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于近年6月26日发表与博客，即被有关方面下令删除。当时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黑云压城，恶浪翻滚，本文被封杀不难理解。现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本博客为贯彻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现将文章重发。原标题为《资中筠先生，我为您惋惜——自由与道统不沾边》，现改为《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资中筠先生据称做过毛泽东主席的英文翻译，改开后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读书，原是国人的优秀传统，现在许多人丢得差不多了。改开以来，流行一切向钱看，生活改善，穷人减少，更有一种穷人，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了”。与之相联系，不读书的风气尤其见长，即使在大学里，教授们似乎也更喜应酬，不喜读书，不求甚解，迷信所谓“功夫在诗外”。其实读书，喜读书，善读书，有条件读书，特别是有时间读书，古往今来都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所谓清福是也。笔者有幸，多年得享清福，也就不免一种古来读书人的雅好，就是买书。近年来书价暴涨，雅好不得不有所节制，但有两种书还是得买：一种是喜欢的书，另一种是有用的书，即使不喜欢，但是有用，也就有兴趣，也还得忍痛买下。
日前就买了一本，是近年来自由主义人物之一马立诚著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属于后一种。既是书价腾贵，阮囊羞涩，你道我为什么买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是此书属于博源文库系列，其背后的博源基金会颇有来头。读其文库的《总序》，出于香港金耀基先生手笔，其用意之深，实大有文章，引起笔者兴趣。二是其人，本人虽不喜欢，其基本观点，更不赞成，但是我不能不关心当代中国思潮，且一卷在手，得览“八种思潮”，应是物有所值。回来展卷，其中第五章自由主义的标题赫然在目，叫做“自由是个新道统”，语出资中筠先生。将道统与自由相联系，且能作出“自由是个新道统”的惊人之语，必有新思想，至少也必有新意，且中筠先生属于我一向敬重的得“五四”风气之先的老一辈学者，自然先睹为快。然而读罢，不免失望，失望之余，甚为先生惋惜。
请读者原谅，这里必须引述马立诚的几段文字，再来说我何以对先生失望和惋惜。马书在“资中筠：自由是个新道统”的题目下，先是引述秋风在2011年8月号发表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一文的主旨，对其颓势的严峻现实被迫认同，同时承认，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遭受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也波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认同“近年来中国左的力量上升”，但是又认为，“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因而具有坚韧的力量。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遭遇波峰和低谷，也是正常的。”大约在做出这种判断时，自觉近年来芳名受损，底气不足，于是借助于资深学者资中筠先生，接着说：
“自自由主义再次遭遇困难之际，80岁的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炎黄春秋》2010年9月号发表文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和失落》。她在这篇重要文章中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颂圣文化”，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中筠先生的这段话瑕瑜互见，并不全错。而且说当代知识分子需要“继承古典责任，发扬‘士’的担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重名节，讲骨气，捍卫道统”，这个观点完全正确，笔者不仅赞同，而且在拙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第八章“我们是谁”的第二节中，用现代语言和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关于仁义的价值观、大人生即修齐治平的人生观和士人最重的道德、人格风骨，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和热烈的评论，美籍华人田丰先生乃不远万里，为此专程来杭，与笔者切磋交流。资先生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如何定义“颂圣文化”，关于如何评论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九十年，虽然笔者主张主流是好的，必须肯定——因为没有共产党，不但没有新中国，而且20世纪下半叶面对美苏两霸，中华民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基本统一的地缘政治主体存在，都是问题;而且否定了中共九十年，等于说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一片漆黑，中国人简直一无可取，一无是处——但是这个问题目前与自由主义者争议太大，所以是否可以“颂圣”，姑且不论，但是，如果因此不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总体上)可歌可泣的光荣历史，转而对美国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做另一种“颂圣”，岂不是如同被西方文化征服，“敢投戈下拜‘真吾父’”(这里是反宋人张元干之意而用之，现代语叫“给美国当孙子”，或“三百年殖民地”)，岂不荒唐?作为一个受“五四”爱国精神熏陶的资深学者，岂不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尴尬，甚或失节?一些媒体报刊，近年来日益沦为西方的地缘政治工具。特别是到了2010年，在《零八宪章》之后，先生发表这样的文章，以弘扬中国古人士的担当、名节和骨气的名义，来“颂”那种实际上是欲中华亡国灭种的“普世文化”，还要号召知识分子以此“为己任”，先生要干什么?先生好糊涂。此为晚生对先生最为失望和惋惜的一点。
在引述了资中筠先生的观点之后，接下来，马文加以发挥，说：“何为道统?‘道’即法则，‘统’指法则传承的脉络。前者是逻辑，后者是历史。‘道统’这个词是南宋朱熹提出的，但这个概念的内涵由唐代韩愈首创，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在历史上，不少知识分子不仅挺身而出卫道。至于‘士’的名节骨气，更是代代传颂。”善良的读者朋友，千万不要被名人头上的光环——如同基督头上的光环——吓住，这里说道统这个词由宋儒朱熹首用(不是“提出”，道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是被后人揭示出来)，其内涵由唐代辟佛(现代语叫反对西化)大师韩愈定义，“指的是从尧舜传到孔孟的圣人之道”，这些说法大体上不错，问题是韩愈在反西化(辟佛)的雄文《原道》中对道统的定义，这里马文不仅加以回避了，且以一种不能揭示道统内涵的一句自己的“理解”加以替代，应不是疏忽，是否有意蒙混，读者可以独立判断。对仁义道德，韩愈分别给以定义，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故韩愈阐述孔孟的儒学说，“故道有君子小人”。中国几千年以德立国，以王道处世，是君子之道;近代西方靠暴力崛起，靠强权霸道维持，打了几次世界大战不说，又搞出金融海啸，祸乱全球，又制造出来一套“普世”理论蒙人，据说还有软实力，其实是小人之道，是盗亦有道;至于近代以来君子打不过小人，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说不清，也打不过，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这正是野蛮政治的常态，也是西方的小人之道引领世界的表现和后果。现在新自由主义遭到惨败，一些人不能“足乎己”而日益“待于外”，或者很早就“待于外”，按韩愈的说法，是为失德。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马文从韩愈一下子跳到现代，笔锋一掉，玩了一个偷换概念，说：
“世易时移，质文代变，韩愈有韩愈的道统，今天有今天的道统。谭嗣同、秋瑾的牺牲，已经不是为了维护原来儒家的道统，而是为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那么，今天的道统何在?资中筠说：‘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制、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和外部压力。”古往今来，物换星不移，道统真的变了吗?其实没变。百年前学贯中西而又洞穿西方文化肺腑的辜鸿铭先生说得好：“天下之道，只有两端：王道和王八蛋之道，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果说变，就是近代以来，王道被王八蛋之道推翻，“有钱的王八坐上席”(借用一句俗话)，世界变局，中国道统被践踏。而中国古代的道统被历代仁人志士，20世纪的孙中山，特别是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继承，换上了现代理论的意识形态外衣，叫做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这才是现代道统。西方文化有道统吗?如有，那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现在正大搞特稿“文明冲突”，其政治含义是种族灭绝。再者，“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秋风秋雨秋煞人”的秋瑾等近代革命先驱，难道为的是个人的人格和自由吗?这不是侮辱前贤，愚弄后人吗?西方那一套与中国道统，根本不沾边，叫做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在西方大搞地缘战略欺骗和“文明冲突”的今天，资先生“要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此一点足为先生作为得“五四”风气熏陶的资深学者之数典忘祖羞愧，也是晚生对先生最为失望和惋惜的第二点。
马文在文末再次将资先生搬出来助阵，说：“资中筠把古代的‘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新道统嫁接，可谓网罗古意，推陈出新。”在割断历史，偷换概念之后，将一顶廉价的高帽送给资先生。其实自由主义既不是什么新道统，士的节操更不能与之嫁接，“嫁”、“接”了，还有“节操”吗?总之，资中筠先生对世界和政治的认知水准以及视野似还停留在20世纪，作为女性学者，可能更善良和单纯一些，以致被人恭维和当枪使了一把而不自知，或无意中在世纪之交的中美地缘政治对决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糊涂)角色。周总理当年有言：“晚节不保，一笔勾销”，话虽严厉，主要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而言。先生是资深学者，有一定的传统文化根基，又做过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所长，应属学贯中西一类的学者官员(与后来的一般无传统文化根基的“纯”西化论者不同)，居然对美国那一套就那么信任?这些是晚生对先生失望和惋惜的又一点。
先生以耄耋之年，来趟这道浑水，搞得晚节不保，这是何苦?掉一句书袋，叫做“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 2012年6月26日首发博客被封杀，11月19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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