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个照耀了现当代中国历史璀璨星空的名字，在世人肯定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之外，其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为世人所认识。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早年还是成熟期乃至晚年，都曾经深深的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因而得以作为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鲜活、最有生命力也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部分为后人所不断研究、思考。其生前所有关于教育的文章言论，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当然也在部分人群的意识当中泛起不和谐的涟漪。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全部教育思想，对于理解古代中国，分析近现代中国，发掘当代中国以及开创未来中国教育新前景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以其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一生负载了博大精深的教育内容，其探究、思考、抗争、革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均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私塾习业、师范立志、教育救国、唤醒民众到武装革命、改天换地、化私为公、发动文革等，他有关教育的言论几经更易、迭相播迁，初看似纷繁杂乱，实则有可联系的内在逻辑和可追寻的一定轨迹。本文针对此义，试就其早、中、晚年一以贯之的教育信条作粗浅分析，努力勾勒出某种“隐性轮廓”，并综合分析之，以期对当下及今后中国教育之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教育过程的无限张力和弹性——全景式社会教育
毛泽东所理解的教育，从一开始便远远超出了传统私塾教育、晚清学堂教育、近代学校教育等的范畴，具有宏阔的视野和深广的内涵，它的教育观在“救亡图存”、“雄强华族”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地具有了社会性、开放性。其日后教育观之发展，乃根基于早年所树立之“教育救国”理念，此理念与后来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相激荡，形成了一种涵盖面广、涉及领域多、革命性强、影响受众深的全景式社会教育模式，即国人普遍受教的“大同”模式，试从以下方面论述之。
（一）教育思想的来源
19世纪末，中国已然灾难深重，各种矛盾纠结丛生，可谓民生日艰。但世代务农、父亲以贩米生意为业的毛泽东，得以有机会接受乡村私塾教育（其家庭在日后划分阶级成份时被定为富农，有此经济余裕条件），自幼修习书经，时虽不求甚解，但潜移默化之功，日后渐为显露；乡村自由活动之空间，使天赋异秉、悟性非常的他每能于正业之外搜求三国、水浒、红楼、忠义小说等备览，传统文化（应是集纳了多种思想元素的儒家文化）在其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日渐生长。“深山大泽，必有龙蛇”（曾国藩语），毛泽东少年英气，已振翮待飞；楚天湘地，又向来钟灵毓秀，全国一时之风雷激荡，于有加焉。夙有奇志、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自许的毛泽东有幸成功脱出父亲安排的米店学徒的人生职途，响应全国仁人志士的号召，走出偏远乡村，踏上长沙热土。在这里，他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开始了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程。求学而不忘读报，不忘关注时事，使其眼界更为开阔。据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及部分信函可知，康有为“大同”学说、梁启超新民论、《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精神、日本学者“新村主义”、杜威教育哲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思想）、孙中山“知行之论”等都对其产生了较深影响，加上业师杨昌济等人哲学、伦理学的指导和以前坚实的国学基础，毛泽东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
（二）教育场所的开放性
教育救国理念是毛泽东早年所秉持的意欲改造社会的武器，他设想“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无疑是自指。既欲达此目的，教育必不能仅囿于学堂、学校，学校正规教育是文明进步、教育独立的结果，但不是唯一结果，也不是臻于完善的结果，特别是当时教育与工农等普罗大众相去甚远，尚是少数人的专利。1917年，毛泽东为打破传统，唤醒民众，亲自写了贴近群众的白话性质的招生广告，办起工人夜校，通过改变工人“写不得、认不得、算不得”的境况，借以开启民智、伸张民权（受教育权）、砥砺人心。1918年他组织了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与风俗”。同年6月他还进行“工读”实验，提出“人人读书，人人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模式；1919年又与好友详细讨论了“新村”模式：“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四周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种新村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欧文所进行的试验颇有几分神似，但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提出，其意义在于，这种设想完全打破了学校之限，是在“耕读传家”、“维新我民”基础上更具开拓意义的教育新形式，它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教育本身与人生密不可分。1920年，毛泽东应同学之约，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边读书边织袜，“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同年9月，他回到长沙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主事后，积极开设了“民众夜学”，主持工作并亲自上课，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和发展党团组织之需要，毛泽东在友人帮助下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目的在于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自修大学的学习方式十分灵活，场所不固定，自由讨论、自主读书、自我教育等盛行。因其突出的革命色彩和广泛的群众性，该校最后被当局关闭。但随后毛泽东等又创办了湘江学校，继续为救国图强传播革命理念。自其接触并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原来抱定“教育救国”理念的毛泽东思想更进一步，认识到在现有秩序和格局下进行的教育毕竟脱不了改良主义的性质，仍然不足以“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只有先通过革命，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才能掌握教育主动权，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志存高远的毛泽东从此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在领导共产党、军队和工农大众革命过程中，他时刻不忘教育工作。整风运动、干部学习、军事实践指导等都收效甚巨。此时，整个军队变成他施教宣政的最大学校，工宣队、农宣队也负载着特殊的教育使命。建国以后，各种扫盲班、夜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尤其是人民公社，无不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随在皆教育”，整个国家成为施教的最大场所，而人民公社，这个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理想化组织模式，可以让我们透过历史望见“工读新村”的影子。在毛看来，林彪搞的“四个伟大”，只有“伟大的导师”这一称号为毛欣然接受，并终生以之自命。
（三）教育内容的多面性
既接受私塾教育，又就读新式学校，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又有广博的西学知识背景的毛泽东，对教育应有之内容自然有深刻见解。他对传统教育重文德、轻智育、无视体育之弊和学校教育重文轻理、重德轻体之失感触很深，加之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国人体质尤属孱弱，向来“欲拯斯民于水火”、主张“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的他提出了很多切中时弊的看法。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研究体育的长文《体育之研究》，对“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忧心忡忡，指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等著名论断，阐明体育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多种功效，并进一步强调“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他自己更是不折不扣实践“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经常进行风浴、雨浴、日光浴、冷水浴、爬山、远足、游泳等。其后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论断更是为广大群众所熟知。1953年6月，毛泽东接见青年代表时，提出“三好”的第一条就是身体好，其余两条才是学习好、工作好。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系统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又进一步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晚年仍然畅游长江，“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这些都可看出毛泽东认为理想的教育内容应该使人基础扎实（体育）、潜力浑厚（智育）、人格健全或品性纯良（德育），成为真正的人，完全的人。
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后来就发展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较为宏观的关系，单在智的方面，毛泽东也主张教育内容多面性，提倡文理兼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虽然他本人是社会科学型人才，但他从来强调多门学科全面发展。针对学校课程设置情况，他认为“课程表上虽然安排到了史、地、理、经、音乐、图画、体操等，但实际被看成是次要的，不足轻重的”，这违背了均衡、全面发展的要求。建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掌握了教育主动权，对教育事业的支配较之以前更为有力。但传统势力也是异常顽固的，素有自己主张的毛泽东对种种不理想的做法甚感不满。他似乎对理科性大学更为看重（那是因为文科型人才即所谓“知识分子”重言轻行、鄙视劳动、自命清高、脱离群众的习气与毛泽东关于人的平等、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符），所以他说：“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就是因为钻在象牙塔中脱离实际、与人民群众和鲜活的生产劳动绝缘；他主张“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智力，也才能真正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
（四）微观教育过程的互动性
毛泽东在自己的求学生涯中，除了对极少数老师表示钦敬外，对一般与世俯仰、随俗从众的教员并不看好，他痛陈20世纪初的教育“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腐儒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声称“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尤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这种以教师为主导、刻板呆滞、没有自由空间的注入式教育无疑是严重束缚人性的，而天生“性子不好束缚”的他自然心生厌烦。他认为教育应是启发式的、活泼灵动的、师生平等的、充分互动的，教育要真正培养人才，就必须打破种种常规旧例，粉碎一切与人性健全和提升相违背的东西。他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明确提出了“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的办学宗旨，充分注重互动性、自主性。此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也采取了讨论的教学方式，效果殊佳。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军队内部所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充分体现人与人的互动，显示出毛泽东的杰出教育天分。建国后，由于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教育不尽人意。毛泽东看出了问题。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可谓说出了当时广大青少年的心声。他简单总结了教育现状所存在的问题：“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因此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其中最大的改革无疑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性。
（五）教育对象的全民性和平等性
由于教育场所不限，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那么教育对象必然是全民性的。毛泽东毕其一生改变教育为少数人垄断，为上层社会人士独享的不公平局面，尽最大努力改造传统，建成人人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社会。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青年劳动化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甚至文革期间打压大学、充分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做法，都是这种努力的证明。当全国成为一所大学校，那么全国民众便理所当然成了受教育者（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来讲）。
全民性本身又寓有平等性问题，知识分子并不高人一等，工农大众也非愚昧低贱，“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名言是毛泽东平等思想的豪迈宣示。出身高贵和家境寒微同样应该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平等关系，教师不能高高在上，把学生当敌人或对立者。他批评建国后的学校“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他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学生完全有研究能力，老师应该跟学生一起研究，共同讨论，而不是以传道者般的高贵姿态让学生被动的接受。至于“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的说法，就更是主持公道，完全“以人为本”了。如果真正做到师生平等，关系和谐，那么“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的不合理状态就会幡然改观。为了彻底体现平等性，毛甚至提出更为超前的思想：“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二、教育目标的唯美和理想色彩——全程式人生教育
统观毛泽东的全部教育历程，可知其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让人人都成为尧舜。这是一种几近完美的境界，是基于儒家性本善理论而展开的，最有抱负和雄心的杰出教育观。天分奇高、悟性卓异、道德见识可推独步的他高瞻远瞩，或者说以圣人之姿，行悲天悯人之事，推恩泽万民之业，建淳化千秋之功。“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最令人感动、最难能可贵之处。他一生不懈追求的目标，实际是一种人性趋良改善的“完人”模式，这与国人普遍受教的“大同”模式密不可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试从以下方面论述之。
（一）在处理人与主观世界的关系方面，教育应促使认识不断接近真理（立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观从属于客观，由实践产生，并反作用于实践。物质世界的实践在不断发生变化，则认识亦应随之变化，从而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渐进程序。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对革命实践的认识、对国家建设的认识等在不同的时段都跟实践而变化，而这些认识的不断提升与他从学校、社会大学、革命大学以及人民群众中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他早年也曾想通过让自己成为一代大儒而影响中国，类似于主张圣贤理世；后来又抱定“教育救国”理念，初曾“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后则组织工读学校以开启民智；后来才找到革命道路，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建国后的认识也是一波三折。就整个中国而言，毛泽东作为实际教员、领袖人物得以充分发挥施教者、导师这一角色的特长，引导人们一次又一次转变或偏或空的认识迷障，脱出或左或右的错误泥潭，改变形形色色的作风习气，“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而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在不同的阶段，毛泽东以最优秀的言传身教向人们展示了真正有威力的教育所散发出的动人魅力：认识永远朝向真理。他的一系列教导、指示凝成了无数光辉的篇章，那些耳熟能详的著作，《体育之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老三篇”等等不胜枚举。毛泽东可以说做到了古人所谓“三不朽”中的“立言”。
（二）在处理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方面，教育应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立功）
在毛泽东看来，主观世界需要改造，客观世界同样可以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注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毛泽东可谓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榜样。早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期间，同学们就亲切的称呼他“毛奇人”，因他常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作个奇男子”。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教育人们“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意志顽强、耐力超人，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等等；他豪情满怀、斗志昂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充满自信、从容不迫，笑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还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不畏强权，英勇抗争，让人民明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他既朴素务实，又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不到长城非好汉”壮怀激烈，“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可谓惊天动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更非凡俗所及；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最讲究团结，在几乎所有阶段都强调万众一心的重要性……他是这样的人，也通过不同的教育途径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一般情况下）的前提下领导人民进行了破旧立新、翻天覆地的长时间斗争、改革、建设。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不断树立自信、破除迷信、打倒权威、战天斗地，主观能动性（全体性的、整个民族的）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建立新中国、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人民公社甚至文革等，我们对事件本身姑且不做过多评价，很多毕竟见仁见智，单就主体精神的张扬、中华民族积极性的调动这方面而言，这些事件都是亘古未有、千古难以比拟的。那些称毛泽东建立了不世功勋，“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五百年出一个”的说法虽不免张大其事，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毛泽东做到了古人所谓“三不朽”中的“立功”。
（三）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教育应尽最大可能促成圣贤之生成（立德）
如果说毛泽东通过“立言”引导人们的认识不断接近真理，通过“立功”昭示人们在面对客观世界时应充分伸张主体精神，那么更重要的、更可见出雄心和抱负的（实际是更为痛苦的）过程，便是毛泽东决心通过“立德”使人们都能脱出蝇营狗苟、私心贪欲、凡夫俗子的卑污之所，进而成为圣贤，或至少成为君子。这一点，他颇有佛家大慈大悲的特性。他自己修身养性的功夫为凡俗庸常所不及，但却不想“君子遗世而独立”，过独善其身、乐得逍遥的生活，他认为这样即使个人羽化而登仙也不过是小我之境，所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真正需要改变、需要“拯救”的，恰恰是沉沦下境的芸芸众生。这样讲，并非说毛泽东似乎以佛主之高姿态渡化众生，因为他在进行这一番事业之前已立下如磐志愿，准备遍历人间千辛万苦，而决非徒劳心神、专务虚名，不然他便不会用尽一生来开创这不世伟业了。他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对于世道种种，他独抒己见：“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可谓发人所未发。但小人“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如果此等功业可成，则即是他所津津乐道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这无疑就是毛泽东心仪已久的大同世界。“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说以上思想只是早年的反映，那么后来的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志业。这在他《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其中比较突出、并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则数《纪念白求恩》中那段经典：“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改良人性、改造人心的实施工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号召风行全国，甚至导致文革期间“斗私批修”、“狠批灵魂一闪念”的被歪曲和庸俗化的做法之流行。毛泽东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他消灭了历史久远的娼妓制度，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教育和拯救了大批党员干部，他亲自处决了建国以来的两个巨贪，藉以警示全国；他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著名题词，为全国人民树立了绝佳榜样。古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他全部做到了；他早年在《讲堂录》中摘录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贤标准，他本人是当之无愧的。
（四）宏观教育过程的终身性
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宏观意义上的教育在毛泽东那里是贯穿终生的。即使是在共产党已成立、毛已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1921年底，他在本人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向调查表》上仍填写了“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在毛泽东那里，教育有着最广泛的含义，某种意义上，教育即是生活，即是人生，求索不可一日缺失，则施教即不可一日退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生都在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也用自己大半生的时间去唤醒民众，启迪国人，教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化解旧矛盾，挑战新矛盾，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如果把道看作真理的话，那么有朝一日真的获得了真理，便死也心甘情愿了。但这只是比喻，真理是无穷无尽的、相对的，学习和求索便是无始无终的，他常引用一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好”；在自己的晚年仍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学习英语，甚至在去世前，还手不释卷地阅读，或者让秘书代念。作为施教者，他让所有人明白终生学习的道理，作为受教者，他也是终身学习的最佳典范。
小结
“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因为立下这样关乎宇宙人生的志向，又因为抱定“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矣”的信念，毛泽东遂“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拥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其眼中之教育就必然是宇宙人生的大教育，是全景式社会教育和全程式人生教育，是国人普遍受教的“大同”模式，是人性趋良改善的“完人”模式，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立言、立功、立德兼而有之的大格局。对于一切有差别有等次、摧残人性、戕害青少年的陈规陋习的教育，都应该及时进行改造和废除。像他早年读书笔记中所认可的那样，“帝王一代帝王，圣贤万世圣贤”，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现代中国的圣人”（毛评价鲁迅的话），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所有光辉的思想，使圣贤遗泽恩推万世，光被千秋。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无疑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他使我们认识到非常态教育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态是指在学校教育中，应注重问题学生、差等生、个性古怪或奇特的学生的教育；在学校教育之外，应创造宽松的、自由的、平等的、完全适合各种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即把生活大学、社会大学办好。前者有赖于广大的教师之努力，后者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全体所要努力做好的艰巨功课。毛泽东的教育是鲜活的、多面的、自由的、平等的，真正的人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研究的，是打破了种种形式老套的束缚的。他的思想对非常态教育的成功进行有着深刻指导意义。很多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是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造就的，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孔夫子“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即是说教育本身固然相当重要（毛任何时候都承认这一点），但教育并不是造就人才的唯一途径，我们提倡知识改变命运，更应该提倡合适、得当的教育会改变更多的命运。有人感叹中国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可惯性强大的学校仍然在大批大批的制造高分低能或庸庸碌碌的人，中国真正适合天才生长的土壤少的可怜，不适当的教育使天资聪颖的少年变得浑如常人，使资质一般的人的潜力得不到释放。说教育顶多培养些千里马，但绝对造就不了龙凤龟麟，已经算是相当恭维的话了。所以全面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注重“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成为天才的人”，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意义。第二，他使我们认识到教育思维多元化的必要性。教育真正实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放开搞活，高瞻远瞩，全面吸收全人类的所有优秀文化成果，而不能抱残守缺，任由自身的不良惯性无限推移。民主教育法、自由教育法、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要各取所需，各扬所长；人格教育、心理教育、意志教育、价值观教育等要全面开发，深入进行；量化思维、类型思维、本质思维、动态思维、整体思维等要逐步诱导，合理培养。第三，他使我们认识到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为人性的提升和完善服务。一切是以人为本，即以受教育者为本，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语），他认为“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学校不能把学生当成敌人或对立者。对于考试，他“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这对于以高考为指挥棒、为升学率强迫学生学习、赶鸭子上架的教育体制，无疑是当头棒喝，其中的观点，相信即使在现在仍然有很多教师不敢苟同，就是因为长期的呆板、包办式教育已经使广大的教育工从根本上迷失了教育方向，更谈不上掌握教育规律、认识教育本质了。毛泽东还教育学生“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这些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来的看法，却能如此精准的切中时弊，实在不得不令人深思。总之，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一座伟大瑰丽的宝藏，还有很多有价值的神奇宝物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应该尽可能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他所有真理性的认识，来为当下及今后的教育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2008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2、《毛泽东选集》1-4卷，1967年，人民出版社。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4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
4、毛泽东诗词选》，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5、《毛泽东论教育(第三版)》，200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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