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的光耀

激进主义的光耀

辛若水

（一）真的从谭嗣同起就错了么？

我们现在走的是比较稳健的路，于是人们便开始反思甚至诋毁在历史上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了。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所有的错，都在激进主义那里，如果没有激进主义的话，中国早就迈入幸福的天堂了。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若是没有激进主义的话，中国恐怕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都摆脱不了吧。可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造就了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而风起云涌的激进主义，也使中国最终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其标志就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现在是富强了，但这红色的江山，不正是革命打下来的么？恐怕没有人认为革命是非常稳健的路；相反，主张走稳健道路的人，是力图避免革命的。当然，有许多人对革命没有好的印象，甚至敌视革命，但是，革命拯救了中国，是最为基本的事实。你即便要告别革命，也不是挥挥手，就能够把革命的历程给抹掉的。革命应该说是所有的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吧。然而，谁愿意那么激进呢？所以选择激进，选择革命，那是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不得已而选择的道路。当时是有当时的背景的，如果我们脱离了当时的背景，只在学理上发空论，固然伪装得十分深刻，但却显然背离了真实。当然，中国吃过激进主义的亏，譬如文革，就在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便讲历史上的激进主义全都错了。更何况，即便是文革，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不是毛泽东振臂一呼，马上就应者云集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激进主义是好，还是坏，而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的时候讲，从谭嗣同起，就错了。这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给激进主义上查祖宗八代，就查到谭嗣同了。谭嗣同虽然是戊戌变法的改良派，但其思想实在是非常激进的。而其思想的激烈，也最终成就了其人生的悲壮。“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光辉形象，会永远留在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中。我们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讲，谭嗣同的选择，实在是太幼稚了。讲什么“各国变法都自流血始，中国变法却没有流血的人，那谭嗣同就做第一个吧。”这不是十足的昏话吗？还是快点逃跑，保住小命的要紧。如果这样选择的话，那就非常稳健了。但究竟是稳健，还是激进，对历史的作用大呢？在当时来讲，当然是这种激进的选择，能够打破中国一谭死水的沉寂。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不就在这悲壮的牺牲中么？也许，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这种舍生取义了。但是，不能理解舍生取义，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不够，而决不能够说，舍生取义大大的错了。实际上，戊戌变法真正的光彩，就在谭嗣同的从容就义这里。那些变法诏书，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没有在历史上产生什么影响，而谭嗣同的从容就义却昭示了一种舍生取义、寻求救国之路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后来者。李泽厚不自己也讲，谭嗣同是革命派和五四的先驱么？可为什么后来却讲，从谭嗣同起就错了呢？难道是老入颓唐，还是在灵魂里翻筋斗？我们找不出谭嗣同错在哪，如果从容就义错了，那贪生怕死反倒对了。在那个时代稳健的改良路线是走不通的。就是那么稳健而又平和的改良，都被清政府镇压了，更何况其它的路呢？对于一个腐朽的政权，也只有采用革命的手段了。就像当时人们所讲的，只有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才有救。当然，调和折衷的就会出来讲，腐朽一点算什么呢？那总要比血流成河强多了。调和折衷当然是非常稳健的，而这稳健似乎对腐朽特别宽容。但是，谁又想过，宽容腐朽，意味着什么呢？把激进主义上溯到谭嗣同并不错，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谭嗣同的错处。有人可能说谭嗣同错就错在太激进了；但是，这激进正是谭嗣同一生最大的光耀。如果谭嗣同根本就没错，那又谈何“从谭嗣同起，就错了呢？”我觉得，我们对激进主义应该有一种历史的态度。激进主义的功过是非应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下判定，而决不能够只在空洞的学理上说长论短。

（二）革命的必然

其实，我并不喜欢“必然”这个词，因为“必然”总爱标榜不可抗拒。而我的意思，却总想和这不可抗拒的必然交手，哪怕是拿着鸡蛋碰石头或者螳臂挡车，都是无所谓的。如果处处皆是必然，那我们似乎什么也不必做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所谓的必然，恰恰在我们积极主动的创造中体现出来。我们的积极主动的创造，是我们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所谓的必然就深蕴在自由意志之中。我们在创造历史，但我们并不是想怎么创造历史就怎么创造。我们所以这样创造历史，而不采取别的方式，不仅有我们自身的理由，而且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历史根源会直接地作用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像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吧。谁不想一下子就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呢？但事实却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失败了，洋务派失败了，维新派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难道是他们没有自由意志吗？并不是的，他们都在积极主动的创造历史。但在这积极主动的创造中，恰恰深蕴着无可抗拒的必然。也就是，人们的自由意志对抗不住这必然。历史的必然是与客观规律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历史的必然就是客观规律。中国所以要走革命的路，就是历史的必然造成的。当然，我们可以不喜欢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循历史的必然，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而这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又把我们推向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革命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造成的么？当然，在革命初兴的时候，它就面对着许多指责，说什么“过激”啊，会让中国人民血流成河啊。这些指责，和今天激进主义遇到的，是差不多的。惟一不同的，在当时革命是大逆不道的；而在今天，革命的神圣性早就确立，但人们的精力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用今天的眼光去否定历史，当然很简单；但这种简单，非常可笑的，我们知道有句俗话，“事非经过不知难。”否定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这不非常可笑么？对于激进主义，盲目地否定，当然是不可取的。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当然不需要什么激进了；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激流险关，没有激进主义，又是万万不行的。可以说，激进主义是在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做最后一博。如果人人吸引暮气，与梦为邻，那这个民族还有救么？激进主义所昂扬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志气。也许，它的口号很简单：“要么一切，要么全无。”只有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才能够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开辟出一条道路。当然，拼死一搏，未必是最好的，我们更主张韧性的战斗，但是，拼死一搏的精神总是要有的。纵然是倒下，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河流中绽放。当然，革命成为必然，激进主义成为必然，这首先是在政治层面的。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对政治一直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治展开的。所以，从谭嗣同起到孙中山的激进主义，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把一切都往政治上归结，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毕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改良政治，这是维新派的观点。但是，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上，又怎么去改良呢？你自己觉得改良是好心，可人家呢，却以为你要把大厦推倒呢？那既然如此，不如索性把这大厦推倒，于是革命派的观点便压倒了改良。可以说，清政府是在革命的洪流下土崩瓦解的；许多人可能觉得，清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了，即便没有革命，自己也会灭亡的。道理可以这样讲，但是革命推倒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是基本的历史事实。况且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发动十几次反清起义，这不仅意味着崇高的革命精神，更意味着流血与牺牲。单是广州起义就发动过三次，我们所熟知的有“为国民革命流血之第一人”陆皓东，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革命的必然中，在舍生取义的精神面前，我们却讲激进主义大大的错了，难道就一点不觉得脸红么？如果他们错了，那腐朽的清王朝倒对了。宽容腐朽吧。然而，所以宽容腐朽，不正好证明自己与腐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三）五四的火炬

五四的火炬，当然是由激进主义点燃的。但是，这时候的激进主义已经不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代的政治激进主义了，而是深层次的思想文化的激进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虽然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由民国总统而一跃为洪宪王朝的皇帝，虽然只有83天的美梦，但毕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在这块充满封建专制的土地上是多么的脆弱。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虽然能够革掉皇帝，革掉专制的王朝，但却革除不了人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开始了，这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是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开始的，它对传统的礼教、道德、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排击，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它热烈地呼唤着“民主”与“科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希望“民主”与“科学”驱散这个古老帝国的专制的阴魂。可以说，这种思想文化的激进主义，有两个显明的特征：一是对传统的激烈否定；二是对科学、民主的礼赞。那个时候响彻云霄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虽然孔家店并不是传统的全部，但却是传统的最好象征。要推翻旧社会的人们，总会大骂孔子，大骂他那一套吃人的学说；而一旦要建设新社会了，孔子似乎就不那么坏了，甚至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这说明了什么？很显然孔子的学说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在孔子的学说中，虽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民本并不是民主。“民本”，那是统治阶级居高临下讲的，而民主呢，则是人民群众起来当家作主。孔子也是不满意于统治阶级的暴政的，而所以如此，也只是为了让统治阶级万古长存，因为暴政是灭亡的根本，这是不证自明的。守业的人，都会觉得孔子的学说蛮不错；但打江山的人，更乐意于“打倒孔家店”，或者“批林批孔”。孔子的学说是传统的最好象征，那么这传统的灵魂又是什么呢？就是专制。可以说，孔子的学说是与专制的灵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李大钊先生讲过，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二千余年专制之灵魂；但是，专制的灵魂何尝在孔子的学说之外呢？新儒家不是要从传统儒学中开出民主么？民主的思想并不在儒家中，儒家所固有的是民本。专制的灵魂选择孔子的学说，作为自己的配偶，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这一对夫妻夫唱妇随了两千余年，难道孔子的学说反倒是清白的。这恐怕不符合实情吧。孔子的学说是谁都可以拿来用的。以前大骂孔子的时候，不是讲孔子是资产阶级的敲门砖吗？所谓敲门砖，那就是敲开门就扔掉了。似乎这敲门砖的命运并不怎么好。但事实却皆然相反，敲门砖的日子并不冷清；反而生意兴隆，因为这个人敲过之后，那个人还要敲。大家都用敲门砖，而作为敲门砖的孔子学说，自然宝贝得不得了。五四时代对传统的激烈否定，在今天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辉。当然，你可以说，激烈地否定传统，并不怎么理性；问题却是，在封建思想弥漫的时代，采取理性的态度，踱出四平八稳的方步，又能做成什么事呢？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不破不立”，只有大胆地破，才能勇敢地立。只有从根本上破除传统，才能树立那簇新的民主与科学。我们古代传统中，并不存在民主与科学；也正因为如此，民主与科学才会为古老的中国带来真正的曙光。那么民主与科学好在哪呢？民主可以驱散专制的阴魂，科学则能使人们摆脱愚昧的状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当然是最可宝贵的，但在中国的背景下，似乎总在变样。有些追求民主的，做起了全盘西化的美梦；而热衷科学的呢，又虔信起科学主义。全盘西化，当然不好了。科学主义也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因为真正的科学是反对迷信科学的。但是，这种歧途，似乎并不能怪罪激进主义。可以说，是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民主与科学的曙光。当然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也必然地归结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可以叫做“启蒙”，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则是救亡，而五四过后，中国确实是沿着“救亡压倒启蒙”的路线走的。

（四）最后的绝唱

激进主义在上个世纪表现最为明显的自然是1966年—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激进主义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思想文化上的。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叫这激进主义，而是称之为极左思潮。称之为极左思潮，那就要为许多人反对了，但若叫激进主义，就有许多人赞成。其实，把激进主义与极左思潮等同起来是不对的，因为二者并不一样。极左思潮对我们来讲，是灾难性的；但激进主义，却充当了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我们看一下文革中的激进主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首要的一条，就是它要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消除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弊端。我们虽然讲社会主义好，但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弊端，却是基本的事实。在这些弊端中，最让毛泽东揪心的就是官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最为担心的就是在人民群众之上，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由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就要变颜色了。在文革前，所谓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其实，才露苗头，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毛泽东就是要防患于未然，而在防患于未然的时候，却不免草木皆兵，听风就是雨了。可能在毛泽东的眼里，当时的情形就是漆黑一团，政权已经不再掌握在人民手里，敌人已经混到了党内；也许，正是这一切，才提供了文革的理由吧。如果这一切是真实，那文革的理由就非常充分。如果这一切只是毛泽东的幻觉，那文革就大大的错了。但是，我们却无法想象，一个满脑子全是幻觉的人，能够领导一场如此伟大的革命。所以，问题就很清楚了，那并不是幻觉。但是，我们现在是否定文革的；如果不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错误判断了形势，那又怎么去否定文革呢？即便是真的判断错了形势，但问题依然存在。而文革就是用群众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依然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的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人民。用群众革命的方式去对付背离人民的人，似乎并无大谬。文革的逻辑是非常强悍的，而且这强悍的逻辑是与高尚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文革是不是造就了灾难与浩劫，这是说不清的。对于一场伟大的革命，如果我们只听一面之辞，很可能就轻易的否定了它。我在想，我们能够从一段被颠倒、被扭曲、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的历史中，寻觅出真实吗？很难的。但是，文革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我们靠的近，就无法看清，因为这时候牵扯到许多利害。像巴金、季羡林这样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人，是不可能认清文革的真相的，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苦难局限住了。如果只是被自己的苦难局限住，那还好些，问题是，他们又把自己的苦难夸大为全民族（——当然，还没到全人类）的苦难。血泪同样可以掩盖历史的真实，尤其在一场革命中。我们知道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伟大的，但在《日瓦戈医生》那异样的眼光中，不同样是大灾难、大浩劫吗？其实，用不了几百年，就是几十年，文革的真相大抵就可以浮出水面了。历史是很容易被歪曲的，但是即便从这歪曲中，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出那原本的历史的真精神。如果从高尚的动机来讲，文革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是非常可爱的。它确实提供了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方式；也许，只有毛泽东才能想出这样的方式吧。而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激进主义的绝唱。但是，

毛泽东的激进主义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更要在思想文化甚至灵魂上解决问题。政治是一时的，思想文化才是久远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要用一时的政治，造就思想文化上久远的影响。文革在思想文化上比五四时代还要激进。五四时代虽然也在激烈地否定传统，但毕竟还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而文革，则采取了彻底推倒传统的态度，甚至它连五四的传统都否定了。最能代表文革激进主义的，就是那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口号。这样的口号，确实闻所未闻；即便否定文革的人，也不好说它一点内容都没有吧。毛泽东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顶峰，是确定无疑的；文革是激进主义最后的绝唱。自然也寄托着毛泽东永远的希望。可是，否定文革的人，早就把毛泽东变成了无害的偶像。

（五）不灭的光耀

激进主义的光耀当然是不灭的。在和平的年代，人们可能觉得激进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但是，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没有激进主义又是不成的。可以说，激进主义本身就是进步的灯塔。我们重点看一下文革的激进主义。文革中的激进主义，既是政治的，又是思想文化的。也可说，它是在思想文化上打开缺口，但本质却是政治的。它激烈的否定传统，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遗产，都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并且束之高阁。在革命群众那一面，自然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在知识分子，则是精神饥荒的年代。可以说，文革的激进主义，确实导致了反智主义。那时候，人们的信条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要向张铁生学习，勇敢地交白卷；而这与我们现在讲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完全相反。所以说，知识分子去否定文革，是有自己理由的；文革不只是要砸知识分子的饭碗，而且要改造知识分子，让他们成为完全驯服的工具。文化的灾难，文化的浩劫，确实是客观存在。文化的激进主义，会导致真正的一无所有。当然，文革中的文化，虽然整体上一派凋零，但毕竟有一剪寒梅傲立雪中。而这一剪寒梅，大抵就是“八大样板戏一个作家”吧。“八大样板戏”可以说是文化创世纪的产物，但“一个作家”浩然却并不是驯服的工具。文化的创世纪，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吧。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确实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八大样板戏今天不依然传唱不衰吗？当然，没有人会把功劳算在文革的旗手江青身上。浩然，大抵是文革时代，唯一一个能够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当然，这一点似乎就可以成为他的罪证。但是，他既没有给四人帮歌功颂德，更没有充当他们的喉舌。所以，文革后，许多做法，对他是不公的。活跃在新时期的作家，往往一窝蜂的嘲笑浩然，但浩然究竟做错过什么呢？然而，在浩然去世后，似乎所有的宽宏大量都到来了；但这宽宏大量，也未必就是公正，人们只是遵循人死为大的惯例罢了。文化的灾难，文化的浩劫，这就是激进主义的恶果。如此，你怎么能讲，激进主义有不灭的光耀呢？我觉得，这样讲，其实并不矛盾。激进主义，可以是进步的灯塔，但也可能造成文化的浩劫。对于五四时代，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我们就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就没有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诞生。没有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曙光的照耀。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激进，才能进步。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却在那里唯唯诺诺，畏缩不前，那只能是坐以待毙。就是文革的激进主义，它虽然造成了文化的灾难与浩劫，我们同样应该辩证地看。文革的激进主义是服务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目的的，所以，它才迫不急待地要实现文化的创世纪。“八大样板戏”，并没有被后来的历史否定，这就说明文革在文化上并不是一无是处。我想，文革的最大影响应该在文革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当年为什么要匆匆忙忙的否定文革，自然是有缘由的。它就是让人们迅速地摆脱文革的影响。现实的路，永远都是最正确的；在文革时代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在我们现在呢？知识分子会长久地记着文革，因为那是他们的灾难与浩劫。他们还会把这灾难与浩劫的观念一代代传下去，直到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古人讲，文人学士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这是再不错的。文革错了，激进主义更是错了，甚至从谭嗣同起就错了。既然全是大错，可是在这大错中，为什么依然会有血染的风彩。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怎一个错字了得啊。但正是因为人们不怕犯错误，才有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才有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纵然全部是错，激进主义依然光彩夺目。我在想，激进主义最后的归宿是什么？有人说，应该是灰飞烟灭吧。怎么能是灰飞烟灭呢？纵然它灰飞烟灭了，也会在民族生存的激烈险关死灰复燃。我想，激进主义的归宿，应该是乌托邦。记得翻《列宁选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观点，说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乌托邦。既然反对一切乌托邦，那为什么又造出来一个乌托邦呢？有人说，并不是造了一个乌托邦，而是这个乌托邦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现实。也许，激进主义真正的光耀，就在这已经变成了现实的乌托邦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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