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左派的“丰裕社会”之争

　　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左派的“丰裕社会”之争

　　——论英国新左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思想贡献

　　摘要：战后英国新左派以伦理向度的社会主义取代了工党的修正主义，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位。在以丰裕社会为主题的论战中，新左派围绕资本主义特性、公有制问题、丰裕工人的表现和消费主义的普及等四个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在该时期的思想发展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两个方面的开创性作用:一是对资本主义和工党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批判，二是对社会变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作了深入的阐释。

　　关键词：工党修正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英国新左派;消费社会;丰裕社会;公有制

　　英国战后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社会变迁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景象，“丰裕”概念成为一种时髦用语，这尤其体现在J·K·加布莱斯的《丰裕社会》( The Affluent Society ) 一书中，它描述了一个现实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消费商品极大丰富的景象，有时它也被用来与之前的朴实年代作对比以从中感受到普遍繁荣、愿景与机遇( 如“丰裕时代”概念) ，此外还被用来指称资本主义内部的自我适应和混合型经济的成功( 如“丰裕资本主义”概念) 。丰裕概念一提出便在以下几方面引起关注: ( 1) 英国的“丰裕时代”指的是从战后匮乏时期结束直到经济下滑的70年代初这一时段，这一时期思想争论的主题——“大众社会”的产生、消费主义的崛起、阶级构成的变化、交往媒介的重要性——延续或深化了学者们的相关讨论。( 2) 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早期新左派逐渐意识到丰裕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能预先设定的，因此更加重视那些造成和影响人们对时代变化所产生的思想反映的因素。丰裕与客观实在一样，具有主观建构的色彩，当用政治与意识形态来定义丰裕概念的时候，它已经被理论所框定并被用于表达希望和恐惧、推断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当代的争论和接踵而来的学术与社会主义问题都被认为是由丰裕所导致的，殊不知，由丰裕扩张所导致的产业化影响遍布整个政治谱系。正如马克·贾维斯指出的，保守党深刻地觉察到丰裕对道德文化范畴、资本对繁荣的影响，从而把自己当作推动社会进步和自由的因素。针对丰裕而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是复杂的，虽然这并没有在新兴的“修正主义”和顽固的“原教旨主义者”中得到充分阐述，但它却是工党主张公共所有制所引发争论的核心问题。工党的修正主义在意识多样化进程中被很好地重新审视，而且在战后英国的相关争论中也得到了重视。同样，社会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心地位，他们引证的范围比“原教旨主义者”预估到的更加宽泛。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讨论来看，历史学者愈加关注政治文化的规范性作用，劳伦斯·布莱克从更加宽泛的角度阐述了左派对丰裕的解释，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文化因素使得大多数左派对“极大程度上屈就于繁荣”产生了愧疚，这使他们无法对20 世纪50 年代的转变作出真切的回应。( 3) 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大众，都注意到了与丰裕相伴随着的意识形态争论，原因有多方面，一个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内部趋势的深入分析; 另一个因素是对处社会底层的经济社会变迁受益者的“通俗化、民主化强调”:更高的工人收入、福利国家、新型白领职业的出现、广告、信用贷款和消费商品的泛滥、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及郊区的城市化等因素都在加速社会转型、减少社会差异，以构建出一个大众社会。一位乐观的平民主义者提到，政客和广告人通过对大众的赤裸裸吸引以获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报酬。文学、政治和文化分别对这个过程中暴露出的感性和物质主义进行了讽刺和批判。此外，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突出了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比较典型的学者是迈克尔·杨、理查德·蒂特马斯、皮特·汤森和布莱恩·阿贝尔-史密斯等人，他们就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福利供给、健康政策和贫困问题等展开了大量讨论，对政治和学术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交叉使得关于丰裕的讨论更复杂:杰出的修正主义者包括德宾和盖茨克尔在参政之前就拥有了学术地位; 克罗斯曼和斯查奇则对这些人兼具知识分子和活动家的双重身份表示诧异。

　　许多英国早期新左派思想家卷入到了围绕丰裕所引发的当代社会构建与批判的讨论中，1956 到1963 年，一些失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E·P·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在内的历史学家，对激进学生持中立态度的斯图亚特·霍尔、查尔斯·泰勒和拉斐尔·萨缪尔，以及雷蒙德·威廉斯和拉尔夫·密里本德等人，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们采用“新左派”的标签，希望能够打造出一个同时拒斥“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新模型。基于思想上的重要性、多元性和理论的可操作性，新左派确信有必要在基本原理的层面上反思社会主义，并且需要通过平民激进主义的竞选运动，使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当代英国相关联并具可行性。为了成为非传统的、游离于议会的、能够对工党中的左派产生影响力的人物，这些早期新左派者赞助了一系列本地的俱乐部网络，积极参与了核裁军运动( CND) 和教育、文化促进运动，并在其中担任领导角色。这样，新左派运动提供了一种新颖而严谨的针对英国政治景象的学术观点，由此而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本文将围绕两本杂志( 1956 年的《新理性者》和《大学与左派评论》，1960 年合并成《新左派评论》，1962 年佩里·安德森当选为主编并进行了重组) 所形成的活动和知识氛围，来审视早期新左派围绕丰裕的四个主题——战后资本主义性质、公有制问题、“丰裕工人”形象和消费主义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含义—— 所进行的论战及其影响，目的是对该时期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问题作一个历史的评判。

　　一、英国资本主义新变化

　　社会主义将伴随着经济规律的运行而自行诞生这一思想在20 世纪50 年代面临严重的挑战。资本主义并未被自身的矛盾所压垮，而是相反，战后“丰裕”的资本主义看起来更加自信和富有适应性，社会主义者所声称的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合理性理论显得没有那么富有吸引力了。这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道发人深省的难题，正如克罗斯曼指出的: “如果福利资本主义能够为大多数人提供安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鼓动他们去实现社会主义呢?”克罗斯兰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为需要放弃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希望工党也放弃对公有制的教条化遵从。对于他来说，诸如大型公司的发展趋势、所有制与统治的分离、管理革命、收入革命和福利改革等这些资本主义的真实变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必然改变或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修正主义的反对者则质疑这些现象和趋势的意义，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其实仍是原样，围绕资本主义的讨论成为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

　　正如史蒂芬·布鲁克所指出的，英国对资本主义变迁的认识主要依赖于从美国借鉴来的修正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所有制与统治分离的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伯利和密斯的《现代合作与私有财产》与詹姆斯·伯纳姆的《管理革命》中。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在20 世纪50 年代之前就以多种方式强调过这些主题，丰裕的状况让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转变作出了比伯利和密斯更有信心的预测。克罗斯兰在1952 年发表的费边主义文章中认为，股权淡化了所有制，公司内部决策权由职业经理人掌握，意味着有产阶级已经“不再享有传统的资本能力”和由之所带来的经济权力; 国家“独立中间权力”的发展、福利的进步和社会服务的成熟，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或“中央集权制”已能够有效地通过新的经济政策取代资本主义，从而不再需要公有制了。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 Future of Socialism ) 一书中提出，社会主义者会更注重福利与公平，而对集体化的追求已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的概念随着管理主义的兴起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理念的确立而获得了本质上的修正，这种被修正的资本主义理念在20 世纪50 年代的工党内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工党关于战后资本主义性质的争论并没有迅速引起新左派的注意力。作为一本质疑共产主义的杂志，《新理性者》更加注重讨论反对斯大林主义、冷战、核武器万能论和北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路。受到南斯拉夫和第三世界国家自治运动等事件所体现出来的“不结盟”政策的潜在影响，《新理性者》将他们的反传统性立场称为“积极中立主义”。这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不结盟运动和裁军运动结合在了一起，以构造出“一种全球性的、可拆散超级大国统治的、使殖民统治下的人民可以自我解放的政治空间——这些是以消除贫困和拆除原子弹为前提的”。 为了反对这一社会主义章程，工党展开了讨论。萨维尔认为: “马克思主义( 对当代资本主义) 的大部分分析的缺陷是失实，克罗斯兰和斯查西的理论控制了劳工运动的最重要理论环节”。 科勒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证明其自身能够克服马克思所提出的主要矛盾，尽管他并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新矛盾所产生的结果。《工业与社会》作为工党公共政策的纲领，从1957年开始被启用。这份文件在反映修正主义理论影响的同时，重申了资本主义的转变问题，目的是为了支撑其关于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已不再会实现的结论;此外，它还建议通过获得大型资本主义实业股票等方式提升对国家工业的控制。对此，新左派理论家指出，《工业与社会》“是一种深刻错误的道德构想”，甚至是一种“放弃”，于是开始关注“克罗斯兰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

　　当时最主要的批判来自《局内人》这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新左派在“没有归属的企业”这个带有讽刺性的章节中批评了修正主义者对新型股份制资本主义的盲目赞同: “《工业与社会》的们看得到敬礼，但是他们却对供过于求的大市场中的复杂权力机构视而不见。在这个市场中，财富、权力、地位和控制都是相互转化和联系的”，他们阐释了存在于大型公司董事和最大股东之间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些触发了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萨金特·弗洛伦斯的研究( 内容包含在《工业与社会》中，且造成了特有的影响) ，他发现，问题不只是股东们如《工业与社会》中所说的分散，而是这些分散会让那些集团化的少数股东控制起来更得心应手——这便是萨金特·弗洛伦斯所说的 “少数股东的寡头统治”。迈克尔·巴拉特-布朗以米尔斯论文中的“英国权力精英考查”为标题，考查了银行、保险公司、工业贸易公司以及它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指出经济权力主要是由少数的几百人集中控制。新左派还对《工业与社会》中所说的“从工业中自然而然获取的利益”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观点产生质疑。对《新理性者》及《大学新左派》、《新左派评论》中批评的认同，成为新左派讨论的规范，他们认为，所有制与控制权相分离只是一个神话、“管理革命”的说法只是修正主义者的夸大其词。克罗斯兰则在《保守的敌人》( 1962 年) 一书中重新阐述了他关于“在大部分企业中所有制与控制之间的分离基本已经完成”的观点，并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反驳新左派。

　　早期新左派围绕丰裕社会的争论对他们此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左派认为，尽管丰裕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发生了改变，但其内在本质丝毫无损，不能说它已经与社会主义相一致了。萨缪尔说道，“资本主义的阶级形式经历了‘振荡’，但还保持着它基本的社会属性”。 他们虽然也注意到了极端贫困人数的减少和一些收入限制“升级”的现象，但拒绝接受“收入革命”的观念。一些人认为，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战时基本上是成功的，而到了50 年代，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了对不平等观念进行发难的依据。新左派者们还指出了官方在进行收入统计时由于忽略一些因素而导致的误导，包括津贴支出、资本盈余和税收上升等。他们还认为，公共福利的支出大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自身，主要是通过强制性捐款、非直接性税收和再分配得以实现。新左派之后，学者们更加排斥修正主义者们所描绘的“更明显公平”社会的图景，而强调丰裕所造成的局限。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建立起了一个持久的、国家管理的福利和社会服务体制，使它能够反映出克罗斯兰所认为的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能力的进步。约翰·萨维尔在《新理性者》上所刊发的文章中，坚决反对福利国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了资本主义效率的观点，认为赎回性质的财产意味着要支付政治安全保障费用。拉尔夫·密里本德同样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工党在战后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良以保证国家在社会供给中的干预性角色转移到私人企业头上，而私人所有制的核心利益并没有受到挑战;他辩称，这种“边际的集体主义要想在资本主义内部存在就必须要或多或少地通过经济关怀来表现出一种资本主义特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系统能够脱离它来操控哪怕是效率最低的资本主义”。 对萨维尔和密里本德来说，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鼓励，反映出它的适应性、固定性和最终的自我保护特性。

　　另外一部分新左派则有不同的想法，相对于上述新左派对资本主义特性的分析，他们的讨论更偏向于改变社会主义构想的内涵。在拒绝了历史决定论和斯大林主义以及追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后，新左派总体上致力于阐述人的机制、民主途径和每个人都在创造和探索的社会主义价值——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个语境中，一些人倾向于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考察改革，并把它作为迈向社会主义的原则，尽管他们与克罗斯兰不同。陶勒茜·汤普森尖锐地批评萨维尔，反对他将福利国家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便利”。E·P·汤普森在一系列论文中，充分地强调了渐进革命的潜力，为了对革命进行重新思考，要避免“革命论” 和“灾难论”的分析模型。不过，汤普森的观点并不会影响新左派的总体看法，即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会一直保持基本的反社会性质，这一点是新左派批判资本主义时充满力量的方面，它在上世纪50 年代后期受到了广泛关注。加尔布雷斯对战后美国经济导致“个人的丰裕和公共的肮脏”的指控，使左派关于时代进程的一系列口号得以普及化。理查德·蒂特马斯、布莱恩·埃尔伯-史密斯和彼特·汤森这些英国社会问题专家则对社会政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们主要围绕着“繁荣的限度”以及20 世纪60 年代“贫穷再现”进行分析;埃尔伯-史密斯和彼特·汤森还在《信仰》( 一些新左派领导者在1958 年所做的一组专题报告) 这篇报告中，分析了陈旧的基础设施、寒酸和“小资化吝啬”的现象，否认福利国家消除贫困的作用，认为从福利制度中获益的主要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新左派思想家还用社会学家所提出的福利国家限度理论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现今的公共抚恤标准并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在广告、物流、企业联合上的花费与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上的开销有强烈的落差。然而，事实上新左派关于公共抚恤的分析与修正主义并没有太大差别。克罗斯兰和工党承认，高额支出是公共供给所需要的，因为福利和平等成为了克罗斯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定位的前提。

　　在这10 年中，左派内部对丰裕的讨论还存在着一个转变，那就是工党第三次赢得选举、贫穷的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之后。新左派比那些对行政官僚主义和公共福利极权结构进行激进批判的大部分社会学家想得更为深远，他们认为，就权力来看，经济中的供给不只意味了更大的支出，而是由民主化与分权化而引发的“摆脱冷漠”( 1960 年新左派专题报告的论题) 以及“从福利国家向公平社会的转向”。新左派认为，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而非次要的，而且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提高社会支出或更多的“边际集体”来解释，只能通过建立在公有制上的系统进行展开。佩里·安德森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对瑞典资本主义——“克罗斯兰先生的梦境”，而不是英国书本中的克罗斯兰主义——进行了研究。安德森认为，瑞典对财产的再分配和建设大规模福利国家的意义在于，社会优先事业能够在绝对私有制的经济下获得足够的重视，于是他找到了新左派的问题所在:首先，在描述“纯粹的、不可化约的”本质时，新左派没有区分出哪些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性，哪些只具有偶然性;其次，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假优先性”如何形成的分析过于拟人化，他们认为现实的个人会有意识地牺牲社会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安德森认为，事实上，优先性并不存在于哪里，由哪些人作出哪些决定而形成，“它们都是无意识形成的”，对于大公司来说，战后资本主义“是来自于不同部门和层次中一种异化的社会实践”。

　　二、关于公有制的问题

　　安德森通过瑞典资本主义的例子，推翻了一个新左派关于资本主义变迁讨论的核心前提: 公共所有制并非建立合理社会优先秩序的唯一路径; 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了新左派的另一个观点:公有制是挽救人类、民主支配产品、终止异化、在没有阶级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唯一方法，这是新左派所维护的公有制的积极内容。

　　克罗斯兰在《工业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者支持公有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公有制将会创造工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新灵魂——合作和友谊是资本主义企业利益竞争关系的本质”，但是，修正主义所采用的社会主义是其中最不好的方面。克罗斯兰是站在“责任伦理”而不是“功利伦理”的角度，__________他认为，这些目标导致了“‘社会属性’根本变化，或造成大型特殊结构框架”被抽象化和乌托邦化，同样有可能走向专制。相反，新左派思想家将社会主义的伦理内容解释为对来自于“社会平等和合作社”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正确联系，他们认为这种理念需要人类转移其价值和优先性，正如汤普森所坚持的，“我们必须统一资本主义的内在思想……人类不仅能够改造他们的生存环境，还能够改造他们自身，以产生一种能够被人真正掌握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 新左派坚持认为，“‘结果’由手段决定”，他们认为，克罗斯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一种幻想和机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向现实妥协的宪章，它是由独立意志和价值所构成的。新左派公有制目标的依据是，他们将社会主义解释成一种能够提供新生活和人类中心价值的伦理，并将它作为经济组织的真正意图。这种被所有左翼接受的解释会使我们认为，修正主义者要把根基性的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从社会主义政策中分离出去。正如汤普森所说的，“用使用价值取代利润( 从某一方面说) 只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在其他情况下这个途径也是唯一的。但在争论中让人费解的一点是，若没有有效地取代利益动机，其他方式都被视为无效，而这正是它与社会主义传统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密里本德则更为简洁地指出:“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完全是荒谬的自我矛盾”。

　　新左派的这种理解超越了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捍卫。早期新左派思想家认为，选民对国有化和苏联集体化破产缺乏热情，他们严厉批评了工党官僚没有远见的国有化策略，他们认为，仅仅国有化是不够的。《旁观者》的指出，国有化消灭了资本主义，但不能让工人解放出来。威廉斯认为，工人国际希望通过公有制实__________现工业利润最小化的努力并不能够翻转经济组织注重“使用价值”的态度，更糟糕的是，这“再造了资本主义工业这一人类模式”。因此， “工人控制”成为早期新左派公有制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也反映了古老传统的复兴，它在英国的主要推动者有S·G·霍布森、A·R·欧拉吉和G·D·H·科勒。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要用工业的民主化系统取代“工资奴役”，生产者要在国家里掌握生产方式，宪章里也允许行会“成为他们各自经济活动的绝对主人”。被比尔特丽丝·韦伯轻视为“无产阶级狂热病”的工人控制运动虽然在上世纪20 年代破产了，但新左派使它留存下来的一些理论范畴在50 年代后期扮演了重要的理论角色。科勒的学生布兰科·普瑞比赛维克在1959 年将工人控制定义为: “用一种工业新秩序代替资本主义工业系统，它是由后者之中的工人联合体掌控的”。 新左派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把它与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则相联系，即扩大传统经济范围之外的工业民主讨论，将之纳入到社会与政治空间中去，并叙述其对50 年代“新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讨论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人道主义进行再定位与再发现。异化——人脱离了“类”、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和工作样式决定下的创造性生产者本质和他的产品及同伴——在这里是批判性的概念。《局内人》中一篇《权力民主》的论文认为，50 年代的大工业资本主义与之前的“把工人从一切实际上的责任和首创性中剔开”相似，在这种经济力量中心化、等级突显化、复杂化和生产方式独特化的趋势中，异化现象逐渐加剧了;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追寻完整的工业民主，而不只是公共占用和社会主义化。这使得社会主义的愿景不只是转变，而是经济权利、工业结构和功能、劳动本身发生的一种质变，“我们需要寻求工业中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方式，这些能够通过人们工作时的创造性能力、主动性和想象力来描绘出来”。而安德森对瑞典存在着的工业民主下的阶级划分的研究，则近似于马克思所坚持的只有工人完全掌握了劳动产品才能推动阶级的消失，以复原人和社会的本质。

　　此外，有些新左派对工人控制问题提供了一些政治建议，由于它是由一些与汤普森、霍尔、威廉斯这些新左派没有密切接触的经济学家( 包括肯·亚历山大、约翰·休斯、迈克尔·巴拉特-布朗和罗登·哈里逊) 提出的，而且一些争论细节是出现在其他左派出版物中，而不是出现在新左派杂志中，从而被忽略了。克莱夫·詹金斯通过对政策、国家合作性权力中的四个合理命题( 包括工作安排中的对某些问题的绝对权威、录用与解雇、为自己选取管理者、在管理体系中的工作表现) 进行了成功阐述，稀释了左派对工业民主的热情，促进了将工人控制转变为一种战略，来重拾国家工业化中的效率和自信。当新左派开始致力于影响左派制定工党政策的时候，这种理论的影响体现地更为明显。其背景是1959 年选举失利和盖茨克尔在竞选纲领中要升级第4 款，以反映出工党对固定下来的混合型经济现状的接受。1959 - 1961 年，出现一大堆文章论述工党1960 年“扩大目标”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为了否定修正主义者的地位，放弃在国有化和经济中的“一种新的激进程序和战略”。在国有化工业中的一系列共识性措施，意味着用更加分散、本土化和典型性结构和“工人体验与参与技术运用”来取代国家管理体系。新左派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在贸易联盟中的角色和方式”，本质上是从部分利益和短期需求转向更多的战略和团结( 显然是社会主义的) 政策。休斯和亚历山大在“社会主义工资计划”中认为，贸易联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认为有限的工资需求是经济中的社会政策和干预的反馈，它们包含更多的国有化意味。这个联盟愿望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政策战略和经济需求”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

　　新左派的这一理论也被其他左派所运用。比如克罗斯曼修正主义式地致力于把社会主义的重心从经济转移到道德范畴里面，他对“广义上的集权官僚国家”和以能够帮助工人实现“一种真实的工业控制”为前提的国有化持批评态度，但新左派不认为克罗斯兰是要加大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学论述。新左派对社会主义伦理的重述是特别的，他们是为了重新阐释而不是放弃马克思。为了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进行阐释，他们强调“去异化”和共产主义的目的: 人们自我认定是一个创造性生产者，他们通过自身在民主和合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谋来操控、处理产品，以实现一个工人的地位，并且创造一种他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在人们对产品进行民主和无阶级团体化操控的意义上，公有制同时意味着方法与终结。而修正主义者则完全忽视了新左派对公有制的热情。克罗斯兰轻率地拒绝了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很少或者没有为当代社会主义者提供某些实践策略，或是关于我们社会的正确分析，甚至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工具或框架”，他认为，那些捍卫公有制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依附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狭隘的解释，与之伴随的必然是社会化和集权化的计划经济，这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缺乏立足之地。克罗斯兰也没有认真地对待新左派对现存国家工业所进行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他认为工人控制是无关和过时的: “工人是乏力的工资奴隶，那些低下和无知的剥削与现代状况毫无关联。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明显的契机，一种将效率和改革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还有民主，以及一些尚未呈现的传统理念。”或许较之于新左派，修正主义者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更多的容纳空间，但这没有被发掘出来，他们双方都固守自己的位置，从而也就失去了工业民主这个主题所带来的机遇——超越被原教旨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二分了的、围绕公有制产生的争论。

　　三、“丰裕工人”的表现

　　第三个丰裕社会争论的主题体现了左派思想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就是伴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和消费水平上升而承担的社会和政治责任的问题——更大的物质创造会导致工人“去无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化”，这会消解工人的阶级认同，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在选举中右倾。如布莱克所指出的，“丰裕工人”的形象凸显了政治性的塑造，它其实是19 世纪“劳工贵族”概念的变体。在分析这种典型的时候，左派以一种奉献者和苦行者的姿态讨论了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变和物质主义的侵蚀作用，认为这会破坏团结和共有等传统价值观，因而担忧工人阶级不可避免的道德滑坡问题。

　　正如上文所说的，当早期新左派把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归结为英国收入水平上升的时候，收入革命的问题便引起了争议，同时整体性的财富再分配也难见踪影。一些诸如阶级认同缺失、退出工党和工人阶级的道德滑坡等问题引起了新左派思想家们的关注，早期的这些人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这使得新兴阶级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斯图亚特·霍尔在1958 年写的《一种无阶级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与汤普森是这场争论的主导者，霍尔的贡献则体现在他对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一书的回应中，而这扩大了新左派学者们的讨论范围。霍加特的论文将渐渐显现出来的“大众文化”看作是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威胁。威廉姆斯在1958 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批判，威廉斯认为，霍加特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理想化并高估了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威胁，他认为，新商品的使用不一定会导致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化”，他们主要的文化贡献不是霍加特所幻想的每天的工作，而是集体化的民主机构。霍尔把争论的中心转移到了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问题上来。他认为，这是随着资本主义从偏重生产转向偏重于消费而出现的，虽然客观存在的阶级联系还是和原来一样，但消费主义将阶级以新颖和隐秘的形式与市场绑在了一起: 这种新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意味着一种对象化的生活方式，并且就其社会价值而言，它是值得追求的，在福利国家英国中，工人阶级直接获得了“新机遇”，“整体的生活方式”被分解为不同的生活形态，彼此都是不知不觉的，然而明显的是愈发不同。

　　工人阶级地位上升、“社会梯级”发生动摇，造成了人们的焦急与混淆，产生了“无阶级”的错误意识，这使得社会主义者们寻求一种新的战略。霍尔在文章中对《大学与左派评论》中体现出的一种新的左派文化政策和战略给予了重要的理论判断，同时也引发了汤普森的强烈反应，汤普森对《大学与左派评论》进行了隐晦的攻击: 《大学与左派评论》之流( 一致地) 推崇艺术，却贬低阶级力量和政治拥护这些重要问题;他们对丑陋建筑的气愤大过对退休老人窘况的愤慨，对工党运动“物质主义”的气愤大过对贪婪金融家的不满;他们总是流露出一种忧怜，但阅历丰富的人们能够在这种忧怜中发现一种“反工人阶级”的倾向。在汤普森看来，当“多年以来，劳动人民的政治意识变得迟钝，政治主动性降至最低谷”时，《大学与左派评论》的逻辑也走向了终结，因为他们过于简单笼统地对待这一历史过程，以一种“孤芳自赏、封闭孤立”的眼光看待“作为历史主体，作为大众媒体深刻烙印者，作为异化牺牲者”的工人阶级。在回击一篇将工人阶级描述为“碌碌无为之辈”的文章时，汤普森批评《大学与左派评论》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当成一种纯粹抽象的关系，“在每一个现实前面他们均表现出屈就或反感: 工人是物质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庸俗的，电视迷，财迷，等等”。汤普森反对这些观点，坚信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坚信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一部持续的“斗争史”，每一代工人都有权利提出比前人更“丰富而全面的生活要求”。汤普森说，我们想要当代工人为何而斗争呢? 我们并不强迫他们向往那种狭隘的、令人恐惧的旧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只是建立在苦难基础上的冷酷公平; 如果在当代还能够激起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热情，那么这种共产主义要远比旧共产主义更为富裕、更为全面发展，更加坚持多元化、自由化和自主化。因此，汤普森鼓励对工人阶级进行重新诠释——“对政治的期望一定意味着对人们的期望”。假使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趋势能够将工人阶级的缺陷归纳为一些左派口中的“工人阶级丰裕”，如果要说这些修正主义分析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作是腐蚀、将物质环境的发展看作是突出社会主义伦理与文化的良机，但这回避了霍尔对无阶级的实质性评论，而汤普森的猛烈批判则会结束而不是开启新左派关于阶级问题的讨论。退一步说，汤普森也回避了对消费主义和利欲的担心，在《冷漠之外》一书第一版的序言中他写道:“在这十年( 50 年代) 公众变得冷漠的特殊之处是他们越来越运用个人视角看待公共邪恶。个人目标已经取代了社会期望”，“冷漠”成了诊断当代问题的一种方法，此时新左派内部虽然表面上取得了一致，但其中并不包含霍尔对阶级的分析，从而缺乏分析的尖锐性。

　　对于新左派来说，由修正主义者从“工人阶级丰裕”的现象中得出的选举学推论不是那么具有争论性。马克·艾布拉姆斯的一篇调查公共态度的论文《工党败选原因》在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发表，紧接着拉尔夫·萨缪尔也发表了一篇《工党失利是必然的吗?》。艾布拉姆斯通过了解724 名被访者的“潜在态度”以支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工党之所以民意下降是因为他的政策和战略( 特别是公有制) 逐渐被认为与公众理想和中产阶级政治无关。萨缪尔则严厉批判了艾布拉姆斯，认为他总结出的是“由行为心理学观点、消费动机和市场研究所支持的一种地位决定论”，这种政治行为下的消费模型并不能够发现和解释现实、历史根源和拥护政党的动机，而是呈现出“漂浮与变化的、遍布社会矛盾和交错压力的、对镜中自身产生焦虑的、寻求验证他们自身形象的”可悲图景。萨缪尔认为，这种方法“否定了人类面对可选现实和重塑所处社会的理性选择能力”。 萨缪尔预见到，接受艾布拉姆斯的工党模型不仅意味着政策的右倾，还意味着为了拉拢“中间选民”而出现的长期神经过敏与动摇。修正主义者从本质与方法上强调的阶级丰裕与工党的相应政策引起了争论，这不难理解:艾布拉姆斯的发现不会在一些诸如工人阶级的消费商品所有制和保守型投票动机之间显示出有价值的关联，修正主义者也不会把这种所有制等同于调查中显示的有少于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汽车、冰箱和电话。威廉斯则指出，真正的社会变迁仍然是有限的，“中间阶级”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变动观点受制于术语的混淆。关键的是，新左派思想家认为，选举数据没有为修正主义者对工党悲观预测和“去无产阶级”的宽泛定论提供支持。威廉斯用战前时期( “无产阶级化”) 和战后时期( “去无产阶级化”) 作比较，展示保守投票人中的工人阶级比例并没有上升，而在“去无产阶级化”的战后时期，总的工党支持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保守党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倾向的少许改变，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组织策略和选举系统在起作用以及工党没有预兆的衰退。不管怎么样，正如威廉斯所说，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坚定地支持过工党。总体来说，新左派比修正主义者更好地理解了阶级与投票惯例之间的复杂关系。萨缪尔对托洛茨基主义工人阶级的理解建立在一个调查之上，这个小规模调查是他选举后在斯蒂夫尼奇新区中展开的，以作为接下来的“尊重选举”姿态中的一个部分。威廉姆斯提到了性别的分割作用——自从大部分女性投票者都投向保守党后，他就发现了“保守党妻子和工党丈夫”的现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调查研究的现象。 这把讨论带回到了霍尔当初的断定，就是围绕阶级的含混认识和歪曲理解。

　　在工人阶级的丰裕问题上，新左派没有完全打消掉人们的质疑，即使质疑工人阶级历史和文化复杂性的声音不绝于耳，汤普森仍不能对他所说的“麻木的政治意识”作出有效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新左派普遍对工人阶级的自组织不抱以信心，甚至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也不再产生兴趣，但他们还是在与之相关的工人阶级问题上做了不少的探索工作。新左派的尴尬部分源于该问题本身的矛盾复杂性，同时也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物质进步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这种社会变化的外延和内涵还有待人们去充分挖掘。新左派对丰裕工人的怀疑在随后的社会研究中得到一定的证明，最著名的是古德索普主编的《丰裕工人》系列丛书，它证明了工人阶级并无被中产阶级同化的迹象。古德索普否认了卢德手工工人的“资产阶级化”，但也更加深刻理解了卢德“丰裕工人”对待工作更为积极化、社会生活私人化以及更为强烈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总之，对工人阶级消失的争论和焦虑成为丰裕社会争论最持久性的议题。

　　四、消费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这是关于丰裕社会争论的最后一个论题。新左派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创造性洞见，就是对消费所具有的文化效力的推测。他们担忧的不止是阶级消解和经济繁荣所带来的腐蚀，还有由于消费主义这一文化副产品所造成的政治化趋势。普里斯特利著名的“商业广告”理论指出了一种同质化，以及由郊区城市化、广告、电视和大众文学市场所造成的内在性文化消退。发展“年轻人文化”是其中的一个特殊部分; 年轻人逐步增加的话语权、流行音乐和“愤青”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增长都应归因于年轻一代的冷漠和政治脱节。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左派与这种焦虑无关，或者他们已对这些问题形成了共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图亚特·霍尔和雷蒙德·威廉斯，他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不像之前的共产主义“卫道士”一样把它贬低得微不足道。他们的新见解来自于这样的认识: 与其说是物质品和消费品本身，不如说是与之伴随的观念方式( 阶级流动性，消费者的“选择”等)富有意识形态性，尤其是新兴的大众传媒如电视和广告等，更能在意识层面上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霍尔所提出的“繁荣的神话”，他甚至将大众文化视为意义与价值斗争的重要阵地。所以，一些大众文化中出现的变化( 电视图像、“大众媒体”、流行音乐等) 被认为是对感官、道德结构或美学标准的腐蚀，它们也被看作是犬儒主义与冷漠的新进展。威廉斯把文化的内涵定义为“普遍的”和“总体生活方式”，他坚信批判性“共有文化”的必要性。威廉斯明确拒绝将大众或商业文化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他指出，新媒体既不是生产出来的，也不是由工人阶级“消费”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来自于“我们暴露在不得不参加的、而又非真正的消费之中”。他认为，左派不应当诋毁消费主义的文化产品和它们的消费者，而是应当重视新媒体和教育的民主控制这一更深层的问题，虽然这个矛盾不好解决，“但是我们不能避免讨论这些作为消费者一部分的物质问题”。威廉斯和《大学与左派评论》的们努力为新文化方式的真实性寻找理论空间，此时他们还坚持着一些固有的本质标准。威廉斯认为，文化范畴正在扩大，但不可避免的是，“当真正的艺术和争论被越来越多地接受的时候，那些坏的艺术和争论所带来的困惑作用也逐渐快速显现出来”。 那么，如何来接触这些疑惑呢? 关键的差异就是，新左派的文化理论者们依据他们的价值和意图延伸出新的文化表达，特别是要用商业来取代人的意图。这是一个棘手的理论点，因为每个人不可能一直作出正确的判断。新左派总是使用那种优越和古板( 就像是一些老新左派学者排斥流行音乐和商业化、碎屑的青年文化时那样) ，或者是另一种极端沉闷和漠不关心( 比如《大学与左派评论》对青年亚文化的攻击) 的语气。《大学与左派评论》特别希望开展对青年激进主义的批判，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学生组织在1968 年全面涌现了出来( 这些机构在霍尔任职之后才由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员组建起来，并且它还是一种独立化的机制) 。威廉斯则发展出一种对文化更具差异性的分析:他认为后者类似于经验的形成，对于观众来说具有颠覆和重塑性意义，哪怕在文化表现方面被看作是一种低级和单纯的商业。

　　同时，新左派“文化主义”的出现成为该理论的实践，以维护威廉斯所说的“我们需要像学习批判方法那样学习实践框架”。 《大学与左派评论》开展了一种模糊化的项目，即在理论和实践中实行一种新的左派文化策略，它围绕青年文化和亚文化、城市规划、广告影响、激进选择、教育改革、音乐、艺术和电影批判等进行了分析。它的结构由时代所决定: 拥有大量图片内容的杂志版式，这与当时的左派杂志有很大不同。《大学与左派评论》同样还参与了数不清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外延”的讨论，从有着爵士乐和早期爵士乐的、位于家庭式办公室里的“战友”咖啡厅，到暑期学校和教师学习小组以及贸易联盟，以及伦敦学校左派俱乐部，同样还在核裁军运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一些四十岁的半独立人士组成的新左派俱乐部从事着一种新的科学运动，这种活动是活跃的、有信仰的、实在的，而且似乎是将新左派热衷的本质赋予到学术、政治和文化空间中去。《大学与左派评论》认为文化是一种早期新左派内部的紧张因素，它致力于发展诸如青年亚文化和展现出新价值和身份的政治群体，还伴随着对政治组织的试探性态度。一些人认为它失去了影响力，并且将之解释为是对“浮夸主义”——被新左派中的顽固者用来攻击“消费社会”肤浅价值的年轻化样式——更为年轻化的妥协，汤普森则提出，只重视文化发展的分析，忽略政治组织，这种做法颇具危险。实际上，对《大学与左派评论》方法新颖性的低估，反而促使人们去深究到底什么是“文化主义者”，这将延续早期新左派的生命力，并使之成为最富有意义和最值得继承的时代遗产。

　　结论

　　在丰裕问题上，早期新左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这在该时期的思想史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其他左派把丰裕当成一种假象不同，新左派认为丰裕的范围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广泛，它还引发了政治、文化和社会变化，这些新情况要求我们用新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策略。同时，新左派指出，丰裕的局限性( 如减少贫困，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性) 有效抵制了许多左派的经济决定论，使人们开始反思我们所预设的丰裕效应，从而为批判留下一席之地。此外，新左派关于“繁荣神话”潜在影响的洞见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左派审视丰裕的独特视角使得他们能够针对修正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提出富有创造性的挑战。

　　在上世纪50 年代末关于“资本主义变迁”的论战中，新左派重申，在私有制体制内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是不可能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必不可少。在资本主义的变化上，新左派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不过在某些地方，新左派却止步不前，比如在反驳修正主义所说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工资和管理“革命”已改变资本主义的言论之后，新左派退回到理论与命题的推演上来，只能勉强地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作出一些细枝末节的分析。此外，新左派在一些重要问题如福利改革上也未达成共识。新左派在许多作品中对丰裕资本主义公共保障服务的缺陷之处作了人道主义式的、形式上的批判，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无论资本主义如何丰裕，真正的社会主义先进性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内部获得彻底实现的。而安德森则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太强的说服力并作了详细论证。新左派从更广泛的角度对共同体中的伦理问题与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们挖掘出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缺陷，批判工党国有化战略中既有的并已开始潜移默化影响工党左翼人士思维的官僚主义和计划经济倾向。新左派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社会公正和公有制模式。他们认为，总体的经济结构问题要比具体目标( “更加公平”和“更好的福利”)的完成更为重要，公有制是唯一的路线，可以保证生产生活以人性化、民主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可以为结束异化和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创造条件。正因为如此，在为工人运动注入新鲜血液、提升工业时代的民主、将工党国有化战略提上日程等问题上，他们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同时对如何在所有制中进行伦理视域的反思尚显不足。

　　关于丰裕在阶级分析中的涵义，新左派从全局的角度否定了“物质条件提升会腐蚀或腐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或导致‘去无产阶级化’和偏离工党”的观点。然而，与克罗斯兰相比，新左派认可物质的进步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在这一前提得以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优先考虑伦理和文化问题。对于广大左派人士贬低劳动者个体行为的清高和武断态度，新左派人士并不认同。同时，新左派人士也并不认为，工党参与选举会影响丰裕目标的实现。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困境。霍尔在探索阶级意识问题时，提出了“阶级感”这一概念，使曾受汤普森严厉批判的个人消费、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等问题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汤普森自己也决不会认同，“消费”资本主义中的产品和技术，与社会的富裕进程一道，在潜移默化中动摇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信念或使这种信念复杂化。在文化领域迅速燃起的兴趣——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基于这种观念而产生。尽管尚存争议，“文化主义”成为早期新左派最具生命力的遗产之一，它超越了修正主义，把目光聚焦在生活与创新之上，希望提供一种真正的与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视角，以此作为意义的生成机制，重铸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唯有新左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利用各种手段——例如俱乐部关系网——将文化主义应用到培育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一理论取向才能逐渐成形。此时，我们才能在新左派的立场上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实现民主的尝试。

　　新左派关于丰裕思想的根源在当代获得了更准确的解释。唯有站在这个高度上，一些支持社会底层激进活动的行为才能获得些许认同，并继而向工党左翼施加政治压力和理论压力。曾经一度萎靡的新左派在本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借由丰裕的讨论而获得重生，虽然他们的一些主张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发生了改变。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许多思想，尤其是阶级观念变化、消费社会的影响和大众媒介理论等都富有生命力和前瞻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新左派批评修正主义者的左翼思维，认为修正主义偏离共产主义，站在社会主义传统之外设定一个“繁荣的社会”，并以此作为“当代社会最具活力和感召力的社会主义宣言”。

　　原载《马克思主义学报》2014年第1期

　　(单位：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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