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的终结与民主的多元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9年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上发表声明指出，“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象征着普通人追求自由过程中取得的胜利。”①柏林墙倒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所隐喻的苏东剧变终结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同时也使东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争暂时偃旗息鼓。姑且不论苏东剧变原因究竟何在，它恰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并将其推向高潮。
苏东剧变使西方世界沉浸于自由民主胜利的狂欢，在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他在《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刊上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三年后在前文基础上出版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认为，在苏东剧变之后，人类历史进步的共产主义方向已经进入死胡同，剩下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且，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它就是“历史的终结”，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②这一文一书因其合乎时宜而成为当时引起最大轰动的著作，历史终结论也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论题。
历史终结论提出不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另一个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议的论题——“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主导世界格局并引发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认同，“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③尽管亨廷顿关注的是冷战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但在意识形态之争问题上，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显然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即冷战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所领导的两大集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结束，更意味着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在意识形态不再构成世界争端的根源角度来看，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比后者少了些盲目乐观，而更具忧患意识。
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仅是两位政治学巨擘的共同观点，而是影响到整个西方学界。在终结论者们看来，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走入低潮，西方自由民主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不会再有任何可以对自由民主构成威胁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民主成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并且是唯一方向，民主也成为世界各国宣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自产生两千余年以来，民主从来没有获得如此普遍的、强烈的承认。与民主在意识形态上的胜利相伴的是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如今，即使在传统上被认为与民主格格不入的伊斯兰文明也正在接纳民主，甚至正在践行民主。据亨廷顿观察，经过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在1990年已达58个，占全部国家总数的 45%。④而到2005年，被“自由之家”确认的选举民主国家数目达到122个。⑤
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倒旗帜，但是，资社之争暂告段落，意识形态就随之终结了吗?并且，现在大肆扩张的民主，正如这些学者或机构发布的资料所揭示的，是以有无竞争性选举为标准进行度量的，这种度量方法是恰当的吗?民主仅仅就意味着选举吗?
在政治学领域中，民主可以说是最令人难以确切把握的概念了。“民主”这一概念源于古希腊语“demos”，早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就已出现。但此后至今2500年来，人们对于何谓民主这一问题的认识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民主，在字面意思来看即由民做主，但“民”和“主”这两个字本身却所指不明，“民”包括那些人?“主”如何实现，限度在哪里?正如茅于轼先生所疑惑的：“什么是民主?我觉得中国把democracy翻成‘民主’，有很大的毛病。从字面上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谁是人民呢?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假定我承认你也是人民，那么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要当家作主，我也要当家作主。”⑥将各自歧义百出的“民”和“主”二字组合成民主一词，可以想见，民主的定义该当如何复杂。
无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理论研究中，都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存在着，民主概念的多元化，可显见于政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所概括出的诸多民主的类型或模式，如约瑟夫·熊彼特区分的古典民主和精英统治的选举式民主，罗伯特·达尔所概括的麦迪逊式民主、平民主义民主和多元民主，利普哈特区分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与共识民主模式，乔·萨托利所区分的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公民表决式民主以及竞争理论，以及查尔斯·蒂利区分的宪法的、实质的、程序的和过程取向的四种对民主的定义方式等等。此外，还有民主被实践于不同领域或场合而产生的各种类型的民主，如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工厂民主、社区民主，国际政治民主等等。
凡此种种民主，构成了庞大的民主概念体系，民主的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历来被民主研究者所感叹。各种民主概念之间不仅相互区别，甚至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并且这种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丝毫不亚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可能诸多民主概念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使用着民主这一词汇。
仅就两种最基本的民主类型——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来看，二者之间的对立远非直接和间接两个词汇的差别这么简单。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看似只是民主的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其实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区别直接关系到各自所理解的民主的起源、界定、评判标准、主导价值、运行环境以及公民身份、公民意识和人的生存状态等诸多问题，就如间接民主论者刘军宁所说，“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分支”，它们“常常被当作是近义词，事实上，它们之间更像是反义词”。⑦如果让直接民主论者评价二者的区别的话，想必它们也会被视为反义词，正如卢梭对英国盛行的代议制民主的嘲讽，“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⑧
二、意识形态概念：从贬义到中性
在传统的理解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贬义的词汇，这来自于现代社会中相互斗争着的两大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或意识形态却是为其统治而进行自我辩护的“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唯心主义的虚构。这种虚构就像照相机所成的倒影，它其实也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却是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⑨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也被视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曾付出巨大努力而使之广泛流传的术语，现在被用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⑩个中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后来反被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拿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上，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为法国学者特拉西首先提出意识形态概念时所理解的那种“理念的科学”，而是坚持贬义的定义。并且，在与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对立中，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将它与这种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卡尔·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和总体两种含义进行了区分：特殊含义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那些观点和陈述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而真正认识到其真实性并不符合论敌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与之相比，总体概念范围更广，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尤其关注“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和组成”。(11)从曼海姆的界定来看，其与马克思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将意识形态视为对客观实现情况的歪曲或包装。
但是，曼海姆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特殊含义，“正是马克思主义首先融合了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正是这一理论在思想上首先给予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的作用以应有的强调。”(12)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从过去到现在、再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完全封闭自洽的解释，许诺了一个远大的乌托邦理想，并为此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充当资产阶级的埋葬者，这样一种要实践于现实社会的理论体系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反极权主义者卡尔·波普尔对其中的逻辑链条阐述得很明确，这种历史观被他称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预言并积极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与乌托邦主义结盟;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二者都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而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为了完成这种全面的社会改造工程，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必须是全面的。(13)
具有古典共和主义倾向的汉娜·阿伦特对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她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同样强烈。然而，阿伦特批判共产主义并非基于某种偏见，而与她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密切相关，她认为，“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14)也就是说，在阿伦特看来，意识形态本身是导致极权主义的根源，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
由此看来，无论是基于何种立场或思维方式，传统上的意识形态都是一个贬义色彩极浓厚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往往都将其对立方贬斥为虚假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这种状况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近代以来的理性社会中，政治哲学对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以及人类社会及其未来的构造具有根本性影响，一切近现代革命也都是由各种理论学说催生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彻底性正是反映了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对立和斗争的残酷性，或者可以说，意识形态批判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政治哲学领域中的继续。
意识形态指引下的阶级斗争之惨烈性和严酷性，使得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严阵以待，不遗余力相互攻击，这使得意识形态的斗争已经远远超出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争辩，而是事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是关于人类未来的两条道路的殊死争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被普遍地认定为一个贬义词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这种贬义的意识形态作用下，政治权力竞争空前激烈，甚至突破了一个社会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根本难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正如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抱持警惕，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也不存在真正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朱学勤有一段颇为出名的调侃，“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15)
冷战之后，分工合作的现代生产方式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因素，使社会各阶级阶层以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殊死争夺的冷战式意识形态对立已经几乎不存在，发展经济、增殖财富的工具理性已经开始主导人类的思维路向和认知图式。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学者纷纷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早在1960年，西摩·利普赛特就开始表达这种乐观的态度：“近年以来，西方世界的民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代表不同价值观的各团体之间严重的思想矛盾已急剧地趣向衰减。……西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那些必须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作为政治行动动力的知识分子的国内政治生活的终结。……民主阶级斗争将会继续下去，但将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没有红旗的、没有五一游行的斗争。”(16)然而，正如 1968年那场轰动世界的“五月风暴”打破了利普赛特的乐观预测，诸如2011年9月发生的“占领华尔街”之类的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也该足以使福山等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噤声。
作为殊死阶级斗争之旗帜和对立方相互贬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目前看来已经随着冷战结束而衰落了，但更弱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却随着全球民主化的推进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而呈星火燎原之势。一方面，民权进步导致生活方式多样化，不同生活方式都形成其各自的意识形态观念或以某些意识形态观念作为支撑，比如流行于西方国家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的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并且，这些意识形态现今都已经形成并推动着各种社会运动，促使社会更加多元化的同时，也进民权本身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另一方面，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民主化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推进，但按照西式民主推进民主化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种种问题，甚至导致了种种灾难。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应该确立哪种民主政治，如何实现民主政治，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问题，不同学者、研究机构以及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也就是说，民主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甚至成为核心问题。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相互批评与反批评的意识形态都存在于“民主”这样一个大范畴下，民权进步离不开民主的扩展和深化，对民主的界定本身就是在谈论民主。可以说，民主正在成为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但与冷战时代相比，这些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是要作殊死斗争，而是一种理性的交流和争辩。殊死之争的背景已经不存在，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贬义化理解也就不再必要了。并且，如果继续坚持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无疑是在激化社会冲突，并使不同生活方式的和谐共存变得遥不可及。
因此，我们需要修正那种以极端主义破坏性后果和贬义色彩为主要特征的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概念，摆脱对意识形态界定的“意识形态”偏见。利昂·P·马拉达特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用以辨识意识形态的五个元素或标准：(1)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术语;(2)意识形态包含了对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憧憬;(3)意识形态是行动导向的;(4)意识形态是群众取向的;(5)意识形态以简单术语陈述，语气通常是鼓动性的。(17)相较于其他的过于狭隘、过于宽松或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界定来说，马拉达特的界定更显其中立性，更适应以多元共存为特征的现代世界。
三、民主话语权的争夺
如今民主大行其道并取得全球性共识，无论实行何种面貌的民主，其合法性都来源于人民的同意;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人民”，人民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实体，不管它们之间有何差异，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热衷于令其国民共同为实现国家的目标而努力;而意识形态便是现代政府用来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之一。”(18)就最弱意义上的民主而讲，现代国家政权都需要获得人民的认可，即使这种认可是一种消极默认，因为它赋予政权以合法性。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可被视为最弱意义上的民主，与之相对的最强意义上的民主则是古雅典民主式的直接民主，在此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为对民主的多元化塑造提供了很大空间。
民主概念的多元化局面伴随着民主的扩展而逐渐形成，其同时也是价值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多元化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个人生活层面来看，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就会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但人不是生活于一座孤岛，个人对其生活方式的追求从来都要受制于社会环境，而这又取决于主导的社会政治价值。在改革开放前那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个人选择受到诸多制度和观念的限制，集体生产、劳动和生活是人们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人人蜷缩于私人领域的自由至上的西方世界，那种激情澎湃的共产式的生活方式却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相对于个人在其生活中所追求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仅凭借个人的选择和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个人价值来说，民主是一种社会政治价值，即规定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政治制度以及维持社会的存续和发展的价值。作为社会政治价值，民主是架构社会政治制度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理念和原则。纷繁复杂的民主概念或模式的存在，无疑为人们生存的外在制度环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诸种民主理论的实践也势必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其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基于人们对其生活方式及其制度环境的关注，人们必然地会关注民主化的模式和道路，并可能会形成自己的民主主张。
西方自由民主在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终结了一段意识形态冲突，但之后它却发现，自己又被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中。虽然“民主”取得了胜利，但民主却绝非只有一种概念、一种模式，自由民主仅仅是多元化民主概念其中之一种。苏联共产主义倒下去，却有更多的以民主为名的意识形态站起来与自由民主争夺民主话语权。在民主话语权争夺中，有两类是我们需要区分开来的：其一，西方社会中各种民主理论派别相互之间的差异和批评;其二，现行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对民主的不同界定和理解。
约瑟夫·熊彼特在70年前对民主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新解释，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方法，即“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9)熊彼特以政治领袖的选举来界定民主，故其民主观即选举民主。若以选举民主来观照，民主确实在普世化或全球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正如上文所揭示的，这种成就为人所津津乐道。但是，民主的版图扩张和理论进展却并未带来马克·普拉特纳所说的“民主统治下的和平”，不仅民主化国家中社会冲突不断，世界也变得比两极格局下更不稳定，更关键的是，熊彼特对民主的化约式定义能够被视为民主吗?选举能够被作为判定民主与否的标准吗?
选举民主的缺陷是个复杂问题，本文在此无意涉及，但熊彼特提出并在其后广为传播的选举民主遭到诸多民主理论的批评，其批评者既包括近代以来就存在的古典自由民主，也包括参与式民主、激进民主、强势民主以及协商民主这些新兴民主理论。正是基于对选举民主及其普世化的不满，西方学界才发展出这些新民主理论以勘误。总而言之，民主理论内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分歧和冲突。现今，人们对何谓民主争论不休，除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之外，几无共识，以至于人们要首先阐明自己的民主定义或民主观才能进行接下来的讨论或争辩。
尽管西方诸多民主理论或主张之间正在进行着相互批评和反批评，但是，无论它们闹得多凶，甚至看起来势同水火，但落到实处的话，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既有的宪政民主框架内进行变革和调整，而几乎没有哪一派会要求将西方既有的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构架推倒重建。
相较于此，现行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界定或理解之间的冲突则显得激烈许多，复杂许多，讨论、商量和妥协的余地也更小。在这种民主话语权争夺战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如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民主的不同界定、理解和争辩，即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冷战时期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争的另一个版本。不过，相对来说，这个版本却和缓了很多，也简化了很多，它不再像以往那样要做殊死之争，也不再是那种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全面竞争，甚至它们之间也已相互借鉴学习。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却是当今民主话语权争夺最激烈的战场，至今，西方主流理论家和思想家都基本没有将社会主义民主视为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而社会主义民主学者则总是宣称资本主义民主是虚假的金钱政治。
德拉·沃尔佩将这两种不同的民主称为现代民主的“两种化身”或“两个灵魂”，认为，“现代民主的这种双重化身之间以及对自由的两种不同要求之间的对立，用政治的术语来说，最终意味着自由主义或没有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自由与社会主义或伴有社会公正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充分发展了的平等主义自由之间的对立。”(20)依沃尔佩所见，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承自洛克传统，追求的只是市民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而非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追求社会平等，这才是承自卢梭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经过这样的阐述，沃尔佩就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争纳入了可供争论的同一话语体系下，而不像冷战时代东西方在卡尔·曼海姆所提出的那种总体含义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进行相互诋毁。同时，资社两种民主之争也就直接关涉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无疑是当代民主政治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当然，德拉一沃尔佩也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他的这种论述颇有将问题简化之嫌，“两种化身”或“两个灵魂”可能仍然不足以表述两种民主之争的激烈程度。毕竟，在现实政治视野下，资社两种主义的民主话语权之争不仅涉及激烈的社会政治价值优先性，更涉及各相关国家的政权形态，甚至会影响世界格局。因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争，比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民主话语权争夺更加复杂。
在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外，西方自由民主与其他某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于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争的关系。这一问题其实也早已存在，正如亨利·梅奥在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著作中所说的，现在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基督教国家、印度教国家，还有穆斯林以及犹太人，以至于“定义民主已经成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21)
以上二者皆为现行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话语权之争，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冷战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向使全球资社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在民主话语权之争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仍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但是，现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也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成绩。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自主选择的民主化道路，要敢于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而断然不能将民主话语权拱手相让。
与此相比，非社会主义民主的诸多自称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相较于西方大国来说，无论经济实力、国土人口，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显得那么渺小，他们不得不忍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指责、干涉、封锁、围困，甚至以武相向，而几无招架之力。这使得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端主要表现为西方自由民主批评、讽刺甚至打击这些自称的民主。所以情势演变的结局往往是，这些国家的既有意识形态及制度体系最终可能会败下阵来，从而接受西式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的植入。这种情势的发展，与选举式民主在全球的普及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互成因果的，终使得这个世界的面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西方化，越来越同一化。但是，选举式民主作为一种极度化约的民主存在诸多缺陷，且其本身源于西方文化传统，这样一来，以选举式民主为导向的民主化往往就会导致民主化国家出现各种问题或隐患。
民主产生于西方，兴盛于西方，但现今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普世价值，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追求。多样性是世界的本色，多元化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各国人民有选择适合本国发展逻辑的民主化道路的权利，而不是一味地盲从。现今西方盛行的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以选举界定的民主，它只是践行民主的一种模式，而非民主本质所在。至少，它远非2500年前刚刚产生却为后世所瞩目的那种最初意义上的民主，甚至，它可以被理解为对古雅典民主的反叛。以西式民主为模板推进民主化要么陷于困境，要么不适应，民主如今不应继续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我们应敢于同西式民主抢夺民主话语权，在尊重本国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民主化。
注释：
①潘基文：《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普通人追求自由取得的胜利》，联合国网，2009年11月9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2514。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3页、第50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
⑤自由之家：《全世界选举制民主国家增至122国》，星岛环球网，2005年12月20日，http：//www.stnn.cc/global/world/t20051220_99821.html.
⑥茅于轼：《我所认识的经济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⑦刘军宁：《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49页。
⑧[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0-12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⑩[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11)(12)[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6-57、75页。
(13)[英]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14)[美]汉娜·鄂兰：《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47页。
(15)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16)[美]西摩·利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33-337页。
(17)(18)[美]利昂·P·马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3页。
(1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20)[意]加尔维诺·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2页。
(21)Henry B. Mayo. An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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