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坚持社会主义的社科院院长
《打着改革旗号部署反对改革——二评陈奎元院长的讲话》,是徐景安2008年11月2日,在其博客专栏的一篇文章。按徐文的说法,他写评论的背景是:“2008年7月26日,陈奎元院长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的会议上,发表反对改革的讲话。”这使徐某人大为光火。他认为:陈院长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反改革的部署。作为一个学者对改革持任何见解都可理解,但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如此敌视改革,并以此在院的工作会议上进行部署,陈院长的“自由化”真是严重得可以。然而,他却口口声声要反人家的“自由化”。徐某人的这个“二评”不值得,反而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不然草民哪里知道,在拥护改革阵营中,还有陈院长这样的高官,真心坚持社会主义,但却被冤枉为反对改革,成为了反改革派。但是,徐某人的这个“二评”,确实不咋样,不信就请各位一观。
陈院长在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改革的问题上同样也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搞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着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讲改革,如果脱离党的基本路线,违背党的理想信念,背离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期望,就必然导致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后果。我们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徐某人在其二评中就明确地指出:“陈院长所指的‘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人,而是掌控了实际领导权的人,‘这些人’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了证明他的推定是正确的,紧接着写到:“反改革的先锋人物马宾就直言不违地说:‘邓江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新领导班子没有挽狂澜即倒,依然在积极推行邓小平江泽民的错误路线。’马宾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党中央的‘错误路线’,‘在短短的几年,把中国弄到现在这样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这种联系,显然牵强附会、居心叵测,是借他人之口,含沙射影党的最高领导人。试问徐某人,你所点名的三位党的领导人,其中两位在党内的职务最高,何须再“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呢?再说,陈院长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难道就没有批评、建议权吗?其实,陈院长提出反思改革三十年,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事实求是的原则的。一个事物,我们的都应该进行客观地反思的,允许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的。如果按徐某人的逻辑,陈院长即使讲错了话,也只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哪里还有你说三道四的权利!
徐某人认为:“与马宾不同,陈奎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对30年改革持否定态度,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这引来了徐某人的愤愤不平,质问陈院长:“从1992年至2002年您主政西藏、河南两地达10年之久,您是中国改革的执行者,又是地方的最高决策者。那么,请问您推行了什么样的改革?实行了什么样的现代化?”接着徐某人得出定论:“看来,您还是忠实执行了这场错误的改革,明知危害社会主义而为之,那就应该深刻反省。您却说了一句‘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把应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要知道,您一直是当事人,而不是局外人。”先不说陈院长在主政地方期间,落实中央的政策如何,政绩如何,难道他就不可以反思错误,必须一直坚持他认为错了的路线吗?陈院长既然说了“决不赞同那样的改革”的话,就是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恰恰相反,他是在检讨过去,反思改革。在赞扬改革开放,上下声音一致的环境中,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发出不和谐的言论,他不会不意识到来自如你徐某人这样的指责,也不会不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这种精神你徐某人有吗?
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上讲,一切事物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的。关于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就有这样的讲话:“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这段话揭示了,改革这种事物,也是有可能走向反面的。而人对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有一定认识过程的,主观落后于客观的现象是时常发生的,对于陈院长也不例外,有必要求全责备吗?徐某人对陈院长的发难,是违反马克思哲学观的。
“我只能假设,当时陈书记推行了错误的改革,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后觉悟了,力图把中国改革拉回正确的轨道。那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6年,又做了什么呢?理应组织社科院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可至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是徐某人“二评”中的这段话,还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徐某人不用给陈院长留面子,他把话说都出来了,并且是在大庭广众下说出的,何须假设?至于说研究报告是否有,现在是否必须拿出来,徐某人又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要知道,做“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研究报告”这种大事,必须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方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但由此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徐某人在主政期间,每制定一项政策,肯定无需统一部门、成员的认识,都是自己在那里闭门造车的。
徐某人在“二评”中说道:“说空话、唱高调是所有反改革派的共同特点,可是陈院长一直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人,我非常好奇当年您是怎么做领导的?当了10年省委书记,天天喊搞社会主义,结果搞了资本主义。当了6年院长,又天天喊搞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既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没搞明白,那就应该谦虚一点,但指责、反对改革又那么言之凿凿、铮铮有词。”我也很奇怪,陈院长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将它们混为一谈的话,就不可能说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的话来,也就成为不了反思改革派,就不会成为徐某人指责的对象。其实,他们两人都明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而且都明白改革开放走向了何方。只不过一个是花岗岩脑袋,冥顽不化;一个是顺应民心,为民鼓与呼!
关于目前官僚腐败严重的问题,徐某人也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究其根源上,陈院长认为:“有一些问题不是由公有制或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比如,现实生活中的腐败问题能怪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体制吗?”徐某人则坚决不承认腐败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带来的,并作了如下的辩护:“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自由买卖,无非是谈价钱,怎么会产生腐败?当然,商业腐败是可能的,与政府权力应该没有关系,也决不会引起党群关系的紧张。这就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腐败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密切相关,徐某人说道:“在计划经济、公有制制度下,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市场化改革,就是将资源从政府控制下进入市场,这就为权力换金钱提供了机会、渠道,所以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必然伴随腐败的升级、暴富的诞生。”再明白不过了,徐某人的逻辑就是:强盗抢劫,这不怪强盗,而怪你苦主有钱,才去抢你;大门不开,强盗只得破门而入。如果苦主识相点,就和强盗商量,用金子换强盗同等重量的银子,不行就换同等重量的铜钱。这么以来,强盗就不成为强盗了,还成就了你苦主行善积德的美名。何其荒唐!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官员,一个高学历的人,一个赞同与时俱进的人,居然把“与时俱进”理解为“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你这哪里是赞美“与时俱进”,简直是在糟蹋它,难怪那些腐败分子敢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原来有你徐某人在提供理论依据啊。为何非要是“腐败与改革同时俱进”?难道就不可以防范于未然吗?为何“每一次市场化改革必然伴随腐败的升级、暴富的诞生。”?就不可以总结前次改革中的经验教训,来杜绝以后改革中再出现问题吗?贪污、腐败越来越烈,权钱交易越来越明目张胆,这不是一个“必然伴随”能够搪塞的!对这种混账的逻辑,我越写越想骂人。政府掌握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资源(不是说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怎么还有资源啊!),某些共产党员因为他掌握了政府的权利,就可以中饱私囊吗?这些人即使不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凭良心和道德,也不应该拿权力换金钱。权力换金钱,绝不是改革的必然规律!徐某人你也当过官,职务也不小,你用手中的权力换过金钱吗?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你的“必然伴随论”显然就不成立,就是在为贪污、腐败这种因改革中放弃毛泽东思想带来的必然结果,做苍白的辩护。
徐某人列举了一些腐败现象:民意民声无反映渠道、民生民计无保障、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每年多达万亿元……但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句话:“这是改革之前的政治体制来不及改造成的。”要是不注意这句话,还以为他对当前的官僚腐败,也是恨之入骨的,其实他把这些问题仍归罪于毛泽东时代。看来,徐某人宁愿背一个写文章逻辑极差的罪名,也不愿反思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就在于他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社会主义的。他是在使用欲擒故纵的计谋,采取阿谀奉承手腕,企图阻止纠正改革中出现的、足以亡党亡国的弊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徐某人的“二评”最后来了个自我暴露:“正因为如此,学术思想界与广大民众呼吁推动民主化改革进程。而您把此作为‘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反对。我国改革既然取得如此成就,那么,您反什么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呢?您凭什么危言耸听地提出警惕‘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徐某人在干什么?他对陈奎元无端指责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自由化,企图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
2008年11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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