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难以“标签”的乔姆斯基
陈宜中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005年10月，乔姆斯基在英美两个知名刊物所举办的票选活动中，被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彼时美英联军已占领了伊拉克，然而，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那仍是一场不正义的侵略战争。正是在此氛围下，乔姆斯基获选为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首位。
自上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以降，乔姆斯基以揭发、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动为己任。在2003-2004年间，他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言论，曾遭到美国主流舆论界的口诛笔伐。但今天，即使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大多也不讳言那场战争是不正当的侵略。乔姆斯基给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反美帝”，这点上他可谓实至名归。但值得推敲的是：乔姆斯基这位左翼人士，究竟是从什么角度反美帝？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反美帝？
乔姆斯基这次访问中国，又引发了国内左右派的论争。不少右派或左派的评论者，直接把乔姆斯基定位成是“西方新左派”，甚至断言他的思想跟中国新左派有密切关系。的确，乔姆斯基是西方知识界反美帝的首席代表，而中国新左派言必称反美帝；所以，至少在表层上，两者似乎关系密切。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把乔姆斯基说成是中国新左派的祖师爷，恐怕是个误读。
首先，乔姆斯基的确是左派，也自认是左派，但却并未把自己界定成“新左派”。他自称是“解放的社会主义者”、“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典范，一个是罗素，另一个是杜威。而罗素和杜威，都是带有平等主义关怀的左翼自由主义者。照乔姆斯基自己的诠释，他的左翼无政府主义思想所继承的，就是广义的“启蒙”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当乔姆斯基论及(西方)“新左派”时，他总是有意识地与之保持距离。而其主因在于：自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新左派的主流，在反对美国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同时，似乎总想要从反美的国家政权(包括苏联、第三世界、伊朗的神权统治、今日的崛起中国等等)找到救赎。对此，乔姆斯基向来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乔姆斯基的政治启蒙，始于对西班牙内战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反思。那时年幼的他，既痛恨法西斯主义(他是犹太人)，也无法同意斯大林主义。他同情的是反法西斯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支流，及其所蕴含的自由、平等、互助、团结等理念。对他来说，无论是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左翼的斯大林主义，都意味着国家政权对民主、对自由的不正当压制。他所持的左翼无政府主义理想，接近于马克思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
乔姆斯基自许为“启蒙”与“古典自由主义”之子，这点几乎无可非议。不同于时下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狭隘解读(一种经济主义式的解读，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自由市场)，乔姆斯基更看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反专制权力、追求社会的自发性或自发的社会性的一面。
乔姆斯基认为，在工业化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市场”几已被国家与资本力量所联合垄断。既然如此，他对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主要批判，不在于批判市场或国际贸易，而在于批判国家与资本力量以“自由市场”之名行垄断、宰制之实，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下不公正、不民主的市场经济。
乔姆斯基除了批判国家资本主义对自由与民主的压制，也出于类似的理由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说，他继承了启蒙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反专制的一面，进而将其激进化，亦即：从批判专制政权，到批判选举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的专制与法西斯化倾向，到质疑任何集中化的权力(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资本力量)的宰制性格。
乔姆斯基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他说，他不反对足具民主正当性的权力与权威。但他主张：上至国家政权，下至工厂公司内部的权力行使，都要有足够充分的民主正当性，否则该权力或权威便必须被质疑。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不像是完全的无政府主义，而更像是对洛克“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同意”的一种激进诠释。在此，呼之欲出的是乔姆斯基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复杂关系。
乔姆斯基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既有肯定，也有不客气的批评。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表态支持克里，遂引发了一些争议。此外，乔姆斯基对美国全民医疗保险的支持，对新政自由主义某些成就的肯定，对美国自由派改革金权政治的主张的呼应等，似乎也透露出他并未全盘否定新政自由主义(一种主张更多的平等、更多的言论自由、同情弱势、伸张基本社会权的左翼自由主义)。
但另一方面，乔姆斯基也与美国主流的左翼自由主义保持一定距离。而这或许正是因为，他承接了更多的、古典自由主义式的对国家权力的怀疑。他对美帝国主义行动的强烈质疑，与他对于一切集中化权力的怀疑，可谓如出一辙。我们甚至可以说，乔姆斯基对美帝国主义、对国家资本主义、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力批判，发展了美国建国理念之中，最强调社会的自发性以及权力的民主正当性的那些元素。
基于此，乔姆斯基在痛批美国的金权政治时，不忘肯定美国的言论自由。他在《南方都市报》的访谈中，也不吝于肯定玻利维亚的民主选举，以及韩国和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尽管这些新兴民主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也远远称不上是“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
乔姆斯基之“反美帝”，在西方乃至全球都称得上是“第一名”。然而，他的整个思想和精神面貌，不属于西方新左派的主流。也因此，乔姆斯基式的“通三统”(启蒙与古典自由主义、美国的某些立国精神、自由人的联合体)让国内的思想界普通感到“难以标签”。而这，或许正是他的中国行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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