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相反的运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发展历史中，社会、民众以及政府会针对自由市场的弊端，进行一系列社会建设，以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力量的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社会建设是引领全面改革的突破口，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把社会建设作为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当前困扰中国的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又能以社会建设引领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符合现实的选择。实施社会建设，需要尊重社会建设规律，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注重制度建设，建立长期可持续的社会制度。
关键字：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政策建议
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发展，而发展又被简单定义为GDP增长，导致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现有的执政思路并没有能够有效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代中国面临的国情、世情、民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的难度加大，改革的领域延伸更广，改革的阻力也更加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好顶层设计，找到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进而引领全面改革对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其中，社会建设在这五项改革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中心”作用，它直面当前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化繁荣的保障。社会建设，可以成为下一轮改革的突破口，从而引领全面改革。
一、社会建设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代表把一切交给市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n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谈到，自19世纪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相反的运动。一方面，自由放任的市场力量，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会带来贫富分化、道德沦落、社会组织瓦解、生态破坏等;另一方面，社会、民众以及政府针对自由市场的弊端，实施一系列社会建设运动，以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力量的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波兰尼认为，一个“脱嵌”社会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最终证明只是一个乌托邦①。历史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建设往往相伴而生，每当市场化、全球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同时，都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一个社会建设的高峰期。高质量的社会建设则会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执政基础，促进政治清明，进而促进经济又一轮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除了依靠市场经济之外，同样也离不开社会建设。这种“从市场经济到社会建设”的历程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当时欧洲工业革命引起了市场化高速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依靠政府的力量，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会救济，强行把工人和土地推向市场，这在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恩格斯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对英国做出预言：随着小资产阶级不断分解，无产阶级队伍会越来越大;随着财富分配不均现象越来越显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必将到来。②从19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被迫相继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出台最低工资法、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等。19世纪60年代，英国工会全国联合会成立，英国议会通过废除童工等法律。1883年，德国为了缓和劳资关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险制度。这些措施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第一次工人危机得以缓和。第二个周期是19世纪末到二战后。由于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化和全球化又迎来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空前迅速。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经济危机，相继引起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欧洲大量企业实行国有化，社会建设方面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如英国等国家仿效苏联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全民免费医疗);美国约翰逊总统推行“伟大社会”计划③，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许多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自由资本主义逐步走向人道资本主义以及福利资本主义。第三个周期是80年代以来，社会建设虽然缓和了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但同样也带来了滞涨、效率低下等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不到20年的繁荣期，全球相继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爆社会危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抗争此起彼伏。并且，这些危机已经延伸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欧和拉美国家，由于推行自由经济政策措施不当，许多执政多年的政党下台。自21世纪以来，从拉美开始，先后出现了一批重视社会建设的政党上台执政，这些政党强调政策面向基层民众倾斜，缩小收入差距。例如2003年巴西总统卢拉上台，推行“零饥饿”计划;墨西哥相继推出了“进步”和“机遇”计划，使超过500万家庭受惠④。从以上三段历史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相反的运动，社会建设是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继续腾飞的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新中国头30年社会建设奠定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严重社会分化以及长期战乱带来的破坏，政府把社会建设置于了重要位置。新中国独立自主地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道路，保障了全体百姓的基本民生需求。在城市和农村相继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行义务教育，在收入分配上比较公平，推动工人、农民直接参与管理，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在社会管理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虽然大量资源被用于发展重工业，但正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组织的完善，才使得基本民生得到了保障、社会保持稳定。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赢得了独立安全的国际地位，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接受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⑤，基础教育普及率达到90%，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⑥，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正是这个公平的起点，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竞争和国内需求的迅速增加提供了前提。可见，我国的“经济奇迹”，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新中国前30年社会建设奠定的基础。否则就无法解释，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都实行市场经济，却没有取得我国这样长期的高速发展。
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体制是吸引发展中国家精英移民的三大原因。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保护个人自由、尊重人权的文明标志，并且已经成为西方大多数国民的基本理念。它是西方社会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领域也对市场侵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私有化在一些企业部门得以推行，例如铁路，但在社会性很强的领域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私有化措施往往“雷声大、雨点小”，甚至遭到完全的失败。人人享有基本社会福利成为欧洲国家的共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NHS即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同工业革命、莎士比亚一起成为英国国家形象的象征，向全世界人民进行展示。可以说，“福利国家”的社会建设理论和政策已经从学者的学说转变为政府的行动纲领，无论什么政党执政，这一政策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几乎已经成为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赞同的主张。
重视社会建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不再把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经历过的血汗工厂、生态破坏、劳资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摸索着回答这一问题，而重视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社会矛盾还不那么激化的情况下就搞好社会建设、避免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是走出这条新路的一个途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面对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代替，但是，这种进步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经过社会主义运动长期的斗争才实现的。特别是当代世界各国，虽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多种多样，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人们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进行努力的旗帜。
二、以社会建设为突破口，引领全面改革
长期繁荣的国家，无不是在经济腾飞之后，及时把注意力转到了社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上。当前，我国单项改革的潜力已经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新的改革需要统筹兼顾，让各项改革互相促进。在全面改革中，以社会建设为突破口，既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为深化改革提供民意基础，又有利于促进经济、政治、文化改革。
社会建设能够凝聚改革共识，是共同富裕应有之义。长期以来，我国在社会建设领域重视不足，不少人民群众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部分群众甚至认为，“改革就是涨价”、“改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感。从短期来看，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对象是基层的群众，保护的是基层群众的利益，是一种普惠性的增量改革。它能增加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深化改革提供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社会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十八大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一个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社会，一个社会关系紧张的社会，都不能称之为共同富裕的社会。社会建设着力提高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各个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很大，特别是有产者阶层和普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差距极大，这既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正常差别，也有分配上资本力量强、劳动者力量弱的原因，而且，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都和这个原因有关。开展社会建设，既能够弥补由收入差距带来的基本民生问题，为百姓提供基本民生保障，又能够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扩大一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表达渠道，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
社会建设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深化。一是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我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两个转变：一是从日用消费品向大额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变;二是从个人消费品向公共服务需求转变。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太大，社会保障薄弱，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为此，必须有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预期，减少防御性储蓄，增加消费，同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如不做这些工作，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仍会带来进一步产能过剩，社会矛盾加大。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农合、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三项医保，分别使相应人群的消费提高5.4%、11%和10.2%，总体上使居民消费提高7%⑦，相当于每年释放1.3万亿元消费能力，远超过政府财政投入，实现了乘数效应。二是社会事业本身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养老、护理、教育、心理咨询、群众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政府把公益性的公共服务办好之后，还能够促进带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美国奥巴马政府搞医改，仅仅建立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一项，就能创造20万个工作岗位，并且需要的大多数是高端人才。我国现阶段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加强社会建设本身能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社会建设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利于节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数量，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吸引其他国家的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本国;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⑧社会建设包含教育、医疗卫生和人口等多个领域，这些都直接关系着人力资源水平。增强社会建设自然有利于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能够促进社会建设，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水平，这就形成了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社会建设着眼于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为产业转型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民主政治需要社会建设奠定良好基础。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有比较健全的国家制度、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比较稳固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健全的国家制度，那么民主政治程序就很可能被外部势力操纵;没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收入、教育水平、利益诉求差距过大，民主政治必然变成强势利益群体压迫和剥夺弱势群体的工具;没有完善的公共服务，群众就没有意愿参加民主程序，因为选举的结果和自己没多大关系;没有稳固的社会组织，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中下层群众，就很难团结起来，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社会建设要建设比较健全的国家制度、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比较稳固的社会组织，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远之计。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公众具有理性、有序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近几年，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乱象，与公民民主参政素养不强、缺乏理性参政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民主政治较为发达国家都往往经历了政治参与逐步扩大化、固定化和法制化的阶段。从卫生、教育、社保这些群众人人都关心的领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参与，既便于操作，又能扩大影响、提高政府威信，还能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建设是文化发展的保障。一是文化繁荣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纵观历史，中华文化大繁荣的时期，都是社会信任度较高，话语环境相对宽松，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得到了较大保障和扩展的时期。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首先应该使个人免于饥饿，免于疾病、免于愚昧⑨。只有这样，个人创造力才能得以激发、生命力才能得以申扬，文化大繁荣的盛世景象才能得以出现。二是重构道德体系需要社会建设。道德重建不在于疾风骤雨般的批判和谴责，在于实实在在建立起能够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安全的制度，在于将人的基本权利从经济领域分离出来，为社会个体提供教育和医疗等有效的保护机制，从而避免社会过度分化⑩。三是社会建设能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一国价值观、道德准则以及感召力的综合体现。加强社会建设，倡导公平正义，主张社会和谐，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核心，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三、实施社会建设的两点建议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转变观念。深化社会建设，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目前，一些干部的知识结构、政策环境和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建设的环境中形成的。对社会建设规律认识不够，许多社会建设措施照搬照抄经济建设思路，不符合社会建设的规律。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有不同目标和规律，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以市场为基础，社会建设以社会组织为基础;经济建设主要靠物质资源，社会建设主要靠组织资源;经济建设的衡量是经济效益，社会建设的衡量是社会效益;经济建设主要靠个人选择来规范，社会建设主要靠公共选择来规范。因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以下不同：(1)在目标上，经济领域追求增长速度，社会领域追求公平正义。(2)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经济部门主要依靠价格机制，社会部门主要依据社会基本需要。(3)在激励机制上，经济部门主要依靠利润刺激，社会部门主要依靠公共民主管理。(4)在主导力量上，经济部门主要依靠企业和企业家，社会部门主要靠政府职责、非营利机构和群众的广泛参与。(5)在实施路径上，经济建设宜于自下而上，分权让利，社会建设既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又要整体设计、统筹兼顾、合理约束。
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在理念上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事实上，社会建设既要靠投入，更要建机制;既要依靠物质资源，更要依靠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要发挥我们政治体制的优势，发动广大群众、基层组织和志愿者来大办社会事业，通过全民共建实现全民共享。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制度。近年来，全国社会建设进展很大，但许多做法尚未形成制度。在政策制订中，社会政策往往从属于经济政策。实际上，正像我国有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一样，在社会领域也需要一个“基本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基本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教育制度、基本住房制度、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基层和群众工作制度以及财政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等。建议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率先突破，提出建设“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具体做法是：(1)成立中央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统筹领导社会建设全面工作。每年召开中央社会建设工作会议。(2)从领导配置、部门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在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应明确把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的领域区分开，强调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并重。(3)对社会政策体系建设进行整体规划，明确其指导思想、基本目标、主要内容，制定出社会建设和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给人民群众以鼓舞和信心。
注释：
①[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第16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585页。
③顾昕：《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6)。
④吕茵：《社会保护运动在全球的底线以及其作用评析》，载《世界纵横》，2011(5)。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第8页。
⑥丁冰：《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何在》，载《当代经济研究》，2007(12)。
⑦甘犁：《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0(S1)。
⑧[美]R.巴罗、X.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⑨[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96-102页。
⑩郑永年：《公民社会建设是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前提》，载《联合早报》，201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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