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前必须着重关注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今天，在刘国光“7•15谈话”发表五周年之际，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当前必须着重关注并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

（一）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经济学新论》中，刘国光写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一点？……，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第164页）“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就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第177页）“我国贫富差距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已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生深刻的影响，只有从基本经济制度上来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最终阻止向两极分化推进的趋势。”（第269页）。他的这一论断是在重申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一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论述，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关系产生的。”（《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7-998页。）可见，收入分配制度最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那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根本原则性问题。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决不能被削弱或动摇。

在这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它们的总和在全社会的生产关系总体中必须处于非主体地位,所以,全部的非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总和,必须处于辅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公有制生产关系总和作为主体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是必须始终保护和壮大的,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被削弱和动摇。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表现出了比私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大规模私有化,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符合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最近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变化值得引起关注。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于2009年12月25日发布的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第1-3号公报显示：“2008年二、三产业企业单位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情况为：企业资产方面，公有制经济企业资产为68.1万亿元，比重为32.8%，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资产为139.7万亿元，比重为67.2%；企业实收资本方面，公有制经济企业实收资本为12.4万亿元，比重为36.4%，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实收资本为21.7万亿元，比重为63.6%；工业从业人员方面，公有制经济工业从业人员为1443.2万人，比重为12.3%；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从业人员为10295.1万人，比重为87.7%。”为了使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建议一要大力宣传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重要意义；二要大力批判和澄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

首先，要着力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思路。

1. 巩固与壮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为了保持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它占GDP的40%左右为宜。关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问题，第一种思路是建立国有独资公司,无论如何改,它们仍是国有企业。第二种思路则是成立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企业,虽然引进民间资本,但仍保持国有企业的性质。在国有资本需要退出的国企中,可以考虑将其改造成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工人股份制”是在实行自主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工人在生产中居于主体地位,是工人支配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同时,它的企业形式是股份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持大股而占有资本,成为既是劳动者又是资产所有者的公民,取得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2. 彻底清算和坚决回收流失的国有资产。对于已经“改制”过的国有企业,要依法划清公私财产界限,清查并收回非法流失的国有资产。

3. 慎重对待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警惕借此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当前应采取的措施是:一要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秩序,以防止出现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二要将垄断国企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全部上交国库,只允许保留适当的比例作为企业发展基金。

其次，要加快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1. 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隶属于全国和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当国资委隶属于全国人大以后,各级地方国资委在管理体制上就可以采取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归口管理,同时按照上级国资委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

2. 加强广大职工在国有企业管理与监督中的作用。国有企业职工拥有参与对企业资产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有权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国有资产的有效运营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完善现行的《公司法》,从经济、法律制度上确保企业职工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监督活动。

3. 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经营效益考核标准,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国有资产经营者队伍。

再次，要加快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 。

中国农村的长远发展还是要依靠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来实现,实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这就是要实现“第二个飞跃”。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加快实现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可以先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把分散的农民集合和组织起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二是要大力提倡将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二）坚决遏制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研究10大热点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世界金融危机迫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型转变。由于以前靠投资拉动，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被尽量压低。改革开放30年来，企业往往只是长利润，不长工资，有的企业20年没给职工加工资。工资低，压低了居民消费率，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低于印度2008年的54.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这必然造成我国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世界金融危机造成外需萎缩，使我国出口拉动型战略严重受挫。为了拉动经济，必须大力增加消费，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增加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此，必须大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对此，刘国光在《经济学新论》中写道：“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也就是第一次强调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这是过去没有讲的。我们知道，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把收入分配的原则表述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过十五大、十六大，继续这样提，在十六大时还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就是说在总体分配上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情况下，初次分配还要不讲公平，只讲效率。这个提法有毛病，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时，适应新情况新要求，才开始淡出“优先”、“兼顾”的提法。也就是说，开始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把公平问题放到兼顾的第二位，以及把公平问题推到初次分配之后，让再分配来解决，这一提法在一段时间一定范围起了促进效率的作用，但不利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所以，到十六届五中全会（2005）年报告征求稿中又重新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样，在征求意见时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于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全文文件最终定稿时还是勾销了这两个提法。同时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的鲜明主张。“优先”、“兼顾”提法的淡出和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主张的突出，无疑是收入分配领域理论政策的一大进步，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大家都很欢迎，但是一部分“精英”人士反对，不知是什么心理。

到这次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害是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这是一大亮点，我说至少是十七大报告亮点之一，意义非凡。

在初次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是中央分配理念的一个重要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所调节的只能涉及小部分，而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再次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广得多。许多分配不公平问题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诸如企业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高管人员所得偏高、一般雇员所得偏低，垄断行业所得偏高、一般行业偏低，农民工所得大大低于城市人员等等，都是初次收入分配中发生的问题。初次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一旦形成，再分配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只能在此格局基础上，通过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等作局部的修补。所以在初次分配中就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靠再分配手段是很难矫正的。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实现初次分配中就重视社会公平很重要的要求。初次分配中影响收入分配比重的核心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问题，资本赢利高而劳动报酬低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资本与劳动在初次分配中过于不公，加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从1994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从51.2%下降到41.2%，企业盈余比重则从23.4%上升为29.6%，而在发达国家，例如在美国，目前两者比重约为56.3%和12.4%。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来，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的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末已经指出，按照前一段时间的“先富论”走下去，肯定会出现社会不公平，收入差距扩大和出现两极分化，明确要求用大力气解决防止两极分化问题。只不过我们对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宣传不够，执行不力，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愈来愈严重。必须下决心花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三）将经济学领域反错误倾向的斗争进行到底

    近五年来，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错误倾向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某些高校我行我素，顶风而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仍处于被边缘化境地。

刘国光在《经济学新论》中曾写道：“于祖尧同志说，现在我们积极参加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讨论，但是也不要寄予过多的期望。我也有同感。因为现在我们感到阻力还是很大的。如一些同志所讲的，经济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在政界、经济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他们有话语权的制高点。”（第181页）刘国光“7•15谈话”得到了中共中央常委李长春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批示刘云山、陈至立、周济等同志，要求作调查研究，以期解决问题。但是遭到一些高校的抵制。刘国光说：“我听说，教育部派了调查组到一些大学调查。有一个大学的院长说，刘国光讲的跟我们这里情况不符合，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情况。说刘国光同志讲的话是给教育部‘抹黑’。……如果所有的大学经济院系的领导都这样汇报的话，那么我的话就算白讲了。很可能这些问题就不了了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然不见得如此。”（第180页）。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国光抱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强决心，早已有精神准备。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巨大阻力，以大无畏的精神做好了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他说：“我们这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科研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的斗争，是很艰巨的，是持久的斗争。我们要坚韧不拔地进行下去！”（第183页）

2005年，当时82岁的刘老讲这一番话，真是令人震惊的。已82岁高龄，早该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了，为何还要如此处心积虑进行艰苦卓绝的思想斗争？的确是展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高尚人品和崇高精神追求，真是感人至深。从2005年刘国光“7•15谈话”至今，已经近五个年头了。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学界，看看是什么景象，与五年前相比，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变化。君不见：第一，教学方针仍未明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唯一的经济学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仍占据半壁江山，“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并未落实。马克思主义仍然只是被作为一个流派对待，并未取得主导地位和主流经济学身份。第二，教材问题仍是崇洋媚外，从国外大量引进杂乱的外文原版教材，大量引进海归西化学者，照本宣科，生吞活剥，不让人听懂，误人子弟。“马工程”虽然已启动，但是，那些参加“马工程”的所谓“专家”，有不少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私有化的人。也没有搞出什么真正有创新的成果。对“两种教条主义”批判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的批判仍不得力、仍无进展。虽然近年来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用事实雄辩地证实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虚伪性和失败，但国内仍有人在大肆推崇而使之泛滥。以恶毒攻击马克思出名的张五常的著作仍在书店销售。宣扬新自由主义的期刊、书籍比比皆是。第三，高校教师队伍面貌基本依旧。日益增多的海归派并未经过再教育而可对高校长驱直入、被待为上宾、让其大肆贩卖私货、洋货，有的直接将国外大学听课笔记照搬在黑板上就算完成讲课。第四，领导权和话语权问题并未解决。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已被篡夺了，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而在西化派手中。一些地方干部在国企改制、土地开发、维护职工权益等问题上，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维护开发商和官员的利益，置民众生死于不顾。《经济研究》没有改组，仍在鼓吹洋八股，贻害学术研究。《经济研究》主持评选“60年来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专家学者”，刘国光断然拒绝入选。多年来鼓吹私有化的学者、主张私有化的资深教授仍被推选为央视年度人物。

2005年，为了响应刘国光同志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对私有化、自由化的斗争，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问题》。这篇文章的观点至今仍未过时，仍有号召力。为了冲破阻力，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派作长期的斗争，在此我觉得有必要重申这篇文章的表达的观点。

我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边缘化，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愈来愈大，已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危害极大，涉及我党我国的前途命运，不能不令人担忧。我们呼吁中央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得力措施，迅速纠正这种“右”的偏向，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

1、纠正高校经济学的教学方针。按照目前教育部的规定，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实行“双轨制”，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地都作为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表面上是并行，实际上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致使西方经济学乘虚而入，占据主导地位。建议取消这种“双轨制”，改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理论的单轨制。

2、调整高校经济学教学内容。目前不少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大大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不少高校在大专专业也将西方经济学列为主课之一。在研究生课程中不开马克思《资本论》课程。建设调整课时比例，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遍开设《资本论》课程；西方经济学在大专阶段列为选修课。

3、纠正研究生考试存在的偏向。目前在高校的非经济专业的所有经济类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侧重考西方经济学，不考或少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考试导向将考生的注意力引向西方经济学，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例如，有几位2008年考取某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入学后听专业课像坐飞机，他们说因为在大学本科没学过政治经济学，只学过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削弱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建议加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占总分的比重。

4、纠正教材西方化的偏向。前些年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多种版本大量涌入。不少高校要求研究生使用英语原版教材，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经济教材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学教学重点已发生改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我国主流经济学。教材体系西化严重。建议用新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取而代之。

建议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工程的建设，严格把关，审查，清除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广开才路，开门办研究，广泛吸收确有水平的专家参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要有多种版本，最好实行公开招标、竞标。

5、强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目前高校经济学教学体系中，不仅教材已西化，博士和师资也在西化，把博士分为“土博士”与“洋博士”，“洋博士”在地位和待遇上远超过“土博士”；有人主张由成批量的海归派军团占领经济学领导岗位。刻意推崇重用在西方名牌大学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排挤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种西化倾向，已扩展到党校和政府部委培训机构，他们要求高级人才去美国获得名校学历，回国加以重用。国内一些主流期刊也已“美国化”，推行“美国范式”，洋八股盛行，扼杀真正的科学研究和发表自由。凡此种种，正在将中国经济学引入泥潭，必须加以全面纠正。

    建议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队伍特别是领导岗位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凡是主张私有化的人，凡是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贬低以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化严重的人，一律调离领导岗位，包括高校的校长书记、院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和重要期刊的社长、主编、副主编。一定要在近期内使这些领导岗位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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