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林子博
【内容提要】本文从地域视角出发，探讨了中东革命爆发并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及深层原因，以此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新市民革命”的理论构想。关于近年以中东地区为中心爆发的市民起义和政变，多数讨论都仅将其定位为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隐藏在“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语词背后的欧美霸权主义，更未理解市民起义潮流中追求自由、平等及同胞爱的真正内涵。对此，本文从反恐战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处理等世界史角度切入，揭示出中东革命对殖民地主义和种族主义横行，欧美霸权一手操纵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控诉。本文主张人们应该从这场革命中认清新社会和新世界变革的契机，包括其中蕴含的全新的普遍性变革主体。这就是尊重多样性，以追求人的尊严、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多元和谐统一为目标的“新市民革命”。
【关键词】地域视角 中东革命 欧美中心主义批判 新市民革命
一、“从地域视角看世界史”之我见
既然标题标榜“再论”，就有必要先对构成本文讨论前提的我个人的基本立场做一个简要说明。我发表有关“从地域视角看世界史”方面的学术论著已经有60多年了①。在此期间，我通过研究中东地区的社会和文明，并将其置于世界的脉络中——尤其是和日本的情况进行对比——进行考察，受益良多。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理解“地域”问题的基本立场，即不把“地域”当作被给予的固定单位，而将其作为由时间、空间及主体有机结合成的“场”的动态(其中包含了由筛选和排列组合所引起的变换、改观、变态、变质、动摇)来把握。地域并非单纯按照同心圆模式或加减法形式进行简单的伸缩，而是由于共通的课题结合成一片地域，或是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伸出伪足(pseudopodium)呈现变形运动似的状态。“地域”正是如此这般可自由伸缩变化，其最小可以是个人或个人所处的位置，最大可以是地球甚至宇宙空间的一部分。这两者之间充满了不计其数的“地域”。
接下来，我试着将“n地域”和“复合认同”这两个理论构建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假设。
在“n地域”理论中，对阶层差别系统进行维系和再生产的力量=P，以获得跨越阶层差别的连带性为目标的民族运动=Q，支持与其对抗的政治支配的民族主义=R，它们共同构成了以PR VS. Q(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体制对抗民族生成的抵抗)为焦点问题的多尺寸且可无限代入的地域n。它常常意味着多重复合地域中的一个分节或一个断面。这样一来，一个小村落中的斗争就成为了反映全球政治的缩影，一个市井匹夫内心的困惑或其社会行为的分歧亦可成为世界史讨论中有意义的论题。设定一个怎样的“n地域”与洞察世界史的眼力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将历史中成为关怀对象的“场”不断地“n地域化”(多层多重化、多角度化、多维度地思考)，突破自身的“蛸壶”②，寻求重新组合变革“自己眼中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复合认同”理论关注的问题是，拥有多重自我属性(包括性别、血缘、地缘、族群结合、归属集团、宗教教派、职业、身份和国籍等)的个人在各种不同状况之下对自我属性的主体性选择(即认同选择)。拥有内在于自身的多重属性实际上就等于将自己网络化。在这个意义上，复合认同既非人格分裂或多重人格，亦非随波逐流或见风使舵。由形形色色的人群所组成的“都市”的状况其实正是交易买卖、建立或改建共同体的生活现实的反映。活在都市化、商业化和政治化进程中的“都市人”所具有的复合认同的状况在任何时代和生活形态下都会产生。这意味着超越了“公与私”的二元对立操作，人类多元化认同不断社会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认同选择去重新构成世界史。而这一点和之前提到的“n地域”的设定也密切相关。
之后，我从所有连接部分都同时体现“中心性”和“边缘性”的观点出发，考察了“网络”和“伙伴关系”③。这是基于对欧美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法思考模式的批判。其中，伊斯兰世界的有关“统一”概念(tawh搀，合而为一、“多即一”、多元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网络可视为“统一”型组织原理的社会现实化。世界史中的“近代性”被认为是经由7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的网络化过程形成而展开的。而“超近代性”又带来了克服欧美中心主义对“近代”理解的蓝图。本文的主题即在于讨论实地检验这一蓝图的“时机”的到来。
“统一”这一视角的导入促使了我们从研究“从地域视角看世界史”的问题出发去认真理解以下几个重要概念④：共时性(以非因果关系的形式同时发生的耐人寻味的偶然性一致现象，分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将其与一元世界放在一起研究)、非局部性(隔着不同时空的现象却具有能相互影响的性质，量子力学概念)、单子(无数“缺乏与外界沟通窗口”的自给自足的实体却能像“映照宇宙的镜子”一般相互保持潜在对应关系的单子，18世纪初莱布尼茨提出的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和共鸣共振(对外部刺激产生固有振动的物理现象)等。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拉开帷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在上述个人立场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如下三个全新视角⑤。
第一，关注与欧美中心主义紧密相关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军国主义。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作为殖民国家的美国与以色列身上。在这个意义上，与其串通一气的日本也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通过征讨虾夷所达到的领土扩张、资源掠夺和“俘虏”化的统合，拥护“征夷”大将军的武士团权力阶层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一面不顾廉耻地对阿伊努人进行巧取豪夺，一面又鼓吹“大和民族之心”和“武士道”精神。从“北海道开拓”到“琉球处分”问题、再从“征韩”到“台湾统治”和“满蒙开拓”，无不和美国的民族净化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运动几乎同步展开。而“反恐战争”则在某种意义上让人联想到一些人对武士道精神回归的呼唤。
第二，对于煽动情绪的“反恐战争”，须持有集团团结(族群结合、宗教宗派团体的联合及国家主义等)、个人尊严和自立以及人类意识，这处于同位的三点以环状循环上升的螺旋运动之必要性的视角。这样的认同选择不断循环反复，其原动力来源于“自我批判”。而促进螺旋运动上升性的则是“对话”。
第三，对于“反恐战争”，到目前为止一直存在着一种僵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要么将双方都视为进行打击报复及先发制人的暴力行为的共犯，要么对其中一方所声称的代表正义的暴力行为表示同情和理解。为了克服“反恐战争”中加害方与被害方的角色交错，我们应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转变为“参与行动”模式。同时，将“反恐战争”下的经验“知识”化、“伦理”化、“功德”化非常重要，而这几点都需要建立在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对话”的基础上。
以上大致介绍了2011年之前，我在从事“从地域视角看世界史”研究方面所准备的问题观以及方法论上的主要观点。遗憾的是，即便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对中东政治变革的到来公然表示“意外”。而我在很早以前就曾预言过中东的1979年体制的崩溃在所难免，并对其条件做了分析探讨⑥。
二、从中东扩散至世界的波纹
2010年底在西撒哈拉和突尼斯率先爆发的市民起义直接导致了2011年初的突尼斯政变，同年2月又摧毁了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这一系列事件向世人昭示，只要全球人民团结起来，无论挡在面前的是强权政治的铜墙铁壁还是民主主义的机能缺陷，都有希望冲出重围。
这股洪流不仅唤起了席卷中东地区阿拉伯各国的民众起义，在世界范围内也造成了一呼百应的效应。
在冲绳要求撤除美军基地的市民们一边高举冲绳居民当家作主的旗帜，一边还给聚集在埃及开罗解放广场的群众送去同志般热情的声援和问候。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围绕公务员工会组织的交涉权问题展开抗议的市民们包围了州政府大楼。在印度，响应活跃在首都新德里的社会活动家安娜·哈莎尔(Anna Hazare)的反腐败抗议绝食而涌现的示威活动，以及位于印度州西部的杰塔普和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库敦库拉姆爆发的支援反核电站建设的抗议活动已经遍布全国。为国际政治势力左右的南苏丹所取得的独立运动胜利在非洲各地引起反响。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绿党领袖一跃成为州长，不仅在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各国，促进环保和反核电站运动都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在英国，倡导苏格兰独立的民族党(SNP)在选举中得票过半数。白俄罗斯市民在首都明斯克的十月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上述这些都与中东革命有着内在共振共鸣的联系，这种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显而易见。2011年8月，在以色列还爆发了抗议高房价的市民游行示威，这场游行是继埃及的广场示威之后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在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3·11”事故发生后的日本，爆发了联合全国140多处的群众共同开展的“6·11”反核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带头人之一的松本哉(1974年出生，在东京经营一家二手商品超市，自称“业余”社会活动家)这样谈到：“游行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参与。表达愤怒和意见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抒发。(对我们而言)中东的革命是个榜样，(多亏有了它)我们才得以摆脱压抑于内心的焦躁和不满，做回真正的自己。”⑦在经历过1945年(广岛和长崎)和1954年(比基尼珊瑚礁的氢弹试验)发生的核事故悲剧的日本社会，在美国核威力的保护下，片面地倡导原子能和平开发利用的舆论操作倾向长期存在。而打破这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舆论风气，倡导摆脱核电依存的声音上升为舆论主流的动向，正是出现在“6·11”游行示威的前后。就连一贯不把民众游行放在眼里的政界和主流媒体内部也不得不对这一社会风潮的变化有所反应，进行了强硬的反驳。在东京举行的“9·19”告别核电集会示威就是对这种反驳的积极对抗。以非暴力形式开展的市民运动的政治力量正经受考验。
再来看看2011年六七月的西班牙。大范围失业、社会服务设施的劣化、教育费用的高额化，这些被视为社会体制的不公和腐败以及民主不健全的现象引发了市民的抗议。诉诸政治体制改革的市民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扎起营地举行示威。这项运动还与国内各城市发生的安营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巴黎、雅典、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和布鲁塞尔等城市的示威群众开展了联合行动，互相呼应。各地的集会活动不仅互相参照，还建立了稳固的联动体系，这样即使个别的营地遭到破坏，活动本身仍能得以继续。抗议者不仅定期清扫营地，以循环再生的方式处理垃圾，还确保不占用行人的移动空间和道路。不少市民主动参与搬运食物等物资以支援抗议者。重现开罗解放广场盛况的信念植根在了他们的心中⑧。
三、中东的革命之火何以传播至世界各地?
中东爆发的市民起义何以在世界各地产生上述巨大反响?建立在控制军事战略、信息管理、金融操作基础上的以欧美为中心的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国界和地区，使人们的苦恼和社会问题意识均质化，并促进了抵抗示威活动的全球联合。并且，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再次成为缺乏公正和正义的国际社会的象征。
由欧美社会所固有的反犹太主义引发的犹太人大屠杀，对于欧美中心主义而言无疑是历史上欠下的沉重债务。对此，欧美国家不是通过自身的沉痛反省，而是打着“还债”的旗号，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建立并拥护所谓的“犹太人国家”。这出如意算盘早已被世界人民所识破。对后殖民地主义的批判则是引发人们共鸣反应的催化剂。对此至今仍无动于衷的恐怕就只剩下日本社会了。
即便在欧美国家，围绕2011年中东地区政变所带来的冲击，从中东及伊斯兰研究的动向和社会认识的角度出发，也出现了不少多样化的反省和建设性的发言⑨。不过大致来看，多数讨论都仅仅将政变局限在上述各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一层面上。而一旦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批判作为讨论的基本动机，中东的市民起义潮流本身所具有的真正内涵——旨在达成世界及人类社会变革的目标，即在当今世界实现自由、公正、平等、安全、同胞爱——则被人为忽视了。而“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言说中所潜藏的欧美中心主义的苟延残喘又有多少人能够看透。这些必将成为把握世界未来走向时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分歧点。
其实，中东国家的市民对那些大肆赞美鼓吹“民主主义”的言说是心怀疑惑的。他们更追求作为其原点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早已看到了隐藏在所谓“民主主义”言说背后的真相。一直自诩为“中东唯一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以色列，其民主制度所具有的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类似的种族主义性质已经被南非前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Mpilo Tutu)所揭穿。美国社会对此大为光火，同时还打着号称实现中东地区“民主化”的旗号大举推进“反恐战争”，而其所作所为实乃在中东各地有意强化和利用腐败残暴的独裁政权。
在固有的伊斯兰政治文化的语境中，自由平等以及积极的参政议政从来都是受到重视的，而由于民主主义的代议制及少数服从多数原理中存在着有关“授权”的问题，因而对其常常采取保留态度。这是因为伊斯兰文化认为，竞选上台的政治家一旦犯了法或者出现过失，选民们不应逆来顺受，而应采取责问的态度。其立场认为，领导权(im洀愀)契约的更新如果不经过公正(愂搀氀)的检验，就可能沦为不正当的压迫政治(zulm)。
历史上，中东的老百姓深谙“大树底下好乘凉”之道，靠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智慧繁衍至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从不缺乏追究政治统治正统性问题的训练。每周五的集体礼拜时举行的“臣服仪式”(bay愂，即通过在信者面前布道时宣读统治者的名字，以此确认统治者权威，并从而获得契约更新的一种仪式性行为)就是一个例子。可见，2011年中东各地举行游行示威时，逢周五就迎来高潮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节假日人们得以空闲这么简单。
另外一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中东市民看待“中东各国体制”的态度。当今中东各国的基本框架是先后由一战后英法两国(1920年的圣雷模会议时又加上日本)、二战后的美苏两国分割地盘以及外部政治势力人为确立下来的。换句话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组合，如同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一样，是被当作一套单元式的装置来设计的。
然而，这套系统并不稳定。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阿拉伯意识(甂爀戀愀)和阿拉伯民族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乌玛意识(umma)和伊斯兰复兴运动都给这套系统带来了挑战。而将处于革命状态下的多民族国家伊朗保全下来的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发动的两伊战争。在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科威特得以保全，而伊拉克则被解体。南北也门统一、西撒哈拉问题、南苏丹问题以及“反恐战争”下美国所计划的中东体制变革都是对这套系统的修缮和调整。
在对中东进行外在人为划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系统下，缺乏凝聚力的“国民”意识在认同选项中的优先度并不高。2011年在示威游行中出现高举国旗的市民就显示了中东迈向世界变革的步伐，还有与以色列互相利用的阿拉伯国家的现状，反对民族主义而与普遍主义的伊斯兰背道而驰的“伊斯兰各国”所面临的范畴(category)危机。凡是穆斯林，都不可能对身为同胞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熟视无睹而自顾自地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老百姓们于是将愤怒的目光投向了总统和王公贵族们。
“反恐战争”将目标瞄准穆斯林，这其中其实带有对饱受国际社会批评的以色列进行危机管理的性质。这场战争将恐怖活动扩大再生产，并以失败和挫折为营养。这一恶性循环将局势带进了无穷无尽的泥沼，而欧美则通过把收拾残局的责任推给全人类，以此逃脱自身反犹太主义的历史及作为其后果的以色列建国这份偿还不清的道德债务。这一自我免责性质在“反恐战争”中挥之不去。
有人说2010年中东的市民起义是在突尼斯和西撒哈拉毫无征兆地突然发生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运动的起点其实源于2000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巴勒斯坦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sum搀)打动了阿拉伯市民⑩的心，对其的印象也转变为理解和赞同。2002年遭到破坏的杰宁市和重重包围下的阿拉法特总务室所象征的巴勒斯坦“自治”的惨状、2006年巴勒斯坦自由选举中哈马斯的获胜和黎巴嫩真主党对以军的迎击、2009年针对以色列“铸铅行动”的加沙市民的抵抗运动、从美籍女性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的遇害到遭受袭击的加沙支援船队，这些事实无不证明了巴勒斯坦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已经跨越了国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响。
以“9·11”事件为契机的“反恐战争”开始后不久，我就预言了巴勒斯坦大起义的浪潮将从中东席卷全球，即“全球范围的巴勒斯坦化”时代即将到来。对以色列的占领支配最早展露出坚韧不拔的抗争行为及其并发现象的是埃及。2004～2005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受够了运动”即寻求变革的埃及运动、2008年始于劳动运动支援的“四月六日运动”、2010年夏天抗议亚里山德里亚一名青年被拷问致死的“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运动等等，对抗强权富有勇气的小团体抗议活动就这么顽强地持续了下来。2011年开罗解放广场的集会正是这一系列运动的大爆发。几度被驱散的成百上千人的运动几年下来就发展成了上百万乃至上千万规模的力量。
为什么走在前面的是埃及?在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的交叉为契机重组美国霸权的1979年体制下，许多埃及人选择了逃向“冷和平”，这成为了他们心灵上的创伤。而与以色列交流关系的“正常化”则迫使作家、科学家、媒体工、外交官、企业家、宗教领袖、演员、歌手等各界人士明确立场和态度，同时这也成为了关乎整个埃及社会文化方面的一大焦点问题。不久人们就意识到推翻穆巴拉克政权才是夺回自身人性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2000年凭借着高唱“我讨厌以色列”的旺盛人气，埃及歌手阿卜杜勒·拉希姆(ShaabanAbd El Rehim)从洗衣店店员一跃成为歌坛红星。这仅仅是个开始，随后事态进一步扩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即2010年，对抗政府的事件接连发生，首当其冲的是禁止访问“占领状态下”的耶路撒冷的两条裁定。第一，旅居海外的埃及著名伊斯兰法学家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根据访问属违法的规定，对允许访问的爱资哈尔大学校长穆罕默德·赛义德·坦塔维(Muhammad Rashid Rida)的法理判断提出挑战;第二，科普特教会元首欣诺达三世拒绝同意其信徒访问耶路撒冷。接着，埃及演员哈立德·那巴维(Khaled Nabawy)因和与其共同出演好莱坞电影《公平游戏》的以色列女星共同亮相戛纳电影节，而即刻遭到埃及演员工会的除名。然而戏剧性的是，那巴维很快就调转船头高调出现在解放广场的集会上。
1979年以来，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埃及伊斯兰运动中的武装派别于1981年刺杀了总统萨达特(Sadāt，Mohammed Anwaras)，后来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将触角伸向阿富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们不仅在埃及疯狂地进行旨在颠覆政权和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恐怖活动，还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美国。不过，他们的激进路线不久就走入了死胡同。名为“伊斯兰祈祷团”的恐怖组织制造了1997年针对外国观光客的卢克索大屠杀后，开始转向非暴力运动，2003年宣布彻底放弃暴力。受到武装派批判的“穆斯林同胞团”指导部也进行了领导人交替。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和左翼阵营中具有政治眼光和斗争经验的人们或走近伊斯兰运动，或投身人权运动，支持“受够了运动”。这一时期，老百姓亲身经历了多种多样的政治潮流。所以说，我们不能以固定的政治派别眼光去判断他人，因为人在感受各种思想后会将其融合，并最终改变自己。
中东的市民起义不只在于推翻各国的权威主义强权体制，更着眼于改变世界和“自我”。恢复“人的尊严(kar洀愀)”作为代表起义伦理动机的关键词被反复强调。即便没有公开宣称，挥舞着革命旗帜的市民们所要真正控诉的乃是由美国和以色列一手操纵的世界。他们正视的是，美国长达20多年将其对外援助额的近一半投入以色列和埃及两国的别有用心，隐藏在开罗美国大使馆那犹如军事要塞般不可一世的外观背后美国的恐惧，以及与封锁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的反人道行径同流合污的美国和埃及的共犯性。对于这些事实，起义的市民们有意不提，而是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内的独裁政权。这既不出于所谓的战略安排，亦非声东击西，而是出于对中东社会环境下早已昭然若揭的权力构造的认识。
要从根本上把握市民起义的意义，就必须从深层次上理解巴勒斯坦紧张局势在阿拉伯民众心中激荡出的漩涡。这一局势源于几乎将巴勒斯坦人置于死地的种族灭绝。以军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和约旦河西岸的种族清洗运动才是所谓的“中东和平”的归宿，欧美为偿还自身欠下的道德债而发动的“反恐战争”实乃对伊斯兰文明的全盘否定，这些真相早已浮出水面。若要从本质上批判当年给犹太人造成苦难的大屠杀，就不应该把巴勒斯坦人残忍牺牲的现实仅仅称为一场“纷争”。将所谓的“和解和忍让”强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那种无情的打压与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种种不义之举环环相扣。美国霸权的衰弱和以色列所面临危机的加剧是促成中东市民起义的条件，同时也是市民起义本身所带来的结果。这样，阿拉伯市民的怒火转化为了革命的动力。它要求变革这个殖民地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横行，人类的生命尊严饱受侮辱的世界。其对时局的愤怒同时朝向世界和自身。
因此，这场革命运动既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般”的简单扩散，也不仅仅是要求“民主化”，更不是简单透过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等新型社交网络而达成的“愤青革命”。更何况，其瞄准的远不止中东内部的亲美政权，从伊朗和叙利亚的政治体制到巴勒斯坦当局，再到传统的伊斯兰运动潮流，这一运动的爆发瞄准了构成当今全球化体制的所有要素，这其中还孕育出了对男权主义的批判。
四、有关“新·市民革命”11
鉴于中东各地要求体制改革的市民起义几乎同时爆发，我从2011年1月底开始提出了“21世纪的新·市民革命”这个概念，即与以往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市民革命相比有质的飞跃的“新市民(muw琀椀渀)革命”。
通过人们所感知和观察到的现象12，即人的声音 / 歌曲 / 诗歌 / 表情 / 举止 / 口号 / 书籍文本 / 博客上的文章/信息及其更新的传达方式 / 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模式 / 集会的秩序形成(保安、水源及食物供给、排泄场所、垃圾处理、医疗、纠纷处理等)/流动的形势下变化发生的方式等等，分析出革命的新类型及其特点。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发现对全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新·市民革命”中“革命”这一概念的革新。
那么，我们该如何整理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东所发生的可视为“21世纪新·市民革命”的特点呢?
第一，追求“自由自立”和“人的尊严”，贯彻非暴力不服从的抗议和直接的抵抗运动(继承20世纪初甘地同穆斯林同胞团结协作开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传统)。“(全球范围的)体制改革”与“自我生存方式的改革”双管齐下13。
第二，重视网络组织和合作关系的“多元统一”(“多即一”、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组织原理。
第三，旨在实现“正义公正”和“安全”的不懈努力。从欧美和日本给世界史所带来的资源 / 市场支配下的军事化单一文化模式和大量生产型产业主义，到利用煽动全球竞争和扩大贫富差距的市场原理主义从而导致人权横遭践踏的新自由主义，对上述资本主义中的逃逸、彷徨、教唆、诱导及腐败进行伦理道德批判。
第四，反对殖民地主义、人权主义、军国主义、男权主义，崇尚“珍爱生命”、“自由自立与和平共生”、“相互关爱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人类(ban搀愀洀)团结的纽带”。
第五，尊重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宇宙多样性。对体现个别性、差异性、多样性、等位性、联系性的“自然”的敬畏。排除有害宇宙“公益”的人为操作，适应生态系统的调和及其自身的物质循环、能源循环和信息循环。尊重少数群体，重视“对话”。
第六，重视并实践“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和解”以及“自我批判和纠正补偿”等修复型正义。
这里讨论的是作为肩负起历史变革的“市民”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新的理论一向是从对新“课题”的自觉以及从新的“现实情况”的遭遇中推导出来的。一直以来，作为带来激烈社会变迁的“革命”，往往是以在围绕主权和政府势力的争夺中扮演主要角色者的身份、社会阶级、阶层、职能、民族、宗派、意识形态、强势人物等为指标进行说明的。
继砍下国王的头颅并给予专制主义当头一棒的清教徒革命之后，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从而实现市民共和国的法兰西革命便成为了市民革命的典型范例(其实“市民共和国”的原型要追溯到7世纪伊斯兰的“乌玛”，但其长久以来一直被人忽视)。进入20世纪，发生了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受其影响，如三等公民所体现的“身份”歧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各种“阶级”、被压迫的“民族”等群体的解放成为了人们所认为的承担变革的主体。这些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各自的意义。然而同样在20世纪，工农同盟、人民战线、统一战线、民主主义革命、结构改革、文化革命、市民论坛等各种全新的问题意识被付诸实践。社会运动实践层面中的“民众”、“人民”、“大众”等概念也开始呈现出相对丰富的内涵。但是在理论层面，意识形态式的解释日趋空洞，对其漏洞的修补青黄不接。20世纪的社会主义阵线瓦解后，人们开始在“民主化”进程的语境中大量生产出像天鹅绒、橙色、玫瑰、茉莉花等等修饰和命名革命的形容词。
我们在密切关注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市民起义尤其是埃及革命(正如前文所鸟瞰式地介绍过的，全球都自发性地给予关注)时，应该从中领会到些什么呢?我们对世界史的主体性参与和直观感受正面临考验。遥想当年，在波旁王朝旧政权山穷水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半年前，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 )就指明了“市民革命”的主人翁，而在目睹和经历了美国南北战争和第一国际之后遭遇巴黎公社的马克思，则以简练概括的语言构想出共产主义的前景14。今天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从所目睹到的中东革命中认清产生新社会和新世界变革的契机，并对其中蕴含的新的普遍性革命主体的结合进行理论化建设吗?
五、“新·市民革命”在世界史中的定位
使“后现代主义”危机秩序化的是“帝国”的全球霸权，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在对新世界及其时代状况进行观察后，对于打倒这种霸权的政治主体提出了“诸众”的概念15。我所考虑的新革命的承担主体——“市民”，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奈格里等人认为，“政治代案(alternative)只能产生在实践中……通过集体实践所发挥出来的非凡能量得到推进……唯有实验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性的躯体”16。对此我也表示赞成。然而我不敢苟同的是，他们都已经从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思索所带来的启发中提炼出“诸众”这一重要概念了，却依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以至于把西欧和中东 / 伊斯兰分离开，并进而将后者驱逐于视野之外。“后现代主义”的窠臼也在于此。他们的讨论巧妙地将“革命”的姿态寄托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科传说中。“弗朗西斯科在与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斗争中提出了要快乐地生活。这包括所有的存在和自然、动物、月亮妹妹、太阳哥哥、田野里的鸟儿以及穷人和受剥削的人们，他们聚集起来一道反抗权力意志和腐败。这才是革命，一场任何力量都无法遏制的革命”17。然而奈格里们没有认识到，对于这项充满爱的革命工程是无法置埃及等东方世界于不顾的18。
这里希望大家回顾一下我在前文中提出的观点。中东社会自古以来就在都市化、商业化、政治化的过程中孕育出了个人主义、合理主义和普遍主义，并活用了网络和合作关系的组织原理。其中，变化自如且伸缩自由的生活 / 思考空间的主体置换(n地域)和网络化且多样化的自我认同选择(复合认同)日趋显著。中东是“市民”及“市民社会”的元祖，伊斯兰则将都市的生存之道从思想上和实践上体系化。“多即一”的关系主义的全体论逻辑构成了伊斯兰在世界史舞台上呈现出的超近代性的基础。而仅仅把欧洲本土的发展经验定义为“近代”实乃欧美中心主义的行径。不突破这种狭隘视野的局限，就无法看清源于伊斯兰世界的近代历史。
无论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的“自然状态”，还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原始状态”，都设定了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假设性出发点。这是一个理论和思考实验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将《麦地那宪章》那样具体的契约文书记录作为抽象化了的历史过程的出发点来重新审视19。公元7世纪，在伊斯兰社会发展成形的起步阶段，立下契约的是市民。之后的几个世纪，哈瓦利吉派、法拉比、马瓦尔迪、伊本·雅曼、伊本·泰米叶、伊本·赫勒敦等众多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构想出许多围绕“指导型(Imamah)统治”的政治理论。当这些理论行将消散之际，又出现了托马斯·阿奎那、尼科罗·马基雅维利、一批持“君主放伐论”者，以及让·博丹、霍布斯、博叙埃、约翰洛克和卢梭等人。难道我们不该摒弃东西分割的东方主义立场，而从宏观的角度去通览这一全过程吗?我们需要一片广大的视野，以便从广义上处于东方世界一角(而非欧洲先驱)的古希腊20出发，一直延伸至伊斯兰网络在欧洲的展开。
结晶于“在都市、商业、政治中的生存”的伊斯兰的近代性具有以下特征：一定条件下的“无神论”——不承认宇宙创生时在时间和空间里存在任何形式的神;坚定的“多即一”思维模式以及与此相伴的重视法律和科学的知识社会及网络社会。
欧美通过侵略战争、交易、翻译以及加入建立在伊斯兰法律之上的条约关系从而与伊斯兰的近代性相结合。结果，他们在学习自由、平等、同胞爱的同时，经过资产阶级市民革命支配了产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然而，趾高气扬的欧美中心主义却给世界带来了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排中律、还原主义、单一文化型产业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毒害，引发了近代性的癌变，还妄称这才是“真正的近代”。从7世纪的国家成立阶段就带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流毒的日本社会也走上了与欧美中心主义“近代”相同的道路。
在20世纪欧美的思想家们对这样的“近代”敲响警钟后，以批判欧美中心主义为潮流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以中东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也逐渐忘却了伊斯兰的近代性，多元统一的思考模式日趋退化，还沾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的毒性。与西方的犹太教 / 基督教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式伊斯兰主义高扬，现已达到高潮。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寻求出路的欧美中心主义通过有意无意地去适应多元统一的思考，采取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战略。“后现代主义”这个语词实际上不过是垂死的欧美中心主义对伊斯兰的近代视而不见而死守“近代”制高点的负隅顽抗。与此相对，“新·市民革命”的使命就在于，将“世界变革 / 自我变革”进一步普遍化，开创出“超近代”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六、反革命的面相
随着中东市民带着“政治主体”的觉悟走上历史舞台，这一举动立刻在全球掀起了一呼百应的效应，奏响了世界革命的序曲。但也正因为此，很快就出现了妄图抹杀彩虹的记忆，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势力。对市民起义的抢班夺权、偷梁换柱和恶意歪曲层出不穷。其惯用的伎俩要么是挑起宗派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要么就是煽动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干涉。此外，作为殖民地主义道具的“中东各国体制”框架强加于“市民”的政治主体化的不均质条件也助长了这类反革命行径。也门、巴林、利比亚、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市民起义开展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拿利比亚来说，“体制”当局和绑架了市民起义的自称“反体制”组织展开了鹬蚌相争的反革命势力内战，趁火打劫的欧美列强则打着“解放利比亚市民 / 拯救阿拉伯之春 / 实现革命”的虚伪旗号，发动新殖民战争，摧毁革命，获取渔翁之利。继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利比亚解体犹如一把插入新市民革命咽喉的利刃。反革命势力接下来势必将趁着美国霸权衰退和以色列孤立无援之机，一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步步紧逼，一面借着“反恐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继续得到推进。
在此，我们不仅要揭露出煽动蒙骗大众的媒体的所作所为，还要曝光那些歪曲真相的所谓“专家学者”的罪行。那些动辄将对以色列的批判指责为反犹太主义，将对欧美中心主义的批判嘲笑为伊斯兰中心主义的伪善言说的浅薄早已随着新市民革命的兴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不用说中东的中心性与任何自我中心主义都势不两立这一事实了。
在这个对任何反对法英美等国介入利比亚战争的声音都加以封杀的国际环境下，拉美地区的多个国家都喊出了响亮的反战口号。其中，在强烈要求停止侵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玻利维亚，旨在谋求与环境共生的前所未有的《地球母亲法》(The Law of Mother Earth)的施行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21。对男权主义的批判定将成为新市民革命前进的里程碑。阿拉伯语中的“市民”(muw琀椀渀)原本就是和其生长的大地(watan)息息相关，共同分享着万物生生相息、相辅相成的存在。开拓新文明未来的人类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定能跨越重重险关迈向前方。22
*本文原载日本《历史评论》2012年1月号。
【注释】
①笔者曾于1951年5月为『东京大学新闻』撰写文章「フランス革命と国際的契機」，署名“山極晃”。由于该稿件的复印本丢失，具体信息不详。『資本主義的ヨーロッパの制覇』(東洋経済新報社[世界史講座第4巻]、1954年)中所收录的「エジプトの歴史」这一部分，是笔者公开发表的从日本的视角著述埃及近代史的处女作。之后，以“从地域视角看世界史”的视角出发的著述(皆以编者身份执笔)还包括：『歴史の中の地域』(岩波書店[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8]、1990年)的「序章」/『世界史の構想』(朝日新聞社[地域からの世界史21]、1993年)所收录的「はじめに」以及「歴史の記憶と『世界』ビジョン」。此外，还有板垣雄三『歴史の現在と地域学』岩波書店、2003年。板垣雄三「イスラーム思想史における公と私」、佐々木毅·金泰昌編『公と私の思想史』、東京大学出版会[公共哲学1]、2001年。板垣雄三「組み換え自在の〈地域〉を生きる」、『飯田市歴史研究所年報』6、2008年等等。
②蛸壶是渔民捕捉章鱼时使用的沉入海里的陶罐。渔民将许多个大陶罐纵向排成几排，用粗绳捆绑组成一串放入海中。日本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曾将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化比作“蛸壶”。这种理论认为，近代以来形成的作为日本社会基本单位的集团，如公司、政府部门、学校等，容易形成封闭的“蛸壶”，即成员按照自己所属单位抱成一团，集团内外被明确区分开来，互不关联，各自为政。——译注
③笔者的兴趣在于网络结构的原理，这与有关集体性(cluster)及部分性(module)的网络解析中的“中间性(betweenness)”和“中心性(certrality)”概念不同。有关后者，可以参见アルバート=ラズロ·バラバシ[青木薫译]『新ネットワーク思考―世界のしくみを読み解く』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2年。ダンカン·ワッツ[栗原聡ほか译]『スモールワールド―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ダイナミックス』東京電機大学出版会、2006年。
④Yuzo Itagaki， Civilizations to be Networked： Feasibility and Effects of Re-vitalizing tawh搀 (Pluralistic Universalism)，『文明轉換世界化』大韓民國學術院、2007.
⑤板垣雄三「『対テロ戦争』とイスラム世界」岩波新書、2002年。板垣雄三「反テロ戦争と地球的平和」、公共哲学ネットワーク編「地球的平和の公共哲学―『反テロ』世界戦争に抗して」東京大学出版会[公共哲学叢書3]、2003年。板垣雄三「現在の中東を取り巻く国際情勢への視点」、中東調査会編『イラク問題と日本人』明石書店、2003年。板垣雄三『イスラーム誤認』岩波書店、2003年。板垣雄三「イラク戦争と二一世紀の世界秩序」、藤原修·岡本三夫編『いま平和とは何か』法律文化社[グローバル時代の平和学1]、2004年。板垣雄三「〈反テロ戦争〉のただなかで日露戦争を考えるということ」、安田浩·趙景達編『戦争の時代と社会―日露戦争と現代』青木書店、2005年。板垣雄三「反テロ戦争から脱け出すには」、『環』Vol. 24[アメリカをどう見るか]藤原書店、2006年1月。板垣雄三「反テロ戦争の未来」、『学際』No.9(構造計画研究所)、2006年11月。板垣雄三「『反テロ戦争』論の現在」、木村朗編『9·11事件の省察―偽りの反テロ戦争とつくられる戦争構造』凱風社、2007年。板垣雄三「世界の未来を透視する」、『現代思想』Vol. 37-3青土社、2009年3月。板垣雄三「〈愛国愛教促団結〉について―ムスリムと国家」、田中浩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デモクラシー現代世界―その思想と歴史②』未来社、2010年。
⑥离2011年最近的发言可参见板垣雄三·佐原徹哉[采访者]「中東で何が起きているのか―文明戦略的な未来打開の道が問われる時代」、『情況』2010年11月号。尤其是本书中48～49页的部分，指出“(埃及等地)目前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了……穆巴拉克体制已经基本宣告完结……思考超越现有体制的人们正在进行各种摸索”。
⑦朝日新聞2011年6月16日15面[オピニオン「原子力と民主主義」]。
⑧Maria Carrión， Sol Camp： Spain’s “Indignant” Give Lessons in True Democracy， www.commondreams.org/view/2011/06/03-1.
⑨这里举两个例子：F. Gregory Gause III， Why Middle East Studies Missed the Arab Spring，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1;エマニュエル·トッド[石崎晴己译]『アラブ革命はなぜ起きたか―デモグラフィーとデモクラシー』藤原書店、2011年。
⑩本文中所出现的“阿拉伯市民”这一表述中的“市民”概念与在下文中提出的“新市民革命”有关。——译注
11在日本学界，“市民革命”指的是以美国独立革命、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正如下文指出，本文在这里使用“市民革命”中“市民”一词指的是现代都市中的一般居民。因此，译者在这里沿用原文的“市民革命”一词。——译注
12日方学者正在积累对这方面调查的记录。照片、影像、声音等各种形式的记录都有不少，在这里仅列举部分文字资料：『現代思想』Vol. 39-4、青土社(4月臨時増刊号：アラブ革命)、2011年3月。に収載の、大稔哲也「エジプト『一·二五革命』の社会史点描―公共性とコミュニタス」/山本薫「メディア文化から見たエジプト“一月二五日革命”」/栗田禎子+岡真理訳「エジプト革命：資料編」『1月25日デモ時々刻々、政治文書など』/小田マサノリ「J25 ヴィデオ·ムーヴィー·ログ」/山本薫による詩(アブドッラフマーン·アブヌーディ「広場(ミーダーン)」/ムスタファ·イブラーヒーム「名もなき者」/ヒシャーム·ジャッフ「タハリール広場からの断面」)翻訳·解題、『神奈川大学評論』第69号、2011年7月。八木久美子「グローバル化とイスラム―エジプトの『俗人』説教師たち」世界思想社、2011年9月。
132011年9月19日，东京/明治公园召开的“告别核电”的集会舞台上进行的武藤类子(废炉行动福岛核电40年实行委员会)的演讲正符合这一理念，并赋予了“人的尊严”和“世界变革与自我变革”等概念恰如其分的日语表达：“别想愚弄我们。别夺走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在沉默中燃烧怒火的东北的鬼魂。……我想在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和谐地生活下去。……该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远离核电的新世界呢?……这是需要人们认真独立地思考，睁开双眼，自己判断并付诸行动的事情。每个人都能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中无论谁都有改变的勇气。让我们夺回这份遗失的自信吧……”
14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P.， 2000. p. 206. ‘to make the leap and conceive communism in concrete terms，’アントニオ·ネグリ+マイケル·ハート[水嶋一憲等译]《帝国―グローバル化の世界秩序とマルチチュードの可能性》以文社、2003年、270頁。
15注14中列举的《帝国》一书以外，还有论著进一步探讨了相关问题，参见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Penguin Books， 2005。
16同注14。
17同上。
18Paul Moses， The Saint and the Sultan： The Crusades， Islam and Francis of Assisi’s Mission of Peace， Doubleday， 2009.
19イブン·イスハーク著、イブン·ヒシャーム編註[後藤明ほか訳]『預言者ムハンマド伝2』岩波書店(イスラーム原典叢書)、2011年、30-35頁[メディナ憲章]。近年有关文本研究的成果还有Michael Lecker， The “Constitution of Medina”， Muhammad’s First Legal Document， The Darwin Press， 2004。
20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 1， 1986. 日文版为：マーティン·バナール[片岡幸彦監訳]『ブラック·アテナ―古代ギリシア文明のアフロ·アジア的ルーツⅠ古代ギリシアの捏造一七八五～一九八五』新評論、2007年。
21Nick Buxton， The Law of Mother Earth： Behind Bolivia’s Historic Bill， Yes! Magazine， Apr. 21， 2011.
22联系到本文脱稿后(2011年9月下旬以后)事态的最新进展，在此特指出两点：第一是共鸣共振现象的新进展。抗议社会贫富差距和战争的99%的示威活动爆发在英美等国并愈演愈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通俗理解。第二是批判男权主义的里程碑。目前深受核辐射危害的地区恰恰是日本明治时代推动起源于福岛县的自由民权运动走向高潮的群众起义事件的发生地。这一惊人的巧合似乎暗示着，高举“福岛女性拒绝核电”旗帜的反核电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母性原理的征兆将促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日本社会中“革命”传统的内涵(2011年11月12追记)。
(板垣雄三：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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