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本真的生活？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社会的一点体会

什么才是本真的生活？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社会的一点体会         

现代人应该过一种怎样的本真的生活？大多数人扪心自问会内心深处会渴望一种更轻松一点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如游戏，如旅游......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每个人必须选择的实践问题，是每个人将用其一生书写的大文章。因而限于篇幅，我不想长篇大论，仅结合自己的体会，谈一点看法，以抛砖引玉。

马克思说过，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生存意义就内在于人的自由自觉地生存活动之中。而自由自觉活动最主要的形式是自由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但现实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怎么劳动会成为第一需要？现实的劳动人们避之惟恐不及，何谈成为发自生命存在的第一需要？我们熟知的现实的生产劳动大多是折磨人的谋生活动。这种劳动不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第一需要，而是养家糊口不得不为的手段，劳动的过程不是确证人的存在价值的有内在价值的过程，而是皆欲逃避的劳役。记得十几年前跟我硕士导师一起到峨嵋旅游。我的导师快60岁了，爬不动山路，就雇了架“滑竿”轿子，让轿夫抬着。当我们一行旅游者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的时候。我听到轿夫们的议论：峨眉山有什么好呢？我们整天在这里，怎么也没见到这里有什么好呢？是啊，普通人即使徒步登山也是步履维艰，何况抬着人上山，累得气喘吁吁，还有什么心情和体力峨眉的风光？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活动的鲜明对比：作为旅游者，我们的旅游活动具有内在价值，即使再劳累，欣赏大自然的历程也是充满乐趣的。但轿夫就不同了，抬载人“滑竿”上峨嵋的过程，对他们是一种折磨。如果不是为了赚一点活命钱，有谁会这样做？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记得焦点访谈采访的因公工伤事故失去一条胳膊的事故华山挑夫。老板没有赔钱，为了生存他只好用一只胳膊挑担上山。观之令人心酸。我们身边经常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一个人背着我们几个人抬都抬不动的冰箱往楼上移动，仅仅为了每天的十几元钱。再想想经常听到的矿难事故，使我们对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有了深刻的体会。异化劳动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也与社会关系和人的身心状态有关。在市场经济社会一般老百姓为谋生不得不干有损身体健康的体劳动是异化的，而高级从事精神创造性活动的脑力劳动者同样也是异化的。比如现在高校教师，每人至少承担80年代两到三倍的教学工作量，受者精益化管理制度的严格约束，从准备教案到授课过程都有规范标准制约、有教学督导员检查，而在课余则面临科研岗位量化的科研指标的压力，不得不伏案写作，或进行课题研究。很多人30多岁就秃了顶，白了发，许多人患上了严重疾病，有的人甚至中年夭亡。记得我博士刚毕业那个月，我所学习的学校死了三位知识分子。有一位是不到30岁的博士，是我的老乡，孩子还不到3岁。观之令人唏嘘。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活动本来属于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然而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牢笼中，却成为奴役人的异化劳动。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点，但异化的劳动都成了被迫的劳动，对劳动者成了外在的东西，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觉得不幸；不仅在肉体上受到折磨，而且在精神上受到摧残，这种劳动已不是自愿自觉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人的本质。正如庄子所说处于自由自在“天放”状态的动物被套上笼头，变成不得不卖力干活的牲口。按照经济必然性的观点，异化劳动是使自由劳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看的， 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机械地看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并非是不可企及的未来的乌托邦，而是现实的运动，就内在于在现实的生活实践活动中。这需要正确看待目标与过程以及理想与现实运动的辩证关系。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如果只讲目标，不计过程，具有强烈的工具目的理性，那么生存过程仅仅是实现生存目标的手段，生存目标对生存过程就完全是外在的，如此生存过程变成了无休止地追逐目标的异于生命本真展现活动的紧张忙碌异化过程。这种异化的生存活动正如叔本华所说，在生存意志（欲望）的驱迫下，成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的过程。当欲求的目标达不到的时候就痛苦，当欲求的目标实现的时候，就精神空虚。但还有另一种不同于工具目的理性的生存方式，那就是目标内在于过程的自由自觉地创造性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方式在追求目标的同时淡化目标的强烈追求，把目标内在于生存活动过程中，则过程就是具有内在利益的，就成为自由自觉本真生存活动。比如庄子讲庖丁解牛，解牛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他的目标不仅在于活动的结果，而且在于活动的过程中。一般的屠夫宰牛是为了取得牛肉，即为了取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超越的。但是《庄子·养生主》讲的寓言庖丁解牛，解牛活动本身提供了一种精神价值，所以他的目标是内在的。同样的道理，人类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必然以自由王国做为总目标。这个目标是超越的。但是它又是内在的，自由王国就是在人类社会史中展开的。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表现为螺旋式地前进运动。自由王国可以说是终极原因，这是就其超越性的一面说的，它是人类所追求的未来的目标。但是终极原因又是相对的，它展开为过程，因而是内在的。就其内在过程来说，自由王国又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原因。因而，终极原因就转化为人的活动的自因和相互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相互作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终极原因了。终极原因实际上就是人的活动的自因，即以自身为原因以及过程中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价值实现来说，“自由王国就在各个个性为自因和相互作用中展开的，所以自有的目标和走向自由之路是统一的。”[1]从个人和社会关系来说，社会将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自由人格的联合体，从超越的、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终极理想社会。但从内在于活动过程的意义上来说，人类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可以说是有助于个性解放，并促使社会组织成为友好团结的组织，人际关系成为平等、互助的关系。因而最有个性的联合体的美好理想，并不是永远达不到的极限。它使我们的未来的美好目标，但是他同时也是普通人在生活实践中可以体验到现实的可能性和出于人性要求的结合。真正的爱的关系，不论是性爱、友爱、家庭关系和师生关系，人和人之间总是互相尊重的，在这种爱的关系中人感到自己的个性有自由。真正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真正合理的教学组织、劳动制度要求有爱和信任的关系，有共同的精神联系纽带。比如中国古代乃至今天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某些家庭伦理共同体组织、萨特所说的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结成的“融和共同体”，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某些合作社组织和企业单位组织。在这些组织中间，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人们感到人格是自尊心有相互尊重的，这个组织显得生机勃勃。如果缺乏这种爱和信任关系，组织就成了个性的束缚，就会失去活力。这都是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体验到的。因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并不遥远，它正是人类生存经验的概括和要求。　　

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进大学教书那些日子，生活虽然清苦，在没有教学科研压力，大学生们的学习是发自内心的追求知识的活动，而老师教书也是发自内心的传授知识的过程。同事之间充满着温馨关怀，让人宾至如归，实在是令人怀念的岁月。那样的共同体生活虽谈不上合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但现在想来，那种大学教书生活就是没有压力的接近本真生存活动的。　　

更美好的岁月回忆是70年代上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农村人民公社基层革命伦理共同体的学习、劳动生活。那时虽说整个社会存在政治异化现象。但就社会基本的共同体形式，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共同体，还是城市企业单位共同体满载很大程度上正如美国华裔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描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儒家大同理想的伦理共同体的实现。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既“安身”又“安心”，有一种革命的平等主义话语下温情脉脉的伦理之爱的扩大。尽管当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其政治需要，把文革某些极端时期具有某些武术文化的个别边远地区的野蛮现象作为普遍化案例妖魔化为那时中国底层人民普遍的生存形态，但抹煞不了普通人的真实的记忆。社会基层生活有一种路径依赖的自组织的深层结构，从原始社会的村社共同体，到三代封建社会的基层村社共同体，再到官僚制社会的基层家族伦理共同体乃至民间社会拟血缘结社团体，再到计划经济时期公社单位体制，有一种相似的社会伦理共同体的理想型的社会结构细胞。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时恒在，承载着中华伦理共同体文化的基因。　　

就我切身的村社基层生活的体会，那时候的村社共同体，的确不是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伤痕文学中妖魔化的那种扭曲的政治漫画般的情形。那时候农村村社成员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姻精神生活，犹如一个伦理大家庭，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表述的，是既安身又安心即可以安身立命的。那时候农村教育基本免费普及了初中教育。社员的孩子上小学就在本村，上初中在一、二里方圆的“联中”（各村联合办的中学）。小学主要由民办教师教学，个别是公办教师。初中是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参半。因此教育成本非常低，我记得那时候上学也就是花几分钱买张纸、买支铅笔。不像现在孩子上小学要到很远的学校。上初中就要住宿，花费很高。那时候的教育方针讲学习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因而学校经常搞一些义务劳动，还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实际上就是素质教育。记得当时电影“闪闪的红星”播映，其主题歌到处流行。我们的小学教师，根据歌曲的旋律排演了集体的红缨枪舞蹈，参加人民公社的演出还获得了奖励。我自己本人演过很多吕剧节目，到联中、到公社演出，还获过奖励。在参加义务劳动和艺术活动的同时并没有耽误学习，我们的小学　班主任　老师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是一位普通的民办教师，他说我这一生就是想培养有用的学生，他本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改革开放后因此调到了县教育局工作。因此经常让我们做“鸡兔同笼”之类的数学难题，还根据学生的生活体验进行作文比赛。我在一二年级是学习不是很好，由　于　老师在一次写作文时表扬了我。从此我的作文水平迅速提高。经　常被　老师作为范文宣读。我做数学试卷经常不到时间结　束　老师过来看看说：都做对了，你交卷吧。那时候学生在农忙季节放假。放假后参加生产队的生产劳动，也是美好的生活回忆。在小麦收获的季节，我们一群小学生在一位有一定文化的社员的带领下经常从事捡麦穗的活动。蓝蓝的天空，金黄的麦田，绿油油的树木，猎猎的红旗，此起彼伏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丰收了的小麦的扑鼻的香味之中。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麦堆旁，听领我们拣麦穗的社员讲革命战争的故事，有时候也讲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回想起来，那时人的生活是艰苦的，老百姓手中没有什么钱，据说那时候全村谁家也找不出一千块钱。年底的分红每家数百元钱。但人际关系是平等而充满亲情的。从生产队长到大队书记都要亲自带头参加劳动，老百姓也可以跟村干部打打闹闹，经常是几个农村妇女把大队干部按倒，闹着要脱他的裤子。农闲时甚至干活时，人们聊着天，或哼着小曲，劳动过程是轻松愉快的。比较劳累的劳动就是麦收、秋收一、两个月。但是由于耕作、脱粒都实现了机械化。实际劳动强度并不强。比较来的是需要挑灯夜战，连夜给小麦玉米脱粒。遇到下雨的时候，人人往晒粮的场园里跑，因为那里有集体的粮食。那时候的教育使人形成了集体主义的观念。当时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找回集体的羊群而冻伤收缴的故事就是当时社员集体主义精神的典型例证。那时不仅村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乡里的干部时也经常下基层蹲点，并非是走马观花看看，而是带头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记得有一位到我村蹲点的老张张得白白净净，就整天在地里干活，脸都晒黑了。那时候人的心情是开朗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从照片可以看出来，眉间都是开朗的，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健康的、纯真的。那时候人活得没有什么压力。[2]孩子上学不用花钱，生病了有赤脚医生。记得那时候我母亲患慢性病，农村的赤脚医生随叫随到，经常是半夜赤脚医生就被叫到我家打针。我还写了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在班上宣读。农村赤脚医生一般经过上级医院的系统培训，具有西医和中医针灸等医术。很多流行病都提前预防。老百姓很少得病。那时候疾病不像现在那么难治。感冒喝点红糖姜水，对多吃几片感冒药就好了。至多打一针退烧针就好了。百姓有大病到县人民医院看病也花不了几个钱，回到农村合作医疗室还能够报销。由于那时候日子过得比较清贫，所以学生们放学之后就到野地里挖野菜、割野草，以养兔、养鸡，弄一些收入，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家乡山清水秀，西北部是平原、大海，东南方是丘陵、青山。我们割野草的时候，经常去的是东南方向的丘陵地带，越过一条弯弯的烟潍公路，一里开外，就是灌木丛生、野兔出没已经湮没的古代的“官道”,人迹罕至，既荒凉又神秘，引起孩子们探险的兴致。抬头看去，东南数百里外是画一般的青翠青翠的东山，碧蓝的天与山的深翠色的蓝相互映衬，真的如画一样的美。回头望去，西北方的大海犹如一条银色的彩带，挂在天边。环绕村东河村北的是一条弯弯曲曲潺潺流水、清澈见底的小河，小河蜿蜒饶村向西南再转东北，流向大海。河边是白色的沙堆，莽莽苍苍的芦苇，以及不知名的灌木。小鱼在河里静悄悄地游着，见到人慌忙的躲到河草丛中。夏天到来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瞒着大人到河里游泳。有时候清晨起来，穿过小河，向西北走向大海。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滩上拾海鲜。然后在傍晚踏着余辉，在此起彼落的蛙声中，返回村庄......那种生存环境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是天、地、神、人现场的生态境域。　　

然而这些少年时期美好生活的回忆和乡村生态化的家园，只能是留在回忆当中了。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的家乡所在的县已成为全国百强县前50名。先是村办企业，然后是私人企业，遍地开花，沿着公路，形成了一片片工业社区。原先民国时期依据地势修建的弯弯曲曲公路，现在也取直了，从我们村庄穿过。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交通安全成了隐患。这几年我家三位邻居，原来属于一个生产队的，先后有三人被汽车撞死。最近公路又要扩建，我二哥的南屋在拆迁之列。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家家盖起了大瓦房，户户通上了自来水。然而村里的水几乎不能喝了。许多私人企业排放的污水，污染了村北的小河。村北作为自来水来源的井水被污染。后来又在村东南打了另一眼井作为自来水的来源。然而就在村南十里处形成了方圆数十平方的塑料加工污染区。庄稼已经不能种了。许多邻村已经买水喝了。从我们家乡村北小河下游的人们深受污染之害，联名上告，但由于这些企业是地方税收来源，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些污染生产区据说是从南方广东转移来的，而当年南方污染生产企业则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夕阳产业的转移。正如生态社会主义者所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在社会关系上是充满剥削和非正义的，在生态关系上也是非正义的。西方国家的良好生态环境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树木毁坏和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实现的，正如一个优雅的超出寻常的饭店的精致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3]而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不平等的运作机制又在不同层次上复制。富豪的生态化的高档别墅区是以广大平民的污染的生态环境为前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乡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分化。比我高一届的一位初中同学不知什么原因老婆离了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现在农村人治不起病，大病只能等死。大概由于污染的缘故，现在农村里得病的人特别多，还有许多精神疾病患者。……老百姓解释不了社会现象，有人就说是村里风水破坏的缘故。　　

我们村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不是山西）迁移过来，有村头立碑可以为证。当时老祖先见这个村子的时候，大概受当时风水观念的影响，虽是整体结构依河流而建，村子的整体结构成“元宝”形。村庄主体大街为东西走向，是“元宝”的底部结构的“边”。街道中间是一条河道，上面建有小桥。60年代的时候，街道中间的河道还有流水，流水的源头来自村东北的泉眼。村子西南街道和东南街道是弯曲的，是元宝形结构的两个侧边。随着农业用水的增多，地下水位下降。村里河道的水流到70年代后期就断流了。由于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纷纷盖达房子。村里重新规划了街道的结构，填平了东西走向主体街道，拆掉了小桥，打上了水泥地，并将主体街道东西走向取直，正冲我家的祖屋，我家刚翻新的祖屋被迫搬迁。由于这几年村里是引起疾病、精神疾病的增多，以及邻里矛盾纠纷的增多，还有村里考大学的人数的减少等现象，老百姓都归咎于村里风水的破坏。从考大学来说，在80年代全国招生只有二三十万的时候，我们村就考上许多大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员。而这几年大学扩招了，村里考大学的人数反而减少了。老百姓不理解就有人说是风水的缘故。其实这主要是社会关系失衡的结果。社会现象的出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的结果，但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因变量，生态环境的作用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社会变迁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关系渗透到农村社会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始激化。有一年我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我邻村的初中的同桌同学，也是我初中语文教师的儿子，因为被村干部争夺养殖场，不服软，被村干部着一帮人乱棍打死了。这是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利益分配产生的矛盾现象。正如扬帆所说：“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 20 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4]在政策导向下得计划经济村社公同体人为的解体过程中，原属于村社公共体积累的财富的很大的一部分的却落入村社干部的手中。我邻村的同学与村干部争夺的实际上也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在市场经济的公社体制解体的过程中，并非是中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老百姓自发地选择。实际上，在一些像我们家乡那样农村集体经济较富裕的地区，老百姓是不愿意分田单干的。记得我上大学时期，我们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给我们布置了暑假的社会调查的任务，我们班同学社会调查的结果令我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在公社社员中存在的一股很强的抵制情绪。大家过惯集体的生活，让他们从此自己为自己负责，一时出现了不知所措的抵制情绪。其实现在他们过惯了个体小农生活让他们再回到集体生活也不见得很习惯了。诺斯说社会变迁有一种路径依赖的惯性，其实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会遭遇习惯力量的阻力的。但在权力本位的中国社会政治导向的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是由自然经济向合作社集体经济转型，还是有集体经济向个体经济转型，都不可能是自发的，是政治强力主导的结果。在近现代的中国，正如曹锦清所说，社会变迁是观念主导政治，政治主导经济，与西方的经济基础变迁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正好是相反的。这种观念主导下的赶超式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带来巨大的社会负作用。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扭曲。造成生产力的破坏。比如家乡分田后，集体经济时期积攒的耕牛、拖拉机等能拍卖的被“叫行”拍卖了，不能拍卖的如大型的脱粒机放在场院里锈坏了。曾经实现机械化的集体经济一夜回到了个体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水利设施失修，农忙时正水源以及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等小农经济的弱点都显现出来。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社会调查报告描述的情形是真实的。　　

我上述所描述的我们家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只是近现代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这种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从更深远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来看，它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其他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曾一再经历过的普遍的现象。市场导向的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从社会结构来说，也同时是传统的伦理共同体破碎化的过程。原来可以安身立命的温情脉脉的伦理共同体，破碎化为市场经济中原子化的个体的理性经济人。社会组织形态由伦理社会转变为黑格尔所说的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市民社会”。失去安身立命的伦理共同体的生存家园的理性经济人的生存方式必然处于无序的状态，因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伦理共同体解体后的农村社会失去共同体制度和伦理文化的约束，人性的“恶”的一面涌现出来，造成此起彼落的违法犯罪现象。原来在集体经济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犯罪率极低，人民公社管理者也就是八大员，至多不过十几人。电影《海岛女民兵》描述的由社员组成能够的基干民兵成为维持社会治安的有生力量。但现在情况变了。记得有一年回家过春节。听说一位亿万富翁因为竞选村干部，在大年三十数千万的资产被人点了火。还有一年又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三个小青年追到村里巷子里杀死，他呼救的时候也没人管。现在在地里干活的仍是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干活的人们。现在农村的姑娘要价一位正儿八经干活的小伙子也很难了。现在小伙子只想发大财。发不了财就变为为小痞子，违法犯罪。村里赌博成风。我家所在的巷子里这几年也住进了职业妓女。……　　

因而如何把有机联系的市场经济关系中精神涣散、彷徨无疑、生活畸变的人们在精神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其重建安身立命的既合乎人的目的又合乎自然发展的可持续的伦理共同体，是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个难题。近代以来，从保守主义的清流派、中体西用派，到新儒学派、文化复兴运动，到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法治派，再到人民民主主义的民族革命派，所有社会阶层的努力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由于是学习西方的观念主导下的赶超式的现代化，因而这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较之西方社会更尖锐，更难以解决。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从社会结构转型来说，曾经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把近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农自然经济的共同体，在更高层次上整合为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企事业单位体制的伦理共同体，从精神上和和社会关系上把人类整合起来，从而焕发出极大的精神凝聚力量。“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说法，就是当时社会精神凝聚力量表现。这种新的伦理共同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解决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比如农村自然经济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问题，毛泽东时代通过集体经济的力量，兴修水利，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的家乡解放前土地的生产力每亩也就是几百斤粮食，到了70年代粮食亩产达到了1,000多公斤。这种粮食产量的增加，主要是依靠施用绿肥的生态技术的方式实现的。我记得70年代当时生产队的主要劳动任务之一，就是“积肥”。一是把老百姓生活的粪便转化为有机肥，反馈的土壤中以保持地力。同时还把农作物秸秆发酵成绿肥反馈到土壤中。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还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生活用的沼气。因而当时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循环经济的：土地生产粮食，农民生活消费粮食，生活消费产生的垃圾作为有机肥反馈到土壤当中，从而形成了生产—消费——还原的农业循环生产过程。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成本很低，对自然的破坏很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一方面产生了农村社会留守家庭的问题，也产生了城市社会生活问题。从循环经济的视野来看，现代工业社会化生产，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使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成为相互分离的结构，不再产生循环经济的生产。其中生活垃圾的处理称为巨大的社会公害，社会生活垃圾不能均匀的还原到土壤当中以增加地力，集中起来使局部地区富营养化，产生了环境公害。对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影响是，一方面，生活脱离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本真生存境遇，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不再满足于生命本真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消费主义广告文化刺激起来的无限贪欲的弗洛姆所说的“欲求”。生存的目的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中的安身立命，而是物质利益的贪欲。正如本·阿格尔所说：“根据消费状况判定一个人的幸福是当代异化的特征”。[5]享乐主义的人们的消费目的不再是生存基本需求，而是个人的心理欲求。在消费心理上相互攀比、追求时尚。在广告文化之下，“事实上，我们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物品没有关系。我们的消费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口味和身体。我们在喝‘商标’，因为广告牌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在喝那幅照片。”[6]这种消费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种挥霍性的消费。“用我就扔”成为当代消费生活的主要形式。这种消费与人们的世纪生理需求相脱节，只片面追求暂时的心理层次的满足，一方面摄入高脂肪、高蛋白和高食品，导致身体肥胖、血压增高，另一方面不得不依靠减肥药和加强身体运动的消耗掉身体多余的脂肪。人们一方面依靠现代的工具代替徒步行走，另一方面不得不花费专门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比如我周围人的人们，虽然工作的场所骑自行车只有十几分钟，出于和他人的消费攀比心理，纷纷购买轿车前去上班。本来大多数教师通过国家福利分房政策已经拥有100-145平方的住房。单位还要盖170-270的住房，大大超过人实际需要的水平。这增加了生活成本，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也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这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是以与人的生命本真需要的异化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活动不再是展现、体现生命生存本身的内在意义，而是变成了商品消费的奴隶。人类为了获得比别人更好的消费品，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赚钱的异化劳动。当正常的异化劳动不能获取高额的报酬时，人们往往会铤而走险从事犯罪活动，或者不顾伦理，从事非法的色情活动。这严重地败坏了生命的本真存在状态。使人异化为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小人。异化劳动和异化的消费主义生活在使人类自身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意味着从自身方面的分离，自然是与人内在统一的关系，因而，自然的异化就意味着把自然与社会的分离及外在化。因而对马克思来说，克服自然的异化意味着，通过消除它的巨大的外部性和控制与规范它对整个社会的用处来坚持自然的人性。而对深生态学家来说，克服自然的异化意味着，通过“与环境和谐的生活”，尤其是通过承认自然规律在我们之上的力量（如负载能力）和通过力图不去改变自然从而“轻松地在地球上生活”来坚持人类的自然性。因为，自然是价值的源泉（它“最了解”自己），如果我们不遵守它的规则，自然将处在危险之中。深生态学家要求我们尊敬自然并且保护它。[7]　　

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以及作为人的有机身体的自然的异化必然造成个体身心的巨大痛苦，而个体身心的巨大痛苦又促使人对本真人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生态生活价值理念的觉悟。当前世界范围的绿色和平运动以及盛行于西方的“后物质主义”（post-matierail value）价值观的形成为人们本真的生活提供了觉悟的参照，而当前政府倡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以及“循环经济”的思想，为人们人与自然和谐的本真生活方式的形成能够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而西方绿色和平运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生态现代化运动，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造合乎人和自然协同发展的社会形态、文化理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大体有三种思路：　　

首先，生态中心主义者思路。在文化理念上信奉自然的“内在价值”、自然权利以及人与自然道德共同演进的本质需要，在经济发展上强调增长的极限和零增长，在社会政治观上信奉社会建立在激烈可更新能源利用与适当技术基础上的自治共同体的社会合作能力，即生态社区主义

其次是绿色改良主义的思路企图在现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结构中的框架中,进行生态市场经济的改良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政治、立法和教育制度上适应环境的要求，通过生态立法或绿色税收等措施，建立绿色制度约束，把市场经济的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实行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　　

第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强调生态环境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认为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必然造成对人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环境和社会正义的要求是根本冲突的，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法顾及“社会、政治、地缘政治或生态后果”[8]。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持续地吞噬掉维持它的资源基础”。同时，在自由市场中，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由于提高生产率和使用价值最大化的动力而受到阻碍。对企业来说有利的是使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在化，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它们。开采资源获取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他们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成本的外部化还可以在空气、水、土地的污染中，在偏好公路而不是铁路运输中，在一次性产品和包装中和事实上通过机器生产实现的“合理化”中看到。[9]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是可持续的和“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世界上所有的绿色消费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总的消费必须和是资本主义运转的投资保持一定的关系，而且这一总消费不是由消费者而是由利润与积累率和信用制度的限制来规范的。”[10]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水平总体上是建立在十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和所有其他的令人厌恶的不平等基础上的。第三世界接受资本主义而加入神奇富裕竞赛的人口越多，可以肯定的是，持续经济繁荣的总体水平和环境质量将越下降。[11]西方国家的良好生态环境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树木毁坏和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实现的，正如一个优雅的超出寻常的饭店的精致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12]因而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彻底改造反自然、反生态和反人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共同所有制和民主控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完全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销售和获利，旨在提供一个人类在其中能以生态可接受的方式满足他们需要的框架。”[13]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再自然能力的限制范围内丰富人的需要，包括食物的多样化和精致化、建筑技术的艺术化、良好的教育以及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的旅游。[14]生态社会主义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把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在一种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15]的关系，持一种长期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既反对现代工业化对自然的统治，又强调人类对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真正的人类自由可能只存在于人化的“第二自然”中。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大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后者是为了人类的精神福利。[16]它强调人和自然的统一，但是反对对自然的神秘化和唯心主义倾向。　　

我认为上述三种思路对我们探索生态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形态都具有启示作用，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将其有益的思想整合起来。　　

生态社会主义对环境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原因的揭示是深刻的，生态社会主义彻底的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案与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不要妄想通过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因为很显然共产党人的自性是根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适宜的政党组织形式是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政党体制，如果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用不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为资本主义政党作嫁衣，制造自己的掘墓人，最终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产党人要坚信我们的理想是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生态演化规律是一致的。一个符合人类与自然协同演化规律的政治力量是无坚不摧、不可战胜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要借鉴西方政治思想包括生态中心主义、绿色改良主义的优秀思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制定生态立法和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生态市场经济。其中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社区”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何把生态社区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和计划经济伦理共同体的经验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伦理共同体是一个重要挑战。中华民族新的安身立命的共同体的建立是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规范化，因而关键在于形成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己的和谐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简单地从异域移植的，而是从中华源远流长的生活传统长出来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街和人民革命的文化与传统文化曾一度建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共同体，那么在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华民族有能力重建新的安身立命的共同体。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伦理共同体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中，作为适应新的伦理共同体生存境域的“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才能确立。这是一种生态审美活动与生态生产活动、生态消费活动以及生态交往活动内在统一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的本真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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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冯契著：《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2]西方学者指出：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社会，尽管在很多方面是压抑性的，但在某些方面仍然是“生态中心论的”：“社会中也有非常艰辛、枯燥的工作，但工作是在与别人合作的状态下一种休闲的节奏完成的。其中，它允许聊天和唱歌，允许嬉笑的放松，家庭式的温情和审美的观念的存在‘这种经济提供了我们今天几乎忘却的某种重要东西，那就是休闲：不是摆脱工作而是身处其中的自由。’[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转引L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的未来》，伦敦自由出版社1934年版，第56页。

[3]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4]杨帆：《权力资本化及中国改革的危机》载《1978-199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报告》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原载：《中国改革报》　1998年7月8日　。

[5]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6] [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7]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

[8]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9]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6页。

[10]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转引詹姆斯·奥康纳：《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参见《詹姆斯·奥康纳所编会议论文》，第13～15页。

[11]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12]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3]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337页。

[14]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15]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16] [英]戴维·佩珀著，刘莹译：《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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