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专门给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一.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一）认识和抓住新中国初期的主要矛盾，并给予正确解决

　　在建立新中国之初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力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正确解决，促进矛盾向有利于我党领导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面转化。

　　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毛泽东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1947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是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同时，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周密部署。新中国犹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很快就要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亲自领导和指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又在考虑新中国建国之初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1948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如果我们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文件的前两章是毛泽东亲自执笔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0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长时期内占据优势的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代替”。(《毛泽东文集》第5卷，P57)

　　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这种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作了进一步的论证;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工作部署。在作会议结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新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其他矛盾，如民族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等等。

　　而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之后，在九月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同时，毛泽东深谋远虑，对于新中国建国之初的这个矛盾主要方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部署。

　　政治上。毛泽东在阐述政权建设时特别指出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所谓国体，是指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里，毛泽东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即就其主体部分来说与工农民主专政是一致的，但它比后者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因为“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人民民主专政在根本上是与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相区别的。“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之后，1949年2月初，在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谈话中，毛泽东就新中国政权的性质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可是，最近这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各级政府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又重新沦为“奴隶”、“仆人”，又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不知和蒋介石政权还有什么不同?!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毛泽东提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这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那时的议会，不过是封建军阀的工具而已。“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经济上。九月会议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形态。至于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究竟有哪几种，怎样对这些经济成分进行分析，毛泽东认为，那“还要考虑”。

　　当东北局报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的文件，经过刘少奇审改，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特别提到刘少奇在“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中指明是指“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我们整个的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毛泽东书信选集》P306)（点评：就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建国前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了分歧。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泽东则认为，必须要对资本家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笔者）

　　之后，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曾讲到，关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他说，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他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可能会快些。

　　军事上。1947年继毛泽东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1948年9月会议，进一步作了部署，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继之，毛泽东和党中央亲自领导和部署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使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以和平解放北平为标志取得完全胜利。之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同米高扬会谈中，关于解放全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去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外交上。国际关系和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大城市陆续回到人民手中，制定明确的外交工作方针已经提上了现实的议事日程。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指示》说：“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关于外交关系，《指示》提出了“另起炉灶”的方针，即是说：“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来，其所属武官同。”指示还谈到了外资关系及外贸关系。《指示》强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人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这个指示，突出地显示了毛泽东党中央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坚定的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原则性和灵活性，阐明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两周以后，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会谈中，进一步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子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工作中的又一项重要方针，即“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样，毛泽东就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已经清晰地绘制出新中国的蓝图，这也为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抓好主要矛盾，

　　为新中国建立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3月5日-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组织和迎接全国胜利，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研究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途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毛泽东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在唯物辩证法统帅下，高屋建瓴，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用主要矛盾和矛盾转化的原理指导革命实践，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主要内容是：

　　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

　　首先，军事方针。经过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特别是经过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今后解决剩下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乎天津（战争解决）、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等待整编）三种方式。毛泽东强调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按照北平或绥远那样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我们必须注意和学会这种斗争方式。要注意，这仍然是一种斗争方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促进矛盾的转化，不是不用斗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鉴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干部去接管广大的新区，建立新的政权，毛泽东还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必须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必须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工作队的作用。

　　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向城市

　　1927年以后，党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毛泽东指出，采取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今后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为此，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环境中进行各种新的形式的斗争。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仅顾城市丢掉乡村。

　　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只有将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为此，他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党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3.强调了要正确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并且正确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他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自从1948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提出新中国建国之后的主要矛盾问题，经过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思考和认识，到这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问题。这说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中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深谋远虑。而且，要着重抓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入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还着重地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偏向。他指出，在旧中国的经济中，大约现代化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的现代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基本形态，仍将是大量的分散的个体的。对于这种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经过合作社经济，引导它们向着合作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容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同时，又对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而这是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他并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了展望。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状况，由此所决定的阶级斗争的情况。这就给人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这就使各级党的干部干起工作来，头脑清醒，痛快淋漓，勇往直前。

　　4.而要抓好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转化，必须首先抓好党的建设问题。这是关键，是要害。所以，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强调：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对于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以后面临的新情况，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但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强调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5.不仅要抓好党的作风建设，还要搞好党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建设。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专门讲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及其矛盾转化原理指导党委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光辉范例。

　　这主要是：

　　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委书记即“班长”(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党委委员(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要“互通情报”。要不耻下问。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就是要正确处理领导和下层、领导和群众之间矛盾的辩证关系。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仍然是要抓好中心工作(即主要矛盾)，并要兼顾好其他(次要矛盾)方面的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要做到胸中有“数”。要出“安民告示”。要“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要力戒骄傲。要划清两种界限。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还要划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主要的和次要的。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所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至今仍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注意遵循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如今党委领导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不讲甚至根本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他们只知道个人主观武断、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一丝一毫的辩证法。

　　这样，经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的报告，就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等方面的充分准备。

　　（三）根据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好民主革命遗留问题，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形势，纷繁的工作头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何种方针，应当如何确定工作重点，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策略?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方面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更是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搞好矛盾的转化工作。时时刻刻把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如前面所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建国后的主要矛盾，国内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那末，是不是新中国刚建立，主要矛盾马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机械地教条地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而是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出发，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促进矛盾的转化。

　　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唯物而又辩证地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从古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是，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我们党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些老解放区的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还有新解放的三亿一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今年秋季就要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我党在领导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这个重大任务，所面对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极为激烈的伟大斗争。

　　而解决这些敌人，就是当时我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敌对方面。这也是当时工作的重点。毛泽东正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为我党规定了“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面对这些敌人和困难，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这主要是：

　　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鉴于当时中国存在的客观情况，最后进一步强调了党的总的战略策略方针。他说：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要四面出击》)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强调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并且指出，为此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主要是：

　　1.开展土地改革，消灭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

　　这样一些伟大革命任务的完成，对于消灭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对于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深刻地变革地主阶级的反动经济基础，这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创造一个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指挥和部署，各野战军分别向我国的西北，中南，华南，东南，西南进军，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及少数海岛外的全部领土。使新中国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

　　以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从1950年开始，分期分批进行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比较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政策上，更合情合理，更得人心，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拥护，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一，1947年土地法，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反封建，但也往往会损害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现时的规定，土地不打乱平分，而是中间不动、两头平分，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分给地主一份。这种政策和做法既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满足了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有利于团结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允许他们保留高于当地平均数的土地量;下中农则可以分进一部分土地)，也可以避免由于土地关系的不必要的变动可能引起的减产等损失。其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富农在政治上倾向地主，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革命战争，由于革命战争要求农民承担出兵员、出公粮、出义务劳动等任务，为了更多的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提高他们支前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全国解放后，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富农在政治上有了中立的可能，而农民的负担也没有战争年代那么重了，他们的某些需要可以采取由国家发放贷款等办法加以解决，因此采取中立富农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而只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出租的土地。土改以后，富农一般占有相当于平均数两倍的土地。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地主，安定中农的情绪。再有，现时的土改政策规定分给地主一份土地。这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所搞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根本对立的。现在这种政策，更有利于把地主分子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得共产党进一步得到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农民的热烈拥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使得农村生产力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推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2.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与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着重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五种反革命分子。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规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使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达到了如期的目的。

　　为了保证镇反运动的胜利进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第一，对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毛泽东指出，那些南霸天、北霸天，“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要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第二，要实行群众路线，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使公安、司法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因为只要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检举、揭发、追捕反革命，反革命就无处藏身；群众起来了，不但使坏人逃不掉，也可防止好人受冤枉。第三，对反革命要打得狠、打得准、打得稳。所谓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毛泽东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打得准，就是不要错杀。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以此作为量刑的根据。在运动中，强调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捕人、判刑都有严格的控制，并经过精密的审查。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在群众运动高潮起来以后，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斗争中，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就是对于犯了死罪但其罪行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者，还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建设”。这样，党政军经团各界中清出的反革命，十之八九的死罪分子就可以保全下来不杀了。他强调：“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诸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残余反革命势力，使得基层政权进一步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手里，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安定了社会秩序。

　　与土改和镇反运动相结合，毛泽东和党中央还领导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比如：在工矿交通企业中，反对封建把头制度;在社会上，严格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经过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就迅速荡涤了这些在旧社会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赞许和刮目相看。这些污泥浊水，在毛泽东时代禁绝了三十年。可是，“新时代”也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这些丑恶现象迅即死灰复燃，把整个中华大地搞得乌烟瘴气，丑恶、腐朽、糜烂，不堪入目。

　　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胜利完成，使得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尔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

　　3.进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仍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严重任务。为此，对外，毛泽东党中央按照七届二中和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和总方针，必须正确解决如何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和应当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何种关系这两个重要问题。

　　194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历史状况、现实情况，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所谓“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就是说：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讲到，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问题，不要急于去解决。当时的考虑是：一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在中国就一天不给它们以合法的地位;二是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新中国应该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后再同帝国主义建交，这对于防止帝国主义钻进来捣乱有好处。二中全会据此作出过相应的决议。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和《共同纲领》的相关规定，新中国坚决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外国在华的驻兵权，并收回了外国兵营的地产权及征用了兵营和其他建筑，中国海关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起来，外国在华的内河航行权和自由经营权也被废除了。中国已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只有香港、澳门作为我国对外发展关系的窗口，从这个大战略策略方针出发，毛泽东党中央决定把这两个地方暂时留在英国和葡萄牙手中。

　　关于“一边倒”。按照毛泽东的解释，这就是，中国人民为了“达到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国际上正在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即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范畴)坚持敌视人民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还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样。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决定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事实上，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有关于军事合作的条款。这个条约对于巩固中苏两国的国家安全，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

　　不过，苏联推行大国霸权主义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新中国是存有疑虑的，他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按他的理解，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非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说过，“一九四九、一九五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毛泽东文集》第7卷，P42)我抗美援朝以后，他才打消了这种疑虑。有一个时期中苏关系发展得比较顺利，苏联对中国的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援。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一再告诫，中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还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对外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美国是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的主要支持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助蒋内战的政策；同时，也曾主张“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尤其希望在两利的原则下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当代中国外交》P30)

　　全国解放前夕，为了探讨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考虑到司徒雷登有意访问北平这一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曾经通过黄华向他表示他可以私人身份来北平，中共领导人可以在北平接待他。由于美国政府坚决敌视人民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民关于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没能实现。美国政府在1949年公布的白皮书中，公开对他们在中国的失败表示不甘心。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胜利说成是中国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说什么“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现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而他们将“鼓励”“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当年，毛泽东曾经对这个白皮书批得体无完肤。然而，不想毛泽东逝世之后的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美国当权者艾奇逊、杜勒斯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竟在胡耀邦赵紫阳及其后的徒子徒孙走资派们之手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这真是开了历史一个大玩笑!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要不要参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临着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毛泽东从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的战略全局出发，从解决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党中央开会讨论是否参战的问题时坚定地指出，“我们采取积极的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当然，决定参战，就必须准备迎接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指出，我们要作好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同时要相信，“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同朝鲜人民一起,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前线司令部直接指挥和部署下，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最终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上述决策的英明。这个胜利，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了必要的教训，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场战争是解放战争在特殊条件下的延续。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不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独立是不巩固的，中国人民要在和平环境中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胜利，同时也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条了不起的经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01-106)对于这个问题，他后来还曾说过，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扬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P43)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国就不可能光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新中国的建立，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政权，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经济基础，作为政治的主体的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和发展。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特别重要的中心工作来抓。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复地强调，“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软弱无力，无法实现。”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能否领导人民做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能否开展的极大的问题。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党和政府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正确的政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以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地主经济、官僚资本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关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党中央曾经设想，独立的新中国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接受外国投资。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对外资企业应分别先后缓急给予正当解决的决定，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不同的情况，进行个别处理和分别对待”的方针。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只没收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财产，一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均不没收，只是废除它们依靠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一般外资企业只要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可以继续经营。全国解放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有一千多家，主要属于英美垄断集团。由于美国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遂对这些外资企业进行了监督、管理。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赴中国港口。中国政府至此乃宣布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在华财产。其他外国在华企业，由于不再享有原先的特权，特别由于美国实行封锁禁运，大部分陷入瘫痪状态。它们中间，有些企业申请歇业，有些企业自行放弃经营，有些企业自动要求转让给中国政府以便抵偿他们在中国的债务，有些企业则由中国政府作价收购。这些被征用、收购的企业，随后即成了中国国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地主阶级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的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它是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的。如前所述。

　　关于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主义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由一般垄断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工商业，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的发展在根本上并不等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垄断的国家政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管的日、德、意在中国的企业，以及他们靠反革命武装所经营二十多年形成的、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集中于大城市。随着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已经开始没收了一部分官僚资本;到1949年底，中国大陆的官僚资本企业已经基本上被人民政府接管。

　　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没收的敌伪财产(日德意企业、伪满和汪伪政权的公营经济)或被征用、收购的若干其他外资企业转化而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原来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由于官僚资本是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占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这就使得在主要由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一下子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人民政府在接管城市时，对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是区别对待的。具体地说，对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原则上是打乱、解散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打碎反革命的国家机器;而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则原则上不是打乱、解散，而是先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而后逐步进行改造。中共中央指出：“现时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为我国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P314-315)这种分析既是科学的，也是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得人心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政府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收进行得比较顺利，生产很快得到恢复;随后，经过民主改革、生产改革，这些企业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分析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存在五种经济成分，是符合实际的。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的基本经济纲领就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此，就要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二中全会认为，利用、限制和改造(当时还没有直接用改造这个词)是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首先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中表现出来。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不胜其苦。新中国成立前后，物价仍在剧烈上涨。从客观情况来看：当时解放军正在向全国胜利进军，军费开支浩大，1949年军费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为了稳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人民政府对国民党留下的大批军政人员原则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连同原先解放区的脱产工作人员在内，人民政府需要保障900万人的生活。这些浩大的军费和公教人员的生活费支出，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是难以避免的。但当时物价之所以剧烈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投机资本利用上述情况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稳定金融物价的斗争，主要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家的较量。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不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新生的人民政权就可能站不住脚。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了以打击银元投机和打击粮食、棉纱棉布投机为目标的两次经济战线上的“战役”，第一次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第二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把投机资本的冒险活动有效地压制了下去。到1950年3月，全国市场物价终于完全稳住了。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斗争，是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工作结合进行的。过去，由于敌人的分割，各解放区是分散经营、各有币值、各管收支、各自供给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全国统一以后的形势的需要。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的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在管理上应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收支状况虽然紧张，机动力量有限，但是，如果能够集中起来有重点地使用，还是可以办成一些事情的。也就是那时常讲的一句话：做经济工作不能撒胡椒面，而要必要的物力财力首先解决重大问题。为此，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个决定，奠定了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雏形。这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使然，并不是照搬某个外国模式。

　　1950年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基本停止，物价更趋稳定并略有回落。这就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曾说过，这个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旧中国吃够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苦头的中国人民，为此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了无限感激和钦佩之情。这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工作方面也是完全有办法的。他们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途由此更加充满了信心。通过这场斗争，社会主义经济也真正掌握了市场上的主动权。正是这场斗争的初战胜利，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才开始树立起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去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使之各得其所。

　　不过，统一财经、稳定物价，还只是使中国的财经状况得到初步的好转，而不是根本的好转。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指出，为了实现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前面已经讲述了土地改革问题，这里简要地说一下调整工商业的问题。

　　市场物价稳定以后，1950年3、4月间经济生活中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等现象。私营工商业之所以发生困难，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随着物价稳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上原先那种虚假的繁荣现象不再存在了，这就使得一部分商品一时销不出去;由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私营工商业原先经营的面向国外市场和面向达官贵人等的产品，这时也找不到销路了。而商品滞销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时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购买力太低，这个问题在虚假购买力消失之后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从工作上讲，人民政府为了平抑物价而采取的紧缩银根的政策，虽是必要的，但也对于正常的工商业的经营活动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毛泽东指出，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所以，“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毛泽东文集》第6 卷，P49)

　　调整工商业的内容，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公私关系，其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其主要措施有：投放货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开展城乡交流;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合理确定工缴费;在商业方面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并调整价格以便使零售商有利可图;等等。这些措施迅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原先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了;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通过调整工商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困难也得到了克服;而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步缩小直到基本停止，以及由于对干部实行低薪制、供给制等等，国家所需的经费也相应地有了节减。这样，国家的财经状况就得到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20%。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178.6%，比1936年增长126%;农业(包括副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36年增长185%。人民生活也有了切实改善。

　　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

　　5.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初开始的“五反”运动，是继争夺市场领导权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严重的较量，这个斗争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说：“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98)这个斗争，也是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为了首先抓好共产党自身建设，“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能够合格，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的腐蚀、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任，所采取的重大政治运动。

　　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市场购买力逐步提高，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克服了一度遇到的困难，而且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反限制活动也加紧起来。许多不法资本家通过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即采取“五毒”行为，向工人阶级实行猖狂的进攻。这种进攻，具有严重的性质。据京津沪等9个城市的材料，45万私营工商业户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者达34万余户，占76%。一些不法资本家的活动是有组织的。有的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权甚至被他们所篡夺。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滋长了贪污腐化行为，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成了贪污腐化分子

　　毛泽东对于全国胜利以后党内可能发生腐化现象的问题具有高度的警觉性。前面已经讲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过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的告诫。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说是“进京赶考”，并且特别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当他发现党内确实有人被糖衣炮弹打中这样的情况以后，毛泽东坚决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停止许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公开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对有问题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0-191)

　　在“三反”运动中，首先由领导干部检查官僚主义、右倾思想和某些浪费现象;接着号召坦白和检举，并且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打虎队”，围攻大贪污分子;最后进行核实问题、定案、处理。在整个斗争过程中，贯穿着批判资产阶级丑恶思想的教育。

　　当时担任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负责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领导的机构)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他深有感触地讲到，“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他讲到，当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均担任过天津地委书记)时，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曾要他把自己的意见转报毛主席，即考虑到他们过去有过功劳，是否可以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147\152)

　　“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这场斗争“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贪污腐化行为是隐蔽的而不是公开的，不发动群众，不可能把这种行为揭发出来。不过群众运动的高潮起来以后，往往会发生过火行动，造成扩大化的错误。当“三反”斗争出现扩大化的苗头时，毛泽东即强调指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毛泽东文集》第6卷，P204)由于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三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反”斗争中揭发出来的问题表明，“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往往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因此，1952年初，在“三反”斗争进入高潮的同时，与“三反”斗争相配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中城市中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毛泽东强调，必须“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他要求各级党委严密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毛泽东文集》第6卷，P192)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展开斗争。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发动广大工人、店员群众对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同时要求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政务院批准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文件把工商户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在一般情况下，守法户占10%-15%，对他们当然不存在退罚的问题;基本守法户占50%-60%，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的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而不处罚他们。这样就安定了95%的资本家，使仅占工商户总数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完全的孤立，就是在资本家中间也陷于孤立，从而有利于争取和改造大批资本家，彻底粉碎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对运动的反抗。

　　到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工人阶级赢得胜利而宣告结束。

　　6.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整党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5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全国胜利后的新情况、新问题，曾经发出《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以便通过整风，使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我们党搞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所在。这次整风，是在当年夏秋冬三季进行的。1951年3、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通过整党，解决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许多思想上、组织上不纯的现象。会议之后，首先在全党普遍进行了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并且经过典型试验，各地各部门都适时地开展了整党工作。1952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据此，党的各级组织均结合三反斗争，对党员进行了坚持共产党员标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妥善处理丧失党员条件或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并且把三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批优秀的非党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三反”、“五反”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党运动。经过斗争，我们对“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并在运动中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糖衣炮弹曾经打倒了某些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人们，却不能打倒久经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中国共产党。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也比过去健康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清除身上的痈疽，这充分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避免李自成的血的教训，经得住胜利的考验的，是可以脱出历史上剥削阶级由胜而衰的周期率的。毛主席共产党更加得到人民的热爱、信任和拥护。

　　有的老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民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干才，现在认为是可耻了”。(薄一波：《为巩固“三反”、“五反”的伟大胜利而斗争》)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和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工人监督在许多企业中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能力，不能不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威力压倒了。五反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可能再照旧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已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五反运动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步骤。

　　7.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中，其中一项就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同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两种偏向，“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P19)

　　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及各项社会变革的迅速发展，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也不断得到改造和扫除，无产阶级的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在广大人民中间逐渐被接受。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改造，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提上了日程。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几乎是文盲，基础教育极为薄弱。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私塾教育，贫苦农民大多无钱入学。旧式教育对于传播民族文化有一定作用，但是它渗透着大量封建的内容和毒素;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科学技术进步培养人才，但因为教育主办权多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所控制，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远远不能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极需要革故鼎新，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对旧有学校教育事业的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掌握在剥削阶级和少数人手中，转变为由党和各级政府掌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二是使教育事业从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转变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服务。党和各级政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强调对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不能采取像摧毁反动政权机构那样的做法，而应采取先妥善接收，再逐步改革的谨慎政策。对原国民党政府办的各类公立学校，一律实行接管，各学校的教职员除极为反动的个别分子听候处理之外，按照原职原薪继续工作。对私立学校，一律维持原状，学校工作照常进行。这样，既充分发挥了旧有学校教育事业能为新中国和人民服务，又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稳定，能够逐步适应新中国的需要。这个政策受到社会各界和学校教职员的拥护和支持。在接收学校后，首先废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废止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公民”、“童子军”、“军事训练”等带有反动性的课程;建立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设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新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入学校。原有教育事业回到人民手中，为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创造了基础条件。

　　改造和接办教会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许多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分布在全国各地。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这些教会学校在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的原则下，继续接受外国津贴。但是，某些外国教会却藐视这个原则，无理干涉学校行政，阻挠学校改革，或以断绝经费来源相要挟，或利用教会学校暗中进行反动宣传和敌对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开始接办教会学校的工作。1950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教育部明令将违反中国法令的罗马教廷主办的辅仁大学正式接收自办。同年12月底，针对美国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的挑衅行为，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教育部随之贯彻执行，继辅仁大学之后，全国各地对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514所中等学校、1133所初等学校实行接办，分别情况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或有中国人民自办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

　　为培养工业建设人才，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195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一是对许多大学的文、理、法学院或系实行合并，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二是将各大学的工学院和工科各系实行合并，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工学院，基本形成机械、机电、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同时，进行师范、农林、医药等院校的调整。经过调整，大多数省份拥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到1953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81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3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其余为财经、政法、少数民族等院校。全国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比较齐全的高等学校体系。1952年，政务院决定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原有79所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首先从文学艺术方面着手。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给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党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给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一届文代会使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分离的两支革命的文艺队伍汇合在一起。五四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了“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与会的文艺工代表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形成共识，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定为今后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大会还成立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类文艺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重点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文化事业。我国有着丰富的戏曲遗产，几十万戏曲艺人影响着几千万观众和听众。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团结和改造这支重要的文艺队伍。强调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喜爱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把他们看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动员他们积极地参加对旧文艺的改革。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成为繁荣戏曲事业的方针。党和政府还提出了戏曲改革的任务和要求。

　　国家还对新闻出版事业，科学技术建设事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等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进行了改革和建设，使它们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前，知识分子的数量很少。党和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一步强调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必须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充分利用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从旧社会过来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进城之后，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工作，以用其长;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社会政治地位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共同建设新中国。党还积极争取留居国外的学者和留学生回国，帮助他们实现为国效力的夙愿。1950年前后，李四光、华罗庚、叶笃正、程开甲、赵忠尧、王淦昌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毅然决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裕条件，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其中最突出的是钱学森同志。当他听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激动的热泪盈眶。他立即申请返回祖国。但遭到美帝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种种阻挠和迫害，并以丰厚优惠的条件做诱饵。不管是硬的迫害，还是软的诱惑，对钱学森来说，都是徒劳的。他矢志不渝，要回到他深深热爱的祖国，要为祖国效力、争光。终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心和周到精密地安排下，钱学森终于冲破了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他竭尽全力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当他被授予国家的最高荣誉奖时，他曾满怀激情地谈到他一生的三次激动：突破重重封锁，学成回到祖国;和焦裕禄及孟泰等人同列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他的晚年，他临走之前，仍然念念不忘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他曾严重地指出，中国若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取消了公有制经济，中国就完蛋了!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的壮志豪情和伟大的胸襟啊!他真是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好榜样!

　　到1952年底，已有2000多名回国的留学生和专家学者。试想，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数以多少万计的知识分子，不论公派还是私去，千方百计出国留学或作访问学者，但学成后，即千方百计不回来。有人曾戏谑，“这几十年来清华、北大大约百分之六、七十的优秀人才都是给美国、西欧等外国培养的”。这大概不会是危言耸听!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来看，由于刚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不久，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大影响。许多人对新的社会事物不了解、不熟悉，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产党，了解新社会，以适应形势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按照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各地纷纷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等各种短期训练班，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政策、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社会实践和理论课程。新解放区的大批青年学生，以及许多受旧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学习和教育，了解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等基本道理，开始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逐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打下初步基础。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致信周恩来，热情邀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任北大政治学习运动的教师，以期提高教职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要求学习的行动，决定把学习运动扩大到北京、天津所有的高校。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向参加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的三千余名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现身说法，入情入理，亲切诚恳，使教师深受教育和启发。使他们深感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后，京津两市20所高等学校开展了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实际，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决分清革命与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问题。由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在整个教育系统推广开来。毛泽东赞扬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国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结合全国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形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至此，由教育界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我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心和领导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学习运动。主要通过学习有关文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举办各种报告会，组织参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展览会，或参观工厂、农村，帮助各界知识分子提高政治觉悟，站稳革命立场，解决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划清敌我界限的问题，树立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根据启发自觉的原则，由知识分子结合个人经历，在一定范围的会议上检讨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及不良作风，听取并接受群众的评议，由所在单位的学习委员会提出帮助他们改进的意见。对于个人政治历史上确有问题或污点的知识分子，在组织清理阶段要求他们忠诚老实地写出材料，由组织上作出适当结论，以便他们放下历史包袱，获得谅解，轻装前进。经过上述步骤，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于1952年秋基本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着重大的政治历史意义。它符合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希望重新学习、转变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的。实践的结果也说明，通过这种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活动，有利于促进广大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结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巩固政权的实际斗争，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绩。通过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重要步骤，在党和毛主席团结、教育、改造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经受了思想改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跟上新时代的要求，为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奠定了思想基础。

　　8.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抓好政治领域里的革命运动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重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对电影《武训传》开展讨论。1950年底至1951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1951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

　　《武训传》所反映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乞讨，筹钱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只能是幻想。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5月20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鲜明地批评了电影《武训传》，击中了它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而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P46、47)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关心下进行的第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它象一面镜子，使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猛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无论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还是思想战线上，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尖锐激烈地存在着。若对这种形势不认识，或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任其自由泛滥，势必有一天，无产阶级的政权就会得而复失。所以，无产阶级要提高警惕，要经常不断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审视1951年5月开始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它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迅速涤荡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提高了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以后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打下了基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争作贡献的积极性。

　　有论者认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这种看法未免带有片面性。围绕对《武训传》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和编导。有赞扬的自由，当然也应当有批评的自由。这谈不上简单、粗暴。至于毛泽东同志写的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尖锐地指出了《武训传》的要害，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和这场讨论的影响及意义。凡是稍有一点新闻知识的人，都懂得报纸的党性原则，更不待说是党的机关报。在社论中鲜明地表明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无可厚非!这也谈不上简单、粗暴。在《武训传》讨论和对资产阶级唯心论错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对涉及到的人物，如影片的编导孙瑜，主要演员赵丹，以及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上确实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也联系思想实际作过自我批评。但对他们的处理是恰当的，并没有作任何的政治结论，也没有给任何组织处理，事后也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继续做他们的执导和演员。因而这更谈不上任何的“粗暴”、“简单”、“过火”，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等等。

　　否定论者还说什么，这次批判“不实事求是”，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一切，无限上纲”。其实，这种指责本身就是不实事求是的。这里要涉及到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评价问题。

　　正因为这次批判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其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又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处理这个问题是很慎重的。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行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根据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这样做的本身恰恰说明，这次讨论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即把学术的争论与深入社会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了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先河。决不象某些论者所言，是扣帽子、打棍子、以势压人。若是如此，完全没有必要组织十几个人，花几十天时间，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实地调查。只要凭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发个指示，下个政治结论不就行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头三年，运用唯物辩证法领导着极其复杂、极其艰巨的工作，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抓住工作重心，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正确确立路线、总的方针和具体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工作既认真又抓紧，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善于“弹钢琴”，抓中心、抓重点，又正确处理好非重点工作和一般工作，正确解决矛盾和矛盾的转化，牢牢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有条不紊地领导着党和人民胜利地到达彼岸。铁的事实雄辩的证明，“进京赶考”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第一次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之后，毛泽东又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新的更加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和任务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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