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

　　：韩毓海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引言

　　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婴儿死亡率高达200‰[3]，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4]，成人文盲率高达80%[5]。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6]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7]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

　　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8]

　　为费正清称道不已的“伟大的中国革命”[9]，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绝不仅仅指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因为邓小平将改革也称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作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伦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始终诉诸“非常性的手段与创造性的实践”。

　　而所谓创造性的实践，在当下的语境里，更多地被称为“创新”——思想、体制的全面创新。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失落都更深刻地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拥有伟大的文明，但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从政治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压迫的结果，而从文化上看，则是由于旧的传统文化不能应对现代挑战所致。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10]。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团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一千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解释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超越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

　　今天，我们也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5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开始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

　　第三方面的解释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力图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朝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于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于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11]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然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把长期被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过来，一方面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而并不是去教育精英。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连篇累牍的互联网文章，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极大地增加国家的组织能力，使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地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要义之一，就在于绕过精英、官僚，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

　　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重新发掘和恢复了中国历史上早已中断了的墨家的优良传统。

　　而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变“为人民代议”为“为人民代役”，变“代表人民”为“深入群众”，变“让人民说话”为“为人民服务”。

　　墨家主张人民的政治，法家则主张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维护贵族政治，后来就是主张士大夫垄断政治，政治主体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个更伟大，不言自明。秦的强大，便是从实行“墨者之法”开始的。秦所推行的法制，与其说是商君法，不如说是“墨者之法”，而这种王子亲贵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张的体现。

　　墨家在西汉之后消失了，而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国强兵(备城门)的方面，其实谁又能说：近代以来的劳动者革命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五湖四海的组织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是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通呢?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改造和发展，就是振奋和发扬了武德，并从这一点上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

　　在中国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已经失落了近千年。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代，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史记》对李广命运的描写，所谓“虽小，可以喻大”，其中的微言大义就在于此。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是共产党、新中国创造的新气象。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的局面，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进退凭亲贵、赏罚依文词，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

　　共产党人必须以科学和革命的态度对待传统文明，我们认为：只有发展和超越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继承和保存它，只有以革命和创造的态度对待传统，才能延续传统，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正是有了坚持这样态度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又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

　　第一，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超越。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日益高涨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人的问题，而不仅是物和生产资料的问题。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是解决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没有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乃至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得到解除，反而有可能会在新的条件下被加强。精英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就可能恶性膨胀。在这个意义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并非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充分条件，因为那样的国家，不过是列宁所谓“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而多年之后，大卫·科茨则指出：在实行了公有制之后，苏联只是变成了一个由“精英”代替资本家来统治的体制，这个体制充满了精英意识，而没有人民群众的声音。于是，当精英们要求改变苏联的性质、要求把“精英俱乐部”变成资本家俱乐部的时候，绝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竟然没有任何能力，去阻止精英们改变生产资料的公有制。[12]

　　上世纪50 年代，“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几乎同时拉开大幕。

　　首先是西德实行了“共决制”，这是一个双层体制：由监督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共同负责企业经营管理，而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在监督委员会中拥有一半席位。德国的“共决制”，使得企业员工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后，日本企业把人力资源放在了首位，丰田公司先后推行“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积极发动员工参加管理。

　　而此时的苏联体制不尊重劳动者的主体性，这就反而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变成了自己的“短板”。

　　而在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治理模式，是公司治理模式的创新，因此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先行者。他把劳动者的权利和福利放在首位的发展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毛泽东还积极主张中央与地方“两条腿走路”，主张除了国有大企业外，各部委、各地方乃至基层人民公社都要办各种所有制的企业。毛泽东的改革理论，打破了苏联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形成了新中国中央与地方互相补充的经济—产业格局，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和条件。[13]

　　第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和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通过发行资本、信用，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而这就是：一，发行独立的主权货币;二，对外贸易以货易货，不积累伪币和法币;三，征税发钞，实行谨慎的货币政策。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验在世界金融史上是独创的，它成功地避免了当年巴黎公社因没有掌握金融系统而失败的教训，而上述创举，对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伊始，蒋介石将所有的黄金都运到了台湾，以为没有黄金的支持，中共就无法发行信用，共产党就没有资本，自然也就无法恢复市场，但是，共产党人懂得：最大的资本和信用并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政权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本、就是最大的信用，凭借这个信用和资本，就可以创造市场、启动市场、发行信用。

　　60年后，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和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难局，重庆——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以“八大国有投资公司”的方式扮演了市场出资人的角色，一举启动了重庆的经济，率先走出了一条变危机为契机的新路。[14]

　　但共产党人也清醒地懂得：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没有任何国家是在资源、资本和技术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共产党人要反对的是资源、资本和技术的资本家垄断，而绝不是拒绝将资源、资本和技术为我所用。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气魄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改革开放不是卷旗不缴枪，更不是卷旗缴枪，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发展中国，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离开了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当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如何改革世界金融体系，阻止中国宝贵的资源和资本按照资本家的逻辑流向发达国家市场的不幸局面，而绝不是按照资本家的逻辑，去进一步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源体系。如果走向那样的道路，遵循了那样的逻辑，就是使我之资本、我之资源为人所用，而不是使人之资源、人之资本为我所用，如果那样，我们就背离了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如果那样，我们就真地走到邪路上去了。

　　三、超越西方发展道路

　　从世界历史路线图的角度观察，迄今为止，现代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分别是公元10世纪开始的“唐宋之变”、16世纪开始的西方社会推动的资本主义大转变、20世纪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大转变。

　　作为人类第一次现代大转变的“唐宋之变”，有如下五个重要内涵。

　　首先是交通的革命和世界广泛联系的形成。实际上，元帝国已经开拓了一个跨文化和跨欧亚的广阔的陆上交通线，中国由中古向现代转变，表现为交通更有赖于运河，由运河而面向海洋，宋、明、清皆定都于运河沿线，1405年发生了郑和大航海，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从那个时代开始，通过陆地与海洋交通线的开拓，中国已经和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一个由中国带动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开始形成。

　　其次是从经济上说，宋代的时候，田赋只占国家税收的不到一半，另一多半来自盐利、工商贸易关税(包含海洋贸易和北方对契丹、西夏和辽的贸易)。明正统元年(1436年)，江南官田折纳“金花银”，这意味着皇家土地第一次变成了货币资本，一条鞭法实行货币税收，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普及，标志着市场效率和“勤劳革命”的原则支配了经济的发展。包括晋商、徽商在内的“十大商帮”开始兴起，商品经济发达起来。

　　第三是焦炭冶铁技术的突破和迅猛发展，世界能源和制造业技术的率先革命。世界史学界的研究证明：中国从9世纪起就使用焦炭，从10世纪开始宋代普遍地实行了焦炭炼铁法，这是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比欧洲先进约600年。与此相关的是航海巨锚的生产与瓷器烧制技术的突破，标志着第一次现代能源和制造业革命。

　　第四是科举制度消灭了贵族制度，使得国家能够通过一种比较客观的尺度，平等和高效率地从全社会选拔人才、集中人才和掌握人才。

　　第五是文化上走向自由，就儒家而言，就是从注释“五经”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个人化、思想性和议论性的“四书”。民间文化的发达，导致了四部杰出的长篇小说的产生，与古代和当时的世界比较，应该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文艺复兴。

　　而在上述五点中，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被称为“朝贡体系”的世界贸易和金融秩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谓朝贡，并不是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定期来中国纳贡、向中国表示臣服。中国一向有“华夏不治夷狄”即不统治华夏文明圈之外国家的信念，所谓“朝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世界各国人民各自带着自己的物产和收获，定期向人类共同的祖先和大自然表示感恩的仪式。[15]

　　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它们来中国进行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

　　朝贡贸易体制和朝贡金融体制，体现了中国文明对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全球合作型社会的理想。这是一个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社会团结紧密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是一个强调尊重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感恩自然的社会。

　　人类现代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生在16世纪，并在19世纪达到高峰，这是由欧美国家所推动的，并形成了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西方列强主宰、分割世界的强权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现代世界第一个“强权政治”构架，它把西方列强之间的武力竞争与对抗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

　　概括起来说，西方现代性以全面竞争型社会为本位、为中心，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两个基本动力。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说：在1500年以降的5个世纪里，欧洲统治者们一心致力于准备战争、支付战争费用和弥补战争损失，从中产生了为国家筹集、经营和投放战争借款的银行家阶级。1492年，西班牙军事占领美洲，从而开启了欧洲以军事掠夺世界谋发展的殖民地经济模式，而西方的金融筹款制度又为其军事扩张提供了强大的金融动力。从金融上说，16世纪以来，欧洲先是以美洲白银换取中国物产和黄金，为其崛起积累了大量财富，在1810年之后，白银枯竭却掌握了大量黄金的欧洲，则以金本位制粉碎了世界白银货币体系，从金本位、二战后的美元本位到1971年之后由美国国债驱动世界经济的债务经济模式，欧美国家通过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统治世界的方式没有改变。由于在欧美崛起的过程中，军事与金融革命是两个主要动力，所以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始终是两个最大的资产阶级集团。

　　当然，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也是这次大转变的一个突出标志，但是，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在资本积累逻辑的支配下具有掠夺自然、排斥人和人类劳动的重大弊端。

　　总之，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带来了人类军事技术和金融技术的飞跃性革命，但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它也造成了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带来了一个严重不平等的世界结构，带来了南北对抗和东西方对抗，带来了人类文明遗产的毁灭，特别是带来了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带来了对科学技术的严重误解和误用。而最近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全球一系列重大的生态灾难、世界范围内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特别是美国在全世界军事冒险的不断失败，标志着这一发展方式正在陷入深刻的危机中。

　　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转型，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标志的，它是对第二次现代转型的批判和扬弃。

　　首先，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合理分配、配置生产资料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就是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资本家的性格是不择手段地攫取短期利润，这势必导致生产资料迅速地被配置到“利润最大化”的领域，生产部门的不平衡和社会的不平等因此就不可避免。

　　第二，主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赶超发展与促进世界的平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私人垄断银行和跨国垄断企业破坏公平、公正的世界市场入手，深刻描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民族革命，争取国家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的主权，这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金融垄断、实现独立自主的快速发展、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市场和更合理的社会的必由之路，苏联由一个落后国迅速发展成抗衡帝国主义秩序的世界强国的历程，证明了列宁道路的正确性。

　　第三，把“为人民谋幸福”、把人民福利、特别是广大最基层人民福利的提高视为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斗争，不但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而且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福利的提高作为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四，以和平、合作的发展模式代替竞争与争霸的发展模式。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辟冷静地分析世界局势，作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在一个阶段长期共存的深刻判断，带领我们回到扬弃而不是简单否定西方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指出要抓住资本主义陷入1971年金融大危机的关键战略机遇期，大胆打开国门，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经营管理经验，通过广泛的、全面的国际合作推动一个和平、合作、发展的世界新局面。

　　当前，我们必须警惕地注视并有效防御帝国主义的军事动作，时刻以高度清醒的头脑、有效的战略分析保证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同时还要到世界各地去寻求合作、宣传和平、合作谋发展，可以从根本上深深地制约美国的霸权主义，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不平衡局面，给一切霸权主义以根本上的打击和威胁。

　　注释:

　　[1]去年年底，清华大学胡鞍钢、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上海社会科学院周建明建议撰写此文，供大家讨论，并责成清华大学鄢一龙博士协助我整理资料。谨说明并深致谢忱，文章的错误与疏漏由负责。

　　[2] 根据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人均GDP为448美元，居世界134位，在纳入统计的144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11位(Angus Maddison，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2010，http://www.ggdc.net/maddison/)。

　　[3] 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版，第85—86页。这高于法国的1850年的水平(为146‰)。

　　[4] 系估算，据统计，1935年南京市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9.8岁，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38.2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5]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6] 参见《华尔街日报》：《IMF警世预言：中国时代将近》，2011年4月26日。

　　[7]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

　　[8]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9]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10]李约瑟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版，第9页)。

　　[11] 叶适：《叶适集》第3卷，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08页。

　　[12]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3]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于《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4] 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重庆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水务集团、重庆市地产集团。学者崔之元引用罗斯福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法”的讲话认为“八大国有投资集团”是“穿着政府的衣服但有着民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崔之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与重庆“八大投”》，载于《重庆时报》2011年4月17日。

　　[15]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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