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秦晓的普世价值观
柳颐衡（香港《纵横》2010年第6期）
在2010年7月4日于北京召开的「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上，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先生发表题为《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的讲话，经各种媒体广泛转载和引用，流传甚广。秦晓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中国模式」违反「普世价值」，因此，必须「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
去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
但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笼统地说去意识或去意识形态化，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按照常识，意识（conscious）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ideology）是社会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自由、里根主义、布什主义……都是意识形态 。有社会就有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而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有别，因此，中国的社会制度不等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制度首先是一种社会形态，英文social institution（社会制度）的含义包括：机构、组织、习俗、风俗、创立规则等。秦晓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18世纪末，法国启蒙思想家希望用科学方法，探索思想或者观念的源头与发展，称ideology为观念的科学。到了19世纪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挪用ideology一词，在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来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1969）》中阐述，意识形态渗透每个角落，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此外，意识形态需要靠国家机器像政府、军队、警察、法律、家庭、学校、教会、媒体、工会等不断生产与再生产。
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性与合法性十分荒谬
秦晓先生认为，「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而「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它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主张「去意识形态化」，声称「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提启蒙的主题」。这种批评十分偏颇，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建立起来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等，都毫无例外要将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道德化和神圣化。例如美国让国民从小就知道美国制度、美国精神、美国文化是世界上所有制度、精神、文化中最好的，作为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光荣、最骄傲、最自豪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都有其历史决定性。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秦晓先生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性与合法性，与中国人民与历史的选择格格不入。
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不断扬弃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扬弃包含?弃、保留、发扬和提高的意思，指克服、?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而发展到新的阶段。例如中国从「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发展中进行扬弃的体现。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也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使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与活力。这与秦晓先生所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领袖毅然?弃了毛泽东的模式，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先进的中国人怀着强烈危机意识，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得到发扬和升华。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到毛泽东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再到邓小平的「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民族意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弥足珍贵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如果去掉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意识形态，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不可能实现民族全面复兴。
所谓「回归普世价值」是「全盘西化论」翻版
秦晓先生又认为：「『中国模式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归，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性社会的误读或曲解，是拒绝普世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因此，『取代论』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
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举世公认。面对中国发展的现实，西方学者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难逃苏东剧变的命运；另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带来威胁和混乱。以上两种论调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发展得很好；中国的发展不仅不是威胁，而且为世界和平增添了更多的保障。第三种观点是「北京共识」，这是由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的。「北京共识」的提出，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改革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
秦晓先生用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中国模式」，但他说的「普世价值」，是一个虚妄的概念，用一个虚妄的概念否定一个正在崛起的现实，颇有荒诞意味。应当说，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有的，这主要是指一些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文学艺术等具有普世价值因素的东西。但涉及意识形态，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可言。在当代国际政治语境下，「普世价值」指的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中包含意识形态，秦晓先生所讲的「回归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用以否定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全盘西化论」翻案。
「全盘西化」比「中体西用」识见更短浅
实际上，西方早有人提出，以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一统天下。1989年，在美国举国上下庆贺美国赢得冷战时，一位名叫富山（Francis Fukuyama）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讲演，讲演指冷战以西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是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富山断言，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历史已经到达了它的终结。按照富山的观点，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民主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实行已成定局。
富山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乐观估计及其政策涵义，一出台即招致各种批评，其中最典型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的评论。在一篇题为《没有出路：终结主义的谬误》的文章中，亨廷顿指出共产主义的衰落是事实，但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认为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消亡，那就大错特错了。
秦晓先生用所谓「普世价值」否定「中国模式」，与富山的观点有密切联系。的确，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的衰落是事实，但「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兴起，而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分化和西化的战略也在加紧进行。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社会精英，却拜到于西方虚妄的「普世价值」脚下。秦晓先生《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的讲话，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笼的，这令人深思。
招商局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商务机构，是洋务运动到今天存留下来的唯一商业机构，用朱镕基的话说是「硕果仅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体西用」思想的价值所在，体现在融合中西的过程中，化西学为中学，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学，又不丢失自己的文化。秦晓先生作为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他主张的「全盘西化」观点，居然比起他的招商局先辈「中体西用」的观点来，识见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更形短浅，这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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