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必须批判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必须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地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要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困难得多，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普世价值”所宣扬的就是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两个“最彻底决裂”要清扫的历史垃圾，要清扫就必须进行不间断的共产主义批判运动，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59个年头了。在这近60年里，中国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受到口诛笔伐的严厉批判。但它正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革命爆发的时候，情行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毒害我们。”文化大革命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清算只是暂时打退了它的进攻，并未将其扫进历史的博物馆。相反，在开放改革的催生下，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了占领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它们又结成了市场“拜物教”的神圣同盟，这正像新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下的神圣同盟一样。　　

后30年，实际上是恢复中共“八大”路线的30年。“八大”政治路线的目标就是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孙中山先生未走完之路，竟国民党蒋介石未竟之业。今日中国社会之现实明白无误的证实了这一点，本文不打算多谈。30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催生一大批资本家，形成新型的资产阶级，它们一定要构筑自己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从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新兴资产阶级的这一政治诉求必然与共产党的领导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一矛盾在40多年前，毛泽东就预见到它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他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不能与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混为一谈。近期，有关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争论就充分证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以人道主义为价值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向无产阶级“炮轰”了。在当前形势下，共产党所面临的决择：要么改变自己的信仰和社会制度，以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对工农劳动大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么逐步结束“八大”的政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期，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把推崇个人价值作为终身自我求证的目标。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在哲学上强调自我意识，在社会观上强调社会契约论，在经济观上提倡个人间的自由贸易。它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文化复辟。这个时期的知识份子及思想家以回复罗马的艺术文化为先导，全面复辟中世纪以前的希腊文化。文艺复兴的知识特征就是福柯所说的“相似性”，人与万物是相似的，就像现代话语中的“变形金刚”。在“相似性”知识文化的导引下，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实行了有选择的对接。第一个就是与希腊文化中的斯多亚学派的“自然理性”相对接。斯多亚派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理性”作了细致的讨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接过斯多亚派自然理性主义学说，把人还原成动物的“相似”形；又接过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完成了人与动物肉体的对接。动物是完全按照自然理性生存的，因为自然规律（自然理性）的规定性就保存在动物的遗传基因里。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动物习性就是动物的本性。思想家们凭借知识的“相似性”，再利用人在形态上的物理结构及心理行为上的某些相似之处，人为地将人贬低成动物。之后，再利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进化”说（动物灵魂包含植物灵魂，人的灵魂包含动物灵魂）来论证人和动植物有共同的灵魂，也就是人和动植物有着共同的理性。于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在文艺复兴时的知识份子笔下诞生了，人的肉体等于动物的肉体，人的灵魂类似动物的灵魂，并以此批判、否定人是神创造的“神创说。”。与这种自然还原主义人性论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就是以吃、喝、性为主体的自然主义还原文化形态，这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主题。　　

第二个对接是第一个对接的直接结果，即具有动物理性的“自然人”再与亚里士多德的以“自我幸福”为目的的价值理性相对接。这样又把动物具有的自然理性上升为人的价值理性。于是，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人与动物有“相似性”；从价值理性看，动物人又成了具有价值理性的社会人。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们把人变成既像动物又像人的“相似”形，这一“相似”形也是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根源。这两种对接的完成就实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理性动物”向人是“金钱动物”的转变。这样，“理性主义”变成“拜金主义”；“理性主义信仰”就是“拜金主义信仰 ”。文艺复兴的社会文化功能将基督教信仰中的“神”变成“拜金主义”信仰中的“钱”，使人性从拜“神”的异化状态变成拜“钱”的异化状态。　　

第三个对接就是与基督教教义中的“爱”相对接，并放大为“博爱”。“博爱”不是动物理性，是基督教徒的理性。这三个对接的完成就构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把动物的自然理性“相似”到人类身上，再把动物社会中的自然行为法则“相似”到人类社会；再用上帝的“爱”作为麻醉剂注射到人的中枢神经里。　　

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里货色具全，各有各的用处。仅以亚当.斯密为例，当他用“自然秩序”（自然理性）看人时，他认为人应该像动物那样服从自然理性，弱肉强食，而且弱者并未因为强者的杀戮而绝迹，强者也不会因为弱者的充足而脹死。自然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生态的平衡。他把这一观察用到人类的经济社会，认为人的经济社会也应该像自然界那样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当他发现人类社会不像自然世界那样“无顶尖强者”时，为了保护人类强者的所得不被弱者以数量的多数掠食，他放弃了“自然理性”，诉求约定法则，即法律。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伪命题），而是为了制裁那些弱者以自然理性的法则从强者嘴里夺食；当他发现人为法也不能解决社会冲突时，他又以《道德情操论》来感化社会；当他发现道德说教不能解决穷人的肚子时，他就诉诸法律进行镇压。这时，他不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他相信枪镗里射出的子弹是最权威的；当他发现子弹也镇压不了人民的反抗时，他又请出了上帝的来世“审判”。斯密的思想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专政性质作了最全面、最权威、最彻底地注释，他的注释和求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密在中国的徒子徒孙们是怎样解释由自由主义经济 理论造成的金融海啸及经济危机的。他们首先否认这场金融海啸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反而倒打一耙，认为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紧接着又以攻为守地绑架共产党，要搞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改革。其用心有二：其一是，转移批判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其二是，集结反共势力逼共产党下台。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的政治体制不是最民主吗？经济体制也是最自由的，这场波及世界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却为什么恰恰是由美国引起的呢？其次，他们充分运用老祖宗的“相似性”学说，当他们要否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时，说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代表的是落后生产力，应该卖给洋人来改造，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失业是“社”改“资”应付的“代价”。当他们鼓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更大的经济危机时，又说那些生产力比国有企业落后得多的私营经济是“民生”经济，这些企业倒闭了会造成大量工人（大部分是廉价的农民工）失业，会造成社会不安定，以此对国家、对政府相威胁。而且通过舆论工具煽动农民工静坐示威，同时又要胁政府废除《劳动合同法》，说这些私营企业倒闭的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使生产成本上升所致。他们一面煽动工人“维权”，一面又要胁政府修改《劳动合同法》逼工人闹事，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与其祖宗斯密又是何等“相似”乃尔！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欺骗性是源于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和荒谬性。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打着复兴的旗号，干着复辟希腊文化的勾当，把复辟当着复兴的旗帜来挥舞，正像现在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一样。为了满足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需要，他们首先复辟的是斯多亚派的自然理性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价值理性主义以及灵魂进化说，以此理论为武器先将人还原成“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人既然是“自然人”就应该服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理性，也就是以食物链为纽带的弱肉强食。这一理论上的还原就証明了人类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状态是由人的自然差别造成的，而且具有不可更改的天赋合理性。　　

下面我们来讨论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不可确证及荒谬性。第一，生物进化论拿不出人是由哪种古猿进化来的确证；第二，人类考古学拿不出人是离群索居的自然状态人的确证，相反，却证实了人是群居生活的社会人；第三，生物进化论拿不出人的类遗传基因是怎样在“自然状态”下进化而来的确证；相反，文化考古学可以证明人是在社会文化条件下进化的证据，从人的遗传基因到人的后天成长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轨迹就是人类进化的轨迹。没有文化考古学的确证而对人类进化所作的生物学推断只能是主观的猜测。第四，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拿不出合成人的类遗传基因的确证，也不能将人的类遗传基因还原成其它生物的基因。现在有研究表明人的遗传基因与黑猩猩的遗传基因只有2%的差别，但我可以大胆地说，即使是万分之二的差异，这个差异一定是内源的人性遗传基因，而且这个差异是动物永远不可逾越的。 　　

“自然人”说的唯一证据就是人同其他生命体对自然物质的依赖是共同的。但不要忘了，人不是直接将自然物质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份，而是经过人化后才能作为生命的一部份，动物只能直接将自然物质作为生命的一部份。即使是阳光、空气和水这样的天然物质，人也是可以创造出来，但动物绝对不能。人之所以不是“自然状态”下的“动物人”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本身是人性化的生命物质，不是兽性化的生命物质，人是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创造文化的文化生命实在。动物除了可以重复地兽性化复制自己的子代以外，别的什么创造也不会。由此可见，人和动物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人性，动物的本性是兽性，人性和兽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属性。但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们，又利用“相似性”把动物的本性上升为人性，认为人像动物那样生来是自由、平等的，并把动物的“母爱”本能上升为人的同情心和“博爱”。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出笼了，什么“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强音，并作为核心价值到处“强卖”。此后，又把完全政治化的“民主与法制”也加了进去，构成了现代性的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主义是靠飞机、导弹推销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对现代人道主义最好的诠释。　　

由此不难看出，具有现代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实质是打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为幌子的兽道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毫无“普世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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