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纪念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

思  思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指挥战争的艺术炉火纯青，达到了运筹在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竟界；把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的人民战争，塑造成了威武雄壮的英雄史诗，描绘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导演成了惊心动魄的千古绝唱！可谓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堪称是前无故人，后无来者！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军事科学理论领域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发挥到极致，创立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登上了军事科学理论的峰巅，至今无人企及！在纪念116周年之际，我们以比较全面地摘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论述的形式，深切地缅怀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出发，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通过总结法国大革命特别是拿破仑领导和指挥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考察和分析欧洲1848—1849年革命的实践、1853—1856年英国法国土耳其对俄国的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印度西帕依即雇佣军起义引发的英印战争、1859年法国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64年普鲁士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70年法国对普鲁士的战争等，确立起来的科学理论。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自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虽然两位革命导师没有写出过大部头的军事理论著作，虽然创立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绝大部分文章，——给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军事题材的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全部条目、为欧洲一些进步报刊写的文章等等，——主要是两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为了马克思一家人的吃、喝、住、穿的生存需要而写的（1891年1月29日，恩格斯在致海·施留特尔的信中说：“《百科全书》上的文章，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一部分是我写的，而且这些文章即使不是全部，也差不多都是军事题材：统帅的传纪、关于炮兵、骑兵、筑城等。写这些东西是为了稿酬，仅此而已。”（38—15））。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阐述军事理论的文章中，却到处体现着两位革命导师“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选3—49，着重号系引者加）到处闪耀着科学社会主义军事理论的光芒，并且巧妙地通过进步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着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恩格斯系统地钻研军事理论的产物。

1851年6月19日，恩格斯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

“我自从［1850年11月中旬］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科伦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匈牙利》］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不致太丢脸。”（27—576）　　

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包括着非常广泛的内容：从主张集中兵力到反对分散兵力，从部队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到部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防御战到进攻战，从战略原则和作战原则到防御原则，从指挥艺术到弱旅战胜强敌，从山地战中防御和进攻的关系到野战，从围攻到出击，从兵贵神速到掌握战争主动权，从勇敢战斗到追击被战败的敌人，从能攻善守到防守反击，从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到武器、营垒的作用，从怎样防守山脉到怎样渡河，等等、等等，都有明确的论述。因此，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军事理论，简直就是一部十九世纪的军事百科全书！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战争局势的有些预见和判断的准确程度是十分惊人的：

1. 1870年7月22日，即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后的第三天，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预言说：

“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认为战争对波拿巴不可能有美满的结局。”（33—10）　　

2. 1870年8月15日，恩格斯在致燕·马克思的信中说：　　

“我在适当时机作出的某些小小的预言都及时的见报，而第二天就为最新消息所证实。”（33—146）　　

3. 1870年8月26日，恩格斯明确预言：

“麦克马洪的部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战争短评》（十二）（17—75）　　

事变的发展果然不出恩格斯所料：1870年9月1—2日麦克马洪的8万多军队和波拿巴在梅济埃尔以东约10英里的色当投降！（见17—729、731）普法战争的进程充分地证实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预言的准确性。

1886年9月13—14日，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革命等方面分析欧洲的局势并预言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时说：

“在整个保加利亚的和东方的事件［指1885年9月开始的“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的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俄国人只是现在才发现，由于兼并亚尔萨斯等等，他们已成了欧洲的主宰，而马克思早在1870年就对国际谈到过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对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战争以来各国都实行了（我国是在1874年）普鲁士军事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要建立一支相称的强大军队需要十至十二年。现在，这样的军队俄国和法国也都有了，因而现在可以动手了。正因为如此，俄国军队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核心，现在对政府大施压力，迫使沙皇［亚历三大三世］不得不克制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感，而提出两种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者同法国结成同盟，或者使俾斯麦赞同俄国的东方政策。俾斯麦和威廉曾面临这样的抉择：要末是抗击俄国，那就或者导致法俄同盟和世界大战，或者由于泛斯拉夫主义者同虚无主义者结成同盟而使俄国革命不可避免；要末是向俄国让步，那就要出卖奥地利。俾斯麦和威廉不可能采取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这一点我认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是很清楚的，而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和德国利益之不可能相容现在暴露得非常明显，这正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德意志帝国由于以普鲁士为基础而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这一事件在冬季结束之前暂时还能多少掩盖一下，但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味口是越吃越大的，而象目前这样有利的机会他们以后也决不会再有了。如果俄国人一旦占领了保加利亚，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例如德奥英联盟）阻止他们，那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因此，俾斯麦大声疾呼，要英国必须采取积极反俄的政策，《旗帜报》根据他的指示现在几乎每天叫喊，说什么英国应该防止世界大战。

不管怎样，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十分尖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超过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至于结局如何，即谁将成为胜利者，这是不能预言的。德国军队无疑是最好的，并有最好的指挥，但它只是许多军队中的一支。奥地利人的力量在军事上（军队的数量，特别是指挥）也难以估计；他们拥有最好的士兵，但总是吃败仗。俄国人一贯陶醉于自己庞大的（纸上的）兵力；他们在进攻方面极其软弱，但在保卫本土方面却是强有力的。他们的最大弱点，除了最高指挥部以外，就是缺乏指挥大部队的有能力的军官；这个国家造就不出这样多有教养的人。土耳其人是出色的士兵，但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即使不是卖身投靠，也是一贯很糟糕的。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发展，不容许在本国实行一年制志愿兵这样的制度，再加上法国资产者（就个人来说）又根本不爱打仗，所以，他们也感到缺少军官。最后，除了在德国人那里以外，新制度无论在谁那里都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所有这些大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难以估计的。关于意大利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将被任何另外一支军队所击败。但是，在世界大战中，这些大国将怎样互相结合或互相对抗，这也是难以预料的。英国（它的舰队以及它的巨大的辅助资源）的威力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日益增长，如果它在开始时把自己的兵力留作后备，那末到最后，一个六万人的英国军团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

所有这些估计都是以各国内部一切不变为前提的。不过在法国，战争会使革命分子上台执政；在德国，打败仗或者老头子［威廉一世］死亡会引起整个制度的急剧变化，而这种情况又会导致各交战国的重新组合。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

只有法国爆发革命，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成功，这个革命将使法国人充当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者的角色。我不知道，这种结局对欧洲无产阶级来说是否最为有利；那时，理想的法兰西沙文主义将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德国在战败的影响下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只有导致同法国媾和才有好处。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损失之后才能发生。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开始，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36—512～515）　　

28年之后的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在以下三点上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的准确性：

1.“不管怎样，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十分尖锐，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超过了保持和平的可能性。而战争一旦爆发，那就不可能是局部战争。”——1914年6月28日，积极主张吞并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皇太子弗·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的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身亡。奥匈帝国指责塞尔维亚是这起谋杀事件的后台，并在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3日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以保护比利时中立为由而对德国宣战。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2.“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3个月，有33个国家的7 430多万军队参战，15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3 000多万人伤亡，堪称为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3.“最有利的局面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损失之后才能发生。”——1915年德国将主力军队调到东线猛攻俄军，先后攻占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大部分领土，俄国军队损失惨重；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10月革命，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

今天，全面地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认识军事理论领域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有“将军”之称的恩格斯是十分必要的！这只是因为：一方面，很少有人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并且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系统的军事理论；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教益！

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归纳起来，有以下诸多要点：

一.“群众起义”、“游击战争”、“切断敌人的交通线”等，是以弱胜强的“唯一方法”。

1.“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距距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西班牙人在1807—1812年证明了这一点［在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人民游击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匈牙利人现在也在证明着这一点。”（恩格斯：《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 3. 30－4. 3）（6—461～462，着重号系引者加）　　

2.“因此，问题只在于争取时间，诱使奥皇军队深入腹地，在那里它会被不断的游击战拖得筋疲力尽，并且由于必须在自己的后方留下强大的警备部队及其他部队而遭到削弱。”（恩格斯：《匈牙利》，1849.5.18）（6—607～608）　　

3.“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1858. 1. 14）（12—405，着重号系引者加）　　

4.“如果说在英军方面重要的是在热天进行休整，那末对于起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尽量袭扰英军。但是土著士兵不是去组织活跃的游击战、截断敌人占领的城市之间的交通、伏击小股敌人、扰乱粮秣的征发、切断粮食的供应（没有粮食，英国人占领的任何大城市都无法维持），反而满足于征收捐税和安享敌人留给他们的空闲时间。不仅如此，他们之间似乎还发生了内讧。”（恩格斯：《印度起义》，1859. 9. 17）（12—611）　　

5.“对于围攻巴黎的普军来说，这些交通线的好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交通中断几天，就会使围攻军在几个星期内受影响。普军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将其后备军全部集中在法国西北部，以便控制相当广大的地带，保证铁路线的安全。梅济埃尔的陷落给普军开辟了第二条由国境线经过提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线，但是它的一侧暴露给北方军团，因而是危险的。如果法军还有可能解救巴黎的话，那末截断这条交通线也许是最容易的一种。”（恩格斯：《战争短评》（三十四），1871. 1. 7）（17—242）　　

二.“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而“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调派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关于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和分散兵力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在中国，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末期的军事家孙武，就已经有关于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而实现以多胜少的论述。他在《孙子兵法》的《谋攻篇》中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虚实篇》中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在《军争篇》中说：“兵……以分合为变者也”；在《行军篇》中说：用兵打仗，要做到“足以并力”。在欧洲，罗马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狄奥（约155—235年）在《罗马史》中，就已经提到过集中兵力的问题。他在《罗马史》第56卷第19章中说：“瓦鲁斯［统治日耳曼人的罗马统帅］并不把他的军队，象在敌国所应该做的那样适当集中起来”，而日耳曼“主要谋反人阿尔米纽斯和塞吉美尔”则“为了更能保证成功”，采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手段“把瓦鲁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处派遣军队，分散他的兵力”。（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19—502）　　

1. 集中兵力的战略战术，是在法国大革命中逐渐形成的。法国人称之为“众兵战术”。1792年11月2日，“热马普战役，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大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长阵线（由奥斯坦德到麦茨河）的方法。”（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 4）（7—549）　　

所以，“众兵战术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热马普胜利的机动而产生的，这个机动与其说是出于自觉的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法军的低劣状态是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以使自己多少感觉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数量用来弥补纪律的不足。”“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6天的皮蒙特远征中，成功地各个歼灭了优势的兵力以后，才给人们启示了这种战术的思想，而在这以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不懂得它。”（7—551～552）　　

因此，“拿破仑的不朽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种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的和最成功地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军事学术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军事学术作战。军事天才存在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多兵之旅必获胜。”（7—565，着重号系引者加）　　

2.“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 8—1852. 9）（8—102，着重号系引者加）　　

3.“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秘诀却在于分散。当拿破仑看到自己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时，例如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在对奥战争中是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线），而把较小的兵力留在次要战场上（意大利）；因为他相信，即使他的军队在次要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自己在主要战线上的胜利也能被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挡敌军的前进。反之，他的继承者却把法国的兵力分散在许多地方，而把一部分兵力集中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连最小的胜利（如果一般地说能够取得这种胜利的话）也要付出最大牺牲的代价。”（马克思恩格斯：《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1855. 3. 17）（11—148）　　

4.“如果说在贸易上时间就是金钱，那末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调动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如果不是在防御时而是在进攻时，即在侵入敌人的领土时犯这种错误，那末它就会造成加倍的危险，因为防御时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还可以纠正，而在进攻时这样的疏忽就会招致全军覆没。”（马克思恩格斯：《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1855. 7. 14）（11—406，着重号系引者加）　　

5.“英军因为完全没有真正的高级领导而现在的处境非常荒唐，这主要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分散兵力，把自己封锁在一些彼此隔离很远的小据点上，第二，同时他们让唯一的机动纵队死守德里城下，它不仅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在毁灭。”

“集中兵力总是重要的。沿恒河开向上游的增援部队被完全分散了，还没有一个人到达阿拉哈巴德。可能这对固守这些据点是必要的，但也可能没有必要。无论如何，应该坚守的据点的数目必须缩减到最低限度，因为需要集中兵力进行野战。”

“在北方集中兵力进行野战，取得马德拉斯的有力支援，并且尽可能取得孟买的支持——这就是需要做的一切。”（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 9. 24）（29—181、182，着重号系引者加）　　

6.“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军在印度的作战计划却是分散兵力。他们应当做的是，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使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集中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 9. 29）（12—326，着重号系引者加）　　

7.“根据一般的作战原则，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如果不设法集中自己的队伍，反而自行分为两部，中间被整个敌军隔开，那末就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把他们消灭掉。”（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 10. 6）（12—330～331，着重号系引者加）　　

8. 被囚禁的拿破仑1819年在读毕洛夫所著《德国和意大利1800年战局史》一书时所作的眉批中指出：“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得坚持集中”，“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河流把自己的军队隔开”。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这本小册子中引用了拿破仑的眉批。（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13—270）　　

“但是，意大利只能提供一支军队展开的战场；任何分散兵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如果这支军队被歼灭，意大利也就被征服了。”（13—277）　　

9.“奥军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全部军队调到波河南岸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波河北岸，这是完全正确的。分兵两岸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恩格斯：《意大利战争》，1859. 5. 27左右）（13—399）　　

10.“联军面前敞开着三条道路：……如果奥军想直接防守米兰，那末他们只能派军队挡住这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如果每条道路上各派一个军，那便是分散兵力，结果必然招致失败。但是，侧方阵地可以和正面阵地同样可靠地，甚至是更可靠地防守道路，这是一条现代作战原则。一支集中在不大的地区而且已经准备向任何方向行动的15—20万人的军队，敌人要想不受惩罚地不把它放在眼里，除非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恩格斯：《军事事件》、《奥军的失败》，1859. 6. 9）（13—419、422～423，着重号系引者加）　　

11.“平凡的拿破仑，是当法国财政混乱，不能得到任何借款，但又不仅要在阿尔卑斯维持两个军团，而且还要在德国维持两个军团的时候，担负起了指挥3万名半饥饿的、赤足的、衣服褴褛的兵士的责任。撒丁和其他意大利国家不是和他站在一起而是反对他。虽然如比，他仍然率军进攻，迅速地连续不断地给奥军和皮蒙特军队6次打击，并且每一次都能够保证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因此逼得皮蒙特求和，而自己则渡过波河，又在洛迪强渡达尔河，围攻曼都亚。他将奥地利的第一支援军击溃于洛纳托和卡斯提奥涅附近，并在他发起第二次进攻时又以勇敢的机动迫使它困守在要塞之内。他将驰来援救被围的曼都亚的第二支援军阻于阿尔利列，使沈蒙受打击达两个月之久，这支军队一直等到它的增援部队开到后才得以前进，但是，在里沃利又被击败。然后他迫使曼都亚投降，迫使南意大利各国君主乞和，并越过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直抵塞美林山麓，在那里缔结了和约。”（恩格斯：《意大利战争》，1859. 7. 20、28和8. 3左右）（13—489，着重号系引者加）　　

12.“克劳塞维茨在他的一篇论1796年奥法战争的文章［《1796年意大利战局》］中说，奥地利经常打败仗，是因为它的作战计划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不是考虑到要实际地去争取胜利，而是要利用似乎已经取得了的胜利。从侧翼迂回敌人，包围敌人，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各个最远的据点上，以图截断想象中已被击溃的敌人的一切退路，——为了利用臆想出来的胜利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类似措施，每次都成了打败仗的最可靠的办法。”（马克思：《偷梁换柱，混淆视听》，1859. 7底—8中）（13—503）　　

13.“轻视有决定意义的制高地而把主力派往平原，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正象我们在上面所已经指出的，把军队分散开，让查尔迪尼率领6万人留在波河下游，而仅以其余的兵力进攻，这是最大的错误。”（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1866. 6. 19—7. 5之间）（16—202）　　

14.“‘多兵之旅必获胜’，——拿破仑喜欢这样解释作战胜负的原因。而普鲁士正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它设法创建‘多兵之旅’。当1807年拿破仑禁止它保持4万人以上的军队时，它开始使新兵经过6个月的训练后复原回家，而代之以另一批新兵；因此到了1813年，它能够从450万人口中派出一支25万人的作战部队。”（恩格斯：《如何击败普军》，1870. 9. 17）（17—112）　　

15.“根据整个1月份的战争情况，我们应当得出下述结论：法国因为企图同时执行许多不同的任务，结果处处失败。他们只有冒着在其他地点被暂时击退的危险（当然在这些地点应当避免决战），把大量的部队集中于一点，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且不赶快这样做，那末巴黎必然会陷落。但是，只要他们根据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则来行动，那末不管他们今天的形式怎样不妙，他们仍然是可以取胜的。”（恩格斯：《战争短评》（三十七），1871. 1. 21）（17—257）　　

三.“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是“最有效的防御”；“消极的防御”则“必败无疑”。

1.“这里，伊斯马伊尔－帕沙又采取了一个有毅力、有才干的统帅所应采取的行动。1月6日他在切塔特的出击，他使兵力占优势的俄军终于失败的勇猛攻势，他在俄军继续集中兵力和俄军的优势兵力把他完全封锁在小小的多瑙河半岛以前一直反复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总之，他对俄军正面上各个地点进行集中攻击以各个歼灭（只要力所能及）敌人的防御战法，正是象他这样的统帅所应当做的，并且同奥美尔－帕沙在沃尔特尼察采取的消极防御，或在多瑙河下游驻守的整个时期内懈怠不振、毫无作为形成有趣的对照。”（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1854. 3. 13）（10—145）　　

2.“防御战需要野战防御体系或者（在可能时）永备防御工事体系。”（恩格斯：《对锡利斯特亚里的围攻》，1854. 6. 10）（10—293）　　

“长期的防御会过多削弱守军。”（10—302，着重号系引者加）　　

3.“俄国人固然不是很容易冲动的，因此他们比别的军队更能经得起失败。但是一切都有它的限度。在被围困的要塞里进行过于长久的抵抗，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士气沮丧。随着这种情况而来的是生活艰苦的考验、困难、休息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险——不是那种锻炼斗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险，而是那种使斗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险。在黑河上打了败仗（去支援守军的那部分军队中有半数、恰好也就是本来应当去解救南区的那部分增援部队是在这里作战的），以及马拉霍夫岗这个锁钥阵地被占领——这两次失败使军队完全丧失了斗志。既然马拉霍夫岗瞰制着通往另一区的桥梁，这座桥梁随时都可能被法军破坏，任何增援部队的到来都是有问题的，那末退却也就成了拯救军队的唯一办法。”（马克思恩格斯：《克里木事件》，1855. 9. 14）（11—602～603）　　

4.“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1857. 1. 10左右）（12—125，着重号系引者加）　　

5.“在意大利目前情况下，奥地利最好的作战方法就是进攻。直接插到正在集中的敌军之间，是拿破仑善于巧妙使用的、现代战争中最出色的有效战法之一。而且正是同奥军作战中，拿破仑最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战法；……虽然采取这一战法必须极其慎重，并且必须准确掌握作战时间，但是，如果奥军仅限于单纯防御他们的领土，那末终究会错过极好的胜利机会的。”（恩格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1859. 2底）（13—234）　　

6.“即使总的说来注定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 2底—3初）（13—296）　　

7.“在任何场合，开始总是一方进攻而另一方防御。一般认为，进攻能获得更大胜利。因此，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的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至在防御战局中也进行进攻战。在前一种场合，防御军队的任务是：改变事态和战区，打乱敌人的计划，引诱敌人远离其作战基地，并迫使敌人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没有准备的、而且肯定会对它不利的时机和地点进行会战。”（恩格斯：《攻击》，1857. 7. 14—8. 10之间）（14—71）　　

“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14—72）　　

8.“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变了；人们重新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不是枪。”（恩格斯：《步枪史》，1860. 10底—1861. 1上）（15—232，着重号系引者加）　　

四. 起义“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

1.“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理，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十七《起义》），1851. 8—1852. 9）（8—102，着重号系引者加）　　

五.“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1.“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进攻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这种以后方迂回敌人的可能性能够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防御阵地的力量。防御者要防守敌人可能借以迂回运动的所有道路，就会分散兵力，以致必败无疑。对这些道路至多只能加以监视，而击退迂回部队的攻击，则应取决于预备队的合理使用和各部队指挥官的机智灵活和行动迅速；然而，即使三四路迂回纵队中只有一路获得成功，防御者就会陷入那种似乎所有迂回纵队都获得胜利的困境。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定性的优势。”（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1857. 1. 10左右）（12—123～124，着重号系引者加）　　

“从纯粹战术的观点研究这一问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防御阵地通常都是狭谷，在谷地配置强大的纵队，而在高地上配置散兵线作掩护。这种阵地可以从正面迂回，这时散兵群可沿谷地斜坡攀登，包围防御者的优势散兵的两翼；只要情况允许也可以派出小部队沿山脊与狭谷平行的各地进行迂回，而迂回的大部队则可以利用某一山道从翼侧或后方袭击防御部队。在所有这些场合，迂回部队都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占领着较高的地势，能够俯视敌方所占的谷地。……山地防御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构成防御基础的火力，因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而大为减弱。火炮几乎毫无用处，如果真正使用了火炮，退却时往往还是被扔掉。……由于在山地到处可以找到掩蔽地，防御便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点，也就是说在防御阵地前面没有敌人必须在火力下通过的开阔地。由此可见，无论从战术观点或战略观点来看，我们都会得出奥地利卡尔大公——山地战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和论述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著作家之一——所做的结论：在这种战争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巨大的优势。”（12—124～125，着重号系引者加）　　

“那末，这是不是说防御一个山国就毫无用处了呢？当然不是。这只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敏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部队，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连长，因为在这些场合，一切全靠各独立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

还有一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山地防御战，那就是民族起义和游击战；游击战是绝对需要山地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类战争，我们可以举出四个战例：提罗耳起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游击战，巴斯卡的卡洛斯派暴动和高加索部落反对俄国的战争。虽然这些战争给征服者带来不少麻烦，但其本身都没有获得成功。……高加索的斗争是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在这一斗争中高加索人所以取得一定胜利，是由于他们在保卫自己的疆土时主要采用了进攻战术。……他们经常离开山区向平原出击，经常突然袭击俄军的警备部队和前哨，奔袭俄军第一线部队的深远后方，并不时在俄军运动道路上进行伏击。换句话说，高加索人比俄军轻便灵活得多，并且发挥了这一长处。事实上，在一切场合，甚至在山地居民暂时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12—125～126，着重号系引者加）　　

2.“每个军官都应当清楚地知道：防守山脉时，不应当把防御阵地设在山脉的前面，也不应当分兵封锁所有的山口。恰恰相反，应当在山脉的后面占住中央阵地，对各山口进行监视，等到看清敌人的意图后，就在他们的先头纵队从隔断山脉的峡谷走出时，向他们进行集体攻击。”（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1853. 9. 29）（9—382）　　

3.“现代山地战的历史（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曾进行了简短的评述）不容争辩地证明了：现代军队的机动能力给军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使其能在象瑞士那样的山国里克服或绕过阻碍他们前进的一切天然障碍。”（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第二篇文章），1857. 1. 1—10之间）（44—352）　　

“大部队在高山地带的条件下不能生存，不能把自己主要的作战基地和军需仓库安置在那里。山地战局如果有大部队参加，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44—354）　　

“进攻的战略和防御的战略一样都取决于地形。”（44—355，着重号系引者加）　　

六.“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停驻时有四倍的价值”。

1.“至于战争的目的，那末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对于这个目的来说，德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固然历史的传统使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具有一种与其实际意义相左的迷信的意义，起义的西帕依单凭这点就要选择它作为他们总的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国人不从土著居民的偏见出发来制订自己的军事计划，而置德里于不顾，并把它孤立起来，他们就能使德里失去那臆想出来的意义。现在英军把营盘扎在德里城下，用自己的脑袋往城墙上撞，把自己的主要兵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使自己甚至没有撤退的可能，或者更正确地说，使这样一种撤退带有大败的意义。这样，他们简直是给起义者帮了忙，因为起义者正是要使德里成为战局的中心。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英国人不必绞多少脑汁就能够看到：对于他们说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积极行动的野战军，通过它的行动就可以扑灭不满情绪的火花，维持各地警备部队之间的交通，驱使敌人退到少数几个据点并孤立德里。但是，他们不按这个既简单而又明了的计划行事，反而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德里城下，胶着不动；他们把平原旷野留给起义者，而他们自己的警备部队却占领着一些分散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相隔很远的地点，并且这些地点被能够从容行动的、占压倒多数的敌人封锁着。

英国人让自己的机动部队胶着在德里城下，结果并没有箝制住起义者，而只是束缚住了自己驻在各地的警备部队的行动，但是，除了在德里的这一主要错误以外，这些警备部队部署军事行动的愚蠢，也是很难在军事史上找到任何先例的：它们独立行动，各不相顾，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它们不象是一支部队的各个组成部分，而象是属于不同的、甚至是敌对国家的部队。”（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 9. 29）（12—324～325）　　

2、“当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在上印度有一支机动部队。当时只有两支部队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一支是哈弗洛克的小部队，但它不久就显得力不胜任了；另一支是德里城下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按兵德里城下，与不能攻破的敌人作无谓的战斗而消耗现有的力量，从军事观点来看，是错误的；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在停驻时有四倍的价值；这样它就可以肃清德里以外的上印度各地，恢复交通，粉碎起义者集中兵力的一切企图，在这以后，德里的陷落就会是自然的、轻而易举的了，——所有这些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政治上的原因使英国人不能解除对德里的围攻。应该受到责备的是大本营那些下令围攻德里的自作聪明的人物，而不是那些既已开始围攻就坚守在那里的军队。”（恩格斯：《德里的攻占》，1857. 11. 16）（12—353，着重号系引者加）　　

3.“尽管法国军队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是同排成线式队形的敌人较量的一切企图都完全失败了。这就需要创立一套新的战术。美国革命表明，采用散开队形和散兵进行射击，即使训练不好的军队也可以取得很大的优势。法国人仿效了这种方法并且以长纵队支援散兵，当大部分军队仍紧密地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种纵队里小的混乱不会有很大的危害。法国人由于采取这种队形，以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向敌人猛扑而常常取得了胜利。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队形，由于军队缺乏经验，就促使他们在起伏地、在乡村和树林中作战，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但能找到避开敌人火力的掩蔽地，而且敌人的线式队形到这些地方也必然发生混乱；法国人没有帐篷、野战面包房等，这就使他们必须露营，靠从周围地区取得的东西为生。这样，他们就有了一种运动性，这是为帐篷和各种辎重所累的敌军所没有的。革命的战争创造了象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他把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发展为一套正规的制度，并吸取旧制度中有益的部分，因而立即使这种新方法达到象弗里德里希使线式战术达到的那样完善的程度，这时候，法国军队几乎无敌于天下，一直到他们的敌人学会他们的经验并按新形式编组自己的军队时为止。新制度的主要特点如下：首先恢复了旧的原则，即每一个公民必要时应当应征入伍，保卫国家，结果在全体居民中用大规模或小规模地强迫征兵的办法补充军队，——这种改变立即使军队的平均人数比弗里德里希时代增加了两倍，并且必要时还可大大增加；其次，废除了野营用具，停止由兵站仓库供应军队的给养，实行了露营并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军队的运动性和独立性因而增大了，其程度不低于因实现普遍兵役制而造成的数量的增长。……总而言之，如果说新制度较少的要求机械式的教练和阅兵式的形式主义，那末它却要求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兵每个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动，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高度的机智；而自拿破仑以来，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思格斯：《军队》，1857. 8—9. 24）（14—38～40，着重号系引者加）　　

4. 法国人“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即问题不在于使营在战斗队形中‘严格规定的’位置上作战，而在于使营接到命令后进入战线和很好地作战。因为法国政府很穷，所以十八世纪的帐篷和庞大的辎重都被取消了；实行了露营；军官个人的行囊，在别国军队中要占运送物资的很大一部分，但在法国已经减少到军官可以随身携带的程度。军队不是从兵站仓库领取粮食，而是指靠在经过的地区就地征集。这样一来，法国军队就具有敌人完全料想不到的运动性和易于编组战斗队形的能力。战败时，他们几个小时就摆脱了追击的敌人；进攻时，他们可以在敌人还没有发觉以前就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在敌人的两翼。法国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以及同盟国军领导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使法军得到一些喘息机会来训练志愿兵和制定在他们当中开始萌芽的新的一套战术。”（恩格斯：《步兵》，1859. 9—10. 10左右）（14—377～378，着重号系引者加）　　

七.“时间就是军队”，“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现代战争决定了必须实行“迅速坚决攻击”、“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

1.“土军于11月2日在沃尔特尼察这个显然是主要的渡河地点渡过了多瑙河，并于3日、4日、5日顺利地击退了俄军的攻击，从而巩固了多瑙河北岸的优势。在这三天中，他们的援军应当开到，以便使他们有可能立即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拿破仑这样做过，而且此后每个军事长官都知道，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因为这样可以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集中兵力以前就进行袭击。正如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 11. 18）（9—534，着重号系引者加）　　

2.“如果说在贸易上时间就是金钱，那末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罗素的辞职。——克里木事件》，1855. 7. 14）（11—406，着重号系引者加）　　

3.“在敌人兵力还没有完全集中以前直接扑向敌人，攻击并粉碎敌人——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计划。”（恩格斯：《战况没有进展》，1859. 5. 16）（13—380）　　

4.“继续了近一个月的意大利战争，发生了独特的出人意料的转变。两支各有近20万兵力的大军于5月初都已面对面地集中起来了。当双方的前哨接近到火炮射程以内的时候，双方军队都在监视着对方，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进行试探，并在某些地方进行小战斗，战线不断改变，忽而向前推进这一翼，忽而向前推动那一翼，但是都没有把主力投入战斗。这样的作战方法似乎不符合现代的、迅速坚决攻击的常规，同拿破仑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比较起来，好象是倒退了一步。”（恩格斯：《意大利战争》，1859. 5. 27）（13—397，着重号系引者加）　　

5.“假如波拿巴象他起初打算的那样，用即使是半集中起来的兵力迅速出击，那末他也可能出其不意地占领美因兹要塞，同时向维尔茨堡方向推进，从而切断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联系，使敌人营垒惊慌失措。然而，他错过了这一机会。他看到了德国这场战争的明显的民族特征，并对南德意志一致地、迅速地、毫不迟疑地归附普鲁士感到震惊。他的一贯的犹豫不决占了上风，这是很符合于他这个策划政变和全民投票的阴谋家的老行业的。但是这种方法用在战场上是不行的，战争要求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决定。他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决定集中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这样一来，他就丧失了他所拥有的主动性即突然性这一优势，而普鲁士人则赢得了动员自己的部队所需要的时间。因此，可以说，波拿巴一开始作战就已打了败仗。”（马克思致拉法格和劳拉，1870. 7. 28）（33—133）　　

6.“最好的计划，如果行动不力，优柔寡断，也会毫无价值。”（恩格斯：《战争短评》（三十五），1871. 1. 14）（17—245，着重号系引者加） 　　

八.“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能使战败的敌人全军覆没”。

1.“谁都知道，战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追击时获得的，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军覆没。”（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 11. 8左右）（9—511，着重号系引者加）　　

2.“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敌人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愈大。俘虏、火炮、辎重、军旗等，与其说是在会战过程中获得的，不如说是在会战后的追击中获得的。另一方面，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恩格斯：《奥军向明乔河的退却》，1859. 6. 23）（13—439）　　

九.“在战争中，谁能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

1.“有一种观点，认为两军在战场上相遇时，谁先夺得主动权，或者换句话说，谁先攻击，谁就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是受了几个伟大统帅和一两个军事强国取得光辉成就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统帅和强国都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大规模的攻击。这种看法显然需要大大地修正。埃帕米农达斯、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撤、最后（按年代先后，而不是按作用大小）还有拿破仑第一，都是特别喜爱攻击的统帅；他们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遭到的。法国人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几乎是锐不可挡的勇猛攻势，归功于迅速判断情况、扩大战果和彻底粉碎敌人的才能。可是，在防御时法国人就远非如此强大。在我们看来，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但是善于这样作战的军队以至民族为数不多。就以罗马人来说，他们虽然出色地防守过城堡和在野战的条件下卓越地进行进攻战，但是从来没有在防御战中显过身手。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次会战是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整日的防御战以后再最后转为攻击而赢得胜利的。至于法国军队及其统帅，在总的方面也可以说是如此。相反的，希腊人进行的许多最成功的会战，例如马拉松会战、温泉关会战、普拉迪会战，特别是普拉迪会战，则是按下述方法进行的：他们先抗击敌人的猛攻，直到敌人力量削弱，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队。这样的战法，英国人采用了许多世纪，瑞士人和德国人也曾广泛地采用过；它通常都给这些民族的军队带来了胜利，而在较后的时期它被美国人成功地运用了。克雷西会战、普瓦提埃会战、阿津库尔会战、滑铁卢会战、阿斯培思和埃斯林会战，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许多会战，都是准确地按照这种战法进行的。”（恩格斯：《攻击》，1857. 7. 14）（14—72～73，着重号系引者加）　　

2.“归根到底，在战争中，谁能更持久、更成功地进行野战，谁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胜利。”（恩格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1859. 2中）（13—220，着重号系引者加）　　

十. 在战争中，“能掌握主动权”是“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的表现。

1.“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败以外，这也可以维持士气。正是这种主动权，既把威灵顿那支被数十万法军包围在西班牙的小小的军队团结起来，又使它在历时5年的战争中成为一切事变的中心。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兵士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1854. 6. 10）（10—289～290，着重号系引者加）　　

十一.“巨大的营垒”在“大规模的积极防御”战中有“巨大的威力”。

1.“法国人找到了使这个民族获得光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把巴黎建筑成要塞，在近代史上他们最先试图把自己的首都变为规模宏大的营垒。……全欧洲非守旧的军事家都认为他们作得对，威灵顿已开始设计伦敦的筑城，在维也纳周围，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也已经开始构筑独立堡垒，柏林的设防问题至少也正在讨论中。他们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例子中亲身体会到，巨大的营垒，如果为进行大规模的积极防御的一支大军所防守，将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而且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仅有一道要塞围墙，根本没有独立堡垒；只有野战工事，没有任何石砌的内岸！”（恩格斯：《波河和莱茵河》，1859. 2底—3初）（13—291，着重号系引者加）　　

十二. 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和利用集体力量。

1.“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的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23—362）　　

十三. 战争的政治路线，战略原则，作战原则，防御原则，围攻，出击，等等。

1.“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恩格斯：《致<每日新闻>编辑赫·季·林肯》，1854. 3. 30）（28—609，着重号系引者加）　　

2.“战略上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军队……分割开，以致它们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是相反，应当使它们一起行动；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进时，各纵队应在敌军的活动范围之外的地点会合”。（恩格斯：《德国战争短评》，1866. 6. 19—7. 5之间）（16—204，着重号系引者加）　　

“公认的战略原则要求避免在敌人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侧敌行军。”（恩格斯：《奥军的失败》1859. 6. 9左右）（13—424，着重号系引者加）　　

3.“拿破仑，曾制定了两条看来差不多是老生常谈的作战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 9. 27）（12—324）　　

4.“按照一般的规则，在敌人领土上的军队的进攻力量至少是离作战基地愈远愈弱”。（恩格斯：《评拿破仑在<通报>上的社论》，1855. 4. 14）（11—211）　　

5.“如进行防御，军队部署的首要条件是：前进部队同主力部队应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进攻的情报，并在敌人到达前集中好军队。假定两翼部队向中央集中需要行军一天，那末前进部队至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恩格斯：《战争短评》（六），1870. 8. 11）（17—41，着重号系引者加）　　

6.“任何围攻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是围攻者迫使被围者处于防御地位”，而不是被围者“迫使围攻者立即转入防御”。（恩格斯：《战争的进程》、《论克里木战局》，1855. 3. 30左右）（11—193、198）　　

7.“被围攻的军队失去一个阵地可能很快，但要再把它夺回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1855. 6. 29左右）（11—377，着重号系引者加）　　

8.“因为任何出击必然以退却结束，所以围攻者总是把自己看做胜利者。出击在精神上所起的作用通常对围攻者比对被围者更加有利，只有当后者的损失大大少于前者时才是例外。”（恩格斯：《三月二十三的出击》，1855. 4. 15左右）（11—216，着重号系引者加）　　

9.“在比较开阔的地形上无论进攻还是防御，横队要大大优越于纵队。”（恩格斯：《金累克论阿尔马河会战》，1863. 6）（15—642～643）　　

十四.“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

“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6. 1. 20—23）（36—414，着重号系引者加）　　

                                      2001. 9. 24－9. 28∕2004. 11. 28—12. 7

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主观条件、中国各派新旧军阀的分裂和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反映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存在着“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客观条件，可以通过建立红色割据地的办法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而推动并最终完成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从这种基本认识出发，毛泽东同志在亲自参加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概括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军事思想，提出了弱小的工农武装战胜强大敌人的战略战术，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完善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谱写下了光辉的新篇章！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顽强地抵抗了日本侵略者，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毛泽东同志指挥革命军队同强敌作战的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又是毛泽东同志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及其派到中国的代表的错误的军事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历尽艰难曲折，才放射出了它应有的光芒！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无限地倍加珍惜！

我们无限地倍加珍惜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刻苦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正确理解和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使它世代相传。

今天，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

1.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的一部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和军事原则作了以下论述：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居其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之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培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湖南同归失败。”（毛选1—51～52，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以上的论述中，毛泽东同志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集中红军”和“反对分兵”的战略思想。

2.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重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所概述的策略和军事原则。（见毛选1—58～59）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兵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方法。”（毛选1—66，着重号系引者加）　　

3.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在重申必须坚持集中兵力的同时，又一次重申了游击战的战术。该文说：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挠，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毛选1—100～101，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的问题作了十分灵活的运用和概括：集中兵力是为了战胜强敌，因为只有“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近距离分散兵力“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无论是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都必须以有利于革命事业和客观环境的许可为原则。而“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4. 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而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理论和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全面而详细地总结了工农红军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所产生和成功运用的战略原则。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中论述了《如何研究战争》（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二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三章）《“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四章）之后，在第五章（《战略防御》）中说：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军事价值的书，任何一个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毛选1—182～183）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毛选1—184）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毛选1—187）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赣南也转移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挠，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十六个字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原则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反‘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的是超越了以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而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毛选1—188～189，着重号系引者加）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战胜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兵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的人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过去的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两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毛选1—190～191，着重号系引者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毛选1—191）　　

“除地方部队和箝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待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反‘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毛选1—192～193）再对敌军实施攻击。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却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式联系到整个形式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式和整个形式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反攻以为断。”（毛选1—193～194）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予以解决。”（毛选1—196）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毛选1—198）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决定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的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毛选1—198～199）　　

“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巨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又都有若干区别了。”（毛选1—199～200）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毛选1—200）　　

中央根据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利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赞。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后，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必然引起的变化，而冒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如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仍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的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必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阶段。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可靠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的事是常有的，重要地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促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上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来说，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毛选1—204～208）　　

“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集中兵力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毛选1—208～209）　　

“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地方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箝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从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毛选1—209）　　

“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的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作战战场，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毛选1—210～212）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到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象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毛选1—212～213）　　

“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很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最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利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役战略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临近的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地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箝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毛选1—213～214，着重号系引者加）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毛选1—216～217）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应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积聚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与战斗的方针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红军实行速决战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决‘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虽然各个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的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的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的固守箝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必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速决的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具体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毛选1—217～219）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作为经常的作战手段。”（毛选1—219）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进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毛选1—220～221）　　

5.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谈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时说，八路军的战法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毛选2—349～350，着重号系引者加）　　

6.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全面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六个具体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情况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上，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毛选2—374）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形式的游击战争。”（毛选2—375）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天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理（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毛选2—375～376，着重号系引者加）　　

“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选2—376）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国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一般是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时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箝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些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而且许多任务，例如扰乱、箝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必须集中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集中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抵抗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势态，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有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毛选2—377～379，着重号系引者加）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它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并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实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地估计情况（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拒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毛选2—379～381，着重号系引者加）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式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象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人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方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地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主要方面，对其地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箝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性，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毛选2—381～383，着重号系引者加）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各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东西，但一切都围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是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毛选2—383～385，着重号系引者加）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进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制自己的力量，各以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箝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人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毛选2—386～387）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是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毛选2—387～388）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而得到的。毛泽东同志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毛选2—390）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为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蔽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毛选2—392～393）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有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毛选2—393～394）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毛选2—396～397）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毛选2—401）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指挥方法实施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灵活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灵活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毛选2—403～404）　　

“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毛选2—405，着重号系引者加）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包办，在下者叫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毛选2—405～405）　　

7. 1938年5月26日—6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的长篇演讲即《论持久战》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十个月的经验，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敌我形势；运用充分的论据和事实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述了在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战争中的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等等一系列问题，正确地预测和指明了抗日战争的基本过程。《论持久战》既是一部光辉的军事著作，又是一篇出色的政论文章。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在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以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都要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毛选2—417～418）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绘一个轮廓，却是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毛选2—430～431）　　

“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式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最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选2—431～433）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毛选2—433～434）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毛选2—446）　　

“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选2—451～452，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毛选2—452）　　

“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为内线和防御。我之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不应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门的时机了。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选2—452～455，着重号系引者加）　　

“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它叫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由，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毛选2—455，着重号系引者加）　　

“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是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健壮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毛选2—456～457，着重号系引者加）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努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军队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能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击，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毛选2—457～460）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胜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箝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凑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需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箝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箝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之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毛选2—461～462，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于战争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的范围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以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毛选2—462～463，着重号系引者加）　　

“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稳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是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毛选2—463～464，着重号系引者加）　　

“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毛选2—464～465，着重号系引者加）　　

“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毛选2—465）　　

“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拼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且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到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由，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个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必要的。为着节约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广大版图的中国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状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呵！”（毛选2—465～468，着重号系引者加）　　

“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种，实行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毛选2—468～469）　　

因此，“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需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毛选2—470）　　

“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毛选2—471，着重号系引者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其他的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取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毛选2—473～474，着重号系引者加）　　

“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还是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毛选2—475）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毛选2—475～476）　　

“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毛选2—478～479，着重号系引者加）　　

“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毛选2—479，着重号系引者加）　　

8.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论述了“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共产党人掌握军队的重要性、“注意研究军事问题”、并再次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选2—511～512，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很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争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毛选2—516～517）　　

“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的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斗争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毛选2—518）　　

9.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再次重申了运动战的重要性：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毛选4—1083）　　

10. 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作了全面的总结性的论述：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二）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若干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例如我栗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半旅。又如我刘邓军在定陶附近，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歼敌一个旅，九月六日下午又歼敌一个旅，九月七日至九月八日又歼敌两个旅）；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

（三）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要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四）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个团少一个团，被歼一个旅少一个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源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五）现在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重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六）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七）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例如，六月五日和六月十日，山东我军同时攻击胶济、津浦两路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一个一个地夺取之，而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例如山西我军夺取同蒲路上诸城，就是这样打的。

（八）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地方兵团（或部队）在打敌一团一营一连的时候，也适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

（九）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不但歼灭敌军的正规部队应当受到奖励；就是歼灭敌军的保安队、还乡队等反动的地方武装，也应当受到奖励。但是，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凡能保守或夺取这些地方者，也应受到奖励。”（毛选4—1093～1096）　　

11.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三个月总结》（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又一次特别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要性：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毛选4—1103）

12. 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给西北野战军的电报）中，对运动战作了通俗而幽默的理论概括：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十分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选4—1118～1119）　　

13.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文中说：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和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选4—1126）　　

“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包括一次打几个旅的大规模歼灭性战役在内，例如今年二月莱芜战役，七月鲁西南战役），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以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一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果然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毛选4—1128～1129，着重号系引者加）　　

14.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一文中，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原则时说：

“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帝国主义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十八个月中，蒋介石的前线高级指挥官，大部分因为战败被撤换。”（毛选4—1143～1145，着重号系引者加）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将上述十项军事原则称为“十大军事原则”。（毛选4—1188，着重号系引者加））

15.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文中说：

“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济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这里所说的旅，是指整编以后的旅；所说的师，不是指整编师，而是指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前的师。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的。］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毛选4—1263～1265，着重号系引者加）　　

                                   2002. 1. 23－3.20∕2004. 12. 8—200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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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比较详细的考证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军事科学理论——“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必须“设法集中自己的队伍”，要在战役或战斗中“每一次都能够保证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以自己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向敌人猛扑”，“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优势的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放过有利的时机，不利用机会调派优势兵力去对付敌人，这就是犯了战争中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在战争中，“分散兵力，结果必然招致失败”；在战争中，谁“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的表现，因此，军队统帅要力争“掌握主动权”，虽然“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兵士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在战争中，“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即使总的说来注定要利用反击来进行防御，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事实上，在一切场合，……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在战争中，“军队在运动中要比停驻时有四倍的价值”，“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在战争中，必须采用“迅速坚决攻击”，“神速进军和勇猛作战的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同意你的条件”；遭受强敌侵略和压迫的弱小“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因而“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诱敌深入，“进行游击战争”，“伏击小股敌军、扰乱粮秣的征发、切断粮食的供应”等，是“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军队”；实践出真知，“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等等——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中得到了全面地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科学理论的幼嫩树苗，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中长成了参天大树。毛泽东同志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他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中的指挥艺术近似完美无缺，达到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最高境界；他不愧为世界上一位举世无双的最伟大最杰出的军事天才领袖人物！

200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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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行战争的指导理论、军队组织、战略战术和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等，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而发展进步的。

“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部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选1—363）　　

“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7—557～558）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7—561）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军事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如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如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铁路和电报已给了有才华的将军和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7—562）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明显的。”（7—652）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历史经验，从欧洲的实际出发，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概述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

伟大的人民救星和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从而“创造出”了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群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原子弹、氢弹、周际导弹等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使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组织形式不断改变、作战方法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少数列强甚至可以随意把少数小国变成它试验新式武器的试验场；斩首行动、定点清除、远距离导弹袭击、非接触战争等等战争形式的出现，必然导致新的战争理论的产生。

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是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过时了呢？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不言而喻的是：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战，只能以常规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另一方面，不管战争形式如何变换，最终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交战各方的军队发生直接对抗的。因此，只要交战各方的军队发生直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核心理论就仍然是完全适用的！！！！！

                                                 2005. 3. 4∕2005.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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