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在美军航母逼近黄海时回顾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四、         国家战略目标中的“敌我友”标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

非常讽刺的是，毛泽东时代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高度合作理念下，而以绝对竞争的逻辑去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得出的结论和方略都是要以弱势竞争者的地位，通过争取他们者力量最大化的方式去实现最好的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在内部以阶级斗争相号召去追求高度合作。

正是从竞争的逻辑出发，不仅需要最大化内部的整合，而且还需要改变外部的力量对比。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间，第一世界主要是“美帝”被类比为革命的敌人，被想象为一个不妥协的全球剥削者和压迫者角色，随时会以战争模式去捍卫不正当利益。由于美帝要不妥协地维护剥削和压迫机会，这就设定了遍布全球的多数受害者，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缺乏在美帝主导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中间牟利的能力，因此只能是绝对受害者，因此，就被合理地推定为“反帝同盟军”。为了同盟军的强大，某种程度的支持就是必要的，这被视为安全成本支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安全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涉及到如何在经济和技术劣势条件下，采取合理的竞争方略去与强势对手的竞争问题。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宣称在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之前，就可以实现安全态势的改善，据此立论，则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战争的成本支付是没有价值的；二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在安全成本上“搭便车”的实际可能，这体现在1980年代重提“韬光养晦”并逆转毛泽东对“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和和气气”就是放弃“斗争求团结”，修正主义的存在，本身会导致在全球竞争中间丧失“舆论进攻”的态势，作为军事力量弱势的一方，不可能采取实际的进攻方式，放弃文斗本身就意味着放弃几乎全部的斗争。这两个不同政见引发第三个牵连性的判断：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中苏论战中间，也反复出现“三和两全”（当时批判苏修“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断）这样的主题。过去的争论明显都集中于“定性”争论上，没有进入“定量”分析范围——例如改善中国安全态势需要支付多少数量的成本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改善安全态势可以指望把成本支付降低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理。

寻找海外同盟军，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提升其抵抗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在毛泽东看来本身就是反帝成本的一部分。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这就有资格成为削减帝国主义力量的源泉，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失败。一位瑞士学者看到，中国把殖民地胜利地脱离帝国主义控制，被视为一种有利于世界力量对比改变的事项：“他们倾向于把美国的命运主要地与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联系起来。他们倾向于把反对美国体系的斗争主要归结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自从革命后，中国人一直在抬高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把它从五十年代初国际阶梯上的最低一级抬高到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力量相并列，七十年代又把它提高到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所拥有的多方面的作用。”[63] 其实，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尼克松都有相同的看法，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美国）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64]

因为把对第三世界国际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视为一种安全成本支出，毛泽东格外关心新独立国家脱离美帝的控制，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同时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壮大，被视为美帝力量的削弱和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1964年7月16日他对巴基斯坦商业部长瓦希杜查曼时说：“没有钢铁、机器和化学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我们借的钱不要紧，金额很小，无息贷款，50年到100年还都可以，不还也可以。主要是要你们富起来。你们富起来我们就好了。你们能抵制美国、英国和印度，我们就好了。”[65]毛时代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遍及亚非拉三大洲，这些对外援助总额中间，还包括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这两场局部战争中间中国所支付的大部分安全成本：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先后向87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其中亚洲20个国家、非洲4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6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际支出累计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总额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一九七三年高达6.92%。”“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的六年间，中国对越南的各项援助占同期对外援助总支出的57.6%，其中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国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支出占同期经援总支出的43.4%。在对上述三国的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占93.1%。”[66]

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毛泽东看世界的图示与战争年代的经验相关，但是都产生同一个疑惑——看不到短期目标的积极投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跟第三世界走得很近，又付出大笔援助，却得不到与发达国家交往的那些好处（资金和技术），牛军就自作主张地给毛泽东加上一个想象的目标——“争夺世界性进军的领导权”：“三个世界的划分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在国际问题上的再现。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间力量），反对苏美。在苏美之间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对美国则是又团结又斗争。到此为止，唯一没有论述的就是谁来领导这场世界性进军。”[67]在邓小平亲口承认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之后，一些学界人士就迅速跟进，也表示坚决不相信中苏论战中间包含真正的“主义之争”，为了填补逻辑空白，就安排一个毛泽东要与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个人目标。在理解中国以竞争态势进入全球格局时，看不到短期目标的原因何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何以结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显然，在逻辑就很容易衍伸出来各种填空式的想象。

对照一下尼克松的看法，有助于判断中苏论战中的是非，在尼克松看来：“我们必须关心第三世界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涉及我们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世界上有2/3的人生活在亚洲、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有着西方工业国不可缺少的资源。”“苏联人不必打仗即可以获得胜利。无论他们是否参加战斗，只要我们失利了，他们便获胜了。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并无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没有从中获利。……由于一个强大的、可靠的、亲西方的政府被一个不可预测的、极端的、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均势便向着不利于我们而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变化。伊朗国王的垮台就像南越的失败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长期的盟友美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背弃了他。”[68]

尼克松相当直白地说出了“冷战”的奥秘：要维护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顺利攫取，就需要保证其政权“亲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符合“走狗”标准），而每一个亲美政权的垮台都被需要被“解释”为苏联获益并纳入冷战对抗的逻辑，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在反苏冷战的说辞下，为美国介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权更迭过程寻找一个长期有效的借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遂行内部民众动员的舆论策略（按照毛泽东1946年与斯特朗谈话中的说法是“反苏战争宣传”目的是“进攻美国人民”）。这就说明，无论赫鲁晓夫是否怀有“和平共处”的愿望，美国关注第三世界政权的“亲美”的目标都不会改变，这在两个方面验证了毛泽东判断的准确性：一是第三世界地域是争夺的要点故不能听任美国便宜行事，二是革命成功后的反美政权之巩固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不管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成就如何，在逻辑上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和资源为本国工业所用，就已经挫败了尼克松所表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的关键国家利益。

尼克松的说法还验证了毛泽东的另一个判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是一个“独立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以“景阳冈上的老虎”来形容它堪称贴切：“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也验证了“三和一少”属于明显的误判：在全球格局中间拥有优势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势博弈者）而言，其策略选择多无需考虑弱势竞争的对策，有且仅有弱势博弈者通过反抗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大于侵略收益之后，才会迫使其放弃侵略政策，从而对强势博弈者的策略产生有效的威慑信用；反过来，作为全球竞争格局中间的弱势参与者，则必须针对性地对强势博弈者的策略保持有效的对策，这按照中国的经验：短期目标是要支付足够的安全成本以维持“威慑信用”，长期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力量对比——这其中关键又在于第三世界获得政治经济独立（免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力量壮大和相互团结。

1965年曾经发表重头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署名“林彪”，实际上是由邓小平名义上领导的“反修文章写作组”写成），其中鲜明地提出一个公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9]这是按照国内的斗争经验，含蓄地反驳了那些希望不支付“斗争成本”就指望“斗争成绩”的幻想。但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形成起码的共识，反对意见通常建立一个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善意假设”，来否定支付安全成本的合理性。1980年代，在支付安全成本意愿的极度下降之后，主流舆论就迅速兴起对毛时代“外援”太多的批评，并衍伸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中国吃大亏”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几乎无处不在，省部级写作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甚至根本不提“抗美援越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而是把同时期的全部篇幅用于控诉“十年动乱”——抒发精英阶层政治经济地位遭剥夺的“怨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一种看问题的优先次序：与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稳定性相比，国家安全是相对次要的目标。

1960年5月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中间，双方表达了截然有别的“历史教训”，蒙哥马利看重的“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这实际上是欧洲列强争霸竞争的经验——体现的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性质；毛泽东则反过来说“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70]虽然同样说“总结教训”，但内在逻辑则迥然不同，毛泽东实际上说的是：组织得很好的被侵略者能够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其无法承受的高度，这既是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的经验，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想象世界格局的一个方式。正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在寻求矛盾主要方面（强国）和弱国（矛盾次要方面）“和平共处”的要点是：支付足够的反侵略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

197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71]这个简单的说法中间，仍然隐含着防御态势的成本承受能力，以及在“称霸”那种进攻态势的成本收益核算——考虑到中国称霸所面临的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显然，中国称霸的成本远远高于可以预期的收益。

由于中国当然地被想象为平等世界格局的最大受益者，为此目标，愿意支付的成本数量也是很大的。而近代史中间中国作为“炮舰政策”的最大受损者，在反面支持了一种支付较高安全成本的意愿。这样，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未曾乞求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还作为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援输出者，这个不小的援助支出，本身是作为改善安全态势（短期目标）和建设扁平化世界格局（长期目标）所应支付的建设成本。

毛泽东从不幻想与列强合作以主导世界，以短期策略谋取“国家利益”。从中美建交的进程看，美国政府处理外交和国际问题时，较少考虑系统的战略，多以策略和短期目标和方便行事。这符合强国的外交模式，能够以自身的超强地位遂行短期利益目标，并以此积累为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加总关系，在于强国的国际权力（行为能力）很强，不会受到战略性的损害——没有人能够漠视其意志和立场损害其长远利益；但是中国作为弱国，不能够遂行短期利益。这意味着全球格局中间，只有强势博弈者能够遂行短期利益目标，而弱势博弈者则应首选长期目标，文攻作为弱势博弈者的手段只能服从长期目标需要，而不能屈从于短期需要而放弃，这就是所谓的“原则问题不能放弃”。从竞争手段选择看，强势博弈者可以选择战略出击，而弱势博弈者则必须选择国土防御——这与反围剿战争时期的“十六字诀”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他强调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这种认识的背后，有一个对全球格局的上限想象：中国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和最有利态势不是合作主导世界而是世界扁平化。一个剥削和压迫最小化的世界，将是中国所能期望的最优世界格局。在否定了中国成为第一世界的幻想目标之后，就在反面稳固了反帝“立场”。在加入了对全球格局和最高目标的想象之后，“三个世界理论”中间隐含的世界格局设计就更加完整了。

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只有在支付了足够的成本之后，建立起可靠的威慑信用之后，才能实现，支付安全成本实质上就是一种“使用实力的意志”。这是毛泽东的看法，在毛时代也是主流看法，当时不同政见也有，多数未能充分表述，就已经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了，据说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思想还未对外传播，就被某副部长报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王很快就做了检讨并放弃了自己的看法。[72]

作为弱势博弈者，在军事上只能选择一种有效的防御态势，但是却不能停止“舆论上的攻势”——这恰好构成“文攻武卫”的斗争方式搭配，毛泽东反对“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的主张，长期坚持那种“最刺激”的“文攻”策略，动辄在天安门广场召集数十万人乃至百万人群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略，这显然是不肯放弃廉价“文攻”手段——“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73]

1971年中国还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意味着中国安全态势改善的短期目标业已全部完成。在第二步设想中间，毛泽东更加突出长期目标，甚至把反修列在先于反帝的优先次序上，这关系到弱势博弈者如何有效地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同时也潜在地隐含了在长期竞争中间如何有效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认识。全球格局扁平化的长期目标之所以能够期待，并非仅仅依托中国自身竞争性国力超越美帝，而是因为第三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况不可能由帝国主义发善心而改变，由此而孕育的不满和反抗能量是结构性的，这是可以稳定依靠而且处在不断增长中间的力量；而帝国主义的同盟内部，则远没有那么可靠，处于游移状态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则被视为美帝不忠实的追随者，这损害了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力量。特别是戴高乐对于北约的决绝态度，更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据参加过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忆，十二大是共产党第一次放弃国际国内消失任务分析的写法，改而“按照邓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然，表面文章写法的变化反应实质性判断的变化：“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4]随后就出现了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策略。看起来，这确实反应了革命时代的结束后，看世界方法论的根本性转换，也体现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时期的世界观转变——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是一场标准的“范式革命”。不过“减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盘”，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势战略的老手看穿：一个连起码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国度，怎么可能还有维持“国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复出现美国“对台军售”突破公报精神的问题，到了世纪之交“台湾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利益损害，按照阎学通的评估早已经超过一场局部战争。换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聪明”表现为节约安全成本，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意味着不恰当地把有形实力劣势的中国臆想为具有主导权的强国，依据这些聪明和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国解读为“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结果是中国的威慑信用急剧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设起来的无形资产，急剧贬值，此后，中国两国之间的外筋摩擦大幅度增加。

与毛时代在内部对精英阶层实行相对剥夺（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内涵所在）以支持阶级团结、对外部以矛盾和竞争方法分析世界格局不同，今天中国的主流学者则反过来，在内部以不妥协的竞争机制来构建社会，撤销一切社会保障机制把绝大多数人口投入恶性竞争的汪洋大海；但对外的国家关系中间则鼓吹双赢与伙伴关系，以合作而非竞争的逻辑去想象和理解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这是内部需要压倒外部现实的另一个例证，当然毛时代经常宣传“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也有可以与美国以反苏宣传进攻美国人民的类似效果，不过毛时代是以此要挟精英阶层以阶级团结为重不得追求特权和超额利益，渲染美帝威胁也有进攻“精英阶层”的考量在内。最近，央视邀请恩道尔参与制作的《对话》节目中间，参加节目的国内主流学者多以不同意“阴谋论”为由，反对确立国际关系的竞争性解释，这恰与毛时代反对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幻想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近乎一致地反对克鲁格曼“扩大内需”的建议。

把反帝政策坚持到底，是出于一种冷静的认识——中国不可能成为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受益者，而只能是受损者，所以，中国最大的长远利益是反对不平等格局而建设平等格局。又由于这种努力不存在近期实现的可能，因此，短期利益就不出现在国家外交决策的视野之内，或者说短期利益目标即是出现也不占主导地位，对外关系处理要服从于长期目标需要。而对于世界长期格局的演变方向，毛泽东认定剥削和压迫所引致的反抗能量，始终是破坏旧格局建设新格局的动力，支持别人其实就是支持自己向长远目标靠近。在1960年代早几年，毛泽东曾经亲自出马接见上百个亚非拉代表团，不厌其烦地一百次讲述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最终只在于阐明：拥有经济技术优势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怕，是可以战而胜之的。这明显是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阶级关系和竞争方略，照搬到全球格局的分析中间来，把“太平世界”的稳定与国内政权稳定的条件一体看待：只有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之后才能实现稳定。

有人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75]这明显是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及其内在的分析方法强行纳入1980年代才产生的“正确标准”，与毛泽东超越社会制度分野，把统治阶级面对列强的态度问题——投降还是组织人民反抗——作为分析基础的认识，恰好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非走出“极左”，而是极左的全面深化，成为更为基础性的分析问题出发点。中国在1970年代早期恢复对美交往，这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与右派打交道，并不反应更不否定毛泽东分析观察世界格局的“极左”方法论。

此种认识是把1970年代中美建交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事项看待，其他一切思想和政治调整都未加仔细辨别地与此建立起因果关系来解释。这种精明人逻辑流行于海内外，一位旅美学者想当然地说：“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引发前苏联严重军事威胁，中苏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终于发现中国过于孤立不是一件好事了。当他下决心与美国缓和关系，通过拉住美国来牵制前苏联，成功地遏制了前苏联对中国先发制人地搞突然袭击的危险性后，……。”[76]在基辛格正式否定“打中国牌”的说法之后，现在有人跑出来设想一种毛泽东“打美国牌”的说法，这与上述否定“极左”的解释雷同，把中美关系改善上升为70年代解释一切的事项之后，去想象背后的短期利益目标。

与基辛格肯定中美之间存在“实质结盟”[77]的理解不同，毛泽东反对在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哪怕仅仅是想象中的“依靠”都认定是丧失立场，正是在这个关节点问题上，1973年11月13-14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间，周总理也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而据美方披露的谈话记录，这次基辛格许诺要给中国导弹预警信息，并要求中国建立起必要的指挥通信系统预备情况紧急时转移轰炸机和导弹。[78]根据中方相关人士提供的信息，周总理当时没有表态，参加会谈的叶剑英表示了口头感谢，叶剑英的反应被认为是丧失立场。[79]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其实相当一贯，他认为中国必须支付自身的安全成本，而且抗美战争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是普遍有效的，中国无需在安全问题上乞求别人，所以在相关问题上原本没有必要进行缺乏证据支持的各种演绎。各种各样的演绎结论经久不衰，反应的是一种美式“国家利益”思维——任何外交政策举措背后必定与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利益相关。除了美国是强势博弈者具备追求短期利益目标条件之外，这种思维的可检验性质，还与美国的选票政治相关：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即便是不能做出外交突破，至少也要制造几个具体“新闻炒作意义的事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恰好不需要这个，因此，美式思维根本不适合用来想象中国的外交决策。

而中国之追求长期目标——扁平化世界的实现，最终是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政策所带来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能量有因果关系，扭转现实的不平等世界格局并没有短期操作手段。这种看世界的模式，明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间的现实主义流派吻合，而且，毛泽东以矛盾分析法来揭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竞争格局，也自然就与博弈论等分析冲突局势的理论有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由于竞争必然要落实到力量博弈上，因此，就必须引入统一战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找利益共同者，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有二心的追随者（第二世界被划出来，例如对戴高乐的欣赏态度）。因为不平等世界格局被设想为少数受益者和多数受损者之间的奕局，所以受损的第三世界被认为与中国一样也无法受益，这就成为天然同盟者。而多数人的觉悟水平的提升，反抗组织程度的上升，都被视为一个自动的人类解放进程和迈向大同社会的健康力量；并由此预言少数受益者的压迫、剥削和欺骗最终必然失败，这是给定利益对立前提下描述出来的博弈结构。

最终全球格局中间的竞争问题，被高度浓缩和简化为美帝伸张自身意愿能力的下降，美帝的每一次倒霉丢脸都让毛感到安慰——1958年尼克松访问南美遭到鸡蛋和西红柿的袭击，这被他视为“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进步”，民众减少对美幻想被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谈话中间多次提起；而美国每一份力量的低效使用，以及激起各地民众的反对和觉悟，都被毛泽东视为因对手愚蠢而自动送上门来的礼物，毛泽东曾经多次“幸灾乐祸”地提到：

“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80]“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81]

对于世界格局的乐观态度，显然低估了全球竞争格局中间反抗力量的分散性和集结困难，也高估了中国革命中间的特殊管理经验的可推广性，误以为民众力量的集结乃是一个肯定能够完成的事项，这样，新的平等世界格局就有可靠的力量增长依据。根据过去六十年来的经验，在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低成本政权和对农民群众的成功动员经验，并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尤其是未能应用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中间去。

五、         中国成为新殖民主义格局的最大受害者

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白皮书评论中间，就很少区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的不同，后来二十多年美国在中国周边采取战争政策，反而强化了美国与旧帝国主义得一致性形象。到了1974年他仍然说不知道新殖民主义是怎么回事，革命和战争经验的局限性表现得格外明显，迫切要进入世界市场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这成为中国当时要努力是想的一个目标。因此，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反对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就很难提出来。对于新殖民主义起作用的全球市场机制，中国缺乏起码的经验去分析其不平等和剥削性。中国的自我中心的发展战略，受到外部经济封锁政策和内部独立自主愿望的共同维护。毛泽东把执行封锁政策的杜勒斯与抗战期间断掉八路军军饷的何应钦相比，说我们历来感谢何应钦，现在则要感谢杜勒斯：“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82]

在毛泽东估量世界格局的思考中间，对于新殖民主义未能给出足够的重视，而是转而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独立的课题。但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足够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无法脱离世界市场，并且在资本形成和国内分配上存在着易受第一世界利用的结构性缺陷，结果在旧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以经济贸易的不平等为基础的新殖民主义借尸还魂了：“直接的殖民统治既在军事上变得不切实际，又在财政上无能为力。于是，便有了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运动以及从殖民主义转变为新殖民主义。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新殖民主义”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就是用来表示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经济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的这种状况。”[83]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放宽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目录，部分解除了第一世界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由于长期经济技术交流的隔绝，使得短期内技术引进的边际收益极高，1973年年初定下来的“四三方案”很集中到适应了这一很高的“比较利益”。而且中国当时实行自主中心的发展战略，外面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规则，尚不能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前景，这是毛泽东时代末期和改革开放早期的那段时期最现实的成本收益比。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格局确实有一次转折。毛时代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国家的独立浪潮趋于尾声，同时，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迅速转入改革开放政策轨道，1991年前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其中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还同时发生国家解体），发达国家中间里根和撒切尔主政之后，开始部分地终结战后早期的“福利国家”政策。全世界各国内部都开启了一个以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改革”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则开启了一个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资源分配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都趋于更加不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最理想地适应了这一世界潮流，开始占据主流成为首席辩护学说，这也是中国改革年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

特别是，新独立国家未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主义政权主导下，资本形成困难，经济独立未能实现，其中拉美国家过度依赖第一世界国家的金融资本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引发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亚洲“四小龙”则得益于冷战中间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顺利接纳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出口替代战略，在不降低产业补偿水平前提下，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并部分实现了经济发展目标。这些新的政治经济状况，促成西方学界的认识转折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也是中国改革初期的认识依据和舆论宣传基础。新独立国家大多人口和土地规模远不能与中国相比，达不到实施自我中心战略的最小人力物力资源总量水平，结果在反面降低了“依附论学派”的说服力：基于国际不平等交换认识，阿明提出了“脱钩发展战略”，但这在新独立国家中间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些新的情况，实际上也是毛时代未能处理的问题，每一个认识空白都易于被趁虚而入实现“简单填充”，结合毛泽东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基本判断，象中国这样的急促转向过程，就有着认识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适度引进的良好效益，并不能支持进入国际分工体现并自我定位为边缘化国家，后来执行的所谓“国际大循环”和“比较优势战略”，则是以建设拉美式的“特权消费社会”为目标，同时摧毁自我中心发展战略的技术积累。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内，中国不仅自愿地纳入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成为一个标准的边缘国家，而且由于是在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才自愿而迅速地放弃一切经济主导权，“融入”第一世界垄断各种经济主导权的国际分工体系，结果毫无悬念，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又一次上升为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

放弃以生产条件改善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看起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理性选择。按照瑟尔索·福塔多的观点：“虽然工人的消费支出与投资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民主的基础，但这一相互促进关系在边缘国家不存在，因为大众消费需求并不像在中心国家那样构成本地产品的重要市场出路。联系到杜森伯里的‘示范效应’，福塔多还认为，构成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主要市场出路的中高收入群体，在消费标准方面往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并且模仿其消费方法和模式。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进口技术具有向资金密集型生产发展的倾向。工业增长逐渐具有资本因素越来越重要的特征，从而加剧了收入的集中，限制了资本向其他经济部门的扩散，并且导致大部分人口的边缘化。”“在巴西，外国投资者与国内‘寡头’在使大部分人口边缘化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因为工薪阶层和其他人的大众消费需求并不是其重要的市场出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是把工资压低。”[84]

到了1980年代中期，批判毛时代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反应的是社会上层的消费欲望，而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把中国轻工业技术和装备的来源，定位于第一世界国家的技术，以便于实现消费品快速升级换代。理论上的所谓“大循环”和“比较优势战略”，则是对依附性发展道路所进行的较为成功的学术包装。与生产技术改而依赖发达国家相对应，国内的重工业在这个政策下丧失本土市场。根据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在1985-1995的10年间，在中国工业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从17.9%迅速上升到47.1%。[85]与此相关，国产装备行业在生存边缘线附近挣扎求生并逐步萎缩，重工业优先时代的技术积累被无情地浪费了，自主创新能力的下降与技术对外依赖是同步增长的。一个记者曾经大声疾呼：“如果听任这种弱化势头继续下去，我国机械工业将会陷入从研制退回到仿造，从仿造退回到组装，从组装退回到进口，从制造业退到修理业的境地。”[86]自己放弃自主技术追赶能力的中国，在进入全球经济体系时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主张了全球性的技术垄断程度，这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步骤。

强行放弃自主技术的政策选择，最典型的案例是运十飞机。据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透露，因为等某人斩钉截铁的批示“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虽然运十业已完成多次试飞，也只能放弃。而核能发电技术还是老张同志对着赵紫阳拍桌子，才侥幸保留下来的。[87]这样就形成一种奇特的国际贸易现实，前商务部长薄熙来算过一笔账“中国纺织品生产环节只有10%的利润，其余90%利润为掌握销售渠道的各国分享。”由于中国所得利润极低“要生产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有学者估计“近30年来，中国每年拿出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订购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几百架飞机。”仅这一项就提高中国外贸依存度十几个百分点。[88]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力持的比较优势战略，被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挪揄为“裤子换飞机”战略。今天中国只剩下那些欧美国家坚决不卖的国防和军事技术，诸如火箭技术、空优战斗机等才不得不自主研发，直升机美国一卖给中国，高端研发马上就停下来了，而那些在改革后勉强保留下来的自主技术门类，都有不俗的成绩。

当然，如果中国能够生产大型客机的话，也不能指望以此在世界市场上实现所谓的“高附加值”，第三世界国家每破除一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垄断价格和高利润就从市场定价中消失不见了：“如果不发达国家转向高价格商品（先是纺织品，现在是钢以及进口替代的制成品），这些就成为低价格商品，因为是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在生产它们，而高工资的发达国家就把它们的生产转向新的、更为精密的（甚至是老的、手工艺的）高价格商品。伊曼纽尔认为，并非产品界定了生产者，而是生产者界定了产品；而‘肮脏的’不发达生产国一碰到任何东西就把它‘弄脏了’。特定的国际分工变化了，但是原则仍然是同样的。”[89]中国加入国际市场，并且以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的生产能力，强行挤入低技术产品市场的结果，是导致市场供求的过度饱和和价格补偿水平的显著下降。这说明一个基本的规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共同进行技术垄断，也不可能建立起超额利润同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人口，就更不可能实现所谓的“高附加值”了，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贸发大会上说“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90]这不仅仅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更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今天中国确实也以赢利性投资目的向非洲国家输出资本，但由于谈判地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取得合同条件也就更加有利于非洲国家。

按照阿明的看法，中心区的谈判地位强势与“五大垄断力”相关：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是“这五大垄断力量共同规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对这些条件的简要表述，而不是对客观的“纯粹”经济理性作出的解释。所有这些进程的运作都阻碍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对外影响，降低了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却高估了能从中心区国家获利的新垄断力的运作中所带来的预期附加值。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等级秩序，全球收入分配比过去更加不平等，外围国家的产业陷于从属地位，沦落到转包者地位。这是新的两极分化的基础，它预示着两极分化的未来形态。”[91]

从最近三十年的经济领域的表现看，第一世界的资本致力于垄断新技术，并提高技术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补偿水平；对于常规产品和技术，则致力于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贬低生产者的地位和压低其补偿水平，使得整个价值链分配有利于销售环节而不利于生产环节。为了使得这两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相对有效，对于生产领域的领导型企业的股权控制，也成为一种重要的依托。目前，中国“目前凡对外开放的行业，产业的前五名，都由外企占据；全国最重要的 28个产业，外企在 21个（占75％）产业占有控股地位；在39个工业行业中，外企在23个（占 59％）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外企早在2004年占中国工业总产值比重已达30.2％。”[92]

改革初期在清算文革的舆论基础上，扩张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同时却降低了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改革后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化是：社会上层的权力利益扩张的同时，下层的利益和地位却节节下降，对劳动者的各种保护措施被作为妨碍效率提高的障碍，逐一撤除，结果导致劳动者所分享的国民收入份额也在稳定地下降，由于国内产品结构密集处于低端，底层购买力水平严重下降就构成一个产销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是中国社会上层已经出现了一个先富人群，他们的平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平均数，但是总的居民消费比例仍然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目前这一趋势仍然在持续。在这个表现的反面，是中国经济对于出口市场的依赖和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出口依存率从1984年的8.1%上升到1995年的20.5%，到2006年已经上升到37.1%。[93]中国内部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白领的新贫困现象，使得内需不足，GDP中间消费比率从1978年的48%持续下降到2006年的，转而依赖第一世界的市场，最近三年的净出口都高达GDP的7%左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采取的对策首先是连续提高出口退税率，着眼于补贴海外消费者扩大其实际购买力水平，对内则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没有系统的提升民众内需政策配套。

中国由此积聚了巨额美元储备，使得美国可以采取货币贬值政策而降低补偿水平，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美元资产缩水程度不低于20%，有人估计总损失数额在3000-4000亿美元之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的“无需交付对价物”的榨取相类似。有人据此断言，中国所受损失的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一百年中间全部侵略战争造成损失的总和。

丧失了自主技术创新和积累能力，丧失自主品牌和对销售渠道的控制，丧失了各行业领导企业的股权和管理权，这极大地恶化了本土就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整个社会的生产性行业开放给本土劳动者就业的机会，主要集中于低端，出现毛泽东所预测了那种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极端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状况。李强“曾通过职业声望调查发现，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几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分裂型社会评价，而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又恰恰反映了群体关系的裂痕，所以，也是丁字型结构的结果。”“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94]

 
（李强依据五普数字所划的中国社会分层状况图，比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更糟）

而李春玲则在访谈中间发现，这种社会交换无法进行的状态，往往集中体现在新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的立场是分裂的，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是倾向于穷人和劳方利益的，而新中产阶级的上层则倾向于富人和资方利益的。两派观点往往都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引发激烈争论，由于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远多于上层，而且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和媒体上，因此，由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所鼓动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个案访谈还发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两者都基于类似的利益冲突（群体利益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推论模式，那些有着较强民粹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国际上的霸权国家之所以要压制中国，是因为利益的竞争和权力的争夺。”李春玲对中产阶级比重的估计也与李强类似：“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95]多数人的贫困化和少数人极端富裕的对比，有限的资源被优先用于模仿中心地区的消费，如果说新殖民主义主要在经济和市场领域起作用的话，显然，关键的市场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模仿中心消费的那部分市场首先建立起与中心国家的联系，技术和产品一致。在这里，社会学者以其经验材料透露了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对立和分裂：少数先富人群拥抱全球化与多数穷困群体反对全球化的理由是一样的，是否能够在建设特权消费社会的资源分配战略中间收益。这在支持和反对态度又导致一种认识论上的分裂与对立，结果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击。

为了抨击所谓的民粹主义，取消其合法地位，中国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乐于在不提供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许诺中国未来将雷同于发达国家，经济学热衷于许诺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理由是排列过去历年的增长率数据，然后假定其会自发地延续下去，经过若干年增长将会实现倍增，最终可以与中等发达国家看齐。社会学许诺说中产阶级壮大的趋势将会延续下去，最终在中国实现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多数人可以指望上升到中产阶级，却不提供如何壮大的说明，这越来越难以使人信服。按照李民骐的看法，外围国家是不可能复制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的：

“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的阶级结构反映了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无产阶级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各劳动阶级整体的谈判能力也越高，并有能力获取较多的剩余。在世界体系中，这些国家的工人拥有较高的工资，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多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体系中的低工资国家，并在全球商品链中占有较少的市场价值。”“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在阶级结构方面的差别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确定的功能。正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程度较低，并且在这些国家的农村还保留着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储备，这些国家才能够为世界体系提供大量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并在无数条全球商品链中生产出巨大的剩余。这些剩余进而集中到中心国家，并使中心国家的工人有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从这个角度说，中心、半外围、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比较‘落后’、比较‘传统’的；中心国家的阶级结构也不是比较‘先进’的。没有了‘落后’的外围国家的阶级结构，中心国家的‘先进’的阶级结构也无从存在。”“在现有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中国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地位并使自己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吗？”“问题同样在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如果中国的工人普遍拥有半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整个半外围国家集团的工人阶级所占有的剩余份额将比现在翻一番还多。这将极大地缩小世界资本家阶级所能占有的剩余份额，并导致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危机。”[96]

在社会总产出增加有限的时段内，过度提高少数人群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排斥多数人消费能力的社会分配机制，这一排斥机制首先是通过农民工替代老工人的过程实现的。在中国特殊的土地公有制这样一种残余制度安排下，降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有着特殊的空间，农民工超长时间加班，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力，没有职业保障和任何福利，这是近三十年来最为醒目的事实之一。不仅如此，九十年代以来的住房商品化和价格一路暴涨，使得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也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实现上逆转了1980年代以来的上层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房地产的商品化过程，使得剥夺购买力的排斥机制向上延伸，把大多数小资白领阶层人士包括在内，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质上是部分地恢复了“人头税”政策，而且是对中上阶层的人群“定向实施”的，与此相关的房地产暴利和金融收益都来自于同一定向剥夺。这引起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极端不满，深圳的邹涛通过网络发起一个“不买房”运动，试图以此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当‘居住权’由国民与生具有的基本人权被‘忽悠’成百姓生存的最大成本的时候，暴涨的高价房同样也正在重新洗牌全社会各阶层财产。一方面一个独赚千亿利润的房地产大亨呼之欲出，另一方面千万白领正在由‘中产’变‘负翁’。”[97]对于底层劳动者和大部分白领阶层的剥夺，使得中国能够支撑一个小小的极端富裕的上层，很快就在国内形成对第一世界奢侈消费品可观的市场容量，与满足这一份高端市场容量相对应，大量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

对中产阶级下层的剥夺过程，除了购买力方面之外，有限的上升机会，却叠加了教育产业化之后大学急剧扩招的双重打击。这意味着现在有多出几倍的候选者，去竞争日益减少的白领岗位，这不仅导致就业的薪资水平下降，更具爆炸性的是过多的候选者导致那种实质上否定“文化资本价值”的新型选择标准的实际运用，这对于白领候选群体而言是致命的。温铁军在评论反应大学生可悲的生存状态《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时说：“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至今没有纠错而是将错就错地把书中没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的制度成本对弱势群体转嫁、且竟如皇帝着新装般堂而皇之！其后果，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果如此，‘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但愿治本有道。”这个群体现在已经是社会不满程度最高的，李春玲的研究指出“新中产阶级比处于群体利益冲突两端的群体（企业主与工人、富人与穷人）有更强的群体利益冲突意识”，其中“新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是最高的（84. 8%），边缘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与新中产阶级类似（84. 2%），而另外三个阶级的相应比例则为75%-77%。……新中产阶级认为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会激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58. 1%），边缘中产阶级认为会激化的比例略低（53. 9%），工人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相应比例分别为47. 9%和38. 8%，企业主阶级认为冲突会激化的比例则非常低（17%）。”[98]

在对社会中下层就业者的补偿水平不足之外，还存在着对资源浪费和环境补偿不足的严重问题。在工厂生产环节，与整个生产领域得到的价格补偿水平不足相关，企业往往逃避环境保护责任，地方政府放任污染不加处理的排放，共同实现对环境和生态补偿最小化。结果更加导致中国产业分工锁定在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方向上。中国分权改革中间，强行赋予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的责任，引发以个人政绩需要为主要逻辑的过度投资需要，招商引资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导致地方政府以降低企业所承担的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为操作空间的执政模式普遍化。这就预备了企业违反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法规而不受追究的良好政治条件。

一个学者正确地指出，中国新近的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老问题：

“中国正在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中短期挑战。在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今天的中国已然问题成堆。在经济领域，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和关键企业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公司所控制，市场逐步‘殖民化’，人力资源优先服务于外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挑战，存在着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现实危险。在世界经济史上，依靠外资实现现代化的例子绝无仅有，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所谓新兴工业国。在中国，如果说1949年之前的经济模式不能解决国家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了革命，那么，重新回到这种模式的结果很可能同样难以避免类似的困境。在社会领域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包括加速的两极分化、加剧的劳资冲突，以及住房、医疗和教育的不公，而政府却越来越陷入苦无良策的境地。”“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99]

认识还可以从这里推进一步：中国在进入国际分工体系之前，先有一个重工业优先的出击工业化阶段，而后来从四个现代化战略转移到特权消费社会建设的战略中间，原先积累下来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转而大规模地密集投入到工业生产的末端环节，导致全球同类市场容量的极度饱和，其中纺织产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朱镕基为此决策砸锭1000万），这当然会恶化供求关系并压缩同类产品的价格水平，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受损和第一世界受益，这是全球两极分化的一大动力。此外，中国富裕阶层数量很少，高档消费品市场的总购买力水平低于西方国家市场上低端消费品的总购买力（即便是考虑了反向的价格运动和不等价交换之后），这是中美贸易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中国以完成初级工业化之后的巨大生产扩张能力强行挤入低端产品市场，并以政府政策长时间支持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支持压缩中下层就业者的工资水平，结果引发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不平衡，最近三年净出口超过7%就是这个结构性不平衡的体现。

在认识进步和理论建设中间，中国作为受损者国度，学界表现出不应有的麻木不仁状态，应用过时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内涵早已不同的时代和问题，在早期国际分工体系中间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中间的不平等贸易问题，今天这个问题早已过时了，但是体现分析和统计数据中间的陈旧思路却一成不变，每年进出口数字中间都有一项制成品甚至所谓的高技术产品数字，以支持那种毫无根据的沾沾自喜的态度。真正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基本上有着三个特点：要么是垄断新技术从而获得垄断利润（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官方宣传就是所谓“获得高附加值”，这个高附加值本质上是从垄断价格中间获得的，不过是基于技术垄断地位而已），要么就是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而获得垄断利润，还有就是从控制生产过程来获得较高补偿水平（这主要是通过控制资本投资和生产管理过程来实现的）。富士康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全球排位节节上升的重要代工厂，经常为惠普、康柏、戴尔、尼康、奥林巴斯等美日大公司加工产品，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兼有垄断技术设计和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特点，所以，可以在经营活动中间获得较高水平的补偿。而富士康本身则依靠控制投资活动和生产过程来获得中等水平的补偿。反过来，为富士康打工的员工就必须工资福利成本最小化，劳动强度最大化；而作为富士康主要代工厂基地的大陆，政府税收必须最小化（有人比较过富士康和华为的税收贡献，富士康在享受了各种税收优惠之后，对财政的贡献微不足道）。

与边缘化地位要求相对应，富士康的各种创业成本也能够实现最小化，在大陆各地的投资活动中间，往往能够拿到零价格甚至是负价格的土地（在考虑了各地政府的配套设施投资之后）。而且，由于富士康较高的出货总价格对于GDP的数字贡献，对于官员的政绩有着很重要的统计意义，所以，能够格外吸引以增长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由此，在富士康对大陆官场的谈判中间，资方能够争取到各种超越政策和法律的优惠待遇——比如对于资方的过度保护和对于劳方的非法压制，这对于最小化劳动成本都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富士康这样一个怪胎企业，因为能够得到超乎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当然就可以完全不考虑对于环境和生态的补偿成本，大量污染可以“零成本”排放；还因为中国在改革前就已经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能力巨大，富士康能够低成本在大陆地配套塑料、钢铁等各种材料，完成代工产品。这样，作为中国产业边缘化的典型表现，富士康在大陆巨大规模的代工厂，体现了在全球分配体系中间中国所得最小化的价值链要求：劳工成本最小化、政府税负最小化、环境补偿最小化，还要加上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低成本利用。而在出口产品统计目录上，那些以政绩数字为荣的高官们，则可以说我们改革开放多少年来，高科技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间比例提高了多少。大体而言，富士康能够给地方官员提高GDP政绩数字，给最高层官员一个炫示改革后产业升级的标榜数据，但对于底层民众的生存机会和环境需要而言，则完全看不出正面意义。

在富士康的雇员中间，台籍雇员垄断管理和技术的高层职位，在大陆配套的职员，即便是拥有很好的受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也只能处于较低的职业和技术等级，其权利和收益保障，当然也就处于更低等级。富士康这种模式的企业，在大陆越来越多，对于整个社会分层和结构产生了明确的影响，中上阶层的人数过少，使得改革后中国毫无停留地走向一个百分之五对百分之九十五的对抗性社会。而作为大量小资白领缺乏本土上升机会的体现，各大网络论坛充斥着仇恨和谩骂言论——这是作为向上流动机会日益稀少的正常反应。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西方世界的不公平很难说在过去四个世纪中间有多少减少，但是却有大量对于民主和公平的欢呼声，这主要是不到15%的充任管理和技术职位的高薪人士发出来的。因为富士康这种代表性企业的存在，使得大陆中间阶层人数远远达不到让人们听到持久欢呼声的最小数量，正是由于大陆永远丧失了那宝贵的10%向上流动机会，结果长期停留在一个两极对立的畸形社会结构上——这个社会里喝彩声太少同时谩骂声又太多。许多受到大学教育后得到白领工作的小资自嘲说：“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挣的比民工还少。”这与1980年代上升到白领岗位群体那种满足和喝彩声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近三十年来奢侈品消费的剧增，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资源配置规则，一个小小的超级富裕群体很符合第一世界国家奢侈品实现的要求，按照普雷维什的观点，在“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100]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集中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这当然就需要最小化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了，同时，特权消费社会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全球分工利益紧密相关，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要求成为第一世界国家再生产链条的必要“浪费”。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的两极化，恰恰是第一世界所需要，这就有了全世界统治者联合起来的坚实基础，任何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下层利益的政策措施，都要遭到国际和国内统治阶级的共同反对。

十七大报告很准确地指出了边缘国家的常见问题：“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老田按：这可能是暗指奢侈品第二大购买国内部的平均数而言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不在政府政策能够调节的范围之内，而是富士康这样的公司拥有更多的行动能力的领域，无论政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愿望多么真诚，解决问题的方案却是难于找到的，这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声望下降的又一个观察维度。

总而言之，边缘国家政府身上汇集了过多社会矛盾的焦点，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存在着政府形象和能力不足的关键证据，对资本的过度保护，制度分析的隐含结论，财政受益范围的狭小，全球竞争中间的边缘化地位，这些作为边缘国家的结构性现象，都成为对政府支持下降的依据。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局不稳，政府公信力低，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缺陷和社会矛盾对抗性高的结果。而不受质疑的企业经营模式，往往成为边缘地位稳定化的强有力支撑，近年来富士康在大陆的海量投资及其在全球代工业中间的排位节节上升，恰好反应了中国在全球分工地位进一步边缘化的现实。边缘国家中间矛盾对抗性上升往往表现为政府形象的极度恶化，政府形象的恶化往往成为煽动政变或者呼吁“颜色革命”的有力依据，这实际上与制度无关，而主要是与边缘地位有关，而中心国家的学术思想所限定的制度观察维度，恰恰又成为边缘国家寻找出路的思想障碍。

如果说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及其资本积累要求，要求边缘国家提供强有力的过度保护——这种保护力度要求政府强大到足以抵消劳动者的反抗能量，而中国自由派人士所呼吁的选举弱势政府则明确反对这一要求。从政治维度提出的要求，与经济领域的实际需要截然相反，这似乎成为边缘国家政府建设中间的逻辑悖论。从政治和经济统一出发，边缘国家只有走向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唯一选择，在那种选择下，保护劳动者的最低需要——内需扩大——建立内部良性循环的经济，将能够在政治上形成强有力的民众支持。虽然这明显不利于海内外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要求，肯定要遭到他们的反对，但任何在上层那里损失掉的政治支持都能够在中下层得到更多的补偿，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中间，意味着小资白领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即便得不到西方国家那种洪亮的喝彩声，也肯定能够把谩骂声削弱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

六、         一个小结

新殖民主义全球市场的受益者是西方，但是中国的低端产品扩张政策放大了新殖民主义政策效果，并把自身确立为最大受害者。在不平等交换之外，最近的金融危机中间，美国的货币贬值政策就直接降低了对中国的实际负债（名义数额损失要小一些，例如投资“两房”的垃圾债券损失）。在新殖民主义时代，中美关系仍然是全球结构改革的关键一环。正如义和团的反抗曾经促使列强考虑保留晚清朝廷作为代理人实施统治，部分放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政策，而美国则主张在华实现“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还曾经通过“华盛顿公约”实现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中国的过度开放政策，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间的补偿问题，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制度“部分质变”的一个标志性因素。

中国是列强推行旧殖民主义“炮舰政策时代”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新殖民主义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对于这个看法“特权消费社会”的爱好者肯定不同意）。较高的损失数量，意味着一种有利于行动的成本收益对比，而中国的巨大规模和自主技术潜力，都使得中国有可能再次挣脱新殖民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链条，成为世界格局合理化努力的第一行动者。这不仅仅意味着所受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盘剥减少，而且，与中国巨额的外贸盈余相联系的非交易损失也极其巨大，美元资产的贬值乃至美元贬值本身，都使得美国可以无视中国的意愿，在垄断利润之外进一步降低贸易中间的价值补偿水平。一般而言，作为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就有可能提高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去寻求世界格局的改变和平等化。若中国付出这样的努力，并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不意味着一种道德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是要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去维护了自己的正当利益。

如果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规模过小，在工业化时代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话，中国就是不这样，而是具体独立资格的人口和资源条件。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意愿高居不下，在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过去的经验，使得有可能脱离美国的掌握而自立。与那种贸易和平理论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干涉意愿和动机总是与保护可攫取的利益数量成正比的，在这个问题上巴兰的“可榨取利益数量与干涉成本成正比”的看法，受到美国长期干涉实践的有力佐证。中国越是深深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越是受到不平等贸易的损害，列强在中国获得的不正当利益越多，就越是有强烈的意愿并承担较高的干涉成本来对付中国，以期其既得利益得到保护。从中国获取的利益的数量大小和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与不平等性紧密相关——越是不平等交易越有可能被中国单方面终止，真正平等互利的交易反而有可能持久下去，这两个方面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困局的死结，越是奉献利益越是受到干涉和感情伤害（对亲美的精英阶层而言），这是美国对中国干涉意愿居高不下的两大原因。

如果说毛时代是以内部矛盾的对抗性经验去想象世界格局的话，显然，今天依然如此，所不同的是处在相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上。个人崇拜曾经是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一个特定的人，今天则反过来，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美国的制度实践，凡是与美国一致的才算正确。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实际地位的标志，要解决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间的合理地位问题，首先就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合理定位。

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中间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统治阶级的再形成，新的优势地位获得者——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资本精英，都遭到民众舆论严重质疑，这就使得统治阶级暴露在赤裸裸的舆论攻击之下，缺乏道义掩护和功能地位支持，这就从反面提出一个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必须就中国现实完成统治阶级及其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装，从而把优势地位和特殊阶层的权力利益分配份额合法化。在现实中间越是欠缺那种有说服力的辩护理论，结果反而鼓励学界主流以一种简单化的“抄袭思路”来快速推进——把美国的制度实践抬高到唯一政治正确的地位上——为此，学界主流长期致力于维护一种“美国崇拜”，结果在反面加深了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和缺位，苍白的说服力和肤浅的包装过程破坏了学术信誉本身，结果学界主流也被舆论打入“铁三角”——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被看作是权钱勾结的喉舌。

主流学界匆忙建立的“美国崇拜”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意识形态需要，但是却首先为自己的思维确立了限制，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世界格局的想象方式。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美国学界的理不仅有着垄断地位，而且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学术地位也急速上升。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认识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主导地位是非西方理论难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在引进学习了30年之后，仍然处于“原创性理论的缺失”的学徒状态，学术刊物上所发文章，仍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缺少学理自觉、西方理论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富有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101]

与理论研究的贫乏相对应，外交部的老爷们的词汇贫乏也是惊人的，动辄指责美帝怀有冷战思维，这是极其可笑的形势误判。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冷战终结后中国的过度开放，导致中国产业的边缘化和利益严重受损，结果在反面补贴了第一世界。跟随着这一部分巨大的经济利益，列强开始寻求一种跨越国界的政治保障，在朝鲜战争终结了美国的炮舰政策之后，第二次向美帝提供了干预中国内政的“激励”因素，这与19世纪西方列强指望中国出现一个弱政府利于控制一样。换言之，是过度开放给列强的巨额利益，催生了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更高意愿。近年来，西方列强每一次干预和挑衅，都导致民众心目中间的政府形象恶化；即便是在西藏314骚乱这样的恶性事件之间，拙劣的官办宣传，其效果之差，远逊于非专业的网友。官办宣传机构的无能和外交部官老爷的无能，共同帮助了美帝离间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目标。

除了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之外，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作为最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的地位，也同样缺乏把握，对于市场交易中间的不平等和剥削性质缺乏揭示，过度开放表现在放任技术垄断在中国市场上的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放任外资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放任外资控制生产资本投资和管理过程，结果恶化了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外资普遍控制中国产业结果是统治阶级实际上大幅度退出生产过程，成为纯粹的消费者。社会流动机会的减少也导致候补精英阶层的反叛，削减了接受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低社会基础。学界的无能、宣传的拙劣、官员的不称职（外交部官老爷的不称职是表现最为集中和明显的），弱化了社会团结并降低了中国的无形实力，这些都成为中国安全困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上层和下层都导致一种“美国崇拜”的遮蔽，上层想要以此完成意识形态重建，下层援引美国标准作为批判的助力破除少数人对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这极大地妨碍了把握和理解真实世界格局的想象力。结果，普通民众对于美国的幻想也大大增加起来，最近奥巴马与上海大学生的问答中间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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