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问《炎黄春秋》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
娄云驹
最近从《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上读到一篇短文《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周有光），该文虽仅三千五百宇，却令人疑窦丛生。古人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我谨向此文提出六个问题。
一问：解放与侵略能混为一谈吗？
此文声称：“希特勒是侵略者，斯大林也同样是侵略者”。根据是：“最近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把苏军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说：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这里，把苏军的帮助解放东欧同纳粹德国的肆意侵略东欧完全混为一谈，可谓乖谬已极。幸而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曾率中国新闻工代表团访问过波兰，从我接触的波兰同行和朋友看，他们对苏军的帮助解放他们的国土，仍是持正面评价，怀感激之情。当然，他们认为，他们当时也在积蓄力量，准备自己解放自己，但是苏军的到来，大大提前了解放的到来。
至于说到迁移苏军纪念碑这件事，也不能证明提出的命题，据我所知，我国东北有的地方不是也把苏军纪念碑迁移到苏军墓地了吗？难道也能够说明苏军不是为我国东北的解放出了力，而是像日本鬼子一样侵略了我国东北吗？这难道不是完全颠倒了敌我友，篡改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吗？诚然，东欧国家也存在各种思潮，包括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所引“当地人民说”云云，并不是统统都子虚乌有。拿我们这里来说，尽管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我们在某些刊物上不是也经常读到像眼前这篇奇文一类的文字吗？它们的特点恰恰是篡改历史，宣传歪理，不可信啊不可信！
二问：不足与蜕变能够等同吗？
此文说：“俄罗斯从苏联瓦解中独立出来，俄罗斯学者们掀起大批判；苏联圣经《联共党史》受到强烈指责：伪造历史，曲解事实。”还说：“苏联声称消灭了剥削阶级，实际是新建苏共党的剥削阶级。”这言之凿凿，振振有词，似乎是铁板上钉钉子，已经动摇不得。然而遗憾得很，这个消息早已过时了。2004年，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2007年和2008年，俄罗斯先后出版了新历史教材《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这两本书对苏联时期的历史和斯大林等历史人物作出了引人注目的重新评价。新教材充分肯定了斯大林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诸如：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引导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如此等等。新编教材写道：苏联“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斯大林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这些年来出现的歪曲篡改历史的事件，俄罗斯除了弘扬历史功绩外，仅2009年就通过多项措施捍卫俄罗斯历史的真实性。俄罗斯当局还考虑通过立法，将歪曲篡改苏联二战历史的行为视为犯罪并进行惩处。2009年12月21 日是斯大林诞辰130周年。据俄罗斯《报纸报》网站报道，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公布了民众对斯大林的态度调查。多数俄罗斯人（54％）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这就叫人心所向啊！
诚然，在我们看来，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并非完美无缺。例如，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时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在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1937年和1938年曾经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曾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但是，就其一生来说，功绩是第一位的，失误是第二位的。苏联的蜕变和解体不能归咎于斯大林。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所说，斯大林时期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成就是主要的，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完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激进改革”。由此可见，我们的这位是把不足和蜕变这样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混为一谈了，硬是把存在某些不足的斯大林同应当对蜕变负责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同起来，谬哉，谬哉！
三问：科学与空想可以并论吗？
此文说：“‘社会主义’说法繁多，有空想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俄罗斯有苏共社会主义，中国有特色社会主义，柬埔寨有红色社会主义，缅甸有军人社会主义，利比亚有民众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各种自称的社会主义。搞了一辈无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向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如此说来，科学社会主义有如中国古代的“大同”一样，仅仅是一种“理想”而已，并不可能实现。事理之乖谬，宁有逾此！
“大同”理想出自《礼记•礼运篇》。据有的学者考证，该文对大同世界的描述，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愿望，是原始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在中国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径桔。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但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它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什么呢？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担负这个神圣使命的是无产阶级。它领导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别的，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纵观已经过去的20世纪，苏联、中国和亚洲、拉丁美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雄辩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这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能够相提并论吗？
诚然，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屹立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后蜕变和解体了。此文幸灾乐祸地嘲讽：“俄罗斯退出了历史的误区。苏联的理论是‘资本主义消灭之后进入社会主义’；俄罗斯的实践是‘社会主义落空之后进入资本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上义是现实。”这未免过于鼠目寸光了。拿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最典型的当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从1789年爆发，到1875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86年，其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日，充满着动荡与不宁。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如此艰难和曲折，社会主义作为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大变革，难道倒能够一蹴而就吗？“风物长宜放眼量。” 以苏联的蜕变和解体来证明社会主义仅为空想，这岂不恰恰证明了此说的无知和短视吗？
“搞了一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显然指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在1985年8月在一次会见非洲外宾时曾说过这个问题，但原话决非如此。为了防止断章取义，我们还是应当引用原文。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原文十分确定，绝非论者所言。邓小平在这里是批评我们曾一度热衷于搞政治运动，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总是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谈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138页）这里，明明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解得非常清楚，却硬给扣上“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种手法是不是太不正大光明了！
四问：财富是资本家创造的吗？
此文说：“资本家不是只剥削，不生产价值。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功能、管理功能和发明功能。创业最难，……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早期资本家都是发明家，后来才有专业发明家。”资本家一身而三任，真是太伟大了，如此说来，离开了资本家，人类社会真不知道该如何存在和发展下去。
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便论述过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
这就说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本家作为剥削者，并不是一身而三任。论者指责说：马克思“只看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战前）的前半，没有看到后半，更没有看到中级阶段（两战间）和高级阶段（二战后）；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因此《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实证。”谬哉此论！我们试比较一下，究竟谁的论述更贴近当今现实？显然是生活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而不是生活在21世纪的这位论者！马克思不仅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前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页）说得何等好啊！一切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正在为此而不懈奋斗。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坚定不移向前进！
五问：世上有超阶级的民主吗？
此文断言民主没有阶级性，声称：“民主是人类的经验积累”，“许多国家，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群众，前赴后继，不断创造，达到今天的水平。今后当然还要继续完善化。”此言差矣！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回顾在旧中国，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人民有什么民主权利？对于共产党人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反动派可以任意逮捕、监禁、杀戮，他们享受过旧中国给予的民主吗？完全没有。革命先烈夏明翰诗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革命前辈熊瑾玎诗云：“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为什么要弃家别子，舍生忘死，不去安享天然就具有的民主？因为在反动统治下，人民群众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权利，革命先烈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幸福，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赢得了中国人民史无前例的民主，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是，新中国的民主，也不是不分阶级人人享有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尽管 60年来，我们在具体执行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包括犯过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颠倒敌我。践踏法制的严重错误，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是按照《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原则去做的。对比新旧社会，可谓清浊分明，人民群众是满意的。这是对否定民主的阶级性的谬论的有力驳斥。
此文说：“陈独秀早期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后来服从第三国际，主张民主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别。晚年冷静思考，纠正错误，重新肯定民主没有阶级性。”怪哉此论！人们讽刺某些愚蠢的人时往往说：此人竟然分不清他抛出的东西对他有利还是不利。我们眼前的例子便是这样。陈独秀对民主的认识确实有个过程。他最初提出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由于严酷的现实生活对人们的教育，陈独秀从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走向主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漠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型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漠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型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他还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漠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陈独秀发表上述意见是在1920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何来“服从第三国际”之说！至于陈独秀后来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此时转过来否定原来正确的观点，这并不足怪。可怪的是如今有人竟然赞扬陈独秀殊不足取的晚年思想而否定他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峥嵘岁月。这才可悲亦复可怜！至于此人又搬出李慎之的说法，说什么“（李认为）民主不仅没有阶级性，也没有新旧之分。‘新民主主义’是民主吗？‘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什么主义？他提倡‘回归五四，学习民主’。”那就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连新民主主义也统统否定了。这更不值一驳。拿群众出于对新中国、党和领袖的热爱而喊出的一句口号来大做文章，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李慎之生前曾经撰写大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死后有人把它们汇集成册，内部发行。此文，本来可以下点功夫找些像样的货色出来，现在这样抬出此公，难道能够给自己壮胆吗？
六问：世界观不具阶级性吗？
此人的文章说：“苏联广泛宣传：‘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一人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世界不成‘万花筒’了吗？俄罗斯独立后已经改正了这种奇谈怪论。自然世界观的根据是自然科学；社会世界观的根据是社会科学；科学没有阶级性，世界观哪来阶级性？”此论怪则怪矣，却经不起推敲。
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总的、最根本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不论其自觉与否，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支配下观察和处理问题。我们知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一切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关系，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这具有决定的意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分配。在阶级社会中，由于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阶级。世界观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阶级社会中，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鲁迅在批驳所谓阶级性束缚了人性的论调时尖锐指出：“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艰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仁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是最生动也是最浅显的例子，而涉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的看法要复杂得多，但都带阶级性则是无疑的。由于世界观都带阶级性，因而总体上就能够按照阶级性未归类，例如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谓“一人一个不同的世界观，世界不成‘万花筒’了吗？”任何稍有逻辑思维，懂得归纳和演绎的人，都不可能发出这样的指责。
我们面前的这位，虽然斩钉截铁地否定世界观的阶级性，但他在行文中间，却把自己世界观的阶级性暴露无遗。例如，为了证明抗日战争的主力是国民党，举出了“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星”。为了证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引了一位农妇的谈话，说明解放后的生活不如解放前，“你死我活的土改斗争，没有造福于农民”。为了证明美国的资本主义好得很，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不同的阶级（请注意：这里他倒又不否定阶级的存在了）；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合作是主流。”“罢工和复工，斗争和合作，周期往复，资本主义蒸蒸日上。”多么美妙的资本主义啊，就差没有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了。这就是世界观的阶级性。至于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我们不便妄加评论。还是请自动对号入座吧！
（《环球视野》2010年4月19日第288期，摘自2010年第3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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