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曾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2009年9月的一期上
一、对“激励”理解误区的危害、性质和背景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无疑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样无疑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可以更好也许也可以更快！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于“激励”的理解存在一个极大的误区，这个误区的存在和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多领域改革开放政策的方向、步伐，至今都没有被消除。一旦发生南辕北辙的方向错误，步伐加大就会使错误以更快速度加深。而一旦纠正这个错误，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可能实现。
影响改革开放政策制定的主要是经济学理论。然而，经济学理论是抽象的，对应用的目的而言，它抽象掉了许多不该抽象掉的因素。当经济理论工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还不知其所以然却试图运用它于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错误出现就不可避免。在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各领域的政策改革献计献策的时候，许多经济理论工在“激励”问题上就犯了这种错误。
这个错误表现在对市场的盲目信奉上。中国不少经济理论工因为相信只有市场才能提供必要的激励，因而主张在一切领域引进市场机制。住房、医疗、教育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领域，自然资源采掘、销售是又一由于引进市场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曾为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种意识形态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中出现的挫折（至今为止，还没有对这些挫折出现的原因做出深刻分析），这些贡献对今天社会的影响力在不断缩小。而市场魅力由于西方国家的持续繁荣（被错误地认为是由于这些国家的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不断扩张其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理论工在“激励”问题上犯了错误。
二、激励被当成了什么，它究竟是什么
（一）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
用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如何设计制度（或机制）给经济主体提供正当的激励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这看起来很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正如这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激励问题的出现被认为是由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个有多种多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结构（如经理委托工人、中央委托地方），而在每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在这些所谓“现代经济学”话语和隐喻加上诺贝尔奖的“光环效应”影响之下，中国经济理论工以为，所有存在不对称信息的地方总是会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且其情况都非常严重，严重得以至于必须采用“激励”的办法来加以纠正。这正是许多政策制定在思想观上的出发点。
这种思想观又被将“激励”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激励”的错误进一步误导。也许中国太穷了，“变富”太具有诱惑力了。中国许多经济理论工似乎以为，只要价格适当，人民就会努力劳动。于是，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就用于改变价格。“矫正价格”正是世界银行某一年发展报告的主题，也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主题。结果，从经济上看，“矫正价格”被当成了“建立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的同义语。而实际上，“矫正价格”只能被看作是“使价格反映价值”的同义语。只有这样，才是对这个概念的正确理解。因为中国为了实现工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定要限制的。现如今，不限制所产生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
我们说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指的是不能让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能够促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家电生产部门。这种工业部门的建立不仅提供了就业，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提供了储蓄资金。这些储蓄资金既可以用于发展现有工业，也可以用于发展还没有到关键产业。然而，现代许多关键产业的特征是“高投资、高风险”。没有什么私人能够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提供所必需的“组织能力”“投资能力”。因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私人将人力、物力、财力向短期内提供高利润的产业倾斜。而且，即使中国某个行业在私人经济下发展出具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这种企业相对于世界500强也是非常小的。如果我们允许外资进入，外资就会购买这些企业，然后扼杀它。中国许多民族企业品牌已经这样倒下了，中国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引进了外国的资本。这些资本的动机是在合作的时候盈利，在发现能够消灭中国企业的时候获取更大利益，他也一定会选择消灭中国企业。中国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的发展就遭遇了这种命运。
当中国试图发展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时候，“激励”正好成为中国在关键产业领域内取得突破的阻碍因素。为了克服这种阻碍性的“激励”，中国政府必须能够提供“促进”性的“激励”。然而，这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未能提供“促进”性的“激励”，中国工业化进程就会受挫，其代价、损失就无可估量。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否遭受了这种损失呢？不少学者看到，当中国大飞机项目处于关键发展时期的时候，美国麦道公司要与中国合作生产他们的飞机的尾翼，当中国再一次要在大飞机制造上起步的时候，空中客车要在天津设立组装工厂。其结果都是中国资源受一时利润的吸引转移到这些外资企业之中进而损害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外资公司进入中国获得利润的目的在这些方面是极端破坏性的。
中国不少经济学者提出，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前者是对的，后者是错的，至少是模糊的。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并没有变化，仍然是重工业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证明，即使农业发展、轻工业发展，“高新技术”发展，重工业（装备工业）仍然可能没有明显发展。不然，中国就不会花费“宝贵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和欧洲的飞机，不用与美欧日合资生产汽车，不用贴牌生产，不用在彩电、手机、电脑、软件等领域让国外企业获得那么多的“利润”，中国大学也不会每年花费那么多的外汇购买发达国家的仪器设备（许多使用效率极低）。这其中隐含着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为中国庞大的外贸盈余掩盖了。这个问题掩盖起来之后，让许多人错误觉得中国经济已经非常强大。让许多理论家认为，中国在走也应该走比较优势的发展之路。难道这些事实不是“激励”造成的结果吗？
（二）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
从微观的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激励”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制度。它把整个中国的企业制度变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让中国工人成为私人企业的雇佣工人，而不是国家的“主人翁”。对国有企业改革，其逻辑是这样的：企业的经营效率须用利润率来表示和衡量；为了提高利润，企业家必须获得“剩余索取权”；承认“剩余索取权”将导致企业私有。而中国一旦提出多种所有制并存，私人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另一方面许多私人企业创办。整个国家的企业构成就逐渐变为私有制企业为主体。
国有企业是否必然因为“全民所有制”而无法经营成功？答案是否定的。然而，中国经济学界似乎普遍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必然无法搞好。而实际上，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它往往是受启发式思维得出的结论。这种启发式思维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许多西方经济学文献提出了相关的命题。例如，一篇文献提出，公共资源的使用往往导致资源耗竭；一篇文献提出，只有发展出明确的产权，才可能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一篇文献提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短缺；一篇文献提出，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奴役；一部文献提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自由；一部文献提出，集体行动会存在搭便车现象。这些文献启发对西方经济学了解不深的人得出，计划经济必然无效，公有制经济必然无法行通，其下一步将否定社会主义，推翻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上述文献的一个推论就是，所谓激励只是经济激励，人们只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一位对中国学界有重要影响的法国经济学家所著《激励理论》的框架就是这样设计的。然而，这是错误的。中国目前制定了大量的补贴措施，例如，对粮食种子投入实行补贴？而许多专家对这种补贴影响人们播种数量存在疑问。大学教师是否会因为国家对他的征税而不努力工作？我个人的经验决不是这样。管理学著作提供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案例，表明在竞争性工资条件下，工人的劳动热情也可以受到激励。所以，从经验上看，人们总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的假设并不一定成立。人们是否只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呢？20世纪6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赫茨伯格（F. Herzberg）给工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因素能使工人们产生热情，促使他们发挥工作潜能？结果，按重要程度排序的调查结果如下：成就感、赢得认同、对工作本身感兴趣、成长的机会、进步的机会、责任的重要性、同事和组群关系、工资、监管者的公平性、公司的政策和规章、地位、工作安全保障、监管者的友好程度、工作条件。在14个影响工作热情的因素中，工资作为唯一的即刻经济激励排在第8位。据此，即使我们不否认经济激励的重要性，我们也无法得出只有经济激励重要的结论。而且，如果工人对工资上升形成预期的话，工人并不会对工资上升产生行为反应，而当工资不上升的时候——绝大多数公司都无法持久性增加工资（因为工资标准受制于许多因素），工人却有可能产生不满。
（三）企业家是否需要经济激励
企业家原来与资本家是两位一体的。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家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而言是多余的。西方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实践上证明了资本家多余理论的正确。而如果作为无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工人都可以不计较经济激励，那些企业家却非要获得剩余索取权才肯罢休恐怕只能说明企业家的道德没落。然而，以企业家所行使的职能来看，以上述赫茨伯格调查所展示的工人对工作的期望来看，企业家的道德不应该这样沦丧。他所行使的职能必然使其视野更为宽阔，其所处的地位必然使其更为有利。他对生活的要求怎么会太高呢？所以，所谓的剩余索取权在现实中不过是为垄断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提供口实罢了。
三、结论
上述分析说明，以提高经济激励为目标的改革必然遭遇失败，它至多不过是以提高经济激励为名行私有制之实罢了。国内应该对此新自由主义思潮引起充分的重视。目前出现这种情况是我国经济科学不发达造成的一个极其不良的后果。这种不良后果的造成与部分新闻工盲目追捧少数所谓经济学家有密切关系。因此，改善我国经济理论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一个复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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