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都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和挑战。面对这些任务和挑战，毛泽东思想是否还具有必须坚持的指导意义?时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同时，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立场、观点、方法、作风的内容，从中汲取指导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资源，进一步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立场 观点 方法 指导地位
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认识上趋于淡化，甚至发生动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是否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在立场、观点、方法、作风等方面的建设，是否还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时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以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学习，来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一、 从毛泽东思想中学习立场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开始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首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和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即使在毛泽东同志晚年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立场，却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个立场，就是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给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这是共产党人的灵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们党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我国在经过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已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已形成了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所分配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的社会集团。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阶级。[1]只是为避免政治上的敏感性，我国的政治话语没有使用“阶级”的概念，学术界通常用“阶层”来指称经济和社会所出现的分化，但这并不能否认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我国实际上已发生了阶级分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在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之前，并不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2]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里仍将长期存在，在中国也将长期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资产阶级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还必须要发挥境内外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来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所在。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资产阶级，通过搞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而是要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存的条件下，注重利用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可以说，在历史上，我们党所进行的中心工作还没有如此倚重过资产阶级。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也从来没有那样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那样依赖于权力来获取超额的利润。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毛泽东思想在立场问题上的指导意义特别重要。因为今天确实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3]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阶级分化形成之后，立场问题对执政党，对掌握着权力的党政干部就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党政官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考验、禁不住家属和亲友牟利的冲动，其立场往往不由自主地转移到了资本方面去，而偏离了人民大众的立场。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在多种经济成分下的劳资关系中、在对农民的征地安置过程中、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中，因当政者的立场问题造成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形成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教训尤为深刻。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口头上讲“三个代表”，实际上进行钱权交易，或公然违反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其亲友通过经商或为外资服务，成为外资在中国的代理人，其本人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所谓腐败问题，根源是一些共产党干部丧失了立场，也就丧失了底线。失去立场所造成后果的不仅仅是腐败，往往还造成错误的重大决策，造成国家利益、群众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对国内外问题的考虑和制定政策时，不能只考虑发展、效率和有利于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必须时刻注意立场问题上的自觉性，即在考虑国际问题时，必须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全体人民群众利益(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考虑国内问题时，必须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来调整所出现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斗争，在鼓励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实现毛主席所讲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在中国发展的方向上，对社会主义方向还存在着坚持还是反对的不同主张。有人希望在经济上彻底地私有化和市场化，以个人为本位在政治上搞西方的民主、宪政和所谓的公民社会，其实质代表了资产阶级立场的改革方向。这种主张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当年邓小平曾把这种主张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今天，由于在国内已有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只是作为思潮存在，而是具有聚集资源，发展成一种与社会主义方向相抗衡的政治力量的可能。 从这个高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任务决不能只满足于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科学发展，而且还必须要坚持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运用国家机器既利用资本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节制资本，加强对市场机制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对资产阶级既注重发挥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又要教育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还要防止其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干扰。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立场问题仍是首要的问题。而今天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要远超过改革开放的初期。所谓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首先是站对、站稳立场的难度比以前更大。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党的性质就会改变，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就会改变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其他思想资源所难以取代的。
二、 从毛泽东思想中学习观点
就观点而言，毛泽东思想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成为几代共产党人信仰和理想的源泉、党性和人生观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后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历尽千难曲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思想理论上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在延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和思想建党奠定了基础。从1939年到1940年，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为标志，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的建构基本完成，成为一个思想理论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这个成就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份。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在时代和世界的框架下，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从哪里来，处在世界和历史的什么方位，将往哪里去的问题，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时代中的定位;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段，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后，要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4]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系统地从时代观、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的社会与中国的革命，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在思想理论上建党的重要里程碑。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由列宁创立、斯大林阐发的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强调在这个时代，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从而确认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定位的意义在于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6]和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7]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世界观，就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高屋建瓴地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就能用时代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就有了产生理想、信念的源泉，就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基础，就能够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结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后的第10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按照这个时代观和世界观，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8]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对社会主义道路波澜壮阔的探索。
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这个时代观和世界观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坐标。这个时代观和世界观对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鼓舞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建国以后，也鼓舞着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无私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为撑起共和国大厦的脊梁。这也是尽管经历了重大的曲折，中国共产党也能认准社会主义方向而坚定不移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还是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都缺乏在理论上既具有连续性、贯通性，又对现实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建构工作。党在时代观和世界观上的建构滞后于现实世界的发展。由此，思想建党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党内在理想、信仰上出现诸多问题，也削弱了党对于整个社会在政治上的领导以及能与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武器。由于二战后、冷战后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今天已不能依靠重复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论断来说明现实的世界。但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是要从时代观和世界观入手，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构建符合今天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和世界观。这是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观点仍具有指导意义的关键所在。
从今天的实践来看，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还有许多具体的观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关于组织起来的观点。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劳模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9]毛泽东同志认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就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组织起来，既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也是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最重要的，是农民不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生产者，而能够通过组织起来为自己创造的集体资产和公共产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并在集体经济中建立起来的集体意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经验，在全国至今仍坚持走组织起来道路的集体经济中仍在展现着其生命力和优越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耕地、山林的长期承包到户，特别是经过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土地已从集体所有，家庭使用走向实质上的家庭占有，绝大部分农民重新又处于一家一户生产的状态，绝大部分农村基层基本失去了集体的经济基础，农民丧失了集体意识，农村基层组织也失去了组织农民创造公共福利和进行公共建设的能力。“组织起来”的优势几乎丧失殆尽，“去组织化”所带来的问题在城乡几乎随处可见。
我国农村是走组织起来，还是坚持去组织化的道路?这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重新又摆在人们面前，成为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也同样面临着是否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思想中还有许多重要的观点，在今天和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同样需要我们来学习和思考其做具有的指导意义。
三、从毛泽东思想中学习方法
就方法而言，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毛泽东思想中《实践论》、《矛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所包含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仍具有指导意义。今天从整个党的思想建设来看，对于唯物辩证法重视、掌握得还很不够。这个问题，陈云同志生前强调过，李瑞环同志也提出过，值得我们重视。
但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毛泽东思想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被抛弃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分析的方法也随之淡出了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和思想领域。当时，人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不仅武装到牙齿，而且武装了眼睛、耳朵的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仍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我国参与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领域我们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威胁。
在国内，我国从改革开放前只有工农两个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到今天学者们提出已有十大阶层，实际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新的阶级分化已经出现，并在不断地发展。面对这样一种世情、国情，“以阶级斗争为纲”固然是错误的，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下，需要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各个民族、各种利益群体共同奋斗。但是，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否仍具有指导意义呢?这是一个在是否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上遇到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途径只能通过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资产阶级(外资和境内的民营企业)作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带来现代文明的要素，我们需要团结、利用和争取。看不到这一点，不能充分发挥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历史作用，我们就会犯“左”的错误，无法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无法建成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上，资产阶级与我们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如果忽视或抹杀这种分歧，反对必要的限制与斗争，那么我们会犯右的错误，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面前，在境内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前失去警惕，失去立场，最后失去政权。我们党已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确定了我们的任务是实现全面的、科学的发展，但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还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是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也是能否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既坚持党的既有立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发展，壮大党的统一战线，实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辟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与如何建立宏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有关。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同时，他也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判断。[10]在当时国内只有工农两大阶级的条件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在今天不仅境外的资产阶级在向我们渗透，国内也重新出现了阶级分化。今天即使就知识分子自身而言，还有多大比例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按照社会学的概念，大部分知识分子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而从政治倾向来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主张和赞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和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种倾向同时存在，表现为今天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它表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自然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依附在不同 “皮”上的问题又出现了。在知识分子中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对、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阶级分析对于革命时代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在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年代，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否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对一个领导着如此伟大而又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产阶级政党，答案是肯定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国情，认识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群体的立场与利益指向的有力武器，帮助我们能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科学发展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的话，那么这个任务是我们党以对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分析和认识为依据的，同时，这个经济建设的过程既受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约束，也是以“共同富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指向的。今天我们对外开放，说到底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开放;对内改革，核心是让市场经济的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随着市场机制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发生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程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大，阶级关系在我国的经济过程中、政治过程中、社会关系中、文化生活中都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地表现出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社会建设的方向、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党的建设，都充满着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主张。对此，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认识，即使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产阶级仍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就还存在一个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领导权，一个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存在着一个正确处理不同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国际上，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充满严重的斗争，又在斗争中求和平、求合作、求共同发展的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分析方法的意义不言而喻。我们今天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出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如果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也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那么中国共产党就等于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必然陷入到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物质主义、事务主义中去，也就会失去政治上的方向。
四、从毛泽东思想中学习党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领导我们党建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这种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都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作风问题已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作风所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在开展的党内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显示了新一届中央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决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其实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世界观重新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去。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的思想。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确立一样，都经历了艰巨的斗争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实践证明和为人民群众所肯定，来自不易。党的优良作风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和建设党自身的产物。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11]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战胜了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绝对民主化、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农民和流氓无产阶级等等不良习气，才建设成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作风不是孤立的，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党内确立，深入到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去的过程。如果说，理论联系实际，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那么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因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2]而能够在党内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因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和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沾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3]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具体工作实践上的体现。不确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时代观和世界观;不确立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为奋斗目标;不确立以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最高的衡量标准，党的优良作风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党的优良作风与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就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地位，学习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完整地理解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党的作风的关系;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无疑，为期一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问题上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要解决好党的作风问题，还需要更完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党的建设。
结束语
36年前，毛泽东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以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经历了重大的调整，走上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其核心是党的建设，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我们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之奋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实现上述目标之后，也还有更为远大的目标要去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建设本身成为一切目标能否达成的基础和前提。站在今天这样的历史阶段，回顾党的整个发展和奋斗过程，环视今天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深切体会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这个党，对于我们党所要达成的目标所具有的指导地位，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和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1]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1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1-35页。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48页。
[4]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651页。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段的分析参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全文。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1页。
[6]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2页。
[7] 由于中国革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基本任务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4页。
[8]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9]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0]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89页。
[11]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2]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5页。
[13]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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