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景安之流普世价值论的僭妄
古 象
徐景安的出现不能当作偶然现象，而要深思其深层的社会基础。
（一）
近些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怪事连连，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在神州大地甚嚣尘上，其荦荦大端者可略举如下：“告别革命”、“淡化意识形态”、“鸦片战争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谐世界，从心开始”鸠占鹊巢，日渐成为时髦的“主流语境”；“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只适用于中共党员，不适用于普通公民”之类的奇谈怪论甚嚣尘上，施压中南海；“维持工人和农民现有的生存状态，很有必要”、“穷人不应叫穷人，应该叫待富”、“中国哪有两极分化”、“应该规范性产业，让性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之类流氓论调，竟公然问世、畅通无阻；“民主是个好东西”、“普世价值势不可挡”之类胡言乱语，晚近更以咄咄逼人之势四面出击：汶川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体现了普世价值，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政府兑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承诺，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追求普世价值的产物。当党内或社会上的正义力量对普世价值提出批评意见时，立刻被诬为“反对改革”。
意识形态领域在颠覆历史、指鹿为马方面之乱象纷呈，常令人匪夷所思、目瞪口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四大恶霸地主，现在据说都已“平反”了，因为他们都很“厚道”“儒雅”，绝无水牢或“半夜鸡叫”；非但不是恶霸，相反恰恰是“依靠诚实劳动致富”、值得今人学习的典范。美化汉奸、丑化抗日志士、为抽象人性和原始本能张目的反动电影《色·戒》，被允许在中国大陆公映，据说是出于统战需要。近年来，中学语文课本还出现了一些企图彻底灭绝革命基因的“善意”删除：《谁是最可爱的人》据说因含有咬掉美国鬼子半个耳朵的“血腥内容”，不利于中美友好，为避免“友邦惊诧”，删掉；《狼牙山五壮士》据说因含有“跳崖自杀”的恐怖场面，为避免青少年模仿和更有利于中日亲善，删掉；《包身工》因原生态描写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剥削压迫的残酷场景，会使弱势群体子弟产生不必要的“阶级觉悟”，对和谐社会构成潜在威胁，自然更应该删掉。
“在阶级社会，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卖力鼓吹“民主”、聒噪“普世价值”者，都是些什么货色呢？这其中，有混进革命队伍追名逐利或革命意志早已衰退的无耻老朽（如李锐、谢韬之流），有打着“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幌子欺世盗名、招摇撞骗的政治乡愿（如刘吉、周瑞金、辛子陵、俞可平之流），还有图谋东山再起的自由化精英或不甘寂寞的无良学者（如吴稼祥、徐景安、袁伟时、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之流），鬼怪麇集，不一而足。这些人是当代中国最腐朽、最反动的腐败分子、不法奸商和无良学者构成的“铁三角”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图谋篡改、颠覆、解构184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史，通过所谓诉诸普世价值占据道义制高点，取消、否弃中共存在的正当性和理论基础，褫夺中共的领导权力，以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架构，以长久维持其既得利益及其外国主子的在华利益。这就是这些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激烈、博弈日渐白热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至西方列强早期的殖民扩张史。工业革命、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人在向欧洲以外的东方地区殖民扩张时，在想象中构造出一个和他们相敌对的“他者”，并通过对东方的“他者”想象来确认和建构自身的文化认同，而与这种文化认同和种族优越感相联系的基督宗教及其蕴含的所谓普世价值，便成了欧美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赖以自欺欺人的精神武器。欧美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宗教对东方世界进行文化毒害和精神奴役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攫取东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因为基督宗教可以驯化东方，最大限度地削弱东方民众的反抗意志。黑非洲流传甚广的谚语“很久以前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里有黄金；如今他们手里有黄金，我们手里只剩《圣经》”，便是对这种现象的辛辣讽刺和真实写照。
文化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帝国主义意义上的西方巨型都市与东方穷乡僻壤，是全球化时代后现代人类社会文化景观中对立共生的两极。政治层面的控制与反控制、经济层面的掠夺与反掠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文化层面的驯服与反驯服之间的妥协型交融、甚或为虎作伥型共谋，似乎可以在普世价值的虚幻想象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人类文明的基本格局现在依然是——西方是强者，处于世界的中心，掌握话语霸权，始终是宏大叙事中的主角或主语“我们”；东方是弱者，处于世界的边缘，是宏大叙事中和西方人眼中的配角或宾语“他者”。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毒害和精神奴役，东方人逐渐接受西方人的“他者”歧视，外化的“他者”地位逐渐内化为“他者”心态，并逐渐学会用西方话语来表述自己，鹦鹉学舌地诉诸西方的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即所谓普世价值）来确认或追认自己的民族认同或文化身份。
显而易见，普世价值实质上意味着一种不折不扣的毁灭他者的他性的文化帝国主义。
（三）
对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代言人借以狐假虎威的普世价值的实质和要害，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稍作分析。
从政治层面看，普世价值意味着“我们”对“他者”的征服与控制问题。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以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受支配、宗主与附庸、宗主国与殖民地、主人与奴仆等主从关系模式看待和对待东方文明，一直在推行所谓“全球化进程”——从早期的血腥殖民扩张当如今苦心经营的以“维和”为幌子的势力范围、地缘政治和国际组织。普世价值事实上一直在为西方列强征服整个世界的政治野心背书。
从经济层面看，普世价值意味着以利益期货为鹄的和愿景的柔性投资问题。如何破解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难题，是地球文明永恒的主题。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是西方列强发迹的秘诀。基督宗教传教的副产品（如提供西式医疗、教育等）是西方列强的“感情投资”或软性投资，而未来的经济期货和政治期货则是其少投入、多产出、放长线钓大鱼的理性预期。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倾销市场，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华利益代理人鼓吹普世价值的真正目标所在。
从文化层面看，普世价值意味着文化上的转基因问题或文化基因的强制转换问题。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向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扩张时，基督宗教一直如影随形，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的工具，向非西方世界灌输浸透着西方优越感的上帝救世说和人类救赎史。在将其他宗教贬损为偶像崇拜和低级迷信的同时，基督宗教以普世价值自居，将世界各地独特的信仰传统驯化和标准化，破坏甚或损毁其他的宗教传统和信仰形态。后来以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相标榜的普世价值，更图谋改变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僭妄和粗暴，实际上是一种精致的文化霸权、文化暴力或文化帝国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不断挨打的过程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众处于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状态。毛泽东的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毛泽东时代的来临，使中国的历史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和强国富民而进行的坚忍奋斗，使得中国的政治架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前毛泽东时代（1840－1949）中国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盘散沙的话，那么毛泽东时代（1949－1978）中国的意识形态则具有空前绝后的凝聚力。在后毛泽东时代（1978至今），中国社会矛盾丛生，意识形态乏善可陈。由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较量和意识形态博弈仍在继续，挨打、挨饿问题虽早已基本解决，但挨骂问题（如宗教、人权等普世价值）却始终是毋庸讳言的老大难问题。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年代，反击西方列强及其在华利益代言人的普世价值僭妄，捍卫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当性和话语权，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公民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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