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总依据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灌输
为什么要坚持灌输论呢?总的来说，是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当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 "自在的阶级"之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往往在思想政治上 "隶属于"资产阶级。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
而这种思想能够占统治地位即为广大被统治阶级所顺从，靠的主要是“灌输”这个手段。例如，“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同时，“灌输”的不仅是思想和意识，还包括谎言。在巴黎公社事件后，恩格斯在给他妈妈的信中就提到，“你们只有从《科伦日报》和《爱北斐特日报》上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
为了保证灌输的实施，统治者还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了种种措施。例如，中国古代君主实行科举制度，从接受统治阶级儒教思想的人员中选拔官员，鼓吹半部《论语》平天下。而当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向几乎已经不信教的重理智的官僚国家灌输基督教思想，也是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大家去做礼拜：“他就采取措施使一般人、特别是使官吏们更经常地上教堂，要求人们更严格地遵守礼拜日的规定，拟定出更严峻的离婚法;整顿(有的地方已经开始)神学院，在神学考试中虔诚重于知识，许多官职大半由信教的人接任;此外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众所周知的办法。这些措施和办法可以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怎样顽强地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诫命制定国家法律。”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
反对马克思的巴枯宁分子也主张灌输：“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引出这一思想，然后力求将这一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这就是应抱的目的，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批评道，这些先生们“将用它绝不会有任何成果的‘彻底研究’的办法引出思想。‘然后’由他们将它‘灌输到我们的工人组织中去’。对他们说来，工人阶级是原料，是一堆杂乱的东西，要使它成形，须经他们的圣灵的吹拂。”
列宁也多次提及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反面灌输。例如，“‘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俄国解放联盟中央委员会打着非党立场的幌子向工人抛出资产阶级论调，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思想，用资产阶级的烟雾模糊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立宪幻想，这是现在立宪民主党的数百万份报纸趁社会主义报纸被迫沉默的时机，向人民头脑中灌输的政治机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毒素。”等等。列宁还注意到有些反面的灌输来自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一些成员的错误主张。例如，“普列汉诺夫的这种估计引起了数不清的背叛性的评论!无数双龌龊的自由派的手抓住了他，要把有害的思想和庸俗的妥协精神灌输给工人群众!”“亚·波格丹诺夫的整个写作活动不外是企图向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经过粉饰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唯心主义概念。”
当然，灌输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独享的专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提到艾韦贝克“不得不把千辛万苦地印入自己脑海里并且同样千辛万苦地灌输给工人们的一些空话，又从自己和工人头脑中再清除出来。”恩格斯在给库格曼的信中也曾指出，“要想清除掉李卜克内西系统地灌输给工人的南德意志共和主义小市民的狭隘观点，那就困难得多。”
同时，谁也不能说灌输的东西就是是不好的、错误的东西。例如，恩格斯曾提到优秀的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它画的是一群向厂主交亚麻布的西里西亚织工，画面异常有力地把冷酷的富有和绝望的穷困作了鲜明的对比。……这幅画在德国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事实上社会主义今天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进行灌输。马克思曾经提到，他曾把反俄情绪作为最无害的抗毒素灌输给波克罕。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经提出，“如果你能向波尔恩灌输一点东西，他将能写出很好的演讲词。”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哈尼时曾指出，“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前者对他来说是一件约束疯人的紧身衣。后者是他的本性。”马克思还批评《哥达纲领》起草者歪曲了“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思想萌芽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在建立科学世界观方面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正是在这篇光辉文献中，“灌输论”思想才萌芽。“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在这里，“头脑”与“心脏”的结合，就是“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的结合，就是德国哲学家与工人的“联盟”，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何实现这种结合，“思想的闪电”怎样“彻底击中”尚未被理论武装起来的、处于自发状态的“素朴的人民园地”，这就蕴含着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之意，这可以理解为对“灌输论”思想的最初表达。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进一步表达了“灌输论”的思想。他们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在这里，他们明确地表达了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教育、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的思想。他们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从工人运动外面灌输进来，因为“贫困”不能产生“理智”，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它最初只能由“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的、“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主义者的斗争中再次表达了有关思想。在第一国际筹建之时，蒲鲁东主义者竭力阻挠第一国际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第一国际建成一个国际信贷和合作社之类的组织。他们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大会上先后抛出了“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建议。这一建议遭到了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大会的否决。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告诫工人阶级：“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再一次强调了工人运动与科学理论结合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主义者仇视革命理论，“把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斥一切文人等等上面”的行为是“荒唐的”，指出国际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被任命为我们协会里的负责人员的原则”，强调革命理论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此外，恩格斯在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这段话明确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意义。当然，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专门来探讨“灌输”问题，其论述因而显得不够集中、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关于“灌输论”的观点体系。因此，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做是“灌输论”的思想萌芽。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系统化
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外，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灌输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普列汉诺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普列汉诺夫在向俄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曾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革命的代数学’。凡是要想同我们现存秩序进行自觉斗争的人们，都必须了解这种学说。”“这个理论，这个由于它的所谓宿命论把资产阶级吓坏了的理论，灌输给无产阶级以无比的干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条后来经列宁的阐发而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至理名言，最初就是出自普列汉诺夫之口。但是，对“灌输论”贡献最大的是列宁。
在俄国经济派“自发论”大行其道的历史条件下，列宁重申“灌输论”，使之具有了新的现实针对性。列宁重申“灌输论”的时候，正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党组织中小组习气浓厚、工人运动分散性和自发倾向普遍存在、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经济派推崇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迷恋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满足于分散状态，醉心于经济斗争，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倾向助长了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思潮的发展又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使党进入一个混乱、瓦解、动摇的危机时期。所以，揭露和批判党内的经济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开始了对经济主义的坚决斗争。他明确指出，同伯恩施坦主义一样，俄国经济主义的实质是要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因此，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经济主义作斗争，“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正是在同经济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对“灌输论”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了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中，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稍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1896)中，提出并定义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并进一步指出：“社会民主党对工人的阶级斗争所能给予的帮助应该是：在工人争取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中，列宁重申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第一次系统阐发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的著名论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中，明确提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旗帜”。应该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在研究“灌输”问题，例如，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就论及到“灌输”的具体方法问题。但是，列宁“灌输论”的标志之作是他在1901-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灌输论”的思想：
(1)工人运动不可能单独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但自发性和自觉性毕竟不同。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2)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3)“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因此，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4)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变为自觉的革命运动，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
(5)“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既以鼓动员的身分，又以组织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
在上述5点内容中，第1至3点，主要论述的是灌输之必要性，回答的是为什么要灌输的问题;第4、5点主要论述的是灌输之方法，回答的是怎样灌输的问题;所有内容都论及了灌输的主客体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对谁灌输、谁来灌输的问题。总起来讲，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把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献中的思想阐发出来，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并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灌输论”观点体系，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
三、斯大林、毛泽东坚持运用灌输论
斯大林坚持“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把工人运动和社会结合起来”的观点。他指出：“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斯大林还指出：“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因此，斯大林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要想在工人阶级中生根发芽，真正地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就必须把它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第一批运用灌输论的人之一。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这里的“贯注”其实质就是灌输。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曾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同时指出正确的政治观点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要靠思想教育，要靠我们的党、政、工、团联合起来，不断向人民群众传播正确的思想观点，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等错误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并进一步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些言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灌输论，而且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
四、马克思主义反对硬灌输和把灌输简单化
马克思主义对于灌输有着辩证的认识。恩格斯指出：“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象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恩格斯还指出，“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不能一开始就硬塞给他们理论，但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重视理论，那时一切都会就绪的。”
列宁也注意到了灌输中一些错误做法。例如，他批评，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肆意歪曲学校不脱离政治的原则，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毫无疑问，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同这种随心所欲地运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
列宁认为，正面的灌输要能最终达到效果，还得依靠实践的验证来说服群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需要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灌输给工人群众。”“不能采用向工人劈头盖脑地灌输一大堆理论论证的办法。”“资本主义愈发展，政治斗争愈尖锐，就有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话，相信我们的话被实际生活(或者说被历史)所证实。”
最后，在谈到培养共产主义青年时，列宁深刻地指出，“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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