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徐景安：你不配拿马克思说事
徐景安一贯的对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推崇备至，甚至援引了马克思作为其例证：“正是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环境，所以西方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斯密、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到“相对自由的环境”，马克思是有话要说的。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头马克思就抨击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就是徐先生所谓的“相对自由的环境”。
这是察其言，再观其行：
1843年，普鲁士政府查封《莱茵报》，马克思被迫迁居巴黎。
1845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被迫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
1848年，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被迫经巴黎返回普鲁士。
1849年5月，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巴黎。
同年8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被迫流亡英国伦敦。
这就是所谓的“相对自由的环境”，最后马克思只能无奈地自嘲，称自己为“世界公民”。
在德国，洪堡大学容不下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容不下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容不下他；在英国，牛津剑桥同样没有一所能容得下他。没有哪一所大学能给他一个三尺讲台，更没有哪一个基金会能给他一个便士，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如果哪一个学者胆敢为工人说话，那么，给予他的就不是自由，而是专政。即便如此，这么一个在政治上遭遇迫害，在经济上穷困潦倒，在学术上遭到整个主流学界攻击的山寨学者，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他的恢弘巨著《资本论》就是对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好的讽刺，现在，主流的经济学家、西方的政界要人都不得不躬下身来研读这部无产阶级圣经了。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成就，徐先生是赞叹不已的：“资本主义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统治技巧不断改进，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吸取了很多社会主义理念和做法”。推而广之，他认为：“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营养源，也没有了战斗力。”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扯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把马克思撵得整个欧洲跑，列宁蹲过大牢，斯大林被流放七次，李大钊干脆被一枪崩了。和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人比起来，在社会主义中国，搞西方经济学的张维迎先生，学术水平自然和马克思是没法子比的，不光没挨枪子，没进号子，反而做了北大光华管院的院长，虽然不是什么名牌的大学，至少姿态是摆在那的，就是说，改革开放三十年，非但没有“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反而大大地鼓励这种非马甚至反马的学术研究和传播，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没有一个不被边缘化，北大经院有个叫解万英的，干脆跳楼自杀。可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获得营养源，没有提高战斗力，反而一年不如一年。
再回过头来横向比较，“禁止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的，不仅有中国一家，苏联管得更严，管得更死，结果怎样呢？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完全被西方学者统治的奖项，苏联人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在1975年就拿到了，中国怎么样呢？对西方经济学解禁三十年，才被提名了一个林毅夫，这还是个拜舒尔茨为师的台湾逃兵，就是这样，还让一群所谓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欢欣鼓舞了好一阵子。匈牙利也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敬爱的徐景安教授拿了国家那么多经费，除了把工人搞失业，把农民搞失地，把学生搞失学，把自己搞成了董事长，一个P都没有搞出来，匈牙利人亚诺什·科尔内都搞成了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学者，明明自己无能，偏要说体制使然；明明自己不好好做学问跑去捞私捞偏，还要赖马克思主义不搞“自由化”。我是真想问问徐先生，你一个研究中国体制改革的，能把自己研究成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能把自己研究成了投资顾问公司的董事长，末了还能把自己改革成一个xx人，这样子的“自由化”，纵横八万里，还有哪个国家有过？上下五千年，可有哪个时代存过？回头再看看那位被整个欧洲撵着跑却让所有资本家颤抖了一个半世纪的伟人，要拿他说事，徐景安是真不配。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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