的，为我赚钱，为我享乐。韦伯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是无法成功的，因为那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最终把矛盾引导到无产者和资产者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上。使斯密不得不请出现世的“惩罚”和来世“审判”这两只看得见的手。这是非理性的，其结果必然是祸乱丛生，战乱不已。于是，韦伯把“为我”赚钱，“为我”享乐的动机嫁接到超验客体的上帝身上，韦伯又把资本上帝从地上送到了天上。把资本家的“为我”赚钱，转换成履行上帝赋予的“天职”，把“弃民”的劳动转换成为了让上帝喜悦而得到“恩宠”，从而可以改变弃民身份而成为“选民”。韦伯认为用新教伦理中的“敬业”精神可以为资本主义造就出为上帝劳动的忠实劳动者，用新教禁欲主义精神可以造就成一批自己“节俭”而为上帝“敬业”的资本家。这样，在韦伯的思想里，劳动者和资本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却统一在上帝“荣耀”的光环下。
那个创立了奴隶社会，宗教统治的非理性耶和华，经过韦伯用“新教伦理”精神的点拨变成了“理性主义”的上帝。具有理性主义的上帝，率领他的具有理性主义的“选民”成为理性的资本家，创建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建造了理性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里，资本家是为理性的上帝通过市场交换以“和平”方式赚钱，工人阶级为了“救赎”，为了获得理性上帝的“恩宠”而拚命地工作，剥削和压迫都成了理性的产物。那么什么是韦伯心中理性呢？从他对理性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就可以一目了然，理性就是通过市场交换以“和平”的方式赚钱。这样，理性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赚钱，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赚到钱就是理性主义的好猫。在韦伯头脑中，充满了理性主义信仰的宗教色彩，他和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神秘主义具有异曲同功的妙用。从本质上看，韦伯笔下的理性主义就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葛朗台主义，理性主义就是数钱算账主义。所以，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只要一遇到数钱算账的时候，立即就会变成无限贪婪的非理性主义。近些年来一次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不都是理性资本家挑起的吗？不都是理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吗？当周期性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理性的资本家不再需要斯密式的来世“审判”，他只需要代表理性资本家利益的国家机器，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对那些敢于不听从他们“理性”指挥的“暴民”进行镇压。最现代化的武库决不是什么“理性”与“和平”的东西，它是用来杀人的工具。1904年韦伯当头脑中正在孕育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欧洲理性资本主义的母腹中也正在孕育着第一次世界性战争。
由此看来，以数钱和算账为核心的现代理性主义崇拜，是导致国家利益主义的战争主义根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无独有偶，最近中国的韦伯门徒也仿照韦伯的思想塑造了一批“理性主义”的民族资本家。如：电视剧“大宅门”、“乔家大院”、“走西口”、“闯关东”等等，这里的资本家都符合韦伯笔下的“敬业”、“节俭”等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只是西方资本家的赚钱是为了“荣耀”上帝，而中国资本家的“理性”精神在于国家有难时爱国。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一个剥削压迫劳动者阶级的人，他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呢？也许是他的“钱袋”之国；也许是能让钱袋继续鼓下去之国；也许能保护他的钱袋不被人拿走之国。至少他不会爱使他成为被统治对象之国，他不会爱让他的顾员分掉他的财产之国。
总之，离开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空谈爱国主义是抽掉阶级内容的非科学的国家崇拜主义。如果说蒋介石也爱国，他爱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之国，他决不爱毛泽东所爱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国，这就是国家的阶级本质。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喊出的最高音！
但是韦伯也有所顾忌，他担心世俗化的资本是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无情物，它一旦撕破宗教编织的神圣帷幕，上帝又会从天上走到地上，宗教会不会世俗化，甚至市场化呢？
4. 宗教市场化和市场宗教化的双向运动
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展开的，宗教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也不例外。宗教的世俗化为市场的宗教化打开了大门，同样，市场的宗教化又为宗教的市场化打开了大门。市场是打开宗教和资本主义这两扇大门的钥匙。如果说，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全面地论述了由于宗教改革打开了世俗化的大门，为资本主义灌注了“敬业”、“节俭”和“预定论”的新教伦理精神，使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形成，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走上历史舞台，又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宗教化为现代宗教的市场化提供了逻辑和内容。宗教由新教的世俗化走上现代的市场化，彼得.贝格尔在其《神圣的帷幕》一书中，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论述。
在贝格尔看来，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迫使国家制度实行政教分离，特别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就使宗教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不能通过政治的强制手段使人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使许多科技领域的人们对宗教关于宇宙的解释产生质疑，加之现代资本主义思想的理性化，造成了宗教的“信任危机”。这就使宗教不能对公共领域进行干预，而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自我修养。这势必形成各教派、各宗教团体多元化的格局。多元状态就是竞争状态，竞争迫使各宗教团体不得不按照经济市场的逻辑和内容来重塑自己的存在形式。于是宗教团体成了“交易所”，宗教内容也按照具有宗教情感消费者的需要包装成“时尚”产品，印制成精美的宣传广告，由教徒们到公共场所或通过亲戚、邻里和朋友各处推销。这与经济市场中的直销活动没有本质的区别。由于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思想和文化；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精细分工，人已经成为社会机器中的机械零件；由于各种隐私权的不断神秘化，已经将社会人分割并包围在一个个情感的孤岛上，这是一个真实的“无情世界”，宗教为这个无情世界提供“感情”的栖息地。宗教向心灵需要慰抚的人群迅速扩张，宗教又成了“心理治疗所”。这样就使非组织化的宗教意识（宿命论的命运观）、宗教情感（祭亡灵）以及自然宗教都得到了强化，就连传统的习俗，乃至迷信也涂上了浓重的宗教灵光。现代宗教以市场化的逻辑和形式向私人社会的迅速扩张，它以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市场文化结下了若即若离的神圣同盟，继续为资本主义的无情世界提供若有若无的“感情”遮羞布，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鸦片”产生慢性中毒。市场宗教化和宗教市场化的双向运动有这样的社会功能：市场的宗教化是对人造市场的血腥社会特征予以本体论的合理化证明，宗教的市场化让更多的人慢性中毒，用宗教信仰代替共产主义信仰，放弃现实的阶级斗争，成为坐求来世进天国的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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